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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年月里，最关照我的人莫过于罗丝·沃特福德了。此人集男性的才智与女性的任性于一身，写的小说颇具创意，读来让人心绪不宁。一日，也正是在她家中，我遇见了查尔斯·斯特里克兰的妻子。沃特福德小姐开了次茶话会。她那狭小的房间里挤满了宾客，显得异常拥挤。似乎在场的所有人都忙于攀谈，只剩我一人默然而坐，尴尬不已。我见众人聊得投入，又羞于启齿，实在不好意思置喙打岔。女主人沃特福德小姐倒是体贴备至，见我陷于窘状便朝我走来。

“你不如去同斯特里克兰太太聊聊，”她说，“她对你的书可是赞不绝口。”

“她是何方神圣？”我问。

我自知孤陋寡闻。如果斯特里克兰太太是位知名作家，我想还是在会面之前先确认一番为妙。

罗丝·沃特福德低垂眼睑，露出一本正经的表情，这让她的回答听上去越发郑重其事。

“她时而会办一些午餐会。去她那儿显摆显摆，只消高谈阔论几句，你就是她的座上嘉宾了。”

罗丝·沃特福德是个玩世不恭的人。在她眼中，生活，是上苍赐予她创作小说的一次机会，而尘世众生则尽是她写作的素材。她偶尔会在家中宴请宾客，招待那些欣赏她的才华且曾慷慨款待过她的人。她对仰慕者的崇拜来者不拒、照单全收，欣然中又透着股轻蔑与鄙夷，但表面上，她彬彬有礼，落落大方，一位非凡女文学家的高雅气质展露无遗。

在沃特福德的引荐下，我见到了斯特里克兰太太并与之交谈了约莫十分钟，但除却那悦耳的嗓音，她并未给我留下任何深刻的印象。她在威斯敏斯特有一套公寓（俯瞰当时尚未竣工的大教堂），碰巧我也住在那一块，因而我俩之间倒有点相见恨晚的意思。彼时，陆军和海军百货公司仿佛一根纽带，能将居住在泰晤士河与圣詹姆斯公园之间的人一并串联。斯特里克兰太太向我要了地址，数日之后，我便收到了请柬，受邀共进午餐。

我受宠获邀的机会实在寥寥，所以此番我欣然赴会。我唯恐过早叨扰，因而绕着教堂走了整整三圈，终于登门时较约定时间已晚了些许，可进屋后我才发现，受邀的宾客早已济济一堂，独独差我一人了。与会的包括沃特福德小姐、杰伊太太、理查德·特文宁以及乔治·罗德——清一色的笔杆子。时值开春不久，天气晴朗，在场众人兴致颇高，谈起天说起地来滔滔不倦，话题也是林林总总、五花八门。沃特福德太太始终纠结于赴会时的衣着打扮：依年轻时的习惯，她会身着灰绿，手持水仙一朵；照年长后的“高调”路线，她又偏爱高跟鞋配搭巴黎风的长裙；左右为难、犹豫再三后，她最终只戴了顶新帽子。然而这区区一顶帽子，却让她情绪颇为激昂，聊至兴起时，即便是对同行密友她也极其尖酸刻薄，其话锋之犀利，连我也是头次见识。然而，有的言论看似措辞不当、轻佻越界，却往往孕育着智慧。这一点杰伊太太倒是明白得很，于是她只是低声咕哝了几句，其音调之轻柔，堪比窃窃耳语，那雪白的桌布听了，怕也会泛起一层红晕来。理查德·特文宁从头至尾尽侃些荒唐离奇之事，乔治·罗德则深知自己的过人才智早已尽人皆知、无须再刻意展露，只见他张口闭口却一声不吭，只是一个劲儿往嘴里塞吃的。斯特里克兰太太尽管少言寡语，但却独具妙才：她总能让大伙儿都融入谈话中来，一出现冷场，她便出言相续，话虽不多但句句说得恰如其分、立竿见影，使众人重拾话茬。她时年三十有七，身材高挑，虽然有点儿发福，却称不上肥胖；她姿色平平，但那双棕色的眼眸闪着友善的光芒，所以总给人和颜悦色的感觉；她的面色泛着蜡黄，一头黑发梳理得颇费心思，在场的三名女性中，她是唯一不涂脂抹粉的，因此相较其余二位，她显得更加纯粹、自然。

