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一法师李叔同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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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东瀛 乐诗画剧

李叔同自其母亲王凤玲逝世时,就开始为自己的前途筹划设计。待丧礼结束,他便于光绪三十一年乙巳(1905)8月,东渡扶桑,留学日本。

·1905年李叔同(左)赴日留学前在天津与仲兄李文熙下围棋

李叔同赴日留学临行前,填《金缕曲·将之日本留别祖国并呈同学诸子》:

披发佯狂走。莽中原、暮鸦啼彻,几枝衰柳。破碎河山谁收拾,零落西风依旧。便惹得、离人消瘦。行矣临流重太息,说相思,刻骨双红豆。愁黯黯,浓于酒。

漾情不断淞波溜。恨年来、絮飘萍泊,遮难回首。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听匣底、苍龙狂吼,长夜凄风眠不得,度群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国,忍孤负!

词的上半阕,描述了当时国家的衰败现状,以及自己虽然深切关注,但却无能为力、无济于事的忧患意识。下半阕,则道出了自己对既往生命途程的反思与醒悟,并借此立下誓言,为了使处于水火之中的群生得以解脱,为了拯救祖国危难,当似壮士之奋袂,摩挲匣底长剑,不惜心剖胆裂、肝脑涂地,以苍龙怒吼般的姿态向前冲去。

抵达日本后,李叔同暂住在东京神田区今川小路二丁目三番地集贤馆。此刻李叔同意识到,时年已经二十六岁的他,自从发蒙受学以来,虽然学习过多种学科知识与技艺,然却始终未能确定自己事业目标及谋生之道。经过深思熟虑,确定此次赴日留学将根据自己日渐增浓的兴趣爱好结合已经具有的学科基础,把主攻美术兼习音乐作为学习方向。他一边去补习学校学习日语,一边自修美术和音乐,为报考东京上野美术学校做准备。

李叔同留学日本期间,在音乐、诗词、绘画、话剧这四个方面都有所建树:他曾以一己之力创编了我国第一份音乐期刊《音乐小杂志》;加入日本诗歌社团“随鸥吟社”,在其社刊《随鸥集》上发表新咏旧作;考入东京上野美术学校西洋画科,成为我国赴日学习西洋画的首批留学生;与同学曾孝谷创建戏剧团体“春柳社”,饰演话剧《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等,成为中国话剧的首创者。以下逐一介绍说明。

·李叔同1905年摄于日本东京

一己之力 创编杂志

前面说过,李叔同于1904年、1905年在“沪学会”期间,曾得到沈心工等音乐家的支持,在上海开展过音乐启蒙教育,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他采用新式谱曲技法谱成的《祖国歌》,曾唱遍大江南北,极大地鼓舞了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和反抗外来入侵者的斗志。这首歌的流行,也使得李叔同成为闻名全国的音乐家。李叔同也由此深切感受到了音乐对于人们宣泄情绪、陶冶情操的审美功能,以及凝聚人心、鼓舞斗志的社会功能。这也促使他产生了向国人介绍、传授西方现代音乐理论知识,进行音乐启蒙教育工作的想法。

李叔同留学日本之前就曾认为,尽管沈心工、曾志忞“绍介西乐于我学界”(指他们引进了西方现代作曲法)值得称道,他们所编写的《学校唱歌集》《教育唱歌集》,也在新兴学堂中风行一时,但他又觉得,这两本歌集中的歌词“佥出今人撰著,古义微言,匪所加意”,令其“心恫焉”。因此,他在国内时即开始着手从中国古典诗词中选择若干篇章,配以西洋或日本曲调,编谱一本《国学唱歌集》。当李叔同抵达东京将其完稿之后,交由上海中新书局出版,并于次年再版。李叔同在《国学唱歌集·序》中写道:

《乐经》云亡,诗教式微,道德沦丧,精力熛摧。三稔以还,沈子心工、曾子志忞,绍介西乐于我学界,识者称道毋稍衰。顾歌集甄录,佥出今人撰著,古义微言,匪所加意。余心恫焉。商量旧学,缀集兹册,上溯古《毛诗》,下逮昆山曲,靡不勰理而会粹之。或谱以新声,或仍其古调,颜曰《国学唱歌集》。区类为五:

《毛诗》三百,老唱歌集。数典忘祖,可为于邑。“扬葩”第一。

《风》《雅》不作,齐竽竞嘈。高矩遗我,厥唯《楚骚》。“翼骚”第二。

五言七言,滥觞汉魏。瑰伟卓绝,正声罔愧。“修诗”第三。

词托比兴,权舆古诗。楚雨含情,大道在兹。“摛词”第四。

余生也晚,古乐靡闻。夫唯大雅,卓彼西昆。“登昆”第五。

·李叔同编谱之《国学唱歌集》初版书影

在《国学唱歌集》中,《诗经》收录了《葛藟》《繁霜》《黄鸟》《无衣》等篇,《楚辞》收录了《离骚》《山鬼》等篇,诗词收录了李白《行路难》、李商隐《隋宫》、辛弃疾《菩萨蛮·郁孤台下清江水》以及昆曲《柳叶儿·长生殿酒楼》《武陵花·长生殿闻铃》等二十余首,并附以简谱。从其《序言》和收录篇目来看,李叔同编辑的用意,旨在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其目的是以音乐形式,“琢磨道德,促社会之健全”。这与李叔同在后来所写的《呜呼!词章!》中表达的思想是一致的。

李叔同初抵日本,便与同人商量,议创《美术杂志》,并将音乐隶附其中,为此,他也撰写了几篇相关稿子。然而就在此时,日本文部省颁布了《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清朝时,日本人将中国称为清国),对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的行动严加限制,由此引发了留日中国学生的强烈反抗,大批留学生罢课归国。尽管李叔同当时“留滞东京,索居寡侣”没有回国,但拟议中的《美术杂志》也因此无法问世。李叔同面对这种无奈处境,决定改变计划,以一己之力创办一份音乐刊物。

1906年2月8日,李叔同编辑筹办的《音乐小杂志》第一期,在东京三光堂印就,五天后寄回国内,2月20日由尤惜阴在上海代办发行。这本仅有30页64开的杂志,虽然很小,但却是我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份音乐刊物。《音乐小杂志》第一期中《目次》中,共列有19项内容,其中9项为李叔同所作,并以“息霜”署名。

·1906年李叔同在日本创办的我国第一份音乐期刊《音乐小杂志》书影(此系日本实藤惠秀博士转请清水茂教授翻拍自京都大学图书馆藏书)

光绪三十二年丙午(1906)正月初三,李叔同在以“息霜”署名撰写的《音乐小杂志·序》前半段,从自然界不同声响对人心理情绪上产生不同作用谈起,言简意赅地阐述了自己对音乐的美学功能、社会功能的认知。其中写道:

闲庭春浅,疏梅半开。朝曦上衣,软风入媚。流莺三五,隔树乱啼;乳燕一双,依人学语。上下宛转,有若互答,其音清脆,悦魄荡心。若夫萧辰告悴,百草不芳。寒蛩泣霜,杜鹃啼血;疏砧落叶,夜雨鸣鸡。闻者为之不欢,离人于焉陨涕。又若登高山,临巨流,海鸟长啼,天风振袖,奔涛怒吼,更相逐搏,砰磅訇磕,谷震山鸣。懦夫丧魄而不前,壮士奋袂以兴起。呜呼!声音之道,感人深矣。唯彼声音,佥出天然;若夫人为,厥为音乐。天人异趣,效用靡殊。

