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公特班　退学中止

1894年中日甲午之败，震醒朝野，开明之士强烈感受到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文化、培养新型科技管理人才之必要。在当时日益高涨的维新思潮的影响下，洋务派人物也相继出台了一些旨在推进中国教育改革的措施。1896年，清政府招商、电报两局督办盛宣怀，与1895年在天津创办的北洋学堂（后改为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前身）相对应，在上海徐家汇筹建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前身），并于次年春正式招生。公学起先设师范院、上院（大学）、中院（中学）、下院（小学）、译书院和铁路班，办学资金由盛宣怀经营的铁路、电报和招商局等企业收益中支拨，盛宣怀兼任第一任督办。1901年，根据公学总理沈曾植（字子培，号乙盦，晚号寐叟，浙江嘉兴人）的提议，增设一特班，为拟设培养商业人才的经济特科作生员上的准备。进入经济特科的生员，既要由内外大臣保荐推举，又需经过时事策论考试，其实质，仍然是清朝末年经过改良的一种科举考试。

南洋公学特班，于1901年5月正式招生，时年已二十二岁的李叔同由天津省亲返抵沪上闻讯后，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虽然在国学方面已具备了相当根基，诗词文章、书法篆刻有一定造诣，且在文人名士圈中有相当影响，但以传统眼光看，这些对于个人进身立业并无多大补益。父亲为自己留有百万家资，足够在上海这个十里洋场当个寓公优哉游哉，然这毕竟不是人生之正途。况且此时自己尚无正当职业，也未博得过任何功名，加上这些年来国家屡遭劫乱，个人的命运难以预测，不能不对自己的前途做些安排。于是他当机立断，以“李广平”之名，报考了南洋公学特班。

南洋公学特班入学考试，分为笔试、口试两次。李叔同以总分75分的成绩被录取，位居第12名。与邵力子、黄炎培、谢无量、王世澂、胡仁源、殷祖同、项骧、洪允祥、贝寿同等人为同班同学。

首期特班于1901年9月正式开学上课。日常课程，上午学英文、算学，下午学中文，间以体操等户外活动。特班二十余人，大多擅长古文，由蔡元培担任中文总教习。蔡元培在第一堂中文课上，详细地讲述了他的教学内容和具体安排，并说：“特班生可学的门类很多，有政治、法律、外文、财政、教育、哲学、文学、伦理等等，一共二十多门。你们可以自定一门，或二门，或三门。等大家选定后，我再给你们每人开具主要和次要书目，依照次序，向学校图书馆借书，或自购阅读。老师讲解辅导只是一个方面，而且是个次要的方面，主要是靠你们自己去认真阅读领会。我的方法是，要求每人每天必须写出一篇阅读札记，交上来由我批阅。”

蔡元培对于学生交上来的读书札记，都有或长或短的批语，每隔一二日退回一次。同时规定，每月命题作文一篇，亦由蔡元培批改。幸运的是，虽经一个世纪的辗转流徙，李叔同当年撰写的《论强国对弱国不守公法之关系》课业论文，至今尚存。他在文中写道：

世界有公法，所以励人自强。断无弱小之国，可以赖公法以图存者。即有之，虽图存于一时，而终不能自立。其不为强有力之侵灭者，未之有也。故世界有公法，惟强有力者得享其权利。于是强国对弱国，往往有不守公法之事出焉。论者惑之，莫不咎公法之不足恃而与强弱平等之理相背戾……

李叔同认为，所谓世界公法云云，仅对强国具有意义。强国在享受权利之余，通常会恃其强势侵略欺凌弱小国家。弱小国家不能倚恃公法侥幸图存，唯有自强自立之一途耳。李叔同当时之所以如此立论，显然包含着他从刚刚过去的庚子事变及其后订立的《辛丑条约》中获得惨痛教训的认知。从稿面的墨迹来看，蔡元培在批改李叔同的这篇文章时，为其重新标点过。还给予了“前半极透彻”的批语。

