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爷的新猎物：马尾船政

师徒联手

李鸿章在总督府如坐针毡，提笔给远在徐州城的曾国藩写信。

吴棠跟李鸿章是老乡，尽管两人表面上关系不错，在这之前也号称是金石之交。可是奕䜣的用意再明显不过，只要李鸿章到了河南剿匪前线，吴棠立即就会跑步进入两江总督府，两江人事、军政大权将全部落入奕䜣手中。曾国藩率领的汉族武装剿灭了南京的太平天国，在帝国中枢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所以李鸿章希望曾国藩能够就两江人事“熟筹密陈”。

李鸿章在给曾国藩写信的时候内心是矛盾的，奕䜣的“议政王”头衔被慈禧太后褫夺了，他为了巩固自己的军政大权，一定会加速对汉族武装集团的渗透、控制，寻求对抗慈禧太后的政治筹码。两江军政大权的背后就是财富，要想东山再起就得依靠两江。李鸿章此时跟曾国藩合作是最好的选择，因为这个时候老师在前线，手握重兵，慈禧太后会有所忌惮，奕䜣更会忌惮。可跟曾国藩合作，自己在两江的布局就会重归湘军集团。

紫禁城的波谲云诡令李鸿章真切地感受到了政治的险恶，官场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利益与利用。

李鸿章给曾国藩提交了一份新的两江人事名单：李瀚章担任江苏巡抚兼南洋通商大臣，[11]丁日昌担任类似财政厅厅长角色的江苏布政使。

李鸿章的算盘是，即便吴棠总督两江，只要李瀚章控制了两江重地江苏，丁日昌控制了财政大权，两江依然在淮军集团手上。李鸿章在信中还提出了一套更为露骨的人事安排：李瀚章署理两江总督，丁日昌当江苏巡抚兼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知道按照哥哥的资历，只能做个代理总督，但只要两江位子控制在自己人手上，自己就可以随时回到两江地盘上。

信函快马加鞭被送往徐州城，李鸿章希望老师在人事问题上不要一味地隐忍，尤其是在如此紧要的关头。瞬息万变的官场令李鸿章坐立不安，因为在给曾国藩写信的时候，奕䜣跟他要人的命令已经过了三天，老师曾国藩在这个时候会不会真心跟自己合作呢？如果不合作，吴棠会给他筹集剿匪粮饷吗？如果合作，曾国藩会答应淮军集团独霸两江吗？

李鸿章在总督府坐立不安，书信送出的当天，李鸿章收到李宗羲的一封信函。李宗羲在信函中提议，现在曾国藩率领淮军在山东剿匪，淮军将士多有掣肘，李鸿章身为淮军领袖，领兵剿匪自然事半功倍。曾国藩回师南京，坐镇两淮，为剿匪大军筹粮筹饷。如此一来就断了爱新觉罗王族瓦解汉族武装集团的计划。

李鸿章对李宗羲可是敬畏有加，这位曾国藩的部下在湘军攻克南京后，迅速接管征收商业税的江北厘金局，成为曾国藩搂钱的筢子。李鸿章提出的人事方案中，让丁日昌担任江苏省布政使，其实就是直接夺了李宗羲的饭碗儿。

李宗羲自然不想让丁日昌取代自己的布政使之位，他了解到李鸿章给曾国藩的信已经发出，但是他知道他给李鸿章提出的新的人事方案，李鸿章也会如实跟曾国藩通报。因为李鸿章在奕䜣的逼宫下，希望得到曾国藩的支持，如果曾国藩不支持他，吴棠把持了两江，曾国藩最多就是解甲归田，可李鸿章辛辛苦苦打造的淮军集团却会失去根基，到时洛阳剿匪前线就是淮军瓦解的墓场。

李鸿章非常清楚李宗羲自保的目的，他必须想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一方面将李宗羲的建议告诉曾国藩，一方面又要让曾国藩无法选择李宗羲的方案。11月4日，李鸿章再次提笔给曾国藩写信，信中陈述了李宗羲的方案。李鸿章在信中很委婉地说，当初曾国藩出征山东，已经向朝廷说不再回任两江总督，所以自己在第一封信中就没有提及。

