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不是只有彼得·潘才对成年的前景感到焦虑不安。的确，我们显然可以说彼得·潘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符号，迈克尔·杰克逊则近乎完全是彼得·潘的翻版。人们普遍认为成年就意味着放弃自己的希望和梦想，接受既定现实的限制，屈从于生活，尽管它远不如起初所想象的那样刺激、有价值或有意义。在自传第三卷的篇末，西蒙·德·波伏娃回想到世界上的事物她几乎都见识过了：“京剧、韦尔瓦竞技场（Huelva）、瓦德沙丘（El Oued）、普罗旺斯的拂晓、卡斯特罗面对五十万古巴民众的演说、列宁格勒的白昼夜和比雷埃夫斯（Piraeus）上空金黄的圆月。”她周游世界。在她那个年代，环球旅行绝非像我们现在这样司空见惯。不仅如此，在她身上各种爱情和友谊，各种有意义的工作以及由此而来的赞誉，都和她去过的地方一样不胜枚举，绚丽多彩。很难想象还有人能比她生活得更充实，更不虚度。然而，当她回顾那个曾经的自己，那个“凝视着脚下的金矿：有整整一辈子可以过”的女孩，总结她那令人羡慕的旅行清单，得出的结论却是，她被欺骗了。有些作家说如今几乎没有人想要长大。但如果成年意味着在最坦诚的时刻感觉到被欺骗了，谁能指责那些不想长大的人呢？

哲学能帮我们找到一个与屈从无关的成熟模式吗？（郑重声明：我手头的《牛津同义词词典》［Oxford Thesaurus］可是把“哲学的”［philosophical］列为“屈从”［resignation］的同义词。）我相信哲学能做到。而且，最好从康德的描述开始：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理性最终达到成熟。读者如果不想理睬这个建议也是可以理解的。《纯粹理性批判》（1781年）一经出版就成为现代哲学史上最重要也是写得最糟糕的一本书。康德自己也说它过于枯燥冗长，同时不无心酸地补充道，“不是所有人都能像休谟那样文笔细腻雅致，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像摩西·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那样文笔深刻优美”。确实如此。伯兰特·罗素并非唯一一个承认读着读着就睡着的人。然而，坚持看完的人会发现康德的成长模式非常引人入胜。

理性在幼年期是独断论的。小孩子往往认为他们得到的是绝对真理。什么样的视角会让他们质疑这一点呢？遭受过父母或教父式权威虐待的人需要很多年才意识到虐待并非世界上理所当然的东西——如果他们能够意识到的话。在较为愉快的情形下，孩子的每一步看起来都在确证他自己的能力和那个起初看起来非常神秘的世界的透明度。她认识到勺子（拨浪鼓和布丁）从手里脱落时总是往下掉而不是往上飞，而皮球（小卡车和小猫咪）之类的东西即使跑到窗帘背后也还在那里。她的能力与日俱增，世界变得越来越可理解。她为什么不能断定这两者都是无限的呢？每天她都在多认识一点事物，每天都在她的世界里揭开一个新的秘密。在小孩子身上似乎印证了17世纪哲学家、十足的乐天派莱布尼茨提出的独断论形而上学：只要给我们足够的世界和时间，就能够弄清一切——并且能够领悟到我们所处的世界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美好的。不然怎么说得通呢？

理性的下一个阶段是怀疑论，虽然“青春期”这个词不是在康德的时代出现的，但康德描述了青春期的所有症状：随着青少年发现世界不是它本来应该有的样子，他们的内心交织着复杂的失望与兴奋。父母和老师即便处于最佳状态（我们鲜能如此）也会有缺点。（和其他人一样，为人父、为人母或为人师者也经历过青春期。）他们知道的没有我们想象的多，能提供的解决方法也没有我们期望的多。即使他们没有撒谎，也不会告诉我们他们拥有的全部；他们试图用错误的方式庇护我们，因此也无法用正确的方式保护我们。他们在过去时代自然而然养成的习惯和形成的信念使我们尴尬；他们批判自己不理解的事物，停留在过去，跟不上时代变化。为什么我们不能下这样的结论：我们从他们那里学到的任何真理和规则都会误导我们，甚至关于真理和规则的观念本身就应当消停安息？难道我们不应该从对世界的无限信任转到无限的不信任吗？