蔡元培除了为特班学生审读批改读书札记和命题作文外，每天晚上，还召集二三学生去其住处面谈，或发问令答，或令自述读书心得，或令谈时事感想。每个学生，隔十天半月，就有一次机会当面聆听教诲。蔡元培这种耳提面命，循循善诱，引导点拨，诲人不倦的教学方法，令学生们受益匪浅。

蔡元培除了教导特班学生的中文之外，还对学生们反复强调学习外语的重要性。他曾对学生们说：“大家除了在中学部插班学习英文，还可以跟我学习日文。我不能说日语，但能看书，用我的看书法教你们学习日文笔译……大家可以边学习日文边做翻译，既学会了日文，也引进了西方新学，介绍了国际形势，以一新国人耳目。”

蔡元培还针对当时民众大多数不识字，不能读书看报的社会现实，鼓励学生们学习演讲，以唤起民众，并以自己所学新思想、新知识，引导社会，开发民智。据黄炎培回忆，他受蔡元培先生的启示与鼓励，并在其直接指导下，办起了演讲会。但特班大多数同学操江浙方言，演讲起来往往令人发笑。唯有李叔同会说标准国语，又吐字清晰，大家便请他当口语教授，按他的发音行腔学习国语。不久，特班举办了一次题为“世界进化，道德随之增进乎，抑或退步乎”辩论会，一次题为“试列举春秋战国时爱国事实而加以评论之”演讲会，同学们都使用新学的国语发言，效果很好。李叔同亦为之欣然。

南洋公学特班毕业后，如成绩优秀，可升入经济特科，待特科毕业后，可以获得相当于举人、进士一类的身份。即使这一过程进展顺利，通常也得五六年时间。这对二十二岁还未博得过任何功名的李叔同而言，显得过于漫长。

巧的是，李叔同考入南洋公学特班后第二年，即光绪二十八年壬寅（1902）秋天，恰遇各省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乡试。李叔同对此次际遇十分看重，为重振家声，便以浙江省嘉兴府平湖县籍监生李广平之名，赴杭州应试。然当其考至第三场，却壮志未酬，名落孙山，只好悻悻重返南洋公学特班。

然而就在李叔同重返南洋公学特班不久，校中却因“墨水瓶事件”，爆发了罢课风潮，结果酿成全体退学，特班生亦牺牲其保举经济特科之资格而相率离去，李叔同也不得不中断了学业。

南洋公学特班在蔡元培等人的引导下，紧跟时代潮流，进步显著。但这所学校中，新旧两种思想差异矛盾重重，加上校方用人不当，导致学生与部分教师及一些管理人员之间形成了某种对立情绪。《蔡孑民先生传略》中，曾对此记述道：“南洋公学自开办以来，有一部分之教员及管理员，不为学生所喜……是年，有中院第五班生，以误置墨水瓶于讲桌上，为教员所责。同学不平，要求总理去教员，总理不允，欲惩戒学生。于是激而为全体退学之举。特班生亦牺牲其保举经济特科之资格，而相率退学。”

此事的起因是，南洋公学中学部第五班教员郭镇瀛，原本就与学生的关系不甚融洽，加上他经常在课堂上鼓吹《东华录》中“圣祖”“武功”的思想，并严令学生不得阅读《新民丛报》等进步报刊，这种限制思想言论自由的做法，更引起了学生们的反感。1902年11月间，有学生误将墨水瓶放置在郭镇瀛的座位上，郭镇瀛在没有弄清情况之前，指责伍正均和另一位同学，说他们在有意侮辱他。学生沈步洲、胡敦复等人对此不服，站起来抗辩，郭镇瀛便恼羞成怒，要求校方处分有关学生。校方不问情由，下令斥逐了几个学生。有关学生以为被逐者并非侮辱师长，呼吁收回成命，校方则令一并驱逐。以致最后发展到了全级为请，斥全级；全校为请，则斥全校的地步。

