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剪纸的传承

赶场是贵州乃至整个西南地区古老的民间贸易方式。在七十二寨侗和四十八寨侗地区，有按农历时序约定循环的场集。赶场是民间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地习俗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晚寨村服饰剪纸传承人，通常要“空五赶六”（空五天赶六天），在当地不同村寨循环赶场，出售剪纸花样。赶场地点为寨蒿（农历逢初一、初四、初九、十四、十九等），以及黎平县的上洞（逢初一、初六）、岑最（苗家寨）、大架、九巢、尤洞等地。乔勒村的服饰剪纸传承人主要赶乐里、瑞里、仁里的场集。场集无形中成为当地区域经济文化的交流平台和跨村社的侗族服饰剪纸的传播平台。相对闭塞的交通和贫困的物质生活状况，客观上决定了乔勒村与晚寨村的服饰剪纸传承人只能通过邻近的场集来实现服饰剪纸花样的传播和物质回报。在当地，赶场既是服饰剪纸传承人传承技艺文化的动力，也是影响传承人改变剪纸样式的关键因素。

侗族剪纸作为当地习俗文化生态的一环，目前在日常生活中依然是不可或缺的。但侗族服饰剪纸能否在快速发展的社会生活中延续，剪纸传承人至关重要。本文调查的乔勒村与晚寨村的服饰剪纸传承人都是在村寨的日常生活中长期从事剪纸制作与传承的普通侗族村民，都是经常赶场出售侗族传统剪纸纹样的劳动妇女。她们日常生活中的剪纸经验与赶场经历密不可分。

（一）乔勒村与晚寨村的剪纸传承人及其代表作品

1．服饰剪纸的传承人及其代表作品

在乔勒村与晚寨村，目前长期从事服饰剪纸的制作并赶场出售的剪纸传承人有7位，其中乔勒村有5人，晚寨村有2人，她们都是把剪纸的制作和出售作为副业的普通劳动妇女。乔勒村的服饰剪纸传承人是吴义莲、杨再仙、杨印莲、林金花、吴再花，晚寨村的服饰剪纸传承人是吴秀英和吴岁芝。通过对她们的实地调查采访，基本上可以呈现当地服饰剪纸传承的状况。

（1）吴义莲，女，1933年出生于乐里镇的上归洪村，属七十二寨侗，现居住在乔勒村。上世纪80年代初，她是乔勒村剪纸传承人群体中第一位摆摊出售侗族传统剪纸纹样的。现病重卧床（不能接受采访），她的女儿杨再仙基本继承了她的剪纸技艺（图2-46）。她的部分刺绣服饰和剪纸花样保留在女儿杨再仙家里（图2-47）。

（2）杨再仙，女，1964年在乔勒村出生，现居住在乔勒村（图2-48）。她读书到小学三年级，15岁随母亲吴义莲学习剪纸，1985年结婚（丈夫杨世西，现为乔勒村小学校长），1990年后和母亲在乐里、仁里等地的场集上摆摊出售侗族服饰剪纸花样。她的服饰剪纸花样多为领襟、围腰、背带、儿童鞋帽以及绑腿（侗语xin）等处的刺绣底样（图2-49、图2-50）。1990年至2000年，她的剪纸收入情况较好，年均收入有2000元左右。每次赶场，都有40至50元的收入，销量较大。中老年侗族妇女买得最多，服装领襟剪纸花样和围腰剪纸花样需求量最大。单张剪纸花样的价格是3至5元。随后，构皮纸涨价，单张纸涨到2元，剪纸利润大幅下降。2000年后，机绣绣片和复印机复制的剪纸大量出现，售卖剪纸一年只有1000多元的收入。买剪纸的绝大多数都是侗族妇女，也有周边的苗族，比如附近斗篷村以及仁里龙塘村一带的苗族妇女。榕江的绣花厂也用过她和母亲吴义莲的剪纸花样。县文化馆、文化宫也收过一些老衣服和其绣好的服装。目前，她和丈夫一年的家庭纯收入有3万元左右，其中除丈夫的工资外，农业收入4000至5000元，剪纸收入所占比重不大。（杨再仙无法用汉语交流，调查过程由其丈夫杨世西进行翻译。）

