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共产党人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
屡仆屡起的地方党组织
军阀统治是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特有现象，在四川和重庆尤为典型，形成了军阀割据的“防区制”。驻镇重庆的军阀刘湘，先后组织颁布了《整饬民团协剿共匪计划大纲》《四川善后督办公署暂定各市县清共办法》《四川边防军铲共委员会组织纲要》《四川边防军铲共委员会办事细则》等各种反共法令、条例，肆无忌惮地镇压和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1930年初，刘湘在重庆成立二十一军特务委员会，并将川东、川东北40多个县划分为六个治安区，在各县建立“清共委员会”，专事反共活动。同时，搜罗中共叛徒在特务委员会内组建侦缉队，抓捕、屠杀共产党人；设立“反省院”，创办反动报刊，进行“心理策反”，瓦解共产党人意志。到1931年4月，参加特务委员会工作的叛徒“被任为侦缉员者，共已达40余人，每日散布街头，有如捕雀罗网”[1]。
军阀的残酷镇压和当时党内三次“左”倾错误的影响，以及党内不坚定分子的叛变投敌，加之党组织缺乏秘密工作经验，致使重庆地区党组织领导的革命斗争，经历了屡仆屡起的悲壮历程。
为恢复因三三一惨案而遭受严重破坏的党在四川的领导机构，1927年7月下旬，中共中央派傅烈、周贡植、钟梦侠等入川。8月12日，傅烈在重庆建立中共四川临时省委并任书记。临时省委成立后，及时传达贯彻了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清理、恢复和整顿各地党组织，陆续建立起了中共重庆市委（临时省委兼），江津、合川两个县委和綦江、静观场（江北）、高店场（巴县）、崇文场（巴县）等四个特支。
在清理组织、恢复工作的基础上，1928年2月10日至15日，临时省委在巴县铜罐驿周贡植的家中召开扩大会议，正式成立中共四川省委，傅烈任书记。会议根据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决定在各地陆续举行“春荒暴动”，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3月，省委制定了旨在迅速形成全川“春暴”局面的《春荒暴动行动大纲》。
在紧锣密鼓准备暴动的同时，1928年3月9日，四川省委在重庆城区兴隆巷8号召开中共巴县县委成立大会，省委书记傅烈和省委常委、组织局主任兼巴县县委代理书记周贡植等出席会议。会议尚未开始，即被警察发现，在场九人全部被捕。审讯期间，傅烈等人虽饱受酷刑折磨，但都坚贞不屈。年龄最小的黄中元仅16岁，在严刑逼供下“并无一语供词，尤大骂不已”[2]。傅烈在给妻子的遗书中写道：“我死了，你不要忘记我是怎样死的。你要为我报仇！要继承我底遗志为党的事业奋斗到底！”[3]4月3日，傅烈、周贡植、黄中元等九位共产党人被枪杀于朝天门沙嘴。省委刚好建立一个月，巴县县委正在建立之中，便被反动军阀破坏了。
兴隆巷事件后，四川省委决定由常委张秀熟代理省委书记，继续在重庆领导全川开展反抗军阀统治的斗争。省委指派喻克由任巴县县委书记。3月底，喻克由被捕，4月19日在朝天门沙嘴刑场就义。
省委工作刚半年，就又遭到了一次大破坏。1928年9月24日，负责组建省军委机关的李鸣珂领导的省军委特务队，将蒋介石派到刘湘军部任政训部主任的戴弁刺杀。二十一军军部立即全城戒严，搜捕“刺客”。在大搜捕的恐怖声浪中，早已因个人问题对中共组织心怀不满的前团省委书记彭兴道和代理团省委书记廖时勉等人叛变投敌。10月1日，因叛徒出卖引起军阀当局的大逮捕，设在重庆城内的中共四川省委和共青团四川省委、中共巴县县委和共青团江巴县委等秘密机关同时遭到大破坏，张秀熟等30多位共产党、共青团干部被捕。张秀熟被捕后，面对被百姓称为恶神“王灵官”的军阀王陵基的审讯，他慷慨陈词，进行了有力的自我辩护和革命宣传，弄得王陵基理屈词穷，狼狈不堪。此事被当时报纸报道为“张秀熟舌战王灵官”，传遍山城，远布全川，轰动一时。
1928年10月13日，赴苏联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回到重庆的刘愿庵召集会议，传达中共六大精神，组建了又一届临时省委和巴县临时县委。与此同时，因当时交通、通讯均很不便，省委常委穆青不知道刘愿庵已在重庆成立了临时省委，他于10月20日在成都也建立起临时省委并任书记，临时省委还决定在重庆建立川东特委。10月下旬，中共川东特委在重庆成立，项鼎任书记。川东特委积极开展工作，创建《新社会日报》，开设九七书店、掘新书店、协合寄宿舍、南来燕咖啡店等，成为党在重庆发行进步书刊、传递消息和接待往来人员的秘密据点。