事发后，特班教习蔡元培出面力争调停，然亦无济于事。愤慨之下，他和其他教员一起，于1902年11月16日率领各自的学生在操场集合，然后走出了南洋公学，酿成中国教育史上从未有过的退学风潮。由此，特班全体同学也牺牲其保举经济特科的资格，离开了南洋公学。临行之前，蔡元培对学生们说：“汪总办（即校长汪凤藻）不让我们完成学业，我们应该自动地组织起来，扩大容量，添招有志求学的青年学生来校进修，你们能胜任哪门功课的就当哪门功课的教师。如果愿意回乡办教育，也是很有前途的。”

就在这种前景毫无着落的情形之下，光绪二十九年癸卯（1903），李叔同与尤秉彝（字雪行，别号惜阴，又号无相道人，江苏无锡人），被上海圣约翰大学聘为国文教师。不过，他在教授过一段时间国文后，旋又离去。

李叔同于南洋公学特班学习期间，在蔡元培的教导下，英语、日语打下了一定基础。李叔同离开南洋公学后，依据蔡元培教授的翻译方法，1903年3月，译出了日本玉川次致的《法学门径书》一书，书分六章，五六千字。是年5月，又译出太田政弘、加藤正雄、石井谨吾三人合著的《国际私法》讲义。李叔同翻译的这两部我国近代法学界最初介绍国际公权与私权的著述，均以李广平署名，1903年由上海开明书局出版发行。

《法学门径书》中，有以“读者”名义撰写的序言。其中认为，法学“译成之书”，虽“以十数计”，但却“本末未具，先后不辨”，不能以之导人。“玉川君是书虽寥寥无多语，然真图之界之者也。吾于是多（多者，推重也，赞美也——引者按）译者之卓识云。”

耐轩则于癸卯初夏撰于日本东京的《国际私法·序》中说：“……李君广平之译此书也，盖慨乎吾国上下之无国际思想，致外人之跋扈飞扬无以为救也。故特揭私人与私人之关系，内国与外国之界限，而详哉言之。苟国人读此书而恍然于国际之原则，得回挽补救于万一，且进而求政治之发达，以为改正条约之预备，则中国前途之幸也。”

光绪二十九年癸卯（1903）秋，朝廷开癸卯科乡试。

由于当时的监生是可以捐纳的，可以满天飞，四处应乡试，再加上“桐达李家”在河南内黄等地有祖传盐业引地，因此李叔同再次长途跋涉前往开封，寄籍纳监应试，但依然未能入第。由此挫折，李叔同也就对仕进之途心灰意懒，息绝了迈入官宦行列的梦想。他从开封返回上海第三天，即写信向盟兄许幻园问候，报告自己的行踪以及张小楼的情况。他在《致许幻园》的信中写道：

别来将半载矣。比维起居万福，餐卫佳胜为颂。弟于前日自汴返沪，侧闻足下有返里之意，未识是否？秋风莼鲈，故乡之感，乌能已已，料理归装，计甚得也。小楼兄在南京甚得意，应三江师范学堂日文教习之选，束金颇丰；今秋亦应南闱考试。闻二场甚佳，当可高攀巍科也……专此祗颂，行安，不尽欲言。姻小弟，广平顿 初二日。

李叔同可能在入学南洋公学之后，为了学习方便，将生母王凤玲、妻子俞氏以及儿子李准，留在城南草堂，他自己则另寻住处，否则他从开封返回上海，也就用不着给许幻园写这封信了。然而，林子青在《弘一法师年谱》（增订版）中，将李叔同1902年秋赴杭州应各省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乡试，与1903年秋赴河南寄籍纳监应癸卯科乡试相混淆，将其统统记为1902年事，并将此信记为李叔同1902年秋天参加各省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乡试返回上海之后所写，显然错误。其理由首先是，朝廷不可能于壬寅年（1902）开癸卯（1903）科乡试。其次，李叔同在致许幻园的信中明明说“弟于前日自汴返沪”，其中“汴”，指的是河南开封。依当时交通状况和条件，李叔同也不可能于同一秋季，奔走于杭州、开封两地应考乡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