他还在《音乐小杂志·序》后半段,说明了自己以一己之力创办此刊的缘由和目标,以及此时留滞东京,身处彼地,索居寡侣,独处旅楼一角,远望家山,春节期间不能与家人团圆相聚,乃至长夜如年,灯昏欲泣,凄凉无奈的思想情绪。他写道:

乙巳(1905)十月,同人议创《美术杂志》,音乐隶焉。乃规模粗具,风潮突起。同人星散,瓦解势成。不佞留滞东京,索居寡侣,重食前说,负疚何如?爰以个人绵力,先刊《音乐小杂志》,饷我学界,期年二册,春秋刊行。蠡测莛撞,矢口惭讷。大雅宏达,不弃窳陋,有以启之,所深幸也。

呜呼!沈沈乐界,眷予情其信芳;寂寂家山,独抑郁而谁语?矧夫湘灵瑟渺,凄凉帝子之魂;故国天寒,呜咽山阳之笛。春灯燕子,可怜几树斜阳;玉树后庭,愁对一钩新月。望凉风于天末,吹参差其谁思!冥想前尘,辄为怅惘。旅楼一角,长夜如年。援笔未终,灯昏欲泣。时丙午正月三日。

李叔同处于如此环境与情绪氛围中,仍能以“个人绵力”编辑出版中国第一份音乐刊物着实难能可贵,越发凸显出了他对音乐美育作用和社会功能的重视。

李叔同留日期间发现,汉学在日本的影响既广且深。日本人所唱的歌,“其词意袭用我古诗者,约十之九五”,相比之下,中国人对自己民族的文化,反倒有些轻视。他将自己的这番感受撰写成《呜呼!词章!》,编辑在《音乐小杂志》第一期《杂纂》栏中,以提醒国人不应忘却民族文化传统,也不该在西学面前妄自菲薄。他写道:

予到东后,稍涉猎日本唱歌,其词意袭用我古诗者,约十之九五。(日本作歌大家,大半善汉诗。)我国近世以来,士习帖括,词章之学,佥蔑视之。鞔近西学输入,风靡一时,词章之名辞,几有消灭之势。不学之徒,习为薮冒,诋諆故典,废弃雅言。迨见日本唱歌,反啧啧称其理想之奇妙。凡吾古诗之唾余,皆认为岛夷所固有。既齿冷于大雅,亦贻笑于外人矣。(日本学者,皆通《史记》《汉书》。昔有日本人,举《史》《汉》事迹,置诸吾国留学生,而留学生茫然不解所谓,且不知《史记》《汉书》为何物,致使日本人传为笑柄。)

除此之外,李叔同在《音乐小杂志》的《杂纂》栏中,还针对由自己编谱再版不久的《国学唱歌集》,发表了《昨非录》一文,对其谱录的歌曲还在不合时宜地继续使用简谱形式进行了检讨,并以毁版方式对其加以否定,表示悔过。文中对当时国内音乐教育存在的不当做法及其错误思想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写道:

此余忏悔作也。吾国乐界方黑暗,与余同病者,当犹有人。拉杂录入,愿商榷焉。

宁可生,不可滑。生可以练,滑最难医……

十年前日本之唱歌集,或有用1234之简谱者。今则自幼稚园唱歌起皆用五线音谱。吾国近出之唱歌集与各学校音乐教授,大半用简谱,似未合宜。学唱歌者,音阶半通即高唱“男儿第一志气高”之歌。学风琴者,手法未谙即手挥“5566553”之曲(此乃沈心工所作学堂乐歌《兵操》中第一句“男儿第一志气高”的旋律)。此为吾乐界最恶劣之事。余昔年初学音乐即受此病。且余所见同人中不受此病者殆鲜。按唱歌者,当先练习音阶与音程。学琴者,当先学练习之教则本……此乐界之通例,必不可外者也。(今日本音乐学校唱歌科,以唱曲为主,一年之中,所唱之歌不过数首。)……

吾国学琴者,大半皆娱乐思想,无音乐的思想,此固无可讳言者也。故每日练习无定时,或偶一为之,聊以解闷,如是者,实居多数。吾闻美国人学琴者,每周仅到学校授课一时间,其余皆在家练习,每日至十时之久,吾国人闻之,当有若何之感触。

去年,余从友人之请,编《国学唱歌集》。迄今思之,实为第一疚心之事,前已函嘱友人,毋再发售,并毁板(版)以谢吾过。

李叔同认为学习音乐当按国际乐界之通例。学唱歌,当先练习音阶与音程;学琴,当先学练习之教则本,不能以会唱多少支歌为准。他反观自己编辑的《国学唱歌集》,一次就推出了二十多首歌,担心由此将音乐爱好者引向歧途,这也是他以毁版方式对其加以否定并表示悔过的另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是他认为,无论唱歌或学琴,不能仅有“娱乐思想”,而无“音乐思想”。李叔同在向国人介绍现代音乐知识时,殷切期望这种现代知识能够建立在牢固的学科基础之上,切忌以时髦新潮替代扎实持久的功力。这是他通过《昨非录》进行自我忏悔、否定《国学唱歌集》的真正用意。当然,值得读者注意的是,李叔同并没有从内容上否定《国学唱歌集》中收录的诗词作品。为了与这种自我否定相配合,李叔同还在《音乐小杂志》第一期中刊出了他用五线谱谱成的《隋堤柳》《我的国》《春郊赛跑》等三首乐歌,为在我国推广现代作曲法树立榜样。

李叔同还在《音乐小杂志》第一期《乐史》栏中,发表了自己根据日本石原小三郎《西洋音乐史》“删窜成之”的《乐圣比独芬传》(比独芬,后通译为贝多芬),除简要介绍贝多芬的生平、性格、成就之外,还特别谈及贝多芬谦虚而严谨的创作态度:“天性诚笃,思想精邃。每有著作,辄审订数四,兢兢以遗误是懔。旧著之书,时加厘纂,脱有错误,必力诋之。其不掩己短有如此!……氏生时不喜创作,刊行之稿,泰半规模前哲,稍事损益,然心力真挚,结构完美,人以是多之。”在仅有三百余字的传文中,李叔同用近乎三分之一的文字去突出贝多芬的创作态度,显现出他遵从中国文论的优良传统,一贯坚持“士先器识而后文艺”的主张。在李叔同看来,学习贝多芬,首先就是要从这些地方入手,方能成就。

·《音乐小杂志》第一期中刊载李叔同以“息霜”署名所画的贝多芬木炭画

与《乐史》栏目相配合,他还在《图画》栏中刊登了《乐圣比独芬像》,这既是李叔同以“息霜”署名所画的木炭画,也是我国出版物上第一次刊登的西欧音乐家画像。如果联想到李叔同1913年在浙一师编辑的《白阳》杂志,也刊载了由其门生李鸿梁创作的贝多芬像,足以说明李叔同对贝多芬这位德国伟大音乐家的崇敬之情。

《音乐小杂志》第一期出版后,李叔同原拟续出第二期,但由于“资本微弱,撰述乏人”等各种不利因素,加之后来李叔同的兴趣与精力又转向戏剧艺术,以及他将报考东京上野美术学校等诸多原因,《音乐小杂志》仅仅出版一期,便偃旗息鼓了。尽管《音乐小杂志》后来未能续出,但它作为我国音乐期刊的首创之举,也使得编辑者李叔同在中国音乐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这本如同昙花一现的刊物,目前在国内已经难以寻觅。所幸的是,后经李叔同学生丰子恺、刘质平的后人丰一吟、刘雪阳二人多方探寻,方才通过日本实藤惠秀博士转请清水茂教授从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藏书中翻拍了李叔同一己之力编辑出版的《音乐小杂志》第一期图片,从而使得读者可以通过这张图片领略其大致风貌。

