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行进中的真理

早上乘车去上班已经变得很平常。但那不是步行，因为我们没有走路。但它已经变得很常见。我们去哪儿都是乘车。医生们和公共卫生官员们恳求我们出去走走，锻炼一下，因为我们在生活中坐着的时间越来越长。但另一方面，久坐并不意味着我们待在同一个地方。相反，久坐意味着我们即使不是坐在电脑前，即使我们在路上，我们仍然是坐着的——坐在汽车、火车、飞机上——膝盖上摆着笔记本电脑。过去人们住的地方距离他们工作的农田都在步行的距离范围内，或者他们在跟家里相连的商店上班。现在我们都是乘车去上班，几乎去哪儿都要乘车，我们一直在行进。这好像没什么害处，肯定也不需要哲学家的指导。但是，说真的，它为我们对真理的理解造成了一场危机。

过去，哲学家跟所有人一样，往往都待在家附近。人们都知道，在18世纪，伊曼纽尔·康德（一个会出现在所有人的伟大的哲学家短名单上的名字）从未离开过哥尼斯堡。这让他的生活变得更加简单，让他以为其他地方像或者应该像哥尼斯堡一样做事，如果有什么差异的话，这些差异也只不过是这位男性德国哲学家认为是正确的做法的调整。康德阅读那个年代的游记作品、船长日记，但他从未看过一艘船的内部。他还是启蒙运动的一位领袖，这场运动强调纯粹理性的普遍标准。但康德的问题是，“普遍的”会萎缩为欧洲的，而“纯粹的”往往等于没遇到过其他人。

如今我们不再需要住在距工作地点步行的距离范围内，只要有旅费，我们几乎可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我们可以像鸟一样飞翔，去访问其他国家，穿越大海，更不用说我们通过媒体和网络所做的大量旅行，即使我们待在家里，媒体和网络也能把其他人和其他地方带到我们跟前。我们几乎可以在任何时候到达任何地方，旅程越快越好。即时信息已经成为理想：在一眨眼的工夫以思想的速度到达任何你想去的地方。像那些声称知道这些事情的人所说的那样，这实际上是天使在天上旅行的情形。我们在《圣经》中读到，在上帝可以使用电子邮件和智能手机之前，天使们为上帝传递即时信息。即时信息、即时旅行、即食餐——最后会延伸到哪里？我们在走向何方？有谁知道最后一站的名字吗，或者最后一站前面一站的名字，好让我们有一些警示？有人知道如何走下这列火车吗？

这些好像都跟真理没有什么关系，但实际上，这种没有终点的旅行给我们最珍贵的真理带来了一场危机。当代生活的特点是拥有现代交通体系，我们可以利用它去任何地方，还有现代信息系统，通过它任何东西都可以到我们这里来，现代生活比过去的生活更加多元。我们会更多地受到他人的影响，他人也会更多地受到我们的影响。我们强烈地感觉到生活不仅局限于哥尼斯堡或者堪萨斯，感觉到世界是一个非常多样、多元的地方。这带来了这样一种观念：文化是没有限度、五彩缤纷的，而不是单一的、纯粹的。但它也带来了麻烦。一方面它造成了社会冲突，因为追求更好生活的人涌入更富有的国家，更富有的国家在全球市场上剥削贫穷的国家。康德预见到了这种情形，称之为世界主义，把外来者当作宇宙或世界公民，这是一个很杰出的观点，尤其是因为它出自一个不怎么外出的人。另一方面，当代生活为哲学家创造了难题，因为当谈到真理时，这种多元主义会造成真正的眩晕，这种眩晕被称为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文化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全球化的、多元文化的、高科技的世界。我们几乎可以去任何地方，在电视或笔记本电脑上看到任何东西，不离开座位就能看见世界另一端的人、跟他们谈话——如果说它始于西方工业化国家，现在它正逐渐在全球扩展。这造成了一种跟在哥尼斯堡或堪萨斯度过一生时不同的心灵模式。在高科技世界，不停地接触当代旅行者看到、访问的各种文化和生活方式，或者接触来访问他们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人们就形成了一种很强的差异感。对后现代性来说，差异是一个很时髦的词。就像对现代性来说，普遍是一个很时髦的词。我会用现代性来表示启蒙运动和理性的年代，它最先出现于17和18世纪的欧洲，随后决定了当代世界的科学、技术和公民自由。普遍是一种现代主题，差异则是后现代的主题。现代主义者往往认为整体是一个被核心力量统一的体系（如果你还去教堂，这个核心力量就是上帝，如果你不去教堂了，它就是自然），在这个整体中所有的钟表和列车都很准时。后现代主义者往往认为，事物是横向地挂在一起的，像一张网一样联系起来，一个世界那样广大的网，对它来说谈论谁在控制甚至它始于何处、止于何处都是没意义的。你怎样才能到达万维网的终点？现代主义者更喜欢谷歌地图抽象的线段；后现代主义者更喜欢谷歌地球松弛的地形。现代主义者认为事物是遵守规则的、精确的；后现代主义者欣赏不规则和“混乱宇宙”，借自詹姆斯·乔伊斯创造的一个很贴切的词，表示混乱和宇宙明智的混合。后现代的理想是“混乱世界主义”。这种后现代效果甚至出现在了物理学中，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悖论取代了牛顿理论的规律性，它还出现在了数学中，1931年库尔特·哥德尔用他的不确定性定理使经典数学家们感到烦忧。