康德说这一阶段比睁大眼睛轻信世界的理性童年时期更加成熟，因此是必要的、有价值的。（当然，他没有抚养过一个青春期的孩子。）但是，从无限的信任到持久的不信任，这一急剧转变并不意味着已经成熟。毫不奇怪，康德用成熟比喻自己的哲学，它使我们有智慧在盲目接受和盲目拒绝一切我们被告知的事物之间找到一条道路。成长意味着承认贯穿于我们生命始终的不确定性；甚至成长意味着，明明生活在不确定之中，却认识到我们必然会继续追寻确定性。这样的观点容易描述，却很难一贯地坚持，不过，谁说成长是件容易的事呢？

这些问题乍看起来不难，但很乏味。更糟糕的是，听起来无可奈何。就像一个心怀好意的胖大叔告诉你生活不如童年时想象得那么奇妙，也并非如青春期想象得那么糟糕，是时候你该打起精神，尽可能地过好生活了。然而，除此之外，你还可以从这样一套立场说辞中得到什么呢？它是陈腔滥调，虽然没有错，却不值得为此奋争。为什么不索性跳过康德去听滚石乐队呢？有时候，如果试一试，就会找到你所需要的。说一说心怀好意的大叔吧：康德的生活看起来可不像是你所期望的成年典范。他一生从未去过离出生地四十英里以外的地方，打了一辈子光棍，甚至唯一一则与他的爱情有关的传言也未得到证实。他成年后的生活只是日复一日地讲学、钻研学术、写作。他的生活如此严格，如此规律，所以据说他的邻居会根据他每天为保养自己虚弱的身体而出门散步的时间调校时钟。诗人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甚至夸张地说，康德的生活史三言两语就讲完了，因为他没有生活也没有历史。

然而，海涅也说康德是一位反叛者，他所掀起的滔天风暴让法国革命家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也黯然失色。不仅海涅，比康德稍晚的同时代人大都这么认为。如果我们看一看康德关于成熟最有名的讨论，就知道为什么他得到了如此高的评价。这是启蒙时代早期最著名的论文了。在《何为启蒙？》（1784年）里，康德把成熟定义为理性将自己从自我招致的不成熟状态中解放出来。我们选择不成熟是因为我们既懒惰又害怕：让别人替你做决定要舒服得多！“如果有一本书照顾我的理解力，一位牧师照顾我的良心，一位医生规定我的饮食，我丝毫不用自己费劲。只要我能付钱，我就不需要思考，别人会帮我打理一切事务。”（没错，康德为《柏林月刊》［Berlinische Monatsschrift］——相当于18世纪的《纽约书评》——撰稿时居然也采用了直白的语句。）康德这个没有孩子的男人讨论了孩子是如何学会走路的。他对此的熟悉程度令人吃惊。要学会走路，孩子们必须跌跌撞撞、摸爬滚打，但是如果为了避免他们碰伤而把他们放在婴儿车里只会使他们停留在婴儿状态。康德所批判的，不是对孩子过度保护的母亲而是有意阻止公民自己独立思考的独裁国家。国家的控制欲与我们对舒适的渴望使社会避免了冲突，但这样的社会并非成年人的社会。

成长更多地关乎勇气而非知识：世界上所有的知识都无法代替你运用你自己的判断力的勇气。而判断力是可以学到的——主要通过观察他人如何很好地运用判断力而为自己积攒经验——但我们无法教会一个人如何运用判断力。判断力至关重要，因为真正触动我们的问题不可能通过遵循某一规则找到答案。我们需要勇气去学会相信自己的判断力，而不是依赖国家、邻居，或者喜爱的电影明星他们的判断力。（当然，国家、邻居和喜爱的电影明星也可能是对的，好的判断力要求你识别对错。）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有勇气去接纳贯穿我们生命始终的裂缝，因为不管生活多么美好，裂缝总是存在：理性的理想告诉我们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经验却告诉我们现实往往不是理想的样子。长大需要我们面对两者之间的鸿沟——两者都不放弃。

