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共产党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的建立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方团的建立
先建立共产党组织，再在党组织的领导和帮助下建立团组织，这是共产主义组织在全国建立的普遍规律。但是，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是先建立团组织，在相当一段时期团组织代党工作，发挥党组织的作用，再建立党组织。这一历史过程，是重庆共产主义组织建立的鲜明特点。
1922年4月，受陈独秀和团中央的委托，唐伯焜回到重庆和周钦岳共同筹建青年团组织。他们联络重庆进步青年董宝琪、李光斗、李守伯等人，于10月9日正式建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方团，其中唐伯焜、周钦岳是共产党员。[1]会议选举产生了团的地方执行委员会，由周钦岳任书记，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方团章程》，发表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方团宣言》。《宣言》明确指出，“我们信仰唯一的主义——马克思主义”“我们采取唯一的手段——经济革命”“我们达到唯一的目的——无产者国家”，旗帜鲜明地表明了它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它的最终目的是用摧毁腐朽经济制度的革命手段，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10月14日，周钦岳向团中央写信汇报重庆地方团成立的情况并请求团中央承认。10月30日，团中央召开第21次执委会会议，在第六项议题中讨论了重庆地方团问题，议决“承认重庆地方团”[2]。
重庆团地委成立后，先后在巴县中学、巴县国民师范建立了以中等学校师生为骨干的两个基层支部，团员达到34人，为推动重庆地区反帝反封建斗争注入了新的生机。但是，由于团组织处于初创阶段，各方面都很不成熟，缺乏群众基础和工作经验等因素，严重制约了重庆团地委作用的发挥。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1924年9月，团中央委任萧楚女为驻川特派员，负责对重庆团地委进行整顿。10月，重庆团地委撤换唐伯焜，改由罗世文任秘书（书记）。萧楚女一面从加强政治思想入手，与杨闇公、童庸生、罗世文等团地委的主要成员增进信任与理解，化解隔阂，增强团结；另一方面带领重庆团地委积极投入和领导德阳丸案等反帝运动，在实际革命斗争中检验干部。在萧楚女的指导下，1925年1月，团地委再度改选杨闇公任代理秘书（书记）。9月，重庆团地委选举产生以杨闇公任书记的新领导班子。
整顿后的重庆团地委，逐步改变了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倾向，迅速成为活跃于四川革命运动中的主导力量。在此基础上，重庆团地委着重加强对团员学习革命理论的指导，逐步将研究马克思主义活动引向正轨，使学习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深入社会广泛开展群众工作，1925年3月，通过成立劳工互助社等合法组织团结工人群众，实现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使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不断得到提高，并从中产生了刘远翔、曾俊杰两个优秀工人领袖；组织领导重庆地区的反帝斗争，通过劳工互助社成立五卅惨案重庆国民外交后援会，声援五卅运动，使反帝斗争开展得轰轰烈烈；创办机关刊物《爝光》周刊、《肃清》，以多种途径宣传革命理论，不断扩大团地委社会影响，为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在重庆的建立做好了思想和组织准备。
这一时期，重庆其他地区的团组织也相继成立。1924年6月，在成都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邹进贤回到綦江开展革命活动，发展青年入团，1925年1月建立了綦江第一个青年团支部。8月，重庆团地委负责人童庸生以在涪陵省立四中任教作掩护，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吸收先进青年入团，9月建立了涪陵第一个团支部。1925年初，重庆团地委除在川东师范、省立二女师、巴县师范、巴县中学、《新蜀报》等设有支部外，在江北县、南川、涪陵、巴县永兴场等也建立了支部。
