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马尾风波
三权豪抢枪杆子
曾国藩的焦虑
徐州城内一片肃杀之气，曾国藩心神不宁。
“余决计不回江督之任……”1865年9月25日，曾国藩在徐州城官邸给曾国荃写家书。两天前，曾国藩率领军队进驻徐州城，听闻一万多名捻军骑兵劲旅在山东飘忽不定。想起僧格林沁的蒙古铁骑败走山东，曾国藩强烈预感到重返两江总督府的机会已经很小了。
坐在徐州城，曾国藩脑子里一片茫然。“在外太久，精力日疲。”曾国藩突然感到自己老了，精力一天不如一天，对剿灭捻军更是“茫无头绪”。[1]曾国藩在信中表达了退隐江湖的向往。不过，他心底依然希望自己的弟弟能够出山，助自己一臂之力。因为北京朝廷下诏调曾国荃担任山西巡抚，山西是富庶之地，朝廷每年的饷银主要依靠山西。
曾国荃是湘军骁将，剿灭南京太平军后，赏加太子少保衔，封一等威毅伯。曾氏家族当时出现两位爵爷，可谓风光无限。曾国藩遭遇捻军流寇的侵袭后，自然希望归隐老家的弟弟出马。
山西巡抚在当时绝对是个肥差，曾国藩早在8月15日就给曾国荃写信，希望他能够到山西，因为那里的商业税维持在太平军起义期间的水平。一旦曾国荃去了山西，曾国藩率领的剿捻部队的军饷就有了保证，也就不用再依赖于李鸿章。但曾国荃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强调自己身体不好，需要静养，同时还将写给同治皇帝的辞职奏折抄了一份给曾国藩。
曾国藩在徐州城孤独沮丧，李鸿章的淮军不听帅令，想通过亲弟弟担任山西巡抚打通新的军饷渠道，可弟弟却死活不去山西。他也担心曾国荃花钱如流水，一不小心就会整出个贪污大案，到时候保不住的不仅仅是爵爷爵位，还有可能置已于死地。曾国藩在万般无奈之下，只有让住在南京的家眷赶紧回湖南老家。
曾国藩在写给弟弟曾国潢、曾国荃的家书中抱怨，捻军的数万骑兵劲旅在山东曹县、单县等地流窜，每天行进一百四五十里，而自己接管的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被捻军骑兵拖得人困马乏，疲惫不堪。曾国藩的蒙古骑兵跟捻军骑兵交手屡战屡败，人人胆战心惊。身为主帅的曾国藩很是担心：“何能破此悍贼？殊为焦灼。”[2]
前线战事不利，李鸿章步步为营，自己的弟弟曾国荃还窝在老家不出来，曾国藩心底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失望，他决定将妻儿老小统统送回老家。曾国藩在家书中吩咐弟弟们，不要修盖新房子，将老房子修缮一下就可以了。这足以窥见曾国藩当时心里的失望。曾经打造的湘军集团已经被打散，一手培养的学生克扣自己的军饷，奋不顾身保下来的爱新觉罗江山成了叔嫂的角斗场。还有什么可以留恋的？
曾国藩向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生活，向往妻儿老小围炉而饮的寻常百姓日子。曾国藩在作出不回南京的决定之前，跟李鸿章进行过数月的谈判，李鸿章掌管两江大权，自然不愿意让曾国藩回来。
李鸿章的改革大计
李鸿章对山东的捻军了如指掌。当初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跟捻军对抗，结果僧格林沁被击毙，爱新觉罗皇族倚重的骑兵劲旅精神随之崩溃。这支部队在曾国藩手上已经成了烂泥。现在前线的捻军骑兵令淮军将士心神不宁，[3]只要捻军在前线拖住曾国藩，李鸿章的两江总督就能安稳地做下去。李鸿章听闻朝廷调曾国荃担任山西巡抚，已经明显感觉到朝廷的意图。