随鸥吟社 赋诗填词

李叔同留学日本时,正值汉诗在日本颇为流行的明治末叶。当时日本的作歌大家,皆善汉诗,诗社也因此纷纷崛起。其中,尤以森槐南、大久保湘南、永阪石埭、日下部鸣鹤、本田种竹等朝野名士参与的“随鸥吟社”最为著名。

前面讲过,李叔同留学日本前,以“二十文章惊海内”自诩,也是吟咏诗词歌赋的名手。1905年秋抵达东京不久,便以诗作抒发当时的心境。他在《秋感》二首中写道:

黄沙烈烈吹南风,燕啄王孙将母同。洛阳门前铜驼泣,会见汝在荆棘中。

新亭名士泪沾衣,风景不殊江河非。金秋已去冬青死,犹有寒蝶东园飞。

之后,李叔同与当时日本有名的汉诗作者有了诗艺方面的交往,于1906年6月加入了由森槐南、大久保湘南等创建领导的日本诗歌社团——随鸥吟社。随鸥吟社除了每年召开一次年会之外,还于每月举行一次例会,并出版《随鸥集》一辑,将当月例会纪要和社员诗作刊登其中。

1906年7月1日,随鸥吟社在神田八町堀偕乐园举行“副岛苍海以下十名士追荐会”,李叔同以“李哀”之名与会,并在《东京十大名士追荐会即席赋诗》中写道:

苍茫独立欲无言,落日昏昏虎豹蹲。剩却穷途两行泪,且来瀛海吊诗魂。

故国荒凉剧可哀,千年旧学半尘埃。沉沉风雨鸡鸣夜,可有男儿奋袂来。

诗的字里行间,可见李叔同当时在悲叹故国“荒凉可哀”之中,期盼着却弊振衰的英雄出现。此次会后不久,李叔同又作题为《朝游不忍池》七律一首,抒写在异国他乡孤寂惆怅的情绪:

凤泊鸾飘有所思,出门怅惘欲何之?晓星三五明到眼,残月一痕纤似眉。

秋草黄枯菡萏国,紫薇红湿水仙祠。小桥独立了无语,瞥见林梢升曙曦。

《随鸥集》第二十三编记曰:7月8日,随鸥吟社在上野公园三宜亭举行月度例会,李叔同时以“李息霜”之名与会。由于当时森槐南在社内开设“李义山诗歌讲座”时间已久,且此次例会所讲又是《送千牛李将军赴阙五十韵》,因此便在此次讲座结束之后,由社员们联吟赋诗。大久保湘南首先作起句曰“星河昨夜碧法法”,李叔同联吟第五句“仙家楼阁云气氲”,森槐南最终作结句曰“故乡款段思榆枌”。

《随鸥集》第二十三编还在《星舫小宴》中略记云,玉池先生,一日招饮李叔同于“星舫酒家”,由梦香、藏六二君同席作陪。玉池先生偶书滨寺旧制以示。阖座即和其韵。李叔同即席赋《昨夜》诗云:“昨夜星辰人倚楼,中原咫尺山河浮。沉沉万绿寂不语,梨华一枝红小秋。”并于席间当场挥毫作水彩画一幅。玉池先生又叠韵为其题诗云:“古柳斜阳野寺楼,采菱人去一船浮。将军画法终三变,水彩工夫绘晚秋。”

值得注意的是,据《弘一大师全集》(修订版)记载,李叔同于“星舫酒家”即席所赋《昨夜》这首诗,并非即席创作,实际上是李叔同“1906年8月作于自日本回国省亲途中”的旧作,李叔同于此次宴会上重吟而已。

1907年1月13日,随鸥吟社依例在上野公园三宜亭举行月会并贺新年时,李叔同仍以“李息霜”之名和留日同学陆玉田与会。森槐南讲李义山《赠别前蔚州契苾使君》《灞岸》等诸诗。余兴仍为联吟赋诗,并行抽签方式,颁发书籍、文房用具和盆梅等赠品。李叔同吟“春风吹梦送斜阳”一联句。

1907年4月6日,随鸥吟社举行第三次年会,设席墨水枕桥附近的八百松楼,李叔同仍以“李息霜”之名与陆玉田及另一名中国留学生何士果三人到会。年会由日本著名汉诗作者永阪石埭另设茗枣一席。酒宴茶会之际,以抽签方式向与会者颁发书画石印,作为年会的纪念。最后,又依例行“柏梁体”联句,以尽清欢。中国汉武帝元封三年(108年),柏梁台筑就,帝会群臣,令席上联句,各作七言一句,每句押韵。后世将此联句体,称为“柏梁体”。此次茶会,共得联句八十二句。李叔同轮吟的第五十句为“余发种种眉髟髟”。此处所谓“发种种”,指发短貌;而“眉髟髟”,则指眉毛垂长也。

现有史料显示,李叔同参与了随鸥吟社上述几次活动,并在社刊《随鸥集》上发表了他的新咏旧作。除上述《东京十大名士追荐会即席赋诗》《朝游不忍池》两首外,还有1906年所作的《春风》《人病》《醉时》《昨夜》,1907年所作的《初梦》《前尘》《帘衣》(原诗题为《无题》)等数篇。

李叔同在《春风》中写道:

春风几日落红堆,明镜明朝白发摧。一颗头颅一杯酒,南山猿鹤北山莱。

秋娘颜色娇欲语,小雅文章凄以哀。昨夜梦游王母国,夕阳如血染楼台。

在《人病》中写道:

人病墨池干,南风六月寒。肺枯红叶落,身瘦白衣宽。

入世儿侪笑,当门景色阑。昨宵梦王母,猛忆少年欢。

在《初梦》中写道:

鸡犬无声天地死,风景不殊山河非。妙莲花开大尺五,弥勒松高腰十围。

恩仇恩仇若相忘,翠羽明珠绣裲裆。隔断红尘三万里,先生自号水仙王。

在原题为《无题》后改题为《帘衣》中写道:

帘衣一桁晚风轻,艳艳银灯到眼明。薄悻吴儿心木石,红衫娘子唤花名。

秋于凉雨燕支瘦,春入离弦断续声。后日相思渺何许,芙蓉开老石家城。

《随鸥集》主编大久保湘南,通常会在社友发表的诗作后加以点评。他每次点评或以“李息霜”署名或以“李哀”署名的李叔同诗作时,对其赞扬推重之意,溢于言表。例如,大久保湘南在评其《春风》时写道:“李长吉体,出以律诗,顽艳凄丽,异常出色。而其中寄托自存。”在评其《前尘》时云:“湘南曰:奇艳之至,其绣肠锦心,令人发妒。李君自谓‘此数年前旧作,格调卑弱,音节曼靡,殊自恧也’,夫然岂其然乎?”在评其《朝游不忍池》时写道:“湘南曰: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真是血性所发,故沉痛若此!”在评其《凤兮》(此诗后发表于上海《小说世界》,题为《醉时》)时云:“湘南曰:所见无非愁景,所触无非愁绪,侘傺悲郁,此无可奈何之辞。”

