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党组织在川东地区的重建和发展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和国民政府移驻重庆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7月底，平津沦陷，华北全线告急。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制造八一三事变。日军凭借军力上的优势快速推进，使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所受威胁日趋严重。为应对时局的突变，国民政府最高中枢机关开始将迁都事宜提上议程，并将四川及重庆作为抗战大后方重要战略地区予以考虑。八一三事变当晚，蒋介石即对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面呈的建议中央迁川，以利长期抗战的意见“甚表嘉许”。不久，他又明确告知何廉等国民党高级幕僚“迁都四川重庆”的打算，并令其予以事先筹谋。
11月15日，代行战时国家最高决策权力的国防最高会议常务会议正式作出“国民政府移驻重庆”的决定。19日，国防最高会议主席蒋介石在国防最高会议上作《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话，明定四川为抗战的大后方[1]，重庆为国民政府驻地。20日，国民政府发表移驻重庆宣言：“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2]随即，重庆市政府工务科奉命将曾家岩重庆高级工科中学改建为国民政府办公地。26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抵渝，标志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但是，实际上此时国民党政治和军事指挥中心依然设于靠近前线的武汉。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国民政府党政机关和人员大部迁到重庆办公。12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随蒋介石由桂林迁抵重庆。至此，重庆名符其实成为承担政治枢纽和军事指挥中心之责的中国战时首都。
随着国民政府西迁和重庆战时首都地位的确立，大批爱国民主人士、著名科教文化界人士汇集于此；大量文化、新闻、出版以及教育单位纷纷迁入，仅大学、专科学校、军校、国立中学就达30多所，其中高等学校20余所，占全部内迁高校总数的40%多，并在沙坪坝、北碚夏坝和江津白沙镇，形成了抗战时期重庆的3个学校文化区；随着大量工矿企业的内迁，形成了以重庆城区为中心，东起长寿西至江津、北至合川南至綦江的战时国内最重要最集中的工业区；国民政府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四大金融机构总部和中央信托局也集中在重庆，各省地方银行在重庆设立分支机构，使重庆成为大后方的金融中心。由此，重庆迅速成为中国战时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
党组织重建与大发展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重庆党组织正处在恢复之中。重庆地区广大群众掀起的抗日救亡热潮，迫切要求党的领导和推动。
在重庆党组织尚未正式恢复的特殊时期，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建立的重庆救国会适应了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引领着抗日救亡运动不断向前发展，特别是活动在救国会中的一批与党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自觉发挥作用，引起了上级党组织的重视和关注。这时，为了进一步加强和发展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各项工作，中共中央召开白区工作会议，提出“各地党部应当在中央的帮助下迅速恢复起来，并且谨慎地认真地发展党员”的要求。重庆救国会奠定的组织基础，特别是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促进了重庆党组织的恢复重建工作。
1937年9月，中央特派员张曙时从成都派人到重庆与漆鲁鱼等取得联系，通过审查，恢复了漆鲁鱼等几个失掉关系的党员党籍，接上了一批由外地转来的党员关系。10月，在重庆救国会的基础上，成立了以漆鲁鱼为组长的中共重庆干部小组。中共重庆干部小组的建立，标志着川东及重庆地区党组织自1935年被破坏后开始得到恢复。
1937年12月，经在成都建立的中共四川省工委批准，中共重庆干部小组改为中共重庆市工作委员会，这是抗日战争爆发后，重庆地区建立的第一个市级党组织，漆鲁鱼任书记，杜延庆任组织委员，郝威任宣传委员。
中共重庆市工委成立后，在领导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同时，将救国会中的骨干成员发展为共产党员，联系上一批因工厂、学校、机关内迁转到重庆的党员关系，在职业青年互助会、自强读书会等进步团体中建立党团组织。1938年3月和4月，中共四川省工委分别在梁山和万县建立特支。这样，加上1936年8月上海临时中央局派人建立的中共大足特支，川东及重庆地区党组织在以中共重庆市工委为中心和几个特支的基础上得到恢复和发展。
党组织虽有了较大发展，但仍远远落后于形势发展和中央的要求。1938年3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要求各地党组织把“大量地、成十成百倍地发展党员”作为党组织“迫切与严重的任务”。中共中央长江局根据决议精神，指示四川要克服关门主义，大力发展党员。鉴于这一时期重庆政治地位的迅速提升，中共中央长江局决定将中共重庆市工委改为中共重庆市委。1938年6月，中共四川省工委组织部长廖志高到达重庆，正式成立中共重庆市委，廖志高任书记，杨述任组织部长，漆鲁鱼任宣传部长。
重庆市委成立后，立即执行中共中央长江局指示，放手在中央大学、重庆大学等大中学校，二十一兵工厂、天府煤矿等厂矿企业，国民党机关职员和知识分子、产业工人、农民中发展党员，并逐步建立了市内各级党组织。到1938年10月底，重庆市委所属党员已达900余名，其中市区650名，分布在城区、新市区、沙坪坝、南岸、江北5个区和海员工作委员会共58个支部中。市委还在北碚特区、铜梁、丰都、邻水、大竹、合川、江津、綦江、石柱、涪陵等地发展了党组织。下川东地区的梁山、万县、云阳等地的党员人数也超过了100人。
在大量发展党员、壮大组织的同时，重庆市委十分重视党员教育，特别是通过举办党员学习班，对党员广泛地进行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党的基本知识和形势任务教育。这对于提高党员素质，增强党的战斗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8年11月下旬，中共四川省工委在成都召开扩大会议，根据中共中央长江局指示，决定撤销中共四川省工委，分别在成都和重庆设立中国共产党川康特别区委员会（简称“川康特委”）和中国共产党川东特别区委员会（简称“川东特委”）。廖志高任川东特委书记，李应吉（宋林）任组织部长，漆鲁鱼任宣传部长，王亦清任工委书记，杨述任青委书记，陈奇雪任妇委书记，李维任秘书长。川东特委兼重庆市委。川东特委贯彻省工委扩大会议的决定，把发展与巩固相结合，党员人数继续发展，到1939年10月，川东特委所属党员达3600人，川东地区党组织空前壮大。
[1]大后方由此得名，成为抗战时期中国特有的政治地理概念。狭义的大后方仅指四川，广义的大后方则为整个国民党统治区，而无论狭义、广义，重庆都是大后方的中心。
[2]周开庆：《民国川事纪要》下册，（台北）四川文献研究社1974年版，第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