淮军精锐在曾国藩手上，将帅矛盾日趋恶化，曾国藩跟李鸿章依然维持着联盟关系的根源在于军饷。一旦曾国荃到了山西，曾国藩的军饷就不再依赖于李鸿章，那么李鸿章操控淮军的能力也就会下降，两人的关系自然会更加紧张。淮军将士的真正主人是李鸿章，可曾国藩有了经济靠山，一定会对淮军将士痛下杀手，那样曾国藩的剿匪大军就会出现淮军将士跟湘军老班底制衡的局面。
捻军的数万骑兵劲旅在李鸿章看来只是群宵小之徒，太平军盛世时有百万雄师，但在与湘军、淮军的八年争战中逐渐被消灭，更何况以太平军残余为班底的捻军呢！
唐廷植花钱消灾，让广东商帮迅速倒向李鸿章。旗记铁厂让李鸿章的军事工业布局上升到国家改革的战略高度。集团化的运作刚刚开始，需要大量的机器、人才跟资本。搬迁到南京的安庆军械所，以及曾国藩从美国采购的机器，不能跟随曾国藩回老家，一旦将曾国藩的军工产业划归到江南制造总局，江南制造总局的规模将会进一步扩大。
李鸿章给同治皇帝写了一份长长的奏折，说制造轮船跟枪炮的机器有专用的，也有通用的，如果要采购齐全了，需花数十万两黄金，加上招募中外工匠，采购欧美铜铁木炭等原材料，花费也是数万金。李鸿章在奏折中强调，一味地从欧美采购制器之器，对于割地赔款的大清帝国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最后大清帝国的资金链就会断送在盲目的改革中。[4]
改革没有浪漫曲。
李鸿章在奏折一开始大讲改革的苦难，甚至提出上海洋炮局的那些机器尽管价值万金，但是缺的机器还很多，只能量力不断添置。关于军事工业的设备问题，李鸿章现在已经盯上了曾国藩。曾国藩如今在剿匪前线，李鸿章不能明目张胆地让皇帝将曾国藩的资产划拨给自己，只能先从价格等问题说起，说曾国藩委托洋人采购的机器成本太大，根本就没有把握。
李鸿章在给皇帝的奏折中强调说，海外采购增加成本的同时，还要派人去海外学习，等学成归来已经是多年以后的事情了。欧美工业并非全是为了军工，民生日用品也已经工业化了。数十年后，大清帝国的民用工业也一定兴盛，那个时候商人可以用制器之器追求更大的利益，到时候国有跟民营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李鸿章的言外之意是提醒同治皇帝，大清帝国的经济改革一定要集中优势，通过国有资本控制的军事工业开始，不要太过分散资源。一旦国有企业在改革中失去了主导地位，等民营企业发展起来，即使铜钱火器这样的生意他们也会涉足，那个时候国家想要禁止都会很难。李鸿章在上海眼巴巴看着广东商人、江浙商人依附在欧美商人名下做各种生意，一旦华商跟欧美商人合资造枪造炮形成规模，就会威胁到国家安全，政府到时想管都没法管了。
“取外人之长技，以成中国之长技。”[5]为了大赶快上，李鸿章提出了自己的改革思路。不若就近海口，直接买洋人要卖的铁厂机器，只要价格谈好，可立即进行生产。在技术方面要学习欧美人的长处，将欧美人的技术变成中国人自己的技术。这一思路被总理衙门以及改革派人物采纳，并上升到大清帝国改革模式：师夷长技以自强。李鸿章自然盯上了容闳去美国采购的最新机器，因为从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世界的经济重心开始转移，美国的机器已经达到全球技术的巅峰。