我们大多数人容易放弃这个或那个。坚持童年时想法的人一生都在否认世界与他们恪守的信念不一致。这样的例子很多（我们会想到某些传道士和政治家），但时下更常见的还是深陷青春期困境的人。这个世界呈现出来的样子不符合他们的理解或理想？和理想世界之间的落差更大。在一个理想无用的世界里，坚持理想成了失望甚至耻辱的根源。彻底放弃理想远比遭受希望破灭的痛苦要好得多；直面深度腐朽的现实比沉湎于幻想要勇敢得多。

这样的立场并没有你想象得那么勇敢，因为它只要求得到一点点文雅体面的样子。懂得理想和经验对我们有同等的要求，则需要更大的勇气。成长意味着尊重并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达到这些要求。尽管知道自己永远不可能完全成功，但不会屈从于教条，也不会绝望。只要你活的时间足够长，教条与绝望总会诱惑你。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使周遭的世界更贴近应然，但也不忽视它的真实面目，这是成年人应该做的事。如果碰巧有个胖胖的大叔告诉你这些，你就非常幸运。

关于理性，暂且就先谈到这里。现代西方哲学有少量珍贵的共识，其中之一就是理性与经验在知识的学习中都很重要。这里康德又是关键性的人物。理性主义者如笛卡尔指出我们的感官如何蒙骗我们，认为唯有理性才是可靠的，才会告诉我们世界真实的样子。难道物理学没有发现诸如颜色之类的东西只是事物的属性而非本质的一部分？难道数学没有公布宇宙的深层次奥秘？相反，经验论者如洛克把心灵叫做“tabula rasa”，即等待书写经验的白板。洛克的继承者休谟甚至进而宣称理性是缺乏动力的。今天大多数哲学家都认为，康德证明了理性与经验都是知识需要的，从而结束了长达两个世纪的争论。正如他所说，概念无经验则空，经验无概念则盲。理性与经验之争会一直存在，而且已经再度兴起，但有意思的是当代神经系统科学即使不是直接支持康德观点，也大都支持康德观点的精神。实验证明某些经验实际上会改变大脑的形状，而内在的心智框架则是经验形成的关键。理性和经验以何种方式影响长大成熟将是贯穿本书的主题。

什么样的经历是成长的关键？为了与世界相调和，你得先看清它的某些方面。尽管帕斯卡尔和老子这样的哲学家都认为足不出户你就可以学到你需要的所有知识，但很多哲学家都认为旅行至关重要。例如，康德的人类学讲座就告诉我们，如果已经事先了解自己国家的民俗，旅行便是了解人类的极佳途径。

也许你会问，等一等，你刚才不是说他从未去过哥尼斯堡四十英里以外的地方吗？

不要忘记，那个年代的旅行和现在截然不同。道路泥泞崎岖，人在马车里颠簸前行，竖起耳朵监听土匪和强盗的脚步声，住在没有安全感的旅舍里一周复一周。仅仅从魏玛到西西里岛就已经是歌德非常了不起的旅程了。他和康德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同一个国家，但比康德富有冒险精神，也更幸运更年轻。然而，即便是歌德，走得更远也只能是梦想。

如果康德本人的人类学讲座声称旅行是有益的，那么道路崎岖只是一个拙劣的借口！

当然，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差距。前面那段关于旅行的文字有一个脚注，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康德因无法按照自己的建议去生活而感到羞愧——这是我在他的作品里看到的唯一一处不经意间从个人偏好出发的好玩言论：

一座大城市，它是一个国家的中心，该国的政府机关就驻守在那里，它拥有一所大学（旨在扶植科学），同时还有便于海上贸易的位置，这位置既有助于通过河流与该国内陆交往，又有助于和语言风俗不同的邻国交往，——这样一座城市，例如像普列格河畔的哥尼斯堡，就可以被视为一个既扩展人类知识，又扩展世界知识的适宜之地，在此即便不去旅游也能获得这些知识。（《实用人类学》，第4页）