日本天理大学教授、《春柳社逸史稿》作者中村忠行认为,“他(李叔同)的诗风,在妖艳里仿佛呈现沉郁悲壮的面影。”中村忠行这句对李叔同这一时期诗风的评价,可谓言简意赅,一语道破。李叔同后来把主要精力和兴趣转移到绘画和戏剧方面,自1907年下半年后,他便不再参与随鸥吟社的活动,诗词创作亦暂告一段落了。

上野美校 学西洋画

李叔同抵达东京不久,便与留日友人商量,打算编印一份《美术杂志》,并且由“耳目所接”“间以己意”,编译了几篇美术论文,其目的,既在于通过编译撰写论文,提高自己的日语水平,同时也为正在拟议中的《美术杂志》准备稿件,可谓一举两得。然恰逢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致使拟议中的《美术杂志》成为泡影,无法面世。面对如此情境,1905年9月,李叔同借为留日学生高天梅[名旭,以字行,江苏金山(今属上海市)人]主办的《醒狮》杂志设计封面的机会,将自己编译美术论文中的《图画修得法》《水彩画法说略》这两篇我国最早介绍西洋画知识的文章,交由《醒狮》杂志发表。是年12月,又将撰写的《石膏模型用法》发表在《醒狮》杂志第三期上。

《图画修得法》是李叔同抵达日本逾月,考入东京上野美术学校之前所写。他在《小序》中,说明了当时的想法:

我国图画,发达盖早。黄帝时史皇作绘,图画之术,实肇乎是。有周聿兴,司绘置专职,兹事寖盛。汉唐而还,流派灼著,道乃烈矣。顾秩序杂遝,教授鲜良法,浅学之士,靡自窥测。又其涉想所及,狃于故常,新理眇法,匪所加意,言之可为于邑。不佞航海之东,忽忽逾月,耳目所接,辄有异想。冬夜多暇,掇拾日儒柿山、松田两先生之言,间以己意,述为是编。夫唯大雅,倘有取于斯欤?

李叔同认为,图画是人类继语言、文字之后又一种反映客观世界、交流思想感情更为高级的形式符号,并在第一章《图画之效力》论及图画之起源与功用时,将其对智育、德育、体育的影响,论述得全面丰富,令人耳目一新。他写道:

……而语言文字之功用,有时或穷。例如今有人千百,状人人殊,必一一形容其姿态服饰,纵声之舌,笔之书,匪涉冗长,即病疏略,殆犹不毋遗憾矣。而所以弥兹遗憾济语言文字之穷者,是有道焉。厥道为何?曰唯图画。

图画者,为物至简单,为状至明确。举人世至复杂之思想感情,可以一览得之……

人有恒言曰:言语之发达,与社会之发达相关系。今请易其说曰:图画之发达,与社会之发达相关系,蔑不可也。人有恒言曰:诗为无形之画,画为无声之诗。今请易其说曰:语言者无形之图画,图画者无声之语言,蔑不可也……

……此图画之效力关系于智育者也。若夫发㧑审美之情操,图画有最大之伟力。工图画者,其嗜好必高尚,其品性必高洁。凡卑污陋劣之欲望,靡不扫除而淘汰之,其利用于宗教道德上为尤著,此图画之效力关系于德育者也。又若为户外写生,旅行郊野,吸新鲜之空气,览山水之佳境,运动肢体,疏瀹精气,手挥目送,神为之怡,此又图画之效力关系于体育者也。

李叔同认为,西洋画有多种画法,其中,唯水彩画与我国旧画法稍近。他在《水彩画法说略》中,开门见山即说:

西洋画凡十数种,与吾国旧画法稍近者,唯水彩画。爰编纂其画法大略,凡十章。以浅近切实为的,或可为吾国自修者之一助焉。

己巳(1905)冬日某夜,李叔同在东京小迷楼曾作水彩画《山茶花》一幅,于其上题词及附记,并钤“三郎”印。题词及附记曰:

回阑欲转,低弄双翘红晕浅。记得儿家,记得山茶一树花。乙巳冬夜,惜霜写于日京小迷楼。

·己巳(1905)冬李叔同作水彩画《山茶花》

乙巳(1905)十一月,李叔同在于日本沼津寄给徐月亭(耀庭)的明信片上,也曾以西洋水彩画法写生,作沼津水彩风景画一件,现藏天津市艺术博物馆。

·乙巳(1905)十一月李叔同在寄给徐耀庭的明信片上以水彩画法作沼津风景画

沼津位于日本静冈县骏河湾东北岸,气候温和,为避暑避寒胜地,附近的“千本松原”为风光明媚的海岸,今为沼津公园,近处为著名的海水浴场。李叔同在寄给徐耀庭的这张明信片上写道:

沼津,日本东海道之名胜地。郊外多松柏,因名其地曰千本松原。有山耸于前,曰爱鹰。山岗中黄绿色为稻田之将熟者。田与山之间有白光一线,即海之一部分也。乙巳十一月,用西洋水彩画法写生。奉月亭老哥大画伯一笑。弟哀,时客日本。

1906年7月间,李叔同考取东京上野美术学校。这所学校,是明治维新以后,于1888年仿照西洋美术学校方式创立的。冈仓觉心为首任校长,后由正木直彦继任。该校于1895年始设洋画科,并聘请1893年自法国留学归国的日本著名油画家黑田清辉担任洋画科主任。教授有中村源次郎、长原孝太郎等。中国留学该校知名者,有李岸(叔同)、曾延年(孝谷)、黄二难(辅周)、陈了云(之驷)、高剑父、苏曼殊、陈抱一、谈谊孙等。战后,东京上野美术学校改名为东京艺术大学。

李叔同此时患上肺结核病,且距离正式开学尚有一段时间,1906年8月,决定于入学前先行回国疗养并省亲度假。当李叔同自东京返回天津时,见其民生凋敝,租界林立,整个国家死气沉沉,不由得触景生情,不吐不快,便以所填《喝火令·哀国民之心死》词作,倾诉内心的积郁与悲愤:

故国鸣鷤鹆,垂杨有暮鸦。江山如画日西斜。新月撩人,窥入碧窗纱。陌上青青草,楼头艳艳花。洛阳儿女学琵琶。不管冬青一树属谁家,不管冬青树底影事一些些。

他还采用比兴手法,化用古诗古事,撰写了原题为《凤兮》和《昨夜》等诗作,于其中隐寓家国之痛,托物言志,表达自己忧国忧民的思想情绪和期盼国家复兴的殷切期望。

他在原题为《凤兮》,发表时改为《醉时》诗中写道:

醉时歌哭醒时迷,甚矣吾衰慨凤兮。帝子祠前芳草绿,天津桥上杜鹃啼。

空梁落月窥华发,无主行人唱大隄。梦里家山渺何处,沉沉风雨暮天西。

李叔同1906年9月下旬返回日本后,9月29日进入东京上野美术学校学习,成为该校第一批学习西洋画的中国留学生。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丙午)奉派赴日考察工艺医学的清朝官员程淯(字白葭,江苏常州人),在其所著的《丙午日本游记》中写道:

十月十三日午前,往观上野之东京美术学校,由某职员导观。据云校生共三百四十五名,中有吾国学生四名……学科为西洋画、日本画、塑像、铸造、调漆、莳绘、木雕刻、牙雕刻、石雕刻、图案等。

西洋画科之木炭画室中,有吾国学生二人,一名李岸(李叔同母丧之后及留日不久,先名李哀,继名李岸),一名曾延年(字孝谷)。而画亦以人面模型遥列几上,诸生环绕。塑造教室中,有吾国学生一人,名谈谊孙。室中各生分据一高几,以白垩各塑同一人面半身形,眼鼻口耳类皆一致,无毫发异……

