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一法师李叔同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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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东女校 聘任教习

1912年初,李叔同再次来到上海。春节过后,李叔同应杨白民聘请,就职城东女校,教授文学和音乐。民国十一年壬戌(1922)二月,出家后时驻锡永嘉庆福寺的弘一法师,在《朱贤英女士遗画集·题词》中写道:

壬子春,余在城东授文学,贤英女士始受余教。其后屡以书画乞为判正,勤慎恳到,冠于同辈。

胡怀琛在《上海学艺概要》(《上海市通志馆期刊》第四期)中也写道:

李叔同除研究绘画外,他在日本对于音乐也很有成绩……他归国后,任(上海)城东女学音乐教习。

清季秀才杨白民,名士照,以字行,江苏松江(今属上海)枫泾镇人。戊戌变法失败后,杨白民放弃了仕进的念头,一意沉潜于教育研究。光绪二十八年壬寅(1902),杨白民自费赴日本考察,专攻女子教育。于次年考察回国后,他说服家人,在上海南市王家码头竹行弄白家院内,创办了一所女子学校——城东女学,并延请诸如黄炎培、萧退庵、刘季平、包天笑、雷继兴、吕秋逸等当时社会名流,到该校执教。

城东女学虽系私人办学,然师资力量极为雄厚,加上学校备有宿舍,遂吸引诸如松江、苏州、无锡、嘉兴等江浙一带不少女生前来就读。这所学校除了以重节俭尚勤苦闻名于江南之外,还有学生不限年龄、不论学历,凡有志向学者,皆可报名入学这样一个与众不同之处。黄炎培在该校任职时,其夫人王纠思也与两个女儿同在一个班受小说家包天笑的教导,一时被传为美谈。

杨白民从全面提高女子文化素质入手,设置的专业和课程,较为广泛。不仅有师范科、幼稚科,还有普通科。学生们除了学习古文、算术、史地,还有书法、绘画、刺绣、手工、烹饪等。书画课,也经常邀请社会上的名家来校举办讲座,并评定学生习作的等级。烹饪课,每周实习一次。届时,请嘉宾和家长来校品尝学生烹饪的菜肴。城东女学也因这些独特之处,备受外界的关注,在社会上形成广泛影响。

光绪三十年甲辰(1904),李叔同与穆藕初等人在城南董家桥创办“沪学会”时,与杨白民创办的城东女学同处旧城一隅。李叔同通过黄炎培的介绍,与杨白民相识,遂成莫逆,李叔同常以“白民老哥”称之。李叔同当时就曾应杨白民之邀,在城东女学担任过教员。黄炎培在《我也来谈谈李叔同先生》中写道:

我早和几个朋友为了兴学、演说,被清廷认为革命党,判处死刑,遇救,走日本,经过一个时期归来,和叔同一起在上海租界外杨白民所办的城东女学当教员。

第二年,即光绪三十一年乙巳(1905)二月初五,李叔同生母王凤玲于上海去世,李叔同于这年七月携眷扶柩返回天津料理完丧事后,便留学东瀛。尽管如此,李叔同与杨白民依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关心其所从事的教育事业。民国十三年甲子(1924)八月杨白民去世。李叔同闻知杨白民去世的消息后,于是年八月十七日在温州庆福寺致其三女杨雪玖的信中写道:

顷奉来书,且谓为尊翁手笔,乃披阅首端,历述家父病状。昔知白民无父久矣,何缘说此?颇致惊诧。后续阅第二纸,突见署名者为贤女,乃悉尊翁病殁矣。绕屋长吁,悲痛不已。二十年来老友,当以尊翁最为亲厚。今晨览雁荡山图,喜其雄奇崪拔,颇拟写其形势,邮奉尊翁,约往同游。不意是夕,竟获哀耗,痛哉!