李鸿章向同治皇帝建议：“曾国藩采办西洋机器，到沪后，应归并臣处措置”。[6]李鸿章直接让皇帝划拨曾国藩的军工资产，一方面是容闳采购机器的款项中，有2万两白银是李鸿章筹措的，如果容闳的机器被他人调走，那么李鸿章自然就是给他人做嫁衣。更重要的是，曾国藩的接班人左宗棠在杭州一直捣鼓轮船，还从洋枪队中挑选了懂枪炮制作的人，充当闽浙总督幕僚，左宗棠一旦提走容闳采购的机器，那他开办的军事工业将得到飞速发展。
同治皇帝少不更事，对李鸿章的长篇奏折不知如何安排，慈禧太后对军事工业改革也是一窍不通。李鸿章的奏折被推来推去，同治皇帝琢磨了十天，只在奏折上写了一句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知道。”御批的这句话应该是慈禧太后的主意，明明是自己拿不了主意，又不好意思直说，只能让奕䜣管理的总理衙门去办。慈禧太后刚刚免掉了奕䜣议政王的乌纱帽，又不好意思说让奕䜣去办，只能批示让总理衙门知道。
总理衙门知道，可不仅仅是知道而已，李鸿章的军事工业改革大计早在咸丰皇帝时期就提出了，一直是奕䜣在领头。奕䜣现在虽被挤出了清政府执政集团的权力核心，强国的改革还是要继续推行下去的。唐廷植做梦也没有想到，丁日昌算计自己的背后，犬牙交错的政治博弈跟经济改革远谋已经直通紫禁城，自己的消灾交易成为了大清帝国国企大跃进重要的一步。
李鸿章在得到同治皇帝的批复之后，立即对江南制造总局进行了大规模的重组，他将上海洋炮局的资产全部注入到江南制造总局。容闳从美国采购的机器还没有运抵上海，就已经被李鸿章记到了江南制造总局的账目中，另外他还将旗记铁厂的工人、技师统统高薪留下，包括旗记铁厂的原老板福尔斯。
在资产重组的大棋局中，李鸿章已经不用担心广东商帮跟浙江商帮分化，他留下马格里以及福尔斯一帮洋人，就是希望洋人们将技术留在江南制造总局。依靠几个洋人想将江南制造总局发展成国际化的军工集团，那基本是白日做梦。李鸿章盯住容闳采购的美国机器背后，实际上是对曾国藩的安庆军械所的垂涎。安庆军械所现在已经完完整整地搬迁了到南京，跟着到南京的是一帮对八股文没有兴趣的科学家，尽管他们只是国产的二把刀，但在人才奇缺的时代，那可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啊。
李鸿章已经对曾国藩曾经苦心招徕的人才张开了温暖的怀抱，他在给同治皇帝的奏折中，决定将苏州的洋炮局搬迁到南京，跟安庆军械所进行资产重组。
重组安庆军械所与苏州洋炮局的重任落在了马格里肩上，因为李鸿章希望将重组后的企业做成江南制造总局的军火龙头。马格里综合了两块资产的优势，决定将安庆军械所的子弹、火药、枪炮剥离出来，跟苏州洋炮局的枪炮业务重组成金陵制造局，专门生产各种口径的火炮、炮车、炮弹、枪子及后勤配套军火品。金陵制造局的定位立即清晰：国有全资控股军火制造商。远在上海的江南制造总局则定位为：国有全资控股军事设备制造商。
奕䜣的一石二鸟计划
上海滩波谲云诡，紫禁城杀机四伏。
李鸿章如愿掌控了江南制造总局跟金陵制造局，这是曾国藩的湘军集团裁军之后，汉族武装集团掌握的最大军事工业资产。李鸿章心里非常清楚北京城的政治斗争。当初，奕䜣联手慈禧太后发动辛酉政变后，在“叔嫂共和”的美好时光背后，是奕䜣跟慈禧太后都在蓄养自己的势力，只要其中一方的势力超越另一方的时候，叔嫂共和的均势便立即被打破。