遂出,至校旁食所,见有西洋女子一人。异询之,知去年尚有西洋女子三人,已卒业去。盖日本美术,以此校为最,西人亦倾倒之也。

1906年10月初,日本东京《国民新闻》闻听有位叫李哀的清国人考取了上野美术学校,学的还是西洋画科,觉得这在清国留学生中前所未有,是条值得注意的新闻,便派记者前往李叔同住处进行采访。1906年10月4日,日本《国民新闻》以“清国人志于洋画”为题,对此次采访进行了专题报道,并且配上李叔同肖像照片和画稿。《国民新闻》记者报道中写道:

·李叔同(右)与同学曾孝谷(素描图)

最近因为听说有一位叫李哀的清国人考入美术学校,而且专学洋画,所以赶快冒打着老蓼的秋雨,走上谷中小道,访问了下谷上三崎北町三十一番地……一走进那不像正门的正门,只见一间三叠大小的门房间……经过一声招呼之后,从里屋出来一个女人,看来像是女佣似的一个矮小的半老的妇人。“李先生在家吗?”听到记者一问,从邻室飘然漫步出来一位身材有五尺六寸的魁梧大汉,后来知道这位就是李哀先生。他是个圆肩膀儿的青年,在“久留米的绀絣”(日本九州久留米地方生产的一种藏青色有花纹的织物——译者)的和服外衣上,系上一条黑绉纱的腰带,头上留着漂亮的三七分的发型,用泰然的声音说:“请里边坐!”把我引了进去。这也是三叠大小的房间,是他的书斋。乐器、书架、椅子、茶几,掩蔽着四周墙壁,看来很是局促。说声“请”,就劝我坐在一只椅子上。那末,我这个来客是谁,干什么来的?在他看来好像不大自在的样子。看了我的名片后才莞然地点头说:“是槐南诗人的新闻社吗?”“是的,槐南先生的诗也常刊登,您认识他吗?”“是的,槐南、石埭、鸣鹤、种竹诸诗人,都是我的朋友,我最喜欢诗,一定投稿,请赐批评。”“乐器怎么样?”“正学拉小提琴,以外大概都搞一下,其中最喜欢的是油画。”“您的双亲都在吗?”“都在。”“您不想故乡吗?”他摇头说:“不。”“太太呢?”“没有,是一个人,二十六岁还是独身。”说着笑了起来。“什么时候进了美术学校?”“九月二十九日。”“日本语的讲课听得懂吗?”“听不懂。下午的功课我不听,我听英语的讲课,英语我比较可以对付。”

喝了一杯“涩茶”之后,他一面说明贴满在壁上的黑田(清辉)画伯的裸体画、美人画、山水画,中村及其他的画等,一面引我进入里面六叠的房间,得意地介绍了那就几上作画的苹果的写生。“真是潇洒的笔致啊!”我赞赏说。那位女佣听了从旁插了一句:“那是早上刚刚一气画成的。”李君谦然地说“是”,露出了一排白齿。“今后一定拜访贵社,《国民新闻》是很好的报纸。”

·1906年10月4日日本东京《国民新闻》刊载采访李叔同的文章及图片

后来,林子青在李叔同侄子李圣章处见到这份报纸,并将这篇报道进行了翻译。

通过1906年10月4日日本东京《国民新闻》刊载的这篇报道以及所配的李叔同照片可知,李叔同留学日本时,经济相对充裕,生活也颇为讲究,且入乡随俗,不仅脱去中国马褂改着西装和地道的日本青年和服,还剪去长辫,留着当时日本颇为流行的三七分发型。李叔同当时可能出于某种考虑,在回答记者询问他诸如双亲是否健在、是否已婚等家庭生活情况时,没有尽说实话,甚至对自己父母双亡以及自己已经娶妻生子等问题,做出了与事实完全相反的回答。

曾与李叔同于光绪三十年甲辰(1904)春天在上海共同创办沪学会的穆藕初在《藕初五十自述》中,写到日本记者此次采访李叔同的情景时说:

(叔同)嗣后赴日求学,贤名籍甚,邻邦人士惊为稀有。时大隈伯主报务,闻而奇之,特地往访,觉其人骨格清奇,精神超越,谈吐俊拔,作品粹雅,迥异常人,认为留学界白眉。临去,索其近作画稿一幅,刊布大隈伯报,竭意揄扬,视为晚近人瑞。

李叔同对自己作为新闻人物上了日本《国民新闻》颇感欣喜自豪,1906年10月17日(光绪三十二年丙午八月三十日)李叔同在日本乔迁新居时,特致书盟兄许幻园,并寄给他载有《清国人志于洋画》采访报道之《国民新闻》一纸,与之分享,以为纪念。他在《致许幻园》中写道:

手书敬悉……弟自入美术学校后,每日匆忙万状,久未通讯,祈亮(谅)之。前《国民新闻》(大隈伯主持)将弟之肖影并画稿登出,兹奉呈一纸,请哂纳,匆匆上。

姻如小弟哀顿 八月三十

…………

以后惠书请写交“日本东京下谷区茶屋町一番地中村方李□□”,因弟即日迁居也。

李叔同在上野美术学校西洋画科,师从黑田清辉、中村胜治郎、长源孝太郎等名教授学习油画与水彩。他先从在木炭画室画人面模型开始,并将其作为绘画的基础。从现存李叔同木炭画素描《少女像》的照片来看,人物长发垂肩,表情丰富,眼帘微启,若有所思,说明李叔同当时的素描技巧已臻娴熟,用笔生动,手法概括,又不失于空泛,较好反映了李叔同的绘画艺术才能。

李叔同为了画好人体,除了在校学习,还聘用了一名女性模特儿。油画《出浴》,画一浴后坐在椅子上双手垂于椅子扶手休息之袒胸露乳、微闭双眼半裸女子,这是李叔同存世的唯一人体画作。李叔同留学归国时,将其带了回来,挂在天津家宅洋书房“意园”中,一时间被亲友们传为奇事。据说,李叔同在画人体画的过程中,与自己聘用的这位女模特儿频繁接触,产生感情,结为夫妇。李叔同在元配俞氏之外,又多了一位日籍夫人。不少人认为,李叔同在油画《出浴》上所画的,就是这位日籍女子。不过,李叔同对这位日籍夫人的情况讳莫如深,他本人所有的文字中只字未提,以至于连她的名字也未曾留下。李叔同的亲友们在其回忆中,一般也仅仅提到他有一位日籍夫人,具体情况也都语焉不详。因此,凡采用小说笔法,有名有姓,将李叔同与其日籍夫人这段姻缘演绎成可歌可泣的婚恋故事者,无疑纯属虚构,不足采信。

·李叔同木炭画素描《少女像》

·李叔同油画《出浴》

李叔同除了在上野美术学校专攻西洋画外,还在校外从上真行勇先生学习音乐。业余时间,或研究戏剧,或外出写生,或于公寓里弹琴,或外出听音乐会。曾在上海开设经营内山书店的日本书商内山完造在《弘一律师》中写道:

据说,弘一律师俗姓李,名岸,又名哀,字叔同,曾留学东京,学洋画于上野之美术学校,又在音乐学校学洋琴。在留学时生活曾大大改变,早浴,和服,长火钵,诸如此类的江户趣味,也曾道地地尝过呢。