这听起来很像诡辩，但是否有可能果真如此？也许在某些地方，有些人心胸非常宽广开放，不需要去很远的地方就能充实自己。也许康德就是这样的人，在屏幕上阅读这段文字的人也是。网络不是为我们提供了人类未曾想象过的空间和时间吗？如果你不把时间花在看那些色情图片和那些低级无聊的节目上，你就可以从网上获取很多有用的东西。你可以阅读全球数百家媒体的新闻，了解同样的事件是如何被人们从不同角度报道的。唉，最近的几次调研显示网络使我们更加狭隘。我们看朋友看过的博客和网站，我们的视角更受限制。但另一方面拓宽视野的可能性也很明显。我们可以瞥一眼“阿拉伯之春”（且不管结局如何），偶尔看一下韩国说唱视频也无妨。谁知道呢？

在外语环境或另一个国家居住、尤其是工作足够长时间的人，比起一直待在出生地的人更知道他们错过了多少。即使熟练掌握了一门语言，你也无法深解那些典故隐语。以孩童的摇篮曲为例，那是你新住地的同胞们听着入睡的，并永远地印在脑海里，不可消除。你会错过笑话、精微玄妙之处和很多反语。（英语世界的鲍勃·迪伦（Bob Dylan）迷们可能会对最近一家德国女性杂志把《西班牙牛皮靴》［“Boots of Spanish Leather”］评为描述异地恋的最佳歌曲表示不屑。）因此，去不同的地方旅行而不是在虚拟的网络世界里遨游常被看成是成长道路上至为关键的一步。在欧洲，穷人把儿子送去当学徒的做法现在已经很少见，但一些国家如突尼斯和菲律宾至今延续着这样的传统。今天，家境较富裕的子弟——不管来自莫斯科、北京，抑或来自伦敦、纽约——仍然被送去参加某种类似于19世纪“壮游”（Grand Tour）的旅行。在欧洲，它叫作伊拉斯谟（Erasmus）项目，旨在强化政治联盟；在美国则称作大三出国交流项目（junior year abroad）。

根据最近的一些研究，伊拉斯谟项目对欧洲一体化的贡献小于预期；很多学生认为，回国后感到与自己国家的关系更紧密了。但作为成长的一步，这个项目比大多数美国大学的海外留学项目好得多，即便仅仅是因为欧洲人觉得只会说一种语言是没有教养的。哈佛大学前校长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最近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道，学习第二门语言纯粹是浪费时间，不如用来使某些可以量化的东西达到最大化。显然，对萨默斯这样的经济学家来说，语言只是收集信息的工具。在美国和在英国一样，语言能力被视作高等教育的标志，但是每位突尼斯学徒掌握的语言都比萨默斯多。一位以秘书职业的德国人很喜欢去希腊度假，因此决定学习希腊语，每次（现在是一年一次）从克利特岛旅行回来坚持去上夜校。这样的人旅行得更好吗？肯定更有深度——在很多方面也更加舒适。在监护人——可能是学校管理员、声名赫赫的会议组织者或者豪华游领队——的保护下机械地从一个地方挪到另一个地方对成长的意义不大，甚至妨碍成长，因为它造成了不需要深入其中就已经见过世面的假象。如果你不想把脚弄湿，不想把手弄脏，那还不如宅在家里。反正你上网也能看得到西斯廷教堂。

我认为，真正的旅行对成长确实至关重要，虽然它既非充分条件亦非必要条件。正如波伏娃所说，观察世界不足以使你对自己在世界中所处的位置感到满意。我们也不需要通过旅行去正式地认识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风貌。只要读一下《圣经》就可以知道，很多宗教把孩子当成祭品，直到上帝告诉亚伯拉罕不需要这么做，而一个十六岁的孩子大概不会没有听说过爱斯基摩人把老人放在大浮冰上漂走吧？这个例子可能会引起青少年的关注，他们乐于把它作为伦理相对主义的论据。但真正的旅行可以让我们深入接触另一种文化，强化我们对共性与差异的认识。甚至在使用（几乎是）同一种语言的不同文化之间，共性与差异也比我们想象得更加微妙。美国人可能痴迷于《唐顿庄园》（Downtown Abbey），而英国人则会为Lady Gaga倾倒；但在美国，医保和产假被称为福利，而在英国和大多数高度文明的国家都把它们视为权利。这些字眼可以看出人们看待公正和自由方面的差异。