曾国藩对朝廷的承诺是李鸿章最好的借口，另外按照现在奕䜣的野心，还是不要急于对调。可是自己不走，朝野上下就会嘲笑李鸿章不管国家安危，贪恋权位。李鸿章在信中虚与委蛇，提出按照李宗羲的意见，相互对调，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自己赴山东剿匪，如此一来朝廷难以掣肘，汉族武装集团后路大局满盘俱活。

李鸿章的这封信无疑将了曾国藩一军。曾国藩之前已经向朝廷表明不回两江，现在因为奕䜣插手两江，自己突然要跟李鸿章对调，这更容易引起朝廷猜忌。李鸿章万万想不到，他在给曾国藩写信的11月4日，曾国藩同时也在给自己的弟弟曾国荃写信，他也为朝廷调李鸿章到洛阳剿匪大伤脑筋。尽管李鸿章一度克扣自己的军饷，可他真要调离两江，由吴棠来执掌的话，那么前线粮饷供给将更糟糕，可是自己如何跟朝廷建议李鸿章的调令暂缓呢？

曾国藩在收到李鸿章第一封信函的时候很是失望，淮军将士在山东战场消极殆战，徽州的淮军将校蠢蠢欲动，大有闹饷风潮的危险，而捻军在曹州境内烧杀抢掠，曾国藩苦心布局才抽调了6000人马，从徐州城兵发曹州[12]。战场上一塌糊涂，两江地盘现在成了北京派争夺的筹码，李鸿章言辞恳切希望自己安排两江人事，可是他第一次提出的人事方案，完全将湘军集团排除在两江之外。湘军集团八年抗战，曾氏兄弟解甲归田，可还有一大帮兄弟在政界、军界，曾氏兄弟需要为兄弟们谋一个美好的未来。

令曾国藩欣慰的是，李鸿章听取了李宗羲的建议，提出了互调的方案。曾国藩在11月7日给同治皇帝写了一份奏折，提出李鸿章不宜去洛阳，应该继续留在两江，为剿匪大军筹措稳定的粮饷。

李鸿章现在难以理解曾国藩的寂寥，当他了解到朝廷将曾国藩的折子留中不发后，决定亲自给同治皇帝写一份奏折。11月25日，李鸿章斟酌再三，在给皇帝的奏折中提出：部队没办法远调，粮饷也没有办法专项筹措，江南制造总局生产的军火难以供应多条战线。[13]

奕䜣早已预料到两江地盘争夺惨烈，李鸿章的这份奏折让奕䜣意识到，曾国藩跟李鸿章师徒之间可以离间，但当他们有着共同利益时，又会联手。没有枪杆子的爱新觉罗皇族，已经成为汉族武装集团的附庸。左宗棠在福建马尾的行动，让奕䜣看到了一个更好的棋局。

赫德阻挠左宗棠

一位头戴蓝宝石顶戴，身穿九蟒五爪蟒袍，胸前绣着孔雀补服的官员，急匆匆跨进了闽浙总督府，直奔总督府内堂。

这位官员可不是一般的官员，他可是左宗棠的财神爷，在江南是享有盛名的富豪，他就是红顶商人胡雪岩。胡雪岩是小伙计出身，跟杭州巡抚王友龄关系密切，在太平军攻破杭州之前，已经混到了杭州粮道的位置。太平军攻占杭州城后，已经身为江西候补道的胡雪岩，转身带领粮队直奔江西，迎接楚军大帅左宗棠。

胡雪岩的千里迎楚军让左宗棠感动莫名，左宗棠在1862年2月26日给同治皇帝写了一封推荐信。左宗棠跟皇帝说，部队已经进入浙江境内了，大军所有粮饷供给需要设立粮台转运，以资接济。左宗棠推荐了一堆人之后，话锋一转，说有一位浙江籍的江西候补道，叫胡光墉（胡雪岩字光墉），急公慕义，勤干有为，现已经到江西了，可以委托办理粮道业务。[14]