又据说,他曾是中国戏剧革命先驱“春柳剧社”之主干,在东京公演过《茶花女遗事》等剧。直至今日为止,油画的造诣尚无出他之右者。

创春柳社 肇始话剧

李叔同留学日本时,日本正流行一种采用普通说话形式上演的所谓“新派剧”,与相对而言被称为“旧剧”的歌舞伎有所不同。日本“新派剧”的这种表演形式,对于热爱戏剧的李叔同来说,无疑是极好的启发。在李叔同脑海中萌生了借鉴这种新颖的表演艺术形式改良中国戏曲,以便广大观众能够听懂看懂使之成为转移风俗之一助的念头。他的这种想法,在与有相同志趣愿望的同学曾孝谷一起去剧院观看川上音二郎夫妇演出的新派剧且经过沟通之后,尤其强烈。

李叔同便与曾孝谷拜晤了东京俳优学校校长藤泽浅二郎和日本戏剧家市川左团,说出了他们爱好戏剧并为这种“新派剧”的演技形式和剧情所鼓动,有意创建一个戏剧团体并希望能得到他们的指导与帮助的设想。藤泽浅二郎和市川左团听了他俩的设想之后,均表示予以支持。于是一个由李叔同、曾孝谷发起,以唐肯、孙宗文、陆镜若、庄云石、李涛痕、黄二难,以及稍后加入的欧阳予倩等为主要成员的戏剧团体“春柳社演艺部”,1906年底在中国留日学生中正式成立。

为了申明“春柳社演艺部”成立的目的、派别以及应办之事,他们在《春柳社演艺部专章》序言及条款中写道:

报章朝刊一言,夕成舆论,左右社会,为效迅矣……第演说之事迹,有声无形;图画之事迹,有彩无声;兼兹二者,声应形成,社会靡然而向风,其惟演戏欤!挽近号文明者,曰欧美,曰日本。欧美优伶,靡不向学,博洽多闻,大儒愧不及;日本新派优伶,泰半学者。早稻田大学文艺协会有演剧部,教师生徒,皆献技焉……吾国倡改良戏曲之说有年矣……其成效率莫由睹。走辈不揣梼昧,创立演艺部,以研究学理,练习技能为的……息霜诗曰“誓渡众生成佛果,为现歌台说法身”,愿吾同人共矢兹志也。专章若干则如下:

一、本社以研究各种文艺为的,创办伊始,骤难完备。兹先成立演艺部,改良戏曲,为转移风俗之一助。

…………

四、春柳社事务所,暂设于东京下谷区池之端七轩町廿八番地钟声馆,若有寄信件者,请直达钟声馆,由本社编辑员李岸收受不误。

通过上述《专章》中所谓“息霜诗曰‘誓渡众生成佛果,为现歌台说法身’”,以及“寄信件者,请直达钟声馆,由本社编辑员李岸收受不误”来看,此文当系出自李叔同之手。

春柳社演艺部成立伊始,就决定以法国小仲马所作剧本《茶花女遗事》为首次上演的剧目。《茶花女遗事》的题材,脱胎于一个真人真事。农家女玛丽·杜普莱西,为生计所迫到巴黎打工,后不幸沦为娼妓。1847年,这位刚刚23岁已经成为名妓的玛丽·杜普莱西,在巴黎因病身亡。平日里,达官贵人、纨绔子弟对年轻貌美、聪明伶俐的玛丽征逐不已,然当其染病之后却无人照顾。最后为其送葬的,仅有两人而已。小仲马据此并结合自己的身世,撰写成了长篇小说《茶花女》,演绎成了一出发生在法国19世纪中叶,名妓玛格丽特与富家子弟阿芒的爱情悲剧故事。

最早将小说《茶花女》译成中文的,是林纾和王寿昌,译名为《巴黎茶花女遗事》,1899年1月在福州以“畏庐藏版”印行。后简称为《茶花女遗事》。春柳社演艺部演出的话剧即以后者为名。

1907年2月,国内徐淮区域发生水灾,为救济受难同胞,2月13日正值中国农历春节期间,数百名留学东京的中国学生,赶往位于神田区的中国留学生会馆,举行捐资赈灾慈善游艺集会。此次集会结束前的最后一个节目,就是由春柳社演艺部演出的话剧《茶花女遗事》中阿芒的父亲逼迫玛格丽特放弃阿芒的第三幕第四、五两场和玛格丽特临终前的第五幕第八场这两幕三场次。其中,阿芒由唐肯扮演,阿芒之父杜瓦由曾孝谷扮演,勃吕当司由孙宗文扮演,女主角玛格丽特则由李叔同(息霜)扮演。

·李叔同在话剧《茶花女遗事》中饰演的玛格丽特

·左侧照片放大局部

话剧中人物的思想性格、心理情态,主要通过人物之间的对话予以表现,李叔同的道白,采用的是标准的国语,这在过去的中国戏剧中是没有的,令人耳目一新。李叔同所饰演主人公玛格丽特的悲剧命运及其故事情节,又紧紧抓住了观众们的心,这场演出获得了成功。此后,日本还将春柳社此次演出的两张剧照,制成纪念明信片向社会公开发行。

·春柳社演出纪念明信片之一(右一为李叔同)

·春柳社演出纪念明信片之二(前低头者为李叔同)

当时前去观看春柳社这场演出的,除了参与集会的中国留学生之外,还有日本元老级戏剧家松居松翁等戏剧界的专家以及其他国家的留学生。演出结束的幕布刚刚落下,松居松翁便跑到后台与玛格丽特的扮演者——李息霜紧紧握手,表示祝贺。春柳社此次演出十多年之后,1927年1月上海《小说世界》第212期,发表孟忆菊于日本神户所写的《东洋人士对李叔同的印象》中,转引了松居松翁发表在《芝居(戏剧)》杂志上题为《对于中国戏的怀疑》一文,回忆了当时的观感,并再次对李叔同高度评价。松居松翁在文章中写道:

中国的俳优,使我佩服的,便是李叔同君。当他在日本时,虽仅仅是一位留学生,但他所组织的“春柳剧社”剧团,在乐座上演《椿姬》(即《茶花女》)一剧,实在非常的好。不,与其说这个剧团好,宁可说就是这位饰“椿姬”的李君演得非常的好。

他们的那脚本的翻译,是很纯粹的;化装(妆)虽简单一些,却完全是根据西洋风俗的;当然和普通的改成日本风的,有些不同。会话的中国语,又和法语有相像的地方。因此,愈使人感得痛快。尤其是李君的优美婉丽,决非日本的俳优所能比拟。

我当时看过以后,顿时又回想到孟玛德小剧场所见裘菲列表演的“椿姬”,不觉感得十分地兴奋,竟跑到后台去,和李君握手为礼了。

……虽则这个剧团,后来便消灭了,但也有许多受他默化的留学生们,立刻抛弃了学业,回国从事新剧运动的。可知李叔同君,确是在中国放了新剧最初的烽火;但他现在却皈依佛门,栖隐于杭州湖畔,谢绝俗尘;倘使自“椿姬”以来,李君仍在努力这种艺术,那末,岂容梅兰芳、尚小云辈驰名于中国的剧界……

李叔同在日本留学期间,在话剧艺术的钻研上下了很大工夫,也做了一些牺牲。例如,此次捐资赈灾慈善游艺会的主持者之一、后为中国著名外交家的王正廷还特意对观众报告说:“李叔同君,本来是留有美术家式小胡子的,这次为了扮演茶花女,竟将胡子牺牲了。”大家听了很是钦佩。