在整顿后的重庆团地委担负组织领导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作用日益显现的同时，以第一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大革命洪流已向巴渝大地澎湃而来。广泛地动员和组织群众投身大革命斗争，成为党在这时期的中心工作。对于像重庆类似的尚未建立党组织的地区，党中央给予了高度重视。1925年1月召开的党的四大在《组织问题之决议案》中提出了明确要求：“为着扩大吾党的数量，在尚未有我们组织的其他工业区及大都市，如东三省、河南、重庆、九江、芜湖、福州等均应努力开始党的组织。”[3]为此，团的“三大”《组织问题决议案》作出相应规定：在“有团的组织而没有党的组织的地方，团的中央应听党的指挥，去为党发展其组织或代为进行其工作”，“团员在25岁以上者，应酌量介绍其入党”。[4]根据党团中央的两个决议案，重庆团地委便承担了一项极为重要和特殊的任务，代党发展党员，筹备建立党的组织。1925年3月，重庆团地委着手从团员中发展党员，杨闇公、童庸生等主要骨干由团转党，成为中共正式党员。
重庆团组织在早期共产主义运动中作了开创性工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政治上，通过发动和领导反帝反封建斗争，形成了四川和重庆地区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领导集体；在思想上，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使科学社会主义为广大团员青年所接受，一批先进分子由此确定共产主义信念，走上革命道路；在组织上，通过团组织代党工作的特殊方式开拓了工作局面，为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在重庆的建立准备了条件。重庆团地委“为党发展其组织或代为进行其工作”的这段历史，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结合，展现了在中国复杂的社会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创建的多样性和曲折性。
在四川和重庆地区共产主义组织的创建过程中，吴玉章、杨闇公等建立和领导的中国青年共产党（中国YC团）产生过重要影响。1922年初，吴玉章在北京会见从苏俄回国的共产党人王维舟时，已有会合同志组织新政党的酝酿，并成立了“赤心社”。同年8月，回川担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的吴玉章结识了从日本留学归国不久的杨闇公，并介绍杨闇公与童庸生、廖划平以及在蓉疗伤的刘伯承等相互认识。为了推动四川革命运动，他们“迫切感到有成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1924年1月12日，吴玉章、杨闇公在成都秘密成立中国YC团，选举吴玉章、杨闇公、刘仲容、廖划平等6人为负责人，并通过《中国YC团章程》和《中国YC团纲领》，鲜明提出把“采取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方式，实行社会革命”作为行动纲领，将“颠覆有产者的利益”作为政治主张，创办中国YC团机关刊物《赤心评论》，并组织了“社会主义研究会”，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动群众投入反帝反封建斗争做了大量工作。5月，因反动军阀加紧镇压革命运动，杨闇公等人被迫离开成都来到重庆，继续开展活动。此后，中国YC团成员在政治上发生分化，杨闇公、吴玉章等多数成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党，从而使全川马克思主义力量统一起来，为四川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共产党在中国的创立经历过一个群星共起、交相辉映的阶段。当年的中国YC团的创建，使共产主义运动的星星之火在偏僻的西南燃起，是四川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独立创建革命政党、开展共产主义运动的一次勇敢实践，它同成都、重庆等地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之间，成员上相互交叉，行动上密切配合，共同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四川的传播，也为中共地方组织的创建作了干部上的准备。尤其是吴玉章、杨闇公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行动，鲜明体现了他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宽广胸怀和光明磊落的品质。中国YC团的分化和解散，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中国革命的历史选择，是万流归宗的必然结果。