11月底，刘愿庵等到达成都，与穆青等接上头，向成都临时省委传达了中共六大精神。12月18日，成渝两个临时省委合并，穆青任书记。
1929年6月7日至11日，临时省委在成都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选出了新一届四川省委，刘愿庵任书记。省委认为重庆仍是全川工作的重心，8月，省委决定移驻重庆，同时撤销川东特委，省委兼任重庆区委，直接负责重庆地区党的工作。
这一时期重庆党组织的特点是：当省委驻成都时，则在重庆设立川东特委作为省委的派出机构；当省委驻重庆时，则在成都设立川西特委。省委驻重庆时，基本上就由省委行使了重庆地方组织的职能，直接领导基层的党组织和各界群众运动，包括开展兵运、农运、工运、学运等。
这一时期，二十一军特务委员会对重庆地区党组织起到了极大的破坏作用。自二十一军特务委员会建立后，从1930年3月下旬到5月中旬的50天左右时间里，党在重庆的地下组织迭遭破坏，不少干部被捕牺牲。
3月22日，省委常委、组织部主任穆青被捕。4月7日，中共重庆中城区委书记陈泽煌被捕。4月14日，中共四川省委特务队队长任锦时被捕。4月17日，中共江北特支书记刘森元被捕，同日，李鸣珂被捕。李鸣珂被捕后，他饱含深情地给老领导周恩来写了遗书：“恩来同志：与你永别了……目前群众革命斗争日益发展与扩大，反动的统治阶级对于领导革命的本党是要尽量摧残的！望你珍重，祝你领导中华革命早日成功！”[4]4月19日，李鸣珂被枪杀于朝天门码头沙嘴。
5月5日，省委书记刘愿庵与秘书长邹进贤、工委书记程攸生在重庆城内浩池街裕发祥酱园铺楼上召开常委会议，因叛徒告密而被捕。刘愿庵在狱中给妻子周敦琬写了诀别书：“把全部的精神，全部爱我的精神，灌注在我们的事业上，不要一刻懈怠、消极”，“别了，亲爱的，我的情人，不要伤痛，努力工作，我在地下有灵，时刻是望着中国革命成功，而你是这中间一个努力工作的战斗员”。[5]5月8日，刘愿庵、程攸生、邹进贤壮烈牺牲于巴县衙门。同时，二十一军特务委员会还从浩池街事件中当场搜获的省委文件里，查明了此前已经被捕的穆青的真实身份。5月14日，穆青壮烈牺牲于巴县衙门。
1930年5月浩池街事件后，中共四川省委领导几乎全部牺牲。在事件中跳窗脱险的省委常委游少彬，与从外地赶来重庆的程子健、项鼎和原在重庆的罗世文召开紧急会议，于6月10日成立新一届省委，程子健任书记。在刘湘反共政策摧残下的重庆党组织不断遭到破坏，党员人数锐减。到1930年6月，由省委兼任的江巴中心县委所属党员仅剩117人。
新的省委建立后正赶上贯彻中央“立三路线”的新形势，于是便仓促开始了全省大暴动，共产党、共青团、工会等地下组织机构奉命合并为领导大暴动的省行动委员会，由程子健任行委书记。将全省划分为五大“军区”，计划组建17路红军，希冀争取在重庆、自贡等中心城市首先暴动成功，然后进一步争取在一省或数省建立苏维埃政权。这场“左”倾冒险行动很快遭到惨败，特别是在一些军阀部队中多年辛辛苦苦积蓄起来的革命力量几乎全部因过早暴露而毁于一旦。1930年底，四川省委常委在重庆只剩下程子健一人，他带领剩下的干部勉强支撑省委的局面。
1931年2月，四川省委改组，程子健任书记。3月中旬，因叛徒告密，二十一军特务委员会侦缉队突袭设于重庆城区寮叶巷内的中共四川省委交通机关，总交通许仁智被捕牺牲，使省委与各地基层组织的联系中断。在军阀当局的大搜捕中，省委已难于在重庆立足，被迫再度从重庆迁往成都。自此以后重庆不再是四川省委的驻地，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公开的中共四川省委在重庆设立。
从川东特委到江巴中心县委
1931年春季，为适应四川省委迁至成都后的新形势，在重庆建立了川东特委，领导重庆及川东地区的党组织。当时，川东特委成立时的整个组织情况是：“川东特委所辖党员600人”；几个中心城市的党员，“重庆40余人（有三个工厂支部）”；万县“自下川东特委全部被捕后，破坏殆尽，仅剩几个工人同志，无法清理”。[6]而此时，二十一军特务委员会的活动比之以往却更为猖獗，每日散布街头，到处捕人。
7月，川东特委遭到破坏，四川省委审时度势，决定撤销川东特委，另建江巴中心县委，将原来管辖整个川东地区数十个县改为只管辖旧时重庆府所辖的巴县、江北、长寿、南川、綦江、江津、合江、永川、荣昌、隆昌等十个县。
重庆的地下工作环境变得更加险恶。二十一军特务委员会成立一年多以来，“对于肃清共党，不遗余力”，他们将1931年度所有捕获共产党的经过汇集成册，其中“总计廿年度共案人犯计91人，判死刑者14人，无期徒刑者2人，有期徒刑者75人”[7]。
