泣血的国会（二）

“国会速开一事为我国存亡问题。何以言之？外患日迫，非国会担负财政、扩张国防，不足以抵制；内政腐败，非国会与责任内阁对待，不足以促其责任，而发展助长交通诸政。”1910年10月22日下午，资政院预备国会现场，身为速开国会请愿团的一份子，罗杰议员第一个站起来慷慨陈词，“现在国民之断指割臂挖股者相继，皆表示国民以死请愿之决心。”

资政院预备国会审议速开国会陈请案五天前，各省谘议局的请愿书已经送抵资政院。国际局势对大清帝国越来越不利，“日俄缔结新约，英法夙有成言，诸强释嫌，协以谋我。日本遂并吞朝鲜，扼我吭而拊我背；俄汲汲增兵，窥我蒙古；英复以劲旅捣藏边；法铁路直达滇桂；德美旁观，亦思染指。瓜分之祸，昔犹空言，今将实见。”侨寓日本横滨专程回国的请愿代表汤觉顿以日本宪政改革经验提醒满清执政集团，曾经遭遇欧美外侵的日本因开国会，“财政始能发达，外交始能平等。”

国际列强的觊觎令满清执政集团寝室难安的同时，内乱同样让执政集团苦不堪言，除了革命党的谋杀、暴动外，“各省饥民久思不赡养，铤而走险，土匪乘之，骚乱日告，长沙、莱阳几酿大变，虽幸或裁定，而善后之策一筹莫展，乱源不拔，为祸方滋。”摄政王载沣一度在张之洞临终前对枪杆子信誓旦旦，可是内乱不断，长沙、莱阳的万人暴动都是吏治腐败，窘困财政一手造成的，现在全国上下“无不嗷鸿遍野，付莽满山”，简直到了“举国偃然，不可终日”的地步。

载沣从慈禧太后上手接过的江山早已是“政事日堕，吏治日疏，权利日失，地方日蔽”的烂摊子，由于满洲八旗入关承接了明王朝的专制政体，为了捍卫君主至尊地位，满清执政集团建立了一套森严的等级制度，政府与国民之间各级官吏横在期间，国民的欲求毫无表达通道，国民对政府的批评意见自然也就无从知晓，身居九重的皇帝最终成了官吏们权杖上镶嵌的珠玉，摆设而已。现在满清的官员贪污行贿，损公肥私，“国家事事败坏于官吏”。

国民饥不果腹跟官吏中饱私囊有着莫大的关系，载泽主导度支部的财政改革第一步就是清理地方财政，当中央派往各地的监理官到任后发现，地方财政一片混乱，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大宗的厘金、盐税俨然就是各地督抚们的命根子。速开国会请愿团对满清现有的监察系统很失望，根本不相信他们能杜绝官吏中饱私囊，“清理者云，不过为整理财政之创始，若日后实行整理，则节目浩繁，万非今日智识有限之监理官所能尽职”。

全国嗷鸿遍野背后是地方财政早已破产。湖广总督治下的湖北一直是晚清工商业改革的旗舰之地，可是“鄂省度支困竭，供不逮求”，简直到了“罗雀掘鼠”的地步，“每岁计短银二百余万两”；晚清名臣李鸿章的故里安徽更是“岁亏甚巨”，每年的财政赤字高达二百一十万两以上；作为满清宪政改革试点的东三省财政更是“罗掘几空”，宪政改革的开支毫无着落，只能派出密使到华盛顿借款。当一份份糟糕的财报送抵摄政王的案头，载沣也只能仰天长叹，偌大的帝国已经拿不出一两救济饥民的银子。

面对腐败的执政集团，国民对宪政的渴望早已秋水望穿。

当年，年迈的中国老皇帝乾隆收下了“蕞尔小国”英国人孝敬的礼物后，将英国使团礼送出境。英王使臣马戛尔尼勋爵回国后感叹：“大清帝国是在用一副庞大的僵尸躯体在吓唬世界。”鸦片战争一声炮响，摧毁了天朝的最后一丝尊严。到了同治皇帝年间，被清廷通缉的“红毛状元”王韬就给满清执政集团开出宪政药方：“治乱之源，强富之末，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89]。”

满清执政集团的精英们在鸦片战争后一直处于焦虑状态。身为皇室的领袖，恭亲王奕訢一直小心维系“叔嫂共和”局面，期翼以时间换空间，试图通过经济改革来改变帝国贫弱的糟糕局面，奕訢的政治盟友文祥在临死前向皇帝递交了最后一份密折，大胆地提出了设置议会两院制的宪政改革设想。同治年间，满清执政集团的开明派精英们甚至两次派出小规模的考察使团赴欧美考察宪政，一时间被欧洲王室誉为“中国天使”。