那么作为一种思维模式而非文化，后现代是什么呢？首先，“后”不是反现代或对现代性做出的进步的反动，也不是某种徒劳地、怀旧地逃回前现代的努力。思考后现代思想最好的方式是把它视为一种风格，而不是一套学说；它是一种调整或改变，是现代性事业的延续，但是是用其他的方式来延续。现代性认为存在着纯粹的规则和缜密的方法——在科学上以及伦理学上——后现代性则建议灵活性和适应性。现代性认为事物可以分成严谨的独立的类型，如理性和情绪，后现代性则认为这些边界是可渗透的，每一侧都会渗透到另一侧。现代主义者寻找能够涵盖所有现象的一个宏大故事，如人类历史，后现代主义者表达利奥塔（1924—1998）所说的“对元叙事的怀疑”，它成了人们最熟悉的对后现代主义的定义。这意味着拒绝被宏大的、包罗万象的叙事欺骗，就好像关于人类的行为（性、权力、上帝等）只有一个真正宏大的故事可讲。现代性更喜欢普遍性，后现代主义者则尽情享受单一和独特的东西。现代主义者不欢迎他们的规则的例外；后现代主义者则认为例外是创新的引擎，是系统重新发明自身的机遇。现代主义者追求确定性，后现代主义者则看到了健康的怀疑论的好处。以语言为例，后现代对现代主义的批判就爆发于此，“结构主义者”（现代主义者）潜心设计统治一切可能语言的普遍法则的深层语法，而比喻和借喻等现象以无法预料、无法编程的方式延伸和歪曲了这些规则，从而俘获了“后结构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的心。

所以如果你问后现代主义者，什么是真理？他们可能会斜着眼睛说：“那要看情况。”后现代主义者往往不相信有一种叫真理的东西，永远到处都一样，他们更倾向于认为存在许多不同的真理，根据你是谁、你在哪里而定；他们倾向于散漫。那么问题就来了。对待真理散漫的态度被称为相对主义——我们要一直记住这一点。相对主义意味着没有大写的真理，只有许多相互竞争的真理，依你的语言、文化、性别、宗教、需求、趣味等而定，每一个都跟其他一样好。谁能说什么是真的？谁有权威宣称这一点？所以批评后现代主义的人担心会出现最糟糕的情况：相对主义、怀疑论、虚无主义、直率的无政府主义。而且，说真的，许多后现代哲学家制造了这一印象，因为他们一直努力抽空大写的真理。在19世纪晚期，尼采（后现代主义的守护神之一）说，大写的真理是各种虚构和比喻的集合，我们已经忘记了它们是虚构和比喻。最近，很有影响的哲学家理查德·罗蒂（1931—2007）说，真理只是当事情符合我们的信念时，我们对自己的赞美。也许你已经猜到了，他是美国人，一位实用主义者。经典哲学家，尤其是德国人，喜欢大写的真理（德国人当然是把所有的名词都大写），而后现代主义者一般避免大写字母。