餐厅的装饰风格甚为严谨，颇合当时的审美标准。纯白的木质墙板高高耸立，绿色的墙纸上挂着精致的黑色画框，里头嵌着惠斯勒的蚀刻。孔雀印花的绿色窗帘直直垂落，地毯也是绿色的，白兔在枝繁叶茂的树丛中嬉戏的图案让人联想起威廉·莫里斯诗歌中的情景。此外，壁炉架上还摆放着蓝色代尔夫特瓷器。彼时的伦敦，一模一样拥有如此装饰的餐厅怕是不下几百间——朴素、雅致，却沉闷乏味。

午餐结束、聚会散场后，我与沃特福德小姐同行。风和日丽的天气和那顶富于情调的新帽子让我俩颇感余兴未尽，我们决定从圣詹姆斯公园穿过，闲逛几步。

“聚会还不赖。”我说。

“饭菜还合胃口吧？我早提醒过她，要想同作家来往，就得伺候好他们的舌头。”

“高明，”我答道，“可她为何想交笔杆子朋友？”

沃特福德小姐耸耸肩。

“一来她觉得作家都是些有趣的人，二来她也想紧跟时代的脚步。要我说，这可怜的人儿，她其实单纯得很，单纯到认为我们个个都是人中龙凤。总之，招待我们吃吃喝喝，她乐在其中，我们也不觉为难。就凭这一点，我挺欣赏她的。”

想当年，喜好结交文人雅士的人可不少，当中心思急切的，上至汉普斯特德的世外桃源，下至夏纳步道的寒碜画室，不依不饶地寻迹追影，纠缠不休；相较这些“穷凶极恶”的“猎头”，斯特里克兰太太算是个大大的善茬了。她在与世无争的乡间度过了青葱岁月，借自米迪图书馆的书籍不仅为她讲述了一个又一个浪漫故事，也让她对大都市的罗曼蒂克满心憧憬。她发自内心地热爱阅读（着实难能可贵，照理说像她这样的姑娘大多只爱屋不及乌，对作家、画家本身的兴趣远胜过对其作品的兴趣），在平凡的世界里创造出一个幻想的天地，并徜徉其中，纵情于在日常生活中无从感受的自由。当她与作家结识后，她仿佛觉得自己终于不再是隔着脚灯远远眺望的区区看客，而是亲自登场、“闯荡”舞台的人了。她视作家们为剧中角色，看他们登台入戏，倾情招待他们，深入了解他们，仿佛自己的生活也越发精彩纷呈。她理解并接受他们游戏人间的处世态度，从不妄加指摘，却从未有过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向他们靠拢的念头。他们离经叛道的怪异行止正如他们的奇装异服、狂言悖论，是她汲取乐趣的源泉，却对她自身的信仰与原则没有丝毫影响。

“她有丈夫吗？”我问。

“当然。那人在城里还小有名气，应该是个证券经纪人，不过是闷罐子一个。”

“他俩感情如何？”

“互相欣赏吧。若有机会去她家吃晚饭，你就能见着他了。不过她倒不常请人吃晚饭。那人话少得很，什么文学啦艺术啊，他压根儿不感兴趣。”

“为什么好女人总嫁给闷罐子？”

“因为聪明的男人从来不娶好女人。”

我无从反驳，只好问起斯特里克兰太太有无儿女。

“有，一儿一女，还在上学。”

话题逐渐枯竭，有关斯特里克兰一家似乎无甚可讲时，我俩便聊起别的事来。

注释

[1]惠斯勒（1834—1903），美国著名艺术家。

[2]威廉·莫里斯（1834—1896），英国设计师、诗人。

[3]米迪图书馆，由英国出版商查尔斯·爱德华·米迪（1818—1890）于1842年建立。在维多利亚时代，小说的书价超出了许多英国中产阶级的承受能力，而米迪图书馆只需要每次收取极少费用即可借阅一本图书，因此米迪图书馆大受欢迎，其选书的口味甚至影响了作者和出版商，改变了当时小说的道德、主题和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