左宗棠的一封推荐信，立即让胡雪岩成为楚军的粮草大总管，当时身为议政王、军机大臣的奕䜣替皇帝下达了胡雪岩的新官职任命。[15]左宗棠的大军进入浙江境内后，胡雪岩的家业开始壮大，钱庄、药房也进入快速扩张期。左宗棠挥师福建的时候，胡雪岩的阜康钱庄已经在全国多个省份开设了分号，福州自然成为扩张的重点。

胡雪岩跟随左宗棠进入福建的时候，官职已经升到了按察使福建补用道。这个官职可不像唐廷枢他们那样是花钱买的，而是货真价实一步步混出来的。按照大清帝国官职品级，胡雪岩已经是分管福建官吏的正三品大员了，只是没有上任而已。胡雪岩根本就不在乎上任的问题，他要的就是这个头衔，因为他还有庞大的生意需要料理。

胡雪岩深知左宗棠的艰难，他在杭州的时候就一直实验小火轮，当时已经晚了曾国藩的安庆军械所三年，可是杭州的实验速度极慢，法国人德克碑说是轮机的问题。左宗棠立即派德克碑到法国去采购轮机。正因为德克碑的采购，引发了轩然大波，赫德串联北京各路势力，抨击左宗棠的造船行动，甚至动用了英国政府力量来干预左宗棠的计划。

德克碑（Paul-Alexandre Neveued’Aiguebelle），出生于法国巴黎，踏上中国土地之前是法国海军少尉，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来到中国。1862年，德克碑跟宁波海关税务司日意格联手组建了常捷军。1863年，驻上海法国海军舰队司令伙恭任命德克碑为常捷军统领。在跟左宗棠合作的过程中，德克碑颇为卖力。左宗棠向朝廷请功，朝廷特授德克碑提督衔，赏黄马褂。

一位小小的法国海军少尉，两年多就混到了提督将军，德克碑可谓官运亨通。在剿灭太平军的战争结束后，德克碑就面临着失业的危机，因为大清帝国不希望英法雇佣军留在国内。德克碑跟左宗棠表忠心，希望继续留在中国效犬马之劳，甚至愿意仿效华尔，自愿加入中国国籍，留辫子穿马褂儿。

德克碑到法国采购机器的消息一出来，第一个跳出来的就是赫德。赫德当年跟李泰国没有做成奕䜣的舰队生意，对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集团恨得是咬牙切齿。曾国藩在安庆实验轮船就让赫德紧张了一把，左宗棠在杭州实验不成反而让法国人回国采办机器，这样一来英国人的轮船生意就更难做了。更为关键的是，德克碑回到法国，已经向法国皇帝进行了详细汇报，法国政府支持德克碑的行动。

赫德担心德克碑的生意一旦做成，英国政府脸上难看，那样一来英国驻中国领事就会向自己施压，自己一个英国人能够坐上大清帝国总税务司的交椅，一方面是跟奕䜣关系密切，更重要的原因是强大的大英帝国政府力量在背后支撑。阿思本舰队已经让伦敦的政客们丢了大脸，这一次伦敦政客们一旦发火，自己在中国的官位也就难保了。

赫德决定联手威妥玛。

威妥玛，剑桥大学高才生，跟随英国陆军踏上侵华之路，后进入英国政界。威妥玛脑子灵活，喜欢琢磨，到中国发明了用罗马字母标注汉语的发音系统。他琢磨更多的是中国内政。1855年，威妥玛成为大清帝国上海海关税务司，开启了洋人掌控帝国海关税务的时代。1861年开始，威妥玛荣升英国驻华使馆参赞。

赫德跟威妥玛在中国混了多年，对爱新觉罗日益削弱的皇权了然于胸，民心与皇权的对峙已经成为大清帝国不可调和的矛盾，根源则在于吏治的腐败。赫德跟英国驻华使馆商议之后，决定率先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给奕䜣写个报告。