不仅如此,李叔同为了能够演好玛格丽特这个女性角色,甚至不惜节食忍受饥饿来塑造自己的身材。通过李叔同饰演玛格丽特的剧照不难看出,当时他的腰围已经瘦细到了极致。此外,他还认真琢磨人物的姿态和扮相,并从画报中寻找与其相关人物的形貌、姿势作为参考,还为此准备了好些头套和服饰,一个人在房间里照镜子装扮起来,从中寻求最能表现出角色性格和在特定情景中思想情绪的姿态扮相,将其作为自己正式演出时的样子。

中国传统戏剧通常以源远流长、艺术精湛的京剧为代表,一代又一代的观众,从传统戏剧中获得审美享受和伦理教益。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观众的文化水准也在逐渐提高,其生活、思想、审美情趣,也在随之发生变化,不再仅仅满足以往那种以歌舞演绎故事的传统戏剧表演形式,渴望更加贴近现实社会生活的戏剧改革,期盼新的戏剧艺术形式出现。春柳社演艺部的成立和首次上演话剧《茶花女遗事》,不仅标志着中国前所未有的一种新型戏剧形式——中国话剧从此诞生,具有开创性意义,而且满足了观众期盼戏剧形式改革的期望。洪深在《从中国的新戏谈到话剧》一文中,称春柳社为中国“戏剧革命”的先锋队,这种说法没有过誉。春柳社被视为我国现代剧的滥觞,当之无愧。

亲身参与了中国话剧创始期活动并在东京看过李叔同演出的徐半梅,1950年在上海《新民报》发表的《〈话剧创始期回忆录〉中的李息霜》中写道:

日本留学生的开始演话剧,发动在1907年,这是藉一个赈灾游艺会,在东京神田区青年会举行的。其中有一《茶花女》,即法国小仲马的原作,共演两幕。其时笔者早已毕业归国,恰巧送我的未婚妻去留学,所以第二次东渡,适逢其会,看到了这一我国话剧界可以纪念的戏剧。主演的人又是发起人李叔同,是天津人。最先在上海南洋公学读书,那时留学东京美术学校。李君本来留有美术家式小胡子,特地为了扮茶花女,竟剃去胡须,而且还自己制了好几身漂亮的女西装。这次破天荒的中国话剧,成绩当然不能苛责;但很使东京留学界感到兴趣,连日本优伶们,也有人来参观。

这第一次中国人正式演的话剧,虽不能说好,但比国内已往的素人演剧,总能够说像样的了。因为既有了良好的舞台装置,而剧中人对白、表情、动作等等,绝对没有京剧气味,创造一种新的中国话剧来了。李叔同这一次在戏单上,用的艺名叫息霜;扮亚猛父亲的一位四川学生,姓曾,艺名存吴……

前面说过,《茶花女》旨在从爱情婚姻的角度,抨击法国封建贵族社会不平等现象,春柳社演艺部此时在日本上演这一剧目的主旨,想必与配合当时中国革命党人正在进行的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密切相关。这一点,通过此次游艺会演出结束后,李叔同发表在《醒狮》杂志第二期《文苑》栏上以《茶花女遗事演后感赋》为题的两首诗中,明确可知。这两首诗,是李叔同从他1905年春所撰《为上海沪学会文野婚姻新戏册既竟系之以诗》四首中选取第二、第四两首。其中,第二首“东邻有兄背佝偻,西邻有女犹含羞。蟪蛄宁识春与秋,金莲鞋子玉搔头”,形象地概括了话剧《茶花女》的主题思想;后一首“誓度众生成佛果,为现歌台说法身。孟旃不作吾道绝,中原滚地皆胡尘”,不仅表达自己当时的思想与心境,更道出了春柳社上演该剧的目的与意图。

话剧《茶花女遗事》的演出成功,扩大了春柳社的影响,要求入社的人,一天天多起来。除了中国留学生,也有好几个日本学生和印度学生加入进来。这也进一步激发了李叔同、曾孝谷等人的戏剧兴趣,决定接着改编、上演美国斯陀夫人的名著《黑奴吁天录》,以宣传、鼓吹和配合当时国内革命党人正在追求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一奋斗目标。

19世纪50年代,美国解放黑奴的斗争开始形成规模。为了配合这场斗争,出身于美国北部一个著名的牧师家庭、目睹了广大黑奴在南部奴隶主残酷压迫下的凄惨生活的哈里耶特·比彻·斯陀,为“让全国认识到奴隶制是个最可诅咒的东西”,创作了揭露、抨击南部蓄奴制和赞扬黑奴反抗的长篇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又名《黑奴吁天录》)。这部小说在一家鼓吹废奴主张的刊物上连载后,引起空前反响,有力地推动了废奴运动的发展。此时,由林肯领导的以解放黑奴为中心的南北战争也进入了高潮。林肯在接见斯陀夫人时,曾称赞她是“写了一部书,酿成一场大战的小妇人”。

1907年7月间,春柳社在东京本乡座游艺厅举行“丁未演艺大会”。专门印发了《春柳社开丁未演艺大会之趣意》说明书,明确举办此次大会的主旨,是为我国戏剧改革做一“先导”。文中写道:

演艺之事,关系于文明至巨。故本社创办伊始,特设专部,研究新旧戏曲,冀为吾国艺界改良之先导。春间曾于青年会扮演助善,颇辱同人喝采,嗣复承海内外士夫交相赞助。本社值此事机,不敢放弃。兹定于六月初一日初二日,借本乡座举行“丁未演艺大会”,准于每日午后一时,开演“黑奴吁天录”五幕。所有内容之梗概及各幕扮装人名,特列左方,大雅君子,幸垂教焉。

·李叔同(左)与共同创办春柳社的同学曾孝谷合影

·李叔同设计的《黑奴吁天录》节目宣传单

此次春柳社演艺部演出的五幕话剧《黑奴吁天录》,由曾孝谷饰演黑奴汤姆,兼饰韩德根;黄二难饰演海雷;李涛痕饰演贩奴者海留。另有数十名各国留学生出演群众角色。李叔同在这次演出中,除了饰演爱美柳夫人,还担任了舞台设计和绘制戏报工作。

从演出剧照来看,李叔同在饰演爱美柳夫人时,身穿自制的粉红色西装,体态窈窕,台步柔美,性格鲜明,酷似西洋贵妇。在第四幕《狂歌有醉汉,迷途有少女》中,李叔同又饰演跛醉客一角。在流浪乐师的琴声伴奏中,独唱一曲中国风歌曲,借以推动剧情的发展。

由曾孝谷改编的话剧《黑奴吁天录》最后一场,将原著中解放黑奴的情节,改为黑奴杀死奴隶贩子后逃跑,更加突出了黑奴的反抗精神。

欧阳予倩在《记春柳社的李叔同》一文中回忆道:

有一天听说青年会开什么赈灾游艺会,我和几个同学去玩,末了一个节目是《茶花女》,共两幕……

这一回的表演,可说是中国人演话剧最初的一次,我当时所受的刺激最深……于是我很想接近那班演戏的人。我向人打听,才知道他们有个社,名叫春柳……我有一个四川同学和曾孝谷最接近,我便因他得识曾君,只见一次面,我就入了春柳社。