“中国天使”们从欧洲带回了议院宪政，在提交给满清执政集团的考察报告认为，欧洲那些乡绅平民的下议院议员们拥有立法权、财政和监督权，那些贵族精英们权力相对受到约束，他们只拥有限制级的立法权跟司法权。令考察团惊讶的是，下令向大清帝国开炮的英国君主的权力也会受到约束，无论是外交还是内政，君主都要遵循法度，议会拥有赞成跟否决君主、内阁所有提案的权力，君主必须遵循上议院跟下议院讨论通过重大决策、制度[90]。

满清执政集团一度对欧洲的宪政兴趣盎然，欧洲疆域不大，国家众多，即便是比利时、丹麦这样的小国，都有尖端的武器，强悍的军事，先进的技术。欧洲各国强悍的背后，现代工业跟金融推动了政治体制的改革，君主不再是万能的主宰，国家的命运掌握在民主的议会。而中国千年封建皇权至上，皇帝成为唯一的决策者，日本的明治勋臣大久保利通说得没错，明君良辅只是一时之治，欧洲的经验表明，宪政政体是富国强兵的基石。

商业精英是鸦片战争之后新崛起的一个阶层，他们同国际商业势力的交往过程中经常以股权合资的方式依附在洋商名下规避朝廷的苛捐杂税，他们骨子里期望中国实行宪政，确保他们的人生及财产安全。以买办商人郑观应为首的商业精英阶层提出，“中国而终自安卑弱，不欲富国强兵为天下之望国也，则亦己耳，苟欲安内攘外，君国子民持公法以永保太平之局，其必自设立议院始矣[91]”。

“国中偶有动作，必由其国主付上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卿士也；付下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庶人也。议之可行则行，否则止，事事必合乎民情而后决然行之。”太平军起义证明国民对满清执政集团已经绝望，执政集团已经不能维护皇权万世一统，欧洲风行的两院议会宪政制度是欧洲王室成功转型的保障，是满清执政集团转型的范本，文祥在1876年临终前就向光绪皇帝建议，西方国家的宪政政治在中国可以尝试。

文祥死后，慈禧太后在中法战争期间罢黜恭亲王奕訢，中日甲午战争后更将李鸿章边缘化。两位试图通过经济改革来改变国家命运的温和派被逐出权力中枢后，精英阶层对国家的前途更加焦虑，曾经藐视四夷的天朝如今“为俎上肉久矣，商务之权力握于英，铁路之权力握于俄，边防之权利握于法、日及诸国”，连游学西方的“四大寇”之首的孙文都“上书傅相，一白其胸中之素蕴[92]”。

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除了向列强们支付大量的战争赔款，大片的土地为列强侵占，一时间租界如林，国际军队南北交错，海关财税落入列强之手。满清执政集团已经没有能力管理好这个千年的帝国，吏治坏到了极点，两广总督岑春煊一上任就拿掉数百名地方官而落得“官屠”的绰号。执政集团的合法性在一次次的起义、暴动中丧失殆尽，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士大夫们依然希望满清执政集团能够效法欧洲老牌王室的宪政转型。

“窃闻东西各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国会者，君与国民共议之政法也，盖自三权鼎力之说出，以国会立法，以法官司法，以政府行政，而人主总之，厘定宪法，同受治焉。理性宪法，开国会，以庶政与国民共之，行主权鼎力之制，那么，中国之治强，可计日待也”康有为一度成为光绪皇帝的宠臣，试图通过变法来改变中国的命运，甚至打算聘请日本明治勋臣伊藤博文为政府顾问，可惜慈禧太后一夜之间摧毁了士大夫们的改革之梦，康有为们的国会之说昙花一现。

1900年，慈禧太后一度谋生废黜不听话的光绪皇帝，各国驻华公使们很不高兴，警告慈禧太后不要轻言废立皇帝，甚至派出医生到紫禁城给光绪皇帝看病。在满清执政集团保守派的鼓噪下，慈禧太后一怒之下向万国宣战，当八国联军的枪炮响彻北京的那一夜，慈禧太后逼着光绪皇帝连夜西逃。在西安担惊受怕的日子里，慈禧太后下令新政，以张謇为首的士大夫们再次点燃了宪政之火，那些苦等宪政的商业精英们再次激情澎湃。

宪政改革之火的燎原同日俄战争有着密切的关系。甲午海战失败后，李鸿章主张联俄抗日，沙皇登基之时，慈禧太后还派遣李鸿章赴俄朝贺，令满清执政集团肝胆俱裂的是，一直有“欧洲宪兵”之称的俄国败于蕞尔小国的日本，朝堂江湖才意识到，日本战胜俄国“非小国能胜于大国，实立宪能战胜于专制”，“日本以立宪而胜，俄国以专制而败”。一时间，“上自勋戚大臣，下逮校舍学子，糜不曰立宪立宪，一唱百和，异口同声“，”“立宪之声，洋洋遍全国矣”。