赌场无父子，官场无朋友。在奕䜣跟慈禧太后“叔嫂共和”的均势中，有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那就是世代同爱新觉罗皇族联姻的蒙古科尔沁部。执掌科尔沁部的亲王僧格林沁是道光皇帝姐姐的养子，手握着帝国最精锐的蒙古骑兵，更为重要的是僧格林沁曾经统率过皇家禁卫军精英部队，健锐营、火器营、两翼前锋营、八旗护军营都有僧格林沁的心腹，蒙古诸王劲旅尽归僧格林沁调遣。在剿灭捻军初期，僧格林沁节制五省兵马，成为满蒙军队的最高统帅。
僧格林沁是大清帝国最后的骑士，他手上的军权跟在皇族中的影响力，让奕䜣跟慈禧太后都敬畏有加。1865年，捻军在山东、安徽等地与太平军残余势力合流，僧格林沁已经带领骑兵到了山东剿匪前线。僧格林沁远离帝国权力核心的时候，慈禧太后决定向奕䜣动手。僧格林沁战死前线令奕䜣措手不及，在汉族武装集团中寻找自己的枪杆子成为奕䜣最后的选择。
曾国藩的湘军集团跟太平军作最后决战时已经是强弩之末，再经过裁军之后，更已一分为三了，加上江湖帮会暗布，以奕䜣为首的清政府执政集团很难直接掌控湘军集团。淮军集团是一支成长神速的汉族武装力量，李鸿章身为淮军领袖，思维活跃，视野开阔，控制李鸿章需要一个令其心动的筹码。可是，失去“议政王”绝对权威的奕䜣，拿什么离间师徒二人？李鸿章曾经鼓动曾国藩赴上海“阴持外交权柄”，正是这一封私信让奕䜣窥见了师徒二人的嫌隙。
裁军剪除了曾国藩的羽翼，一纸调令又让曾国藩率领淮军在前线剿匪，让李鸿章顶替了他的两江总督位置。这一切的一切都在奕䜣的算盘之中，让曾国藩统率李鸿章的部队，曾国藩势必难以驾驭，这就会导致师生失和。奕䜣的离间之计相当成功，但这仅仅是抓枪杆子的第一步。李鸿章在两江地盘上大兴军事工业的时候，奕䜣的盟友、漕运总督吴棠出马了。
吴棠跟李鸿章是安徽老乡，是穷苦人家出身，从知县一路奋斗到漕运总督的高位。吴棠跟奕䜣原本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户部右侍朗王茂荫是奕䜣的盟友，在1853年向咸丰皇帝力荐吴棠，吴棠才得以在官场平步青云。
王茂荫在1863年担任六大部委之首的吏部副部长，专管帝国人事任免、升迁、考核大权，成为二品大员。当年，吏部给吴棠的考核评语是剿捻得力，并推荐其到扬州担当剿匪主帅。身为奕䜣阵营得力的干才，王茂荫的意见自然得到奕䜣的首肯。
奕䜣掌控枪杆子可谓煞费苦心，他在曾国藩带走大批淮军征战在山东地界的时候，又下令李鸿章抽调淮军精锐渡海北上天津布防，刘铭传率领的淮军劲旅就被抽调到周家口驻防，那可是八面受敌之地。[7]调走刘铭传部之后，奕䜣又下令杨鼎勋等部驰往河南、山西、陕西三省边境，防止转移至河南的捻军主力跟西北回民义军联合反清。
杨鼎勋部是整编的洋枪队，为了全面接管洋枪队，李鸿章在上海跟英国人斗智斗勇，最后让英国驻华海军司令贺布将洋枪队指挥权拱手相让。洋枪队被整编到杨鼎勋部后，一下子成为淮军的精锐之师。淮军精锐部队在两江总督府的屁股还没有坐热，奕䜣又将其调走了。这等于架空了李鸿章。
李鸿章突然意识到奕䜣的如意算盘：用李鸿章牵制曾国藩，然后调走李鸿章的部队，让淮军精锐尽归爱新觉罗皇族掌管。一石二鸟的布局才刚刚开始，奕䜣决定将没有大军且跟曾国藩剑拔弩张的李鸿章赶到河南的战场之上，由北京派的吴棠接替李鸿章的两江总督。