余于七日病湿热并胃疾,几濒于危。中秋后乃渐愈。自明日始,当力疾为尊翁诵经念佛;惟冀老友宿障消灭,往生人道天中,发菩提心,修持净行。当来往生极乐,早证菩提。尊翁故后,校事如何?甚以为念。

通过以下所记李叔同与杨白民两个人的交往历史可知,弘一法师此信中所谓“二十年来老友”,实乃由衷而出,绝非虚言。光绪三十一年乙巳(1905)秋,李叔同刚到日本不久,便在十月七日《致杨白民》中写道:

……足下如愿到天津调查学务,弟即当作书绍介。彼邑学界程度,实在上海之上。去年设专门音乐研究所,生徒已逾二百,盛矣。

此信发出一年之后,杨白民听从了李叔同的建议,有意赴天津考察,参观学务。李叔同得知此消息后,于光绪三十二年丙午(1906)十二月五日在日本东京给时任天津工业学校校长周啸麟写介绍信,殷切之情,溢于言表。李叔同写道:

兹有上海城东女学校长杨白民先生,到天津参观学务,乞足下为绍介一切(凡学堂、工场、陈列所,以及他种有关于教育者)。如足下有暇,能陪渠一往尤佳。渠人地生疏,且语言不通,良多未便。务乞足下推爱照拂,感同身受。

同日,李叔同将这封写给周啸麟的介绍信寄给杨白民,并写道:

前奉惠书,祗悉一一。学课匆忙,久未裁答,甚罪!尊恙如何?至念至念!兹附上绍介书一纸,足下如到天津,可持此书往谒。渠(指周啸麟)与仆金石交,必能为足下竭力周旋也……

光绪三十三年丁未(1907)年八月,杨白民再次赴日考察旅游,与李叔同在东京“欢聚浃旬”,欣喜跃如。在这期间,他们两人还商讨了城东女学的学制及其师资等问题。杨白民回国后,李叔同还惦记着他俩在日本商谈问题的落实情况。李叔同在八月二十六日于东京致杨白民信中写道:

东都重逢,欢聚浃旬。行李匆匆,倏忽言别,良用惘然!别来近状何似,学制粗具规模否?金工教师,如准延用,当为代谋。束金之数,以五七十金为限否?请即示复。

杨白民为了展示城东女学学生成绩和扩大学校的社会影响,于每年校庆日时,都举办游艺会,供社会各界人士观赏。光绪三十四年戊申(1908)城东女学举办第五届游艺会之后,杨白民将会报、校刊等寄给李叔同,请他批评指导。李叔同看到学生们展现的优异成绩,复信对杨白民大加赞扬、表示祝贺,还承诺下一届游艺会将出示自己的作品参展并刊登校刊。李叔同一诺千金,宣统元年己酉(1909)在城东女学举办游艺会前夕,李叔同果然寄来了自己的两幅五言绣联。城东女学在校刊评语中,将其评价为“气韵高古,有目共赏”之作。

宣统二年庚戌(1910)七月,李叔同在日本留学即将毕业,是年大暑之日,李叔同以清末著名诗人范伯子诗句为联句,书赠杨白民,并于其上题记:

独念海之大,愿随天与行。

宣统二年大暑,写范伯子诗,上白民先生,哀公。

李叔同还于此联款下钤盖“漱筒长寿”朱文印和“臣本布衣”白文印。

林子青在《弘一法师年谱》(增订版)1910年条中作【按】:“此联早年原藏杨白民女公子国画家杨雪玖女士处,今不知尚存否?范伯子,名当世,字肯堂,江苏通州人,清末著名诗人。1904年卒于上海,年五十一,著有《伯子诗集》十九卷。”

宣统三年辛亥(1911),李叔同自日本学成归国在天津逗留时,又再次书联语赠杨白民,并于其上题跋:

白云停阴冈,丹葩曜阳林。

宣统三年,白民先生正,哀公。

李叔同将对杨白民的倾仰追慕之情,尽情挥洒于笔墨之间。这也反映了他俩的关系的确非同一般。正因为如此,李叔同于民国元年壬子(1912)初由天津来到上海之后,便再次应杨白民之聘,到城东女学担任教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