“现在国家危险已达极点。”举人出生的民选议员江辛在资政院预备国会上痛心疾首，“救亡问题除速开国会更无别法，如再迟延，则国家前途，本议员就不忍再说了。”宪政改革中开国会、颁宪法、设内阁三项最为大者，莫过于开国会，立宪派认定“国会乃立宪之精神所在”，可是满清执政集团中顽固的皇室亲贵们担心“国会一开，民气嚣张”，国民们立即意识到朝廷没有宪政改革的诚意，立宪派的激进分子号召国民“与政府宣战[93]”。

国民们真的失望了。河南印花税案表面上看是谘议局同巡抚的权力之争，议员易宗夔一语中的，资政院的议员们不是人民直选，“不能代表人民承诺新租税”。可是宪政改革的关键在国会监督政府，监督政府重中之重就是财政监督。日本留学归来的贵州谘议局副议长、资政院议员牟琳对国民拒绝向政府缴纳新租税相当的担忧，“国家存亡就在财政”，现在度支部每年的预算款项赤字五千万，政府只要一提到加税，“人民多起反对”。

“加税何以如此之难？”牟琳对满清执政集团拖延召开国会相当的愤慨，没有财政支持的宪政改革都是空中楼阁。“政府所虑，不过说中国人民程度不足。”江辛议员质问满清执政集团的权贵们，民智问题事关宪政民主的普及，从1901年的新政开始教育已经先行，全国推行了义务教育，“各省谘议局开议一年，亦未闻有什么风潮，可为民气并不嚣张。”相反，国民断指割臂请求速开国会，证明国民对国会监督政府充满期待。

满清执政集团拖延召开国会的真正目的是担心失去权力。按照宪政游戏规则，内阁对国会负责，开国会就一定要组建责任内阁，以奕劻为首的满清皇室亲贵一直图谋执掌责任内阁，可是按照“外国情形，内阁与国会冲突之时，第一次国会可以解散，第二次内阁必须解职”。皇室亲贵们突然发现，责任内阁跟只对皇帝负责的军机处完全是两回事，即便皇室亲贵垄断了责任内阁，只要跟国会发生两次冲突，他们将失去辛苦争夺来的内阁席位。

权位是满清执政集团皇室亲贵们心中的痛。汉族武装集团在剿灭太平军的过程中崛起，地方督抚半数均出至于湘、淮两大汉族武装集团，改写了满蒙亲贵垄断天下权力的格局，满清皇族精英们一直在想方设法削弱汉人势力，令汉人督抚们相当不满。1900年，八国联军进兵北京，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一路西逃，地方督抚们通电“东南互保”，对摇摇欲坠的逃跑朝廷袖手旁观。同时，结盟的地方督抚们抓住机会不断向朝廷施压，陈请立宪，试图通过宪政改革来约束满清皇族的权力，以获得更大的地方自治之权。

光绪皇帝在1908年宣布预备立宪后，以袁世凯为首的汉族势力加速争夺宪政改革主导权，宪政改革试点的东三省督抚被北洋集团垄断，两广、湖广、两江、直隶四大总督均为汉人。皇族亲贵们拖延召开国会背后，国会对应的责任内阁一直是权贵们夺权的焦点，为此皇族七党们相互拆台，度支部的载泽一党交通隆裕太后一党，遏制掌握兵权的载沣三兄弟；载涛、载洵两兄弟试图通过国会来谋求军费，保住皇族枪杆子；议员犹如一把锋利的刀，身为议长的溥伦可将国会之刀高悬在曾经夺去他皇权的皇族们头上。

宪政改革成了一场新的权力瓜分游戏，与国民毫不相干，国民们发现“立宪之事，不可倚赖政府”。一直鼓动民众请愿的士绅们相当焦虑，各地谘议局的议员们曾经是体制外的基层精英，在宪政改革的浪潮中逐渐进入基层权力中心，他们能够弹劾官吏，纠察财政，决策地方自治的基础源于民众，一旦民众对肮脏的权力之争失去耐心，宪政改革将错失良机，士绅们也将失去在民众心中的尊崇地位。

“国会者，与全体国民有直接之关系者也，何谓国会？即国民参政权荟萃之中心点也”，“今之所谈政治者率多倚赖政府之心，日注意于国民所以被治之涂，而不从事国民所以自治之道”，立宪激进分子提出，“今国民欲解决政治上之问题，则当从国会着手，庶不致蹈枝枝节节而为之弊矣。”各地进入基层权力阶层的士绅精英们鼓动民众不惜割肉血书向政府施压，只有构建一个国民意愿的国会，扩大国民在国会中的权力，国会才不会成为满清执政集团统治的宪政工具，国会作出的决议才更符合国民的意思，才能真正维护国民的利益。