《局外旁观论》送抵总理衙门奕䜣办公室的时候，整个大清帝国官场震动了。赫德的报告言辞激烈：肱骨腐败、税如牛毛，整个帝国已经陷入岌岌可危的地步，“种种非是，以至万国之内，最驯顺之百姓，竟致处处不服变乱”。[16]赫德在报告中毫不客气地指出，帝国的各种制度是腐败的温床，导致民不聊生，如果不能有效根治，中国要么亡国要么被列强瓜分。

赫德在撰写报告的时候，肯定跟威妥玛进行了商议，因为他的报告是跟威妥玛的《新议论略》一起送达奕䜣办公室的。两人在报告中抨击帝国官员“视洋人以夷，待之如狗”。帝国官员的虚荣背后是知识的浅薄、国家实力的贫弱。两人向总理衙门建议，大清帝国自强革新之路，只有帝国官员改掉妄自尊大的心态，虚心学习，借西法以自强，才能维护主权和强国富民。[17]

赫德跟威妥玛在报告中一番慷慨陈词之后，开始兜售英国的产品：铸钱、轮船、军火、铁路。这两位给帝国开出的改革药方就是拿来主义，因为中国官员太腐败，也不懂什么科学技术，在改革的过程之中，重要的项目先请洋人来操盘，一如大清帝国的海关管理。至于经费问题，帝国可以向西洋国家进行借贷。

赫德跟威妥玛颐指气使的报告犹如炸弹，英国人的真正目的是全面插手帝国改革。威妥玛撰写的报告事实上是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授意，因为阿礼国上任驻华公使之前，威妥玛一直担任代理驻华公使一职。阿礼国到中国上任的时候，赫德正在跟威妥玛联络要插手帝国改革，这一举动正合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给阿礼国的旨意，大英帝国在华利益至上。[18]

阿礼国以照会的方式，将威妥玛的《新议论略》跟赫德的报告送达奕䜣办公室。尽管总理衙门的大臣们大惊失色，可是坐在办公室里的奕䜣突然变得异常冷静。现在慈禧太后已经削掉了自己“议政王”的顶戴，掌控两江的改革又遭遇曾国藩、李鸿章师生的联手狙击，但现在阿礼国给自己送来了筹码。洋人都看出帝国需要整体的改革谋划，汉族武装集团怎么能四分五裂搞改革割据呢？

赫德跟威妥玛的报告是总理衙门操盘帝国改革的最好借口，江南制造总局现在已经尾大不掉，但是左宗棠的造船计划才刚刚开始。奕䜣非常清楚左宗棠跟李鸿章的微妙关系，如果将左宗棠掌控在自己手上，那左宗棠计划中的造船工业将是对抗、吞并李鸿章手上军事工业的最大筹码。奕䜣决定以总理衙门的名义，让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崇厚等一干跟经济改革相关的大臣，以通盘大局为重，将各地改革情形，以密折的方式向总理衙门报告。[19]

左宗棠一眼就看穿了英国人的把戏。太平军被剿灭后，英国再无剿匪借口，加上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赔款已经结清了，英国再无利益可图。现在中国开始大面积地推行改革，西洋各国都在想办法推销它们的产品，这些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势必相互竞争，英国人以中国自强的名义，无非就是想卖轮船等给中国，率先套利。

奕身在北京，自然难以知晓欧洲诸国的风云际会。法国国王拿破仑三世忙着跟英国人在货币方面一较高下，组织欧洲各国在巴黎召开了一次货币会议，要在各国采用一种统一的、普遍通行的金银通用货币。拿破仑三世的野心就是要成立一个以法国为核心的拉丁货币同盟。拿破仑的货币同盟背后，就是要将欧洲多国的货币主权操控在法国人手上，让法郎成为取代英镑的全球性货币。