正如康德所说，只有对自己的文化有所了解时，到其他文化中去旅行才有意义——反之，了解其他文化显然有助于了解自己的文化，因为你会注意到自己的文化中习焉不察的东西。我在柏林住了最初的六年后回到美国，每次打开《纽约时报》都很生气。不是因为它的报道内容而是因为它的形式。德国的报纸总是印有大量文字，有时配上图片加以说明，而美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却理直气壮地用四分之三的版面做广告，剩下的才是新闻。我们没有想一想，它是如何将我们的注意力从波斯尼亚大屠杀转移到布鲁明戴尔百货店的促销活动的：每天早上我们看到版面比例时，谁会想到还有比促销活动更重大的事情呢？有几个月甚至可能一年的时间里，我试图将这个事例编入我在耶鲁大学讲授的政治哲学课讲义来表达我的愤怒。过了一段时间，我又习惯了报纸的版面，不再打心眼里反感。怒气也就很快消退了。

当然，这件事只是很多例子中的一个，显示我们是如何融入社会的，而社会又如何潜移默化地塑造着我们的世界观。《彼得·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出版并非偶然。J.M.巴里（J.M.Barrie）能预知未来，而A.S.拜厄特（A.S.Byatt）的《孩子们的书》（The Children's Book）向我们很好地展示了今天看起来无邪的世界里最有趣的游戏背后发生了什么，这样的说法显然有点愚蠢。跟之后的时光相比，我们依然觉得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如此美好，甚至希望时光停滞在那里。但如果可以，还是请忘记随后而来的两次世界大战和原子弹，想一想20世纪中叶对保罗·古德曼（Paul Goodman）的经典之作《荒谬的成长》（Growing Up Absurd）的批判吧。我们是否已经创造了一种给成年人留有空间，使成长成为好的选择的文化？古德曼说我们还没有。他认为人成长需要的是这样一种文化，它能提供有意义的工作和一种共同体的感觉，一种相信世界会回报你所付出的努力的信心。如果商品消费而不是满意的工作成为我们文化的焦点，我们就已经创造（或默认）了一个永远处在青春期的社会。尽管古德曼在20世纪60年代颇具影响力的著作——苏珊·桑塔格称古德曼为美国的萨特——已经大部分被人遗忘，但他的很多评论在今天看来比五十年前更有道理。曾在成长观方面给予康德最大灵感、令人着迷痴狂的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更值得一提。卢梭的作品强烈控诉只是“将缚在人身上的铁链饰满花环”的文化。艺术和科学满足了我们的虚荣心，充实了我们的钱包，但没有升华我们共同的人性；因此文化扭曲了我们，驱使我们接受本该受质疑的社会秩序。社会的诱惑力太大，太具有煽动性，只有用激进的方法才能克服。卢梭的《爱弥儿》（Emile）——唯一一部长篇阔幅谈论成长指南的哲学书——提出的问题以及带给我们的希望会在下文细述。在探究21世纪是什么使得成长变得更为困难之前，我先谈谈卢梭和康德是如何设置论题的。

因为无法创造年轻人希望在其中成长的社会，我们就将年轻理想化。看到婴儿睁大眼睛，兴奋地看着一切事物，我们羡慕他们的坦率、天真，却忘记了成长的每一步，从站立到能画人物线条，都伴随着恐惧与挫败感。最有害且广为流传的理想化观点是认为人生最美好的阶段是16岁到26岁之间。这十年间男人肌肉最发达，女人肌肤最光滑。这是由荷尔蒙引起的，进化论生物学家可以解释其原因。但是，不管你的基因如何，你的目标不是增强生殖能力。把一生中最困难的阶段描述成最美好的时光，使正处于这一阶段的年轻人更加难熬。（如果我已感到心力交瘁、恐惧万分，我还能指望将来吗？他们都告诉我，以后的日子只会越来越糟糕。）这是关键所在。把人生描述成一个下沉式的过程，将会使年轻人对生活无所期望，也无所要求。

本书将会讨论我们对世界是怎样（实然）与世界应该是怎样（应然）这两者的理解，是如何受到各种经验的深化或阻碍的。本书认为，成长本身就是一大理想——一个很难完全实现但绝对值得为之奋斗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