“今日本议员对于众议员、军机大臣、各部行政大臣、政府特派员先行叩一个头。”1910年10月22日的资政院预备国会现场，于邦华议员的叩头震惊了全场。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国民的不断请愿终于得到了资政院的支持，这一天，军机大臣、各部尚书均出席资政院预备国会，旁听议员们审议速开国会请愿陈请案。于邦华议员呼吁当场的诸君，“当今时局正在危急存亡，今日同堂研究，可先把一切自私自利心肠一齐抹去。”

于邦华的话音未落，整个预备国会现场“掌声如雷”。“中国时局日变，前半年一种模样，后半年又是一种模样，请问诸君，除却开国会以外，还有何项方法可以救亡？”于邦华眼含热泪，“国会譬如人心，人心若死，手足安能灵便？”于邦华谴责将各省谘议局与督抚冲突事件上升到民气嚣张的高度，更不能“归咎于各省谘议局”，“实缘议决之事，各省督抚不去执行，所办之事又不能洽于民心，心之不平，其气亦不可遏”。

一等秀才出身的于邦华是直隶省谘议局的明星议员，在议场内外痛陈时政积弊，被互选为资政院议员，在资政院依然言辞犀利。各省谘议局同督抚的冲突成了权贵们谴责民气嚣张的借口，于邦华一语道破民气嚣张之说的玄机，“我国行政机关有种种牵掣，况近日民间搜刮殆尽，财政无着，又有中央集权之说，使督抚不能办事，是以对于决议之事，往往不能执行，甘受人民唾骂。”

署理两广总督袁树勋与云贵总督李经羲就联合批评皇族亲贵们利用预备立宪削弱地方督抚的权力以收归中央，关键是皇族亲贵们“不辨明政务之统系，而欲以中央之权力，支配各地方之官吏”，两大总督感叹，“在督抚固窃议其侵权，在中央亦实力有未逮。”地方督抚们消极对抗皇族亲贵们的集权，以致舆论都开始同情地方督抚：“国是之纷纭、政令之错杂，一切措施动皆责成于督抚，而督抚之权日见削夺，动则掣肘，不足以举职而图功。”

整个国家官吏们都忙于争权，毫不顾忌“嗷鸿遍野”。“督抚自有督抚的难处，然则过在中央各部大臣？”于邦华理性地指出，现在国家行政效率低下，主要原因是中央没有统一机关，“各部各自为谋，此部有钱或用不得宜，彼部钱无则事不能办，彼此各不相顾，以致事出两歧，重重困难因之而生，凡此皆系国会未开之故”。议员们都坚信，只有通过国会来监督政府，让整个国家的预算、决算纳入决策体系，整个国家行政体系运作效力才会提高。

当陆军部大臣荫昌拿着银行的借款合同去度支部报账时，度支部大臣载泽拒绝报销利息时，他当时是多么地期望国会能够议决度支部支付陆军部军费。当派驻各地的财政监理官遭遇督抚们冷眼时，载泽多么希望国会能议决印花税征收案，中央财政有钱了就可少受督抚们的挤兑。可是“人民以为国家的用款我们都不知悉”，担心腐败的官吏们“将人民脂膏饱其私囊”，“所以人民有不肯纳租税，遂起而反对”。议员们警告皇族亲贵们，只有速开国会，“人民才能负担租税，国家就可以生存。”

“凡事无论如何，必有反对者，独今日发言表意，无一反对之人，此可见一般之心理。盖全国上下无不愿速开国会，且不但中国如此，即海外诸友邦亦甚望我国为完全立宪国。”议员陶镕心情“欢喜无量”，因为资政院由王公世爵、各部院衙门官、民选三类议员组成，每次审议提案时议员们争辩激烈，这一次在速开国会问题上议员们意见一致。轮到陶镕发言时，他提议，“现在既无反对，已表示全体一致之可决，请议长急性宣布表决，毋庸讨论。”

议场会议主持副议长沈家本宣布用起立法对速开国会案进行表决，话音一落，“全体议员应声矗立，鼓掌如雷”，整个会场齐呼“大清帝国万岁！大清帝国皇帝陛下万岁！大清帝国立宪政体万岁！”，掌声、呼喊声不断，“全场震动”。面对全体赞成速开国会，议员们“想政府一定欢迎，皇上及摄政王一定许可”，提出让度支部拿出预算案，让度支部大臣载泽到资政院预备国会现场说明预算案之大旨，因为“预算可以察看一过大政之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