拿破仑三世的疯狂举动令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相当愤怒，法国人操纵货币就是要图谋英国人的全球霸主地位，在东方自然不会将中国市场拱手相让。当德克碑回到巴黎，通过军方向拿破仑三世传递了大清帝国南方重臣左宗棠的造船计划后，拿破仑三世当即表示同意，并下令从法国选派工匠，跟随德克碑一起到中国，传授法国的造船技术。

左宗棠得到德克碑从巴黎传来的信息后，意识到大清帝国的改革已经卷入英法两个列强的争霸战争中，英国人跟法国人无论是兜售轮船，还是派出工匠，都压根儿没想让中国人掌握西洋先进技术，他们只是希望通过垄断技术，向大清帝国倾销工业产品，套取大量黄金白银，进一步操控大清帝国的改革，以增加他们称霸全球的筹码。

当左宗棠收到总理衙门关于赫德跟威妥玛报告的抄阅件时，意识到伦敦跟巴黎宫廷的较量背后，赫德是这一场国际角力的重要幕后推手。因为在左宗棠的计划中，除了选定法国人德克碑帮办轮船工业外，正在汉口海关税务司任上的法国人日意格，也是左宗棠内定的国际人才。赫德跟日意格的恩怨情仇，在左宗棠重用日意格开始时就进一步恶化了。

日意格（Prosper Marie Giquel），自幼家贫，早年效力于法国海军，1858年随英法联军进入广州。1863年，李泰国辞去海关总税务司一职，日意格成为赫德最有力的竞争对手，曾经亲密无间的侵略盟友，顿时形同陌路。失意总税务司的日意格重返军界，跟德克碑一样就职于常捷军。太平军被剿灭后，日意格向左宗棠保证，愿意留在帐下效犬马之劳。

左宗棠对赫德跟日意格的恩怨了然于胸，可万万没想到赫德将个人恩怨推向了国际交锋，他立即给总理衙门写了一份密折，提出西方各国都在搞工业革命，不能上了西洋列强的当。更重要的是邻居日本也正迎头赶上，中国这么多年一直内乱不已，已经落后于日本了，中国必须学习并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尤其是能综合体现科学技术的轮船制造工业，如此一来，则漕政兴、军政举，商民之困纾，海关之税枉，一时之费，数世之利。[20]

左宗棠在给总理衙门的密折中，详细汇报了兴办轮船工业的计划：在福建海口罗星塔建立造船基地，聘请西洋工匠，同时派出大量好学者，学习西洋技术。至于造船经费，直接从闽海关划拨，如果费用不够，可以通过在闽浙征收商业税的方式，补贴费用差额。轮船造成之后，派人跟西洋技师出海操练，优秀者可加官晋爵。

兴办轮船工业的阻力不仅仅来自以赫德为首的西洋势力，北京城的顽固分子经不住赫德的忽悠，认为现在不打仗了，造船没用，如果真要用轮船进行国防，可以直接购买，那样成本低廉。左宗棠为了堵住顽固分子之口，给总理衙门提出，轮船造成之后，可以投入漕粮运输之中，一方面可以提高政府运输效率，另一方面也可以促进商业运输，降低商民的运输成本，有利于商业的兴旺。[21]当然，战争一起，轮船可以立即成为军舰，护卫国家安危。

轮船工业是曾国藩朝思暮想的一项改革，奕䜣也非常清楚，英法列强就是从海上打到北京城的，如果大清帝国没有强大的海军舰队，那么两次鸦片战争的悲剧将重演。

一场国际国内的博弈，矛头直指帝国的核心利益：改革自强。奕䜣一看左宗棠说得在理，如果此时总理衙门拖延，不批准左宗棠的造船计划，自己在帝国这一场轰轰烈烈的工业改革中将筹码尽失。奕䜣鼓动同治皇帝批准左宗棠的造船计划。在拿到皇帝批复后，左宗棠第一时间将胡雪岩叫到总督府，命令胡雪岩立即筹备建厂。红顶商人胡雪岩出马，大量的江浙资本涌向左宗棠，身在北京的奕䜣决定对左宗棠釜底抽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