奕䜣将曾国藩跟李鸿章调离两江，一个更为重要的目的是要掌控江南制造总局跟金陵制造局。早在1862年，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就在天津训练禁卫精英，并聘请英国军官组建洋枪队。当时英国军队已经有现代化的火炮，崇厚在天津大规模仿制外国炮车，试铸炸炮。崇厚在天津高调搞军事工业，甚至可以直接从北京拨款，可是规模上不去，所以一直没有办法组建天津洋炮局。
1864年6月2日，奕䜣以“议政王”的身份向同治皇帝上奏折，要派禁卫军中的炮兵精英到苏州洋炮局学习炸炮、炸弹以及各种军火机器的制作，以及制器之器的使用。奕䜣当时谋划禁卫军精英学成之后，再向所有八旗部队推广。奕䜣对禁卫军精英们到苏州学习很有信心，他跟皇帝说：“半年后，当能自出机杼，为他处设局制器之先导。”
天津尽管有英国的军官，可是军火制造水平相当有限，跟马格里他们没法相提并论。在军事工业技术缺乏的情况下，奕䜣对崇厚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无奈。奕䜣挑选精英到苏州学习制造军火以及军工设备的技术，就是要在天津开设军工企业，他要给已经没落的八旗部队提供最先进的现代化军事装备，让满洲劲旅重振雄风。在“叔嫂共和”均势下，只有让八旗部队起死回生，才能真正成为他们的绝对领袖，也只有抓住八旗军权才能真正主宰帝国命运。
禁卫军精英们在苏州很快学成北上，奕䜣以总理衙门的名义给崇厚下令，要求崇厚在天津兴办军事工业企业，主要造枪炮。崇厚训练禁卫军的时候，武器都是购买的，尽管也督造过火炮，但是对开办工厂进行规模化生产就很外行了。崇厚将天津制造局的筹建委托给了密妥士。密妥士是英国领事官密迪乐的弟弟，曾经担任过法、荷、比、普鲁士等国驻华领事的翻译。
密妥士是个大手大脚的人，他给崇厚开列了一份建厂清单：购买国外机器、雇觅外洋工匠、所需船价费用等项约计需银10余万两。李鸿章设立江南制造总局的时候，购买旗记铁厂才花了4万两，密妥士一开口就给崇厚开了10万两的预算清单。崇厚是奕䜣的铁杆儿盟友，天津制造局开办关系到禁卫军的现代化军事装备，也是自己重振、掌握八旗劲旅的制胜砝码。奕䜣马上就给总税务司赫德下令，将天津、东海两关应解户部两成之款，改拨天津局，专办军器火药。
关税征收需要时间，天津制造局的第一笔启动资金从何而来？奕䜣立即召集总理衙门与户部联席会议。户部当时穷得叮当响，哪里还能拿得出银子给天津制造局。联席会议开了几天几夜，总理衙门终于将目光盯向了阿思本舰队。根据阿思本舰队解散的约定，英国人变卖轮船后，要将轮船款项划拨给大清帝国。当时，英国人在香港卖掉了轮船，有8万两白银要划拨给户部。[8]
天津制造局的资金问题解决了，奕䜣立即又以总理衙门的名义给皇帝上奏折，让李鸿章派熟悉军火制造的管理人员北上。[9]同治皇帝很快就给李鸿章发了上谕，尽管上谕中没有明示要他派谁，但李鸿章已经明白了奕䜣的心思，他们是要丁日昌北上天津。
淮军精锐调离两江、吴棠觊觎两江，一旦奕䜣的谋局成功，两江地界上的军工产业都将成为奕䜣掌握枪杆子的重要筹码。李鸿章在写给曾国藩的信中感叹道：“内廷斟酌之苦心。”[10]现在师生俩别无选择，只能放下恩怨再度联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