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乘车去上班！所以，我们的交通技术不只是一种转瞬即逝的现象；它们还是后现代主义重要的比喻工具。实际上，这些工具不只是后现代主义的比喻；它们也是后现代世界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换言之，当代交通体系不仅会造成交通拥堵，还会堵塞我们的真理观。我们可以去任何地方这一事实引诱我们认为，怎么做都行。“怎么做都行”，这句话浓缩了后现代思维带来的威胁，它是后现代交通和信息体系带来的诱惑。后现代境况是去情境化的、连根拔起的、在路上的。每次我们搭乘火车、飞机，或者在电脑上对远方作视觉之旅，我们都会引发真理危机。如简·奥斯丁所说，真理应该是“被普遍承认的”。但今天，我们唯一认可的普遍性是多元性。我们唯一的共识是，我们都是不一样的。今天如果有人祈求理性的力量，后现代主义者会皱起眉头问：“谁的理性？何种合理性？”如果有人说“我们认为”，后现代主义者会问“哪个我们？”是的，这取决于你是谁、你要去哪里。所以问题就来了——这是一个可以在长途旅行中阅读的好问题——在后现代世界何谓“普遍”，在我们首先想到每个人的真理都有权享有它阳光下的15分钟时，“真理”意味着什么？

相对主义是后现代主义者对真理形成的主要威胁，就像绝对主义是现代性形成的主要威胁。接下来我希望能够避免这两种威胁，我认为它们都是死胡同。我将主张，绝对主义是智识上的一种威胁，而相对主义被广泛误认为是后现代真理理论，但实际上并未提出什么理论。相对主义导致我们不能说任何东西是错的，但绝对主义把我们跟上帝弄混了。不加约束的相对主义意味着任何东西都可以被当作是真的，我们就站在站台上，提着一个上面写着“怎样都行”的袋子。这不是混乱宇宙，这完全只是混乱。如果怎样都行，你怎么能说任何东西是错的？为什么不只是说事情是不同的？2+2=5可以吗？你怎么能反对撒谎和欺骗？那些骗取老人养老金的人呢？这个清单可以一直列下去。所以，我们喜欢到处旅行，但“怎样都行”是一个我们不想去的地方。

我非常喜欢旅行，但同时我想确保我们不会偏离路线。我将为真理的多义、含混、不可编程性辩护，但也要维护说某个东西不只是不一样、它就是错的权利，而且不会接受错误的绝对主义。所以让我在旅途的开始就表明我的观点。我忠实于启蒙运动所做的突破。它把我们从教会、迷信和权威的皇室血统中解放了出来，代之以公民自由、科学研究和技术进步。我没兴趣单纯地反对启蒙运动。但我确实认为，过去的启蒙运动已经做了它要做的所有好事，现在我们需要一场新的启蒙运动，不是反启蒙运动，而是一场新启蒙运动。我们必须踏上通往下一站的列车，以其他方式继续启蒙运动——去认识更加不可编程的、模糊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这种想法不是去扑灭启蒙运动的光芒，而是拿出新的修订版，用影子、阴影、灰色、黑洞和其他意想不到的玄妙、复杂的东西使它纯粹的光芒复杂起来。这甚至需要抛弃我的书名Truth，向读者传递一个坏消息：不存在什么真理。相反，存在的是truths，复数的、小写的真理。不存在Reason（大写的理性，至少不存在启蒙运动理解的大写的理性），但存在好的理由（reasons）和坏的理由。我想为这些观点辩护，又不能掉进相对主义者“怎样都行”的沟里，这是一个挑战。

问题是，当说到真理时，这场运动带来的是一种晕动症（晕车等）。生活变得越移动，我们越有可能怀疑以前被认为是真实的只是地方性的，它们让人回想起我们长大的地方，是我们发源地的地方色彩的一部分，我们越移动它们越会“相对化”。你可能会说，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已经开始欣赏时间的进程，欣赏不停移动的事物，这里的事物我指的是一切事物。亚里士多德认为，一切都是静止的，除非有东西移动它们。牛顿认为，一切都是运动的，除非有东西阻止它们。我们已经逐渐意识到，万物都在去往某处。万物都在旅途中——一直都是。

过去，每个人都住在距离工作场所可以步行的范围内，人们过着安定的生活，相对来说总是待在同一个地方，认为地球是一块坚实的大地，被稳稳地安放在宇宙的中心。确实，在相距遥远的地方之间有贸易路线和信息交流，但是非常缓慢、艰难。如今我们意识到地球在动，即使我们一动不动地站着，或者躺着，我们也在搭乘地球这个宇宙飞船，随着它绕着太阳旋转以及绕着它自己的轴旋转。当科幻小说家还在想象前往非常非常遥远的星系时，我们已经成功地登上了月球，使“好奇号”探测器在火星上着陆了，让卫星绕着地球转。这还只是开始。地平线在以不断增长的数量级不停地扩展，不仅在我们的想象中，而且在数学计算上。根据当代物理学的研究，当我们乘着地球这一宇宙飞船（它只是宇宙灰尘中的一个微粒）穿越太空时，宇宙的一切都在以日益加快的速度快速地离开我们，这最终会导致无穷的扩展，到最后生命耗尽，变成寒冷、黑暗、死掉的宇宙。那是最后一站。