中国共产党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的建立
重庆各地团组织的普遍建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宣传和共产主义运动在重庆已发展到一个崭新阶段。团组织积极代党开展工作所积蓄的深厚思想基础、组织基础和干部准备，使重庆地方党组织的建立水到渠成。
1925年7月，以杨闇公为书记的重庆团地委向团中央报告，请求成立党组织；9月23日，再次报告团中央“盼成立C.P.，以便中校尽力发展青年运动”。1926年1月，根据党团中央指示，以冉钧为书记的中共重庆支部成立，成员有吴玉章、杨闇公、童庸生、周贡植等人。1月24日，綦江的邹进贤、陈翰屏、霍步青、危直士等人成立了以邹进贤为书记的中共綦江支部。中共重庆支部和中共綦江支部都直属中央领导，是重庆地区最早建立的两个党组织。
1926年1月1日至19日，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吴玉章、杨闇公、童庸生等作为四川代表出席会议。会议期间，杨闇公、童庸生等多次出席中国共产党召开的会议，商讨国共合作和在四川建立中共地方组织的问题。国民党二大结束后，杨闇公绕道上海，代表重庆团地委向中央汇报工作，要求在四川建立地方党组织。中央批准成立中国共产党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中共重庆地委”）。2月24日，杨闇公、童庸生回到重庆，立即与冉钧等着手组建中共重庆地委。2月底，他们召集在重庆的中共党员秘密集会，正式成立了中共重庆地委，杨闇公任书记，冉钧负责组织，吴玉章负责宣传（因吴受中共中央指示留国民党中央工作，后改为钟梦侠负责）。杨闇公、冉钧、吴玉章为执委，程子健、李嘉仲为候补执委。同时，团地委也进行了调整，童庸生担任团地委书记。
中共重庆地委的建立，是党中央在原拟建立四川区委（省委）等计划未能实现的情况下，根据党章关于“在执行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得委托一个地方执行委员会暂时代行区执行委员会之职权”的规定[5]，接受中共中央的委托，代行四川区委的领导职责，统一领导全川的党组织。这改变了自1922年以来四川各地党团组织各自为政的状况，实现了党组织领导团组织的体制转换，标志着团组织为党发展组织、代其工作的职责和筹备建党的历史任务顺利完成。
中共重庆地委建立后，积极贯彻党的四大精神，勇敢地承担起历史赋予的使命，在发展党的组织、开展群众运动、加强军事统战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
在党的建设上，中共重庆地委成立时，当时全川仅有重庆、綦江、宜宾等少数支部，党员总数70人左右。[6]为加强党的力量，中共重庆地委先后建立了由李嘉仲任书记的巴县国民师范学校支部、萧华清任书记的中法学校支部、牟万宗任书记的巴县铜罐驿支部、喻克由任书记的巴县高店子支部等；同时还派遣中共党员到各地组建地方支部，1926年春至1927年冬的时间段内，相继建立了成都、内江、自流井、宜宾、泸县、綦江、江北、江津、长寿等特支，荣昌、南川、川北、涪陵、丰都、忠县、万县、合江等支部；还在驻万县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杨森部秘密建立以卢振纲为负责人的党组织、驻涪陵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郭汝栋部秘密建立以尹肇舟任书记的中共涪陵驻军支部。到1927年3月，四川的中共党员数量发展到400多人。中共四川组织和党员数量的快速发展，为四川大革命运动的全面发展提供了重要组织保证。对此，1926年9月，中共中央曾充分肯定了四川党的发展工作，指出：在组织发展上，川省为最快，“所以四川省现时是最好工作之地，四川工作同志其刻苦奋斗的精神，更为有别省所不及者”。[7]
在群众运动上，中共重庆地委先后增设了以程子健为书记的工人委员会、以杨洵为书记的学习教育委员会、以程志筠为书记的妇女工作委员会等专门机构，加强领导力量。在工人运动方面，通过国民党四川左派临时省党部工人部和派出党员赴全川各地组织工会，在重庆、成都、自贡、万县、宜宾等13个县市建立起四川劳工互助社、成都总工会、重庆总工会等组织，拥有12万多会员，创办《四川工人》进行公开宣传，使觉醒了的四川及重庆工人阶级成为一个有组织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在农民运动方面，组织农民协会及自卫军，推动农村反封建斗争。1926年至1927年，先后派出两批共40余名农运骨干，前往广州、武汉参加毛泽东亲自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培训。骨干受训回川后，分赴各地发动农民，组织农会，开展反封建斗争。1926年春，中共重庆地委发动綦江饥民，开展了阻止奸商外运大米的斗争。次年初，发动綦江永兴数千农民举行示威游行，响亮喊出“打倒军阀”“反对苛捐杂税”等口号。