（3）杨印莲，女，1969年出生于乔勒村，小学文化，现居住在乔勒村（图2-51）。杨印莲18岁前后开始自学本村剪纸技艺，并赶场出售剪纸花样。1993年至2000年前后剪纸好卖。上世纪90年代初，构皮纸一张售价0.3元，后来涨价到1.5元，2010年一张构皮纸的售价是4元钱。因成本过高，杨印莲不再剪纸。2001年前后，她开始画绣片，画绣片利润更高，一套绣片可以卖到30至50元。过去剪花样，杨印莲一年收入2000至3000元。2003年卖绣片至今，她每次赶场都有300元左右的收入，春节期间每场可以卖500至600元，年均收入1.5万至2万元。1993至1994年间，凯里刺绣厂收购绣片和剪纸花样，杨印莲负责画绣片和剪花，月收入3000元。杨印莲多数时间在家务农，没有太多时间画绣片和剪纸花样。现在她手边的剪纸花样基本上供不应求。当地村民一致认为她的作品在村里是卖得最好的（图2-52）。（杨印莲无法用汉语交流，调查过程由村民杨作桃等翻译。）

（4）林金花，女，1954年出生在瑞里党义组，现居住在乔勒村（图2-53）。1971年林金花嫁到乔勒村后，便开始自学乔勒村的剪纸花样。1980年前后，开始与吴义莲一起在乐里、仁里场集上销售花样，贴补生活（图2-54）。前期，其剪纸在乐里的场集上卖得很好，一次场集能收入30至40元，现在反而没有以前卖得好（原因同杨印莲等人的口述一致）。目前场集上机绣绣片和手绘的绣样卖得好。她现在基本上不卖剪纸花样了，绣的衣服主要自己穿，老服装都卖出去了。（林金花无法用汉语交流，调查过程由乔勒村村主任杨斌翻译。）

（5）吴再花，女，1970年出生在归基寨，现居住在乔勒村（图2-55）。吴再花20岁前后跟妯娌学习剪纸技艺，已经剪了20多年花样（图2-56）。其妯娌是从高坪寨（位于归基寨以南，同属于七十二寨侗）嫁过来的。吴再花上世纪90年代开始在乐里等地赶场出售剪纸花样，至调查时快20年了。2005年前后她不再卖剪纸，转为画绣样。此前剪纸好卖的时候，一次赶场可以卖到700元，现在只有一二百元（原因同杨印莲等人的口述一致）。目前剪纸花样只有老人在买，年轻人更青睐画好的绣样。（吴再花无法用汉语交流，调查过程由村主任杨斌翻译。）

（6）吴秀英，女，1936年出生在乐里镇的岑通寨（属于七十二寨侗），现居住在晚寨村（图2-57）。吴秀英12岁开始随母亲学画绣样，后学剪纸，1958年嫁到晚寨。乐里七十二寨侗的花样与晚寨的大部分是不同的，嫁到晚寨后，吴秀英又学习了晚寨当地的花样（图2-58）。她之前仅在家里卖剪纸和手绘绣样，后因经济紧张，2004年前后在寨蒿赶场售卖。每套手绘绣样20至30元，一年可以卖2000至3000元。她现在已经不剪剪纸花样了，种地也基本不赚钱。吴秀英有3个儿子，都去打工了，留下7个孙子、孙女。目前，两个孙女已经出嫁，身边还有5个孙子、孙女需要照看（图2-59）。（吴秀英无法用汉语交流，调查过程由晚寨村村长吴开来翻译。）

（7）吴岁芝，女，1952年出生于晚寨村，现居住在晚寨村（图2-60）。吴岁芝从小随外婆吴春花（2011年依然健在，据说99岁，无法用汉语交流）学习画花样，后学剪纸、绣花。32岁（1984年）后开始赶场出售剪纸，后改画绣样。吴岁芝主要利用农闲时赶场，多去附近的寨蒿、票寨、求寨、高寅等固定的场集。每次赶场多则收入300元，少则收入20至50元不等，平均一年的纯收入2000至3000元。吴岁芝手绘绣样的种类主要是围腰（长方形的围腰、带状的围腰）、肚兜、披肩、小孩帽子、背带、手袋、牛角鞋花（姑娘穿的传统样子）等（图2-61、图2-62）。（吴岁芝无法用汉语交流，调查过程由村主任吴开来翻译。）

通过对乔勒村与晚寨村服饰剪纸传承人的调查和比较，我们不难看出，传统的服饰剪纸已经失去了市场。几乎所有的剪纸传承人都已经放弃剪纸而转向更赚钱的手绘绣样，或干脆退出了市场，只有乔勒村的杨再仙受母亲的影响依然在艰难维持。在对杨再仙的采访调查中，我们已经明显感觉到她也不会坚持太久，很多她母亲传下来的服饰剪纸花样已经破旧不堪，她也没有复制的想法。