最终，我们都生活在无法想象比例的爆炸之中。根据物理学家的说法，真正宏大的旅行，一切旅行的旅行，始于140亿年前的大爆炸，一个无法想象的能量集中的点爆炸，然后开始剧烈扩张，直到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宇宙将到达熵消散的最后一站。那将使一切相对化！那将使堪萨斯、哥尼斯堡、我们整个的文明、地球飞船、太阳系都变成纯粹地方性的、短暂的现象。宇宙尺度的“地方性”。到那时像真理这样美好的词对我们还有什么用呢？我们所说的真理将像是一日黄花；今天还在，第二天就没了。我们说的都是死去的语言，我们的人生到了尽头。

从长期来说，非常长的长期，你今天上午想去哪里有什么区别呢？如果你放不下这个问题，你就没法继续生活了。如果你思考它思考得足够长，你会发现早上你都没法起床去某个地方。如果我还想继续移动，我需要得到尽可能多的帮助。为此我会召唤戈特霍尔德·埃夫莱姆·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1729-1781），他是启蒙运动中的一个伟大人物，他对我们的后现代境况一无所知，但是他的一些观点对我们的时代很有启发，能够帮我们走过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波涛汹涌的水域。莱辛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睿智的建议，如降低我们的期待，以适应空间和时间。他说如果上帝的右手中握着真理，左手中是对真理的追寻，然后让他挑选，他会选左手，因为绝对真理只属于上帝，他的任务应该是追寻真理。表面上看，这样选是浪费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毕竟，这么好的开价才能有几回？听上去就像是问你，你是愿意永远坐在火车上，永远都到不了目的地，还是更愿意抵达你要去的地方？这样说是没道理的。莱辛的智慧概括起来是：把时间用在四处奔走上，不要为去哪里而烦忧。他显然无需烦忧早起去上班的事。

但是让我们走下火车，换一下类比。让我们假定，在周末我们决定听从医生的建议，出去慢跑，一位朋友开车路过，说可以搭你去你想去的任何地方。这是一个很好笑的帮助，但接受这一帮助就会偏离我们的目的。我们不是要去任何地方。或至少是，重要的是去的过程，而不是目的地。现在对于莱辛的想法我们看得清楚些了。这位哲学家说，真理更像慢跑，对上帝来说可能不是这样，但对我们来说是这样，我们必须克服在空间和时间中移动带来的挑战。

你不用真的相信上帝也能理解莱辛的意思。你可以把上帝当做一个理想的极限点，不管你是否认为天上真的有一个神在俯瞰着地上的交通。虽然褊狭的神学家会觉得这么说很奇怪，但是如果我们说上帝的意思是一个无须担心交通的人，这能满足我们当前的目标。这是因为上帝无处不在（至少我们是这样被告知的）。这意味着上帝一下子就能知道所有地方的一切事物。另一方面，我们这些下界尘世间的人，每次只能得到一个真理，依赖于我们身处的某个地方、某个时候（语言、文化、性别、身体等）。我们总是“情境性的”，这个情境对我们强加了限制；但是这种限制也给了我们一个进入的角度，一条进路，一个视角，一种解释。上帝无需角度，但是我们需要。拥有一个角度是真理向我们这些凡人开启的方式。没有角度的话表情就会显得很傻，不解地盯着事物，就像我看到的那些想不出研究论文角度的学生脸上的表情。所以莱辛实际上说的是，说到真理，我们的任务是培养出解释的艺术，这就是今天哲学家们所说的解释学。

解释学本来是一个神学术语，指的是对《圣经》的解释。但是今天解释学指的是一种更加普遍的理论，一切真理都是一种解释活动，需要解释是因为处于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因此具有特定的预设。现代交通和信息系统已经使我们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因为它我们总是受到各种视角的包围。在后现代境况下，真理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解释学活动，是要学习如何裁定；要明智而审慎地应对差异。

这显现了莱辛说的另一层意思。解释学的基础是，存在着大的真理和小的真理，有的非常重要，有的不那么重要，存在着各种类型、层级和目的的真理，一切都取决于我们的解释学处境。莱辛像哲学家习惯做的那样，谈的是长时段的真理。他说的不是准时去他的办公室赴约。他说的是从长远来看，当说到真理时，对真理的追寻更重要，更重要的是真挚的追寻、我们追寻真理的努力、我们追寻它的方式，而不是结论。旅程比终点更重要。