这些斗争，唤醒和教育了农民，使綦江成为当时四川农民运动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此外，营山、宜宾、郫县、南川、江津等地的农会组织都有较好的发展。特别是原川军高级将领、共产党员李蔚如在涪陵广泛组织农民协会，发动减租减息，成立有近万人的农民自卫军，武装反抗军阀，实际掌握了涪陵县部分地区政权。据不完全统计，到1927年春，四川全省有15个县建立了农民协会，其中区级农民协会30多个，乡级农民协会160多个，会员达到了33000多人。在学生运动方面，通过学生联合会等进步社团和外围组织，加强对大批进步青年的引导，激发爱国热情，努力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提高政治觉悟，积极组织广大青年学生踊跃参加五卅、九五等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开展驱逐反动校长斗争，勇敢冲破反动势力的禁锢，逐步实现了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的结合。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进步青年学生积极响应中共重庆地委号召，弃学从军，投身北伐，逐步成为了推动重庆革命运动的先锋力量。1926年冬，经中共重庆党团组织的推荐，罗瑞卿、陈伯钧、徐彦刚、张锡龙、赵一曼、游曦等进步青年被国民党中央军事学校武汉分校录取。在妇女运动方面，注意培养妇女党团员，推动妇女运动发展。中共重庆地委在中山中学、中法学校等校女学生中积极发展党员，还在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开展了驱逐封建校长的斗争，并派出游曦等党团员到磁器口、菜园坝两处丝厂女工集中的地方开办夜校、建立女工工会，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重庆各界妇女联合会。1926年12月，四川各界妇女联合总会在重庆正式成立，有力地推动了四川妇女运动的发展。这些工作的成功开展，不仅使党组织得到巩固发展，其所积蓄的深厚群众基础更成为推动四川大革命运动的中坚力量。在加强军事统战方面，1926年，中共重庆地委利用吴玉章、刘伯承在川军中的威信和旧关系，派曾净吾、邓作楷等党员到驻重庆黔军和驻泸州川军中，积极对川军进行统战和争取工作，派童庸生、何绍先、潘崇阶到顺庆、泸州、合川等地做川、黔军工作。随着北伐战争的推进，中共重庆地委对川军的争取工作逐步取得成效，川军将领黄慕颜、秦汉三等加入了共产党，从而打开了军事统战工作的初步局面。之后，又陆续派出30多名政工人员到川军各部帮助训练下级军官，向士兵宣传进步思想。这些工作的开展，既在川军中播下了革命火种，也为以后党领导的泸顺起义准备了条件。
中共重庆地委的建立，尽管晚于1921年7月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四年多，但从祖国西南地区来看，却早于1926年11月建立的中共云南特别支部，更早于1929年12月在贵州建立的中共赤水合江特别支部，开启了中国共产党在西南地区领导人民群众开展革命斗争的先河，扩大了党在西南地区影响。中共重庆地委的建立，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四川革命运动的统一领导，担负起了领导重庆和全省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重任，标志着重庆作为四川革命运动中心地位的确立。至此之后，以重庆为中心，开启了党领导四川人民开展革命斗争的新篇章。
[1]《第一届团中央执行委员会第20次会议纪录》（1922年10月14日），《党的文献》2012年第1期，第25页。
[2]《第一届团中央执委会第21次会议记录》（1922年10月30日），《党的文献》2012年第1期，第26页。
[3]中央档案馆编：《对于组织问题之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309页。
[4]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办公厅编：《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925—1927），1957年内部出版，第63页。
[5]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312页。
[6]陈全：《对中共重庆地委成立时两个问题的考辩》，《重庆党史研究资料》1993年第2期。
[7]《中央局关于最近全国政治情形与党的发展的报告》（1926年9月20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2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