春柳社第二次又要公演了。第一次的试演颇引起许多人的兴趣,社员也一天一天的多起来——日本学生、印度学生,有好几个加入的。其余还有些,现在都不记得了。中坚分子当然首推曾、李。重要的演员有李文权、庄云石、黄二难诸君……这一次演的是《黑奴吁天录》……《黑奴吁天录》当然含着很深的民族意义。戏本是曾孝谷编的,共分五幕呢,不记得还是七幕——好像是七幕。其中舞会一幕,客人最多,日本那样宽阔的舞台都坐满了……

曾孝谷的黑奴妻分别一场,评判最好。息霜除爱美柳夫人之外,另饰一个男角,都说不错。可是他专喜欢演女角,他为爱美柳夫人作了百余元的女西装。那时我们的朋友里头惟有他最阔。他家里头是做盐生意的,他名下有三十万元以上的财产。以后天津盐商大失败的那一次,他哥哥完全破产,他的一份也完了。可是他的确是爱好艺术的人,对于这些事,不甚在意。他破了产也从来没有和朋友们谈及过……

老实说,那时候对于艺术有见解的,只有息霜。他于中国的词章很有根柢,会画,会弹钢琴,字也写得好。他非常用功,除了他约定的时间以外,决不会客。在外面和朋友交际的事,从来没有。黑田清辉是他的先生,也很称赞他的画。他对于戏剧很热心,但对于文学却没有什么研究。他往往在画里找材料,很注重动作的姿势。他有好些头套和衣服,一个人在房里打扮起来照镜子,自己当模特儿供自己的研究。得了结果,就根据着这结果,设法到台上去演。

日本戏剧评论界对这次演出反应热烈。评论家土肥春曙在《戏剧记》中说,春柳社的“丁未演艺”与日本票友戏“不能同日而语”,它已“远远超过”了高田、藤泽、伊井、河合等诸位日本新派剧名流的表演水平。《早稻田文学》发表了伊原青青园撰写的长达二十多页的剧评,认为中国青年的这种演出,象征着中国民族将来的前途。而在东京早稻田大学的戏剧博物馆里,至今还保存着李叔同等演出《黑奴吁天录》时的说明书——《春柳社开丁未演艺大会之趣意》。

世界上任何一件新生事物的出现,都可能会引发人们见仁见智、褒贬不一的论议。与当时日本戏剧界的评价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内有些人,非但对于春柳社在日本演出《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对中国话剧运动的开创性贡献估计不足,甚至还有人对此发表了一些求全苛责的评论。苏曼殊在《燕影剧谈》中曾说:“……前数年东京留学者创春柳社,以提倡新剧自命,曾演《黑奴吁天录》《茶花女遗事》《新蝶梦》《血蓑衣》《生相怜》诸剧,都属幼稚,无甚可观,兼时作粗劣语句,盖多浮躁少年羼入耳。”

春柳社演艺部演过《黑奴吁天录》之后,还于1907年冬天,在常磐馆演过《生相怜》和《画家与其妹》两个独幕剧。李叔同在两剧中出演少女角色,在扮相、服饰、演技等方面,也都下了不少工夫。但由于剧情本身难为观众接受,其演出效果和社会反响,没有得到预期好评,也无法与上演《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时相提并论。再加上当时人多嘴杂,意见很难达成一致等一些主客观原因,致使成立刚刚一年的春柳社,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和挫折。欧阳予倩在《自我演戏以来·春柳社的开场》中写道:

春柳自从演过《黑奴吁天录》以后,许多社员有的毕业,有的归国,有的恐妨学业不来了。只有孝谷、息霜、涛痕、我尊、抗白,我们这几个人,始终还是干着。在演《吁天录》那年的冬天,又借常磐馆演过一次,什么戏名我忘记了,只记得息霜参考西洋古画,制了一个连蜷而长的头套,一套白缎子衣裙。他扮女儿,孝谷扮父亲,还有个会拉梵娥玲的广东同学扮情人。谁知台下看不懂——息霜本来瘦,就有人评量他的扮相,说了些应肥、应什么的话,他便很不高兴。

心理学认为,一个人的期望值越高,当遭遇挫折时,其失落感也就越强。既然李叔同的脾气秉性本来孤僻,再加上这次演出获得的效果不佳,没有得到预期好评,便使得李叔同对于演戏的兴致遭受重创,再也懒得登台了,并宣布从此退出春柳社。

1956年中村忠行在《天理大学学报》上发表的《春柳社逸史稿》中回顾这段历史时写道:

因此……遂使他失去对演剧的热情。毕竟李叔同是春柳社的发起人,且为其中心人物,由于他的退出,因而引起近于解散的混乱。

《黑奴吁天录》演出后产生的巨大反响,也引起了清廷驻日使馆的注意,并觉察到了这一演出的剧外之意,遂下令凡今后参加此类演出活动者,一律“取销留学费用”。如此一来,春柳社在东京的活动,也不得不中止了。欧阳予倩、陆镜若等人,只好另起炉灶,重新组织起一个新的戏剧社团——申酉会。不过,李叔同没有加入。

自从由李叔同、曾孝谷等发起成立春柳社并于1907年上演《茶花女遗事》和《黑奴吁天录》以来,在东京刮起了一股话剧旋风,不仅激发了当地广大戏剧观众的热情,也震惊了当地戏剧界的一批权威。尽管春柳社的活动,由于种种原因存在时间不长,但这一戏剧团体与其创立者李叔同、曾孝谷等人,在中国话剧发展史上建立的开创性功绩,不可磨灭。正是由于他们的开创性活动,才使得中国话剧从无到有,逐渐壮大。1956年丰子恺在《中国话剧首创者李叔同先生》中写道:

……这时候中国还没有话剧。李先生在东京创办春柳剧社,是中国人演话剧的开始。据我所知,他在东京时为了创办话剧社,曾经花了不少的钱。他父亲给他的遗产不下十万元,大半是花在美术音乐研究和话剧创办上的。后来李先生回国,春柳剧社也迁回中国。但他回国后不再粉墨登场……春柳社在中国演出时,《上海市通志馆期刊》第二年第三期上曾经登载一篇《春柳剧场开幕宣言》,宣言中说:“民国三年四月十五日,春柳剧社假南京路外滩谋得利开幕……溯自乙巳、丙午间,曾存吴、李叔同、谢抗白、李涛痕等,留学扶桑,慨祖国文艺之堕落,亟思有以振之,顾数人之精力有限,而文艺之类别綦繁,兼营并失,不如一志而冀有功。于是春柳社出现于日本之东京,是为我国人研究新戏之始,前此未曾有也。未几,徐淮告灾,消息传至海外,同人演巴黎《茶花女遗事》,集资赈之。日人惊为创举,啧啧称道,新闻纸亦多谀词。是年夏,休业多暇,相与讨论进行之法,推李叔同、曾存吴主社事,得欧阳予倩等为社员。次年春,春阳社发现于上海,同人庆祖国响应有人,益不敢自菲薄,谋所以扩大之。……”这便是五十年前的中国话剧界情况。

正是由于春柳社的影响,1908年后的几年间,众多提倡话剧的戏剧团体以上海为中心,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例如,由王熙普(艺名钟声)领导的春阳社,第一次上演的剧目专选《黑奴吁天录》,就是受了春柳社的启示。春柳社的早期成员中的陆镜若、马绛士、吴我尊、欧阳予倩等人回国以后,全身心地投入中国话剧成熟发展之中。他们组织的新剧同志会在上海演出开幕宣言中明确宣告,是以直承春柳社开创的事业为己任的,并将租用的“谋得利”小剧场,称为“春柳”剧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