毕竟，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从长远来看我们都会死掉。有时我们确实需要到达我们要去的地方，但有时我们不是要到达。有时我们需要到达终点，而有时，像医生说病人患了绝症，我们不想到终点。这也是莱辛的意思。我们是有限性的动物，我们要看这些多重的、相互竞争的真理如何和平共处而不会让我们陷入混乱。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像上帝那样行动，这对其他情境来说也是很好的建议（对我们中间的一些人来说很困难的情况）。这意味着我们不应该要求获得“一个大写真理”，让它吓住其他真理。上帝也许能做到，但我们做不到。

解释学是协商多种有限性、小写的真理，是应对真理变化的浪潮和环境而又不让800磅重的大猩猩走进房间的艺术。在启蒙运动以前，这个超重的灵长类动物是神学。在中世纪（不仅是那时），如果有人说，“教会教导说……”那往往就会让房间里所有的人陷入沉默。但如果说现在还有大写的真理的候选，那就是科学。科学是我们的大猩猩。只要有人说，“科学说……”我们就会觉得对话结束了。所以我们后现代的解释学家必须厚起脸皮，愿意勇敢面对教士和物理学家，或者更准确地说，愿意面对一些宗教人士对上帝的误用，以及启蒙运动对物理学的误用。即使是物理学家所说的万物理论（Theory of Everything），著名的TOE，也只是一种理论。它当然是关于万物的理论，但它本身不是万物，由于对生命来说不只有物理学，我们需要各种类型的理论。

然而，宏大的万物理论提出了一个大问题，使它跟宗教争夺以前宗教所占据的皇位。它还揭示了宗教和科学之间一个有趣的对比。它们都认为，在我们居住的日常世界，在我们体验的忙乱、旺盛、吵闹的多重世界之上、之外，还有一个真实的世界，结果它们就争论哪个真实的世界真的是真的。一个说真实的世界是数学提供的；另一个说它是天启提供的。解释学对这一争论的贡献是，说到真理，存在着多种存在方式，我们必须小心人群中的“霸权话语（欺负人的）”，它声称知道一切，能够识别真实的世界。不管面对的是神学还是科学，一个诀窍是记住莱辛的建议，不要把自己跟上帝弄混了。物理学家可以想出某种关于一切的东西，神学家也许能弄对关于上帝的一切，但那不会使任何人成为上帝。它只是给了他们一个角度，一种倾向，一种解释，我们需要所有我们可以采取的角度，尽可能多的接近真理的方式，尽可能多的真理，不要被所谓的大写的、单数的真理引诱，幻想着我们可以告诉真理该去干什么。

接下来我将说明，解释学或后现代真理理论的任务是，追随对世界多重的、相互竞争的解释这出混乱宇宙的戏。“真理主张”从四面八方向我们飞来——科学、伦理学、政治、艺术和宗教——我们需要躲开飞快的出租车，应对后现代交通的复杂和混乱。这门艺术是跟移动的东西一起移动，这是我们加在古人所说的智慧之上的后现代腔调，古人承认他们是爱智者，在这一点上，我们后现代人也希望跟古人一样睿智，这要求一种脚步很敏捷的真理观。如果真理如尼采所说，是一支移动的比喻大军，我们解释学家跟着一面旗帜行进，旗帜上写着“Mutatis Mutandi”（我们需要一个拉丁语的箴言），意思是“随变化而变化”。解释学是专为适应高科技的世界而打造的，在这个世界上即时信息在全球各地像后现代天使一样飞翔、叽叽喳喳，后现代的旅客们乘着飞机、火车、汽车、最后也许是宇宙飞船匆忙地奔赴各地。我们说不清我们要去哪里，或为什么去。但是我们后现代主义者对待这一困惑的态度，不是怀念一个更安宁的时代，那时我们在田里干活，惆怅地望着头顶的飞鸟，梦想着自己也能飞。我们能飞，我们能迅速传递信息，就像加百利能够迅速飞越天空。

也许，如莱辛所说，重要的不是目的地，而是旅程的质量。也许旅程就是目的地。

所以，可以把这本书当做一个你受到诱惑而报名参加的游览，暂时放下向你许诺了真理的繁忙的后现代生活。我们将参观三种基本的真理模型：前现代的上帝即真理；现代的理性判断何者为真；后现代的作为事件的真理，在这里上帝和理性都不享有骄傲的地位。但是先提醒你们，这次旅行以问题而不是答案而告结，而且不退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