2．巫俗剪纸的传承人及其代表作品

乔勒村的杨昌本和晚寨村的吴良斌分别是各自村寨里唯一的鬼师。他们虽然都是普通农民，但在当地习俗生活中是必不可少的角色。

（1）杨昌本（乳名杨老赶），男，1938年出生在乔勒村，现居住在乔勒村（图2-63）。杨昌本没上过学，40多岁开始做鬼师，跟本村老鬼师吴再民（已经去世）学艺。原来乔勒村还有一位鬼师叫杨老九，也已经去世。杨昌本常用生辰八字来占卜推算，比如根据村民不同的状况和其生辰八字，推算“犯了哪种鬼”，随后通过鬼师的经验来解决。杨昌本不会画符，他掌握的鬼师技艺全凭师承和经验。比如小娃娃走路时碰到半路鬼，过桥时碰到阴桥鬼、阳桥鬼等，杨昌本会通过剪纸等传统鬼师技艺来喊魂驱鬼。对在房子的门槛上和屋里的一些鬼，则需要用鸡血等来对付。“送老人”（丧俗），他参与不多，通常由地理先生（乔勒村没有）参与。乔勒村大部分人家里悬挂的添命剪纸都是他做的（图2-64）。请他剪纸，村民一般要支付3至5元钱或少量稻米。（杨昌本汉语交流困难，调查过程由乔勒村村主任杨斌及杨昌本家人翻译。）

（2）吴良斌，男，1933年出生于晚寨村，现居住在晚寨村（图2-65）。吴良斌19岁开始做鬼师（为家传），并且通晓汉文，也是晚寨村《吴氏族谱》的保有者。吴良斌家中有祖辈传下来的汉文书籍，主要是用于占卜、看风水（堪舆）的卦书和历书，多是清末、民国时期的版本（图2-66）。他擅长画符驱鬼，同时也是晚寨村的地理先生，常常帮助村民看龙神、选房址、画符箓等，掌握多种巫俗剪纸类型，比如百口、添寿、吉弥阿、招谢龙神、山神、长寿招财等等（图2-67）。请他剪纸，村民通常要支付5至10元钱或少量稻米。

巫俗剪纸是乔勒村与晚寨村古老文化信仰的体现，目前依然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两位鬼师也“乐此不疲”。但他们的后代及村寨里的年轻人不是外出打工，就是远嫁他地，由于没有后继者，可以想见其传承前景并不乐观。

（二）传承人及村社的传承现状

1．在“消失临界点”上的侗族服饰剪纸花样

通过对乔勒村与晚寨村服饰剪纸传承人的调查和比较可以发现，在村社里与服饰剪纸紧密关联的生活方式、文化习俗、族群认同以及信仰等民间文化要素基本保持完整，外来文化（周边汉族、苗族文化）的影响并不明显，但当地的侗族服饰剪纸却已经走到了消失的临界点上。具体原因如下：第一，虽然村庄里的生活习俗依旧，但大量年轻女性外出打工，使得剪纸花样在村寨内部的需求日益减少。第二，剪纸材料，即当地生产的手工构皮纸，价格上涨过快，使得以剪纸贴补生活的传承人“无利可图”（2010年手工构皮纸的售价是每张3至4元，而单张剪纸花样的价格也只有3至5元）。由于购买剪纸花样的人群（老年妇女）购买力相对较差，大幅涨价并不现实。第三，2000年前后，价格相对低廉的机绣绣片和复印机复制的剪纸复印件大量出现，冲击了传统剪纸花样的市场。第四，多数年轻人外出打工的现状，改变了传统的生活节奏，追求快捷和便利生活的年轻女性，对半成品的手绘绣样更为青睐。这样就造成了高过剪纸价格10倍以上的手绘绣样因得到外出打工的年轻女性（收入相对较高）的喜爱，而逐渐在场集上“驱逐”传统的剪纸花样的现象（图2-68）。

2．巫俗剪纸传承的“信仰危机”

信仰是乔勒村与晚寨村巫俗剪纸在日常生活中延续的土壤。目前，侗族古老的信仰习俗依然延续着较强的生命力。在乔勒村与晚寨村，巫俗剪纸对鬼师而言不像服饰剪纸那样存在稳定的利益驱动和跨村社的社会需求，村寨内部的日常生活与传统的信仰基础是其延续的关键。但是，受过初中以上教育的大量中青年外出打工者（男性为主），已彻底改变了原有的生活模式和曾经习以为常的信仰习俗。目前的乔勒村与晚寨村，单独立户的中青年侗民家里组合电器的普及和祖先神龛的消失，已经表明了这一改变的发生（图2-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