在这样血雨腥风、极其困难的环境中，出身于富豪之家的江巴中心县委组织部长杨仁杰、军支书记李家俊依然坚持革命信念，积极工作。1931年秋，杨、李先后因叛徒出卖被捕，10月29日同时被害于上罗家湾刑场。
此后，针对二十一军特务委员会的疯狂活动，江巴中心县委秘书长郑佑之采取对叛徒分化瓦解，对特务委员会“打进去、拉出来”的策略，通过他单线联系的两个中共党员，在特务委员会中分头串连那些不愿或不敢继续作恶，愿意“回头”的叛徒，以做事讲良心为号召，在二十一军特务委员会中成功建立了为中共控制的秘密组织“良心会”。“良心会”为党组织提供情报，购买武器，营救被捕人员，制裁死不悔改的叛徒，争取一般叛徒“回头”，取得了一定成效。这是当时重庆地区共产党人在地下工作中的一大创造。
1931年底，因重庆党组织特务队中一个队员叛变投敌，被他出卖的人员中又接连有人被捕叛变，党团组织内引发了一系列相互牵连的连锁叛变事件，导致良心会遭到破坏，郑佑之也不幸落入敌手。12月30日，郑佑之与被捕的两位“良心会”骨干成员一起被害于上罗家湾刑场。
1932年1月10日，中共江巴中心县委组织部长徐永弟和军支书记李惠康，在凤凰台街茶馆接头时被二十一军特务委员会逮捕，不久相继遭到杀害。1月20日，中共江巴中心县委宣传部长黄克诚被捕。25日，共青团江巴中心县委又遭到破坏。8月，中共江巴中心县委书记陈必新被叛徒出卖。江巴中心县委被破坏后，由于党员人数大大减少，重庆地区党组织缩小为由省委直接领导的特支，后又两度遭到破坏。此后，省委多次从外地派人来渝恢复重庆及川东地区党组织，都没有成功。到1935年5月，除上海中央局所属系统的个别组织在重庆以单独方式开展活动外，重庆地区各级党组织几乎全数遭到破坏。
20世纪30年代初，随着党组织在重庆地区迭遭破坏，被捕的共产党人日益增多，刘湘便下令专门建立“反省院”，将“共案”政治犯集中关押，进行“感化”。从此，重庆“反省院”成为共产党人进行斗争的一个重要战场，身陷囹圄的张秀熟等共产党人，始终坚持革命信念，在狱中不屈抗争。九一八事变后，因抗日救亡运动高涨，各方面要求释放政治犯的呼声也越来越大，重庆“反省院”只好陆续释放了一些政治犯。七七事变后，重庆“反省院”撤销。
在整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重庆的中共组织从省委到川东特委，再到江巴中心县委和最后的重庆特支，组织机构越来越缩小，人员牺牲十分惨重，先后有三任省委书记，两任川东特委书记，四任巴县县委、重庆市委和两届江巴中心县委的负责人，以及许许多多的共产党人牺牲在重庆。面对牺牲，以共产主义信念武装起来的共产党人从未屈服，从未退缩，他们屡仆屡起，视死如归，响亮地发出了“对准我们的敌人猛攻！猛攻！”的呐喊，用鲜血和生命浇灌了重庆这片英雄的土地，谱写出了一曲又一曲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
[1]《万州日报》，1931年4月20日。
[2]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编：《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8年—1929年2月）》，1986年，第313页。
[3]《革命烈士书信》，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版，第30页。
[4]《李鸣珂被捕前给中央的信》，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编：《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30年—1931年）》，1986年，第46页。
[5]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临刑寄语——巴渝革命烈士书信选》，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7—19页。
[6]《特生向中央的报告》，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编：《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30年—1931年）》，1986年，第489—490页。
[7]《大声日报》，1931年9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