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历史留存
见证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

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在多次劝谏蒋介石联共抗日无果后，带领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扣留了蒋介石和陈诚、卫立煌、蒋鼎文等十多名军政要员，通电全国，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八项主张。这便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当日，冯海伯欲上街打听情况，走出七贤庄时被杨虎城军队哨兵误伤身亡。叶剑英对冯海伯的牺牲深为悲痛，他对同志们说，冯海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光荣献身，我们要学习他的国际主义精神，并永远记住他，我们要以优秀共产党员的礼仪隆重办理他的后事，明确指示冯海伯的尸体要铺盖中国共产党党旗。12 月 19 日至 21 日，由王炳南署名，连续三天在西安《解放日报》上刊登了一则题为《牙医博士冯海伯葬期》的重要启事。

“冯博士，德国犹太人。柏林大学毕业。1931 年为德国法西斯政府驱逐来中国。今春来西安，任张学良将军牙医顾问，得张氏帮助，在西安开设牙科医院。不幸于双十二事变中为流弹所伤，不克医治而亡。现蒙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抚恤，弟等以同学关系除承办善后外，特选于本月 21 日上午 10 时安葬冯博士。冯博士友颇多，恐通知不周，特此登报声明。凡来送葬者，无任欢迎。”

是日，古城漫天鹅毛大雪。冯海伯，一个德国人民的儿子、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被安葬在西安小南门外的一处公墓内，墓前竖立着一块刻有“牙科大夫冯海伯之墓”的石碑。

西安事变前后，刘鼎直接负责东北军和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1936 年12 月 12 日凌晨，刘鼎用设在张公馆内的电台向中共中央发出东北军“兵谏”的第一份电报。接着，张学良又让刘鼎发电邀请中共代表到西安协商，希望听取中国共产党的意见，电云：“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请派代表前来共商大计。”中共中央经过紧急磋商，决定派周恩来、秦邦宪（博古）、叶剑英前来西安帮助张学良、杨虎城解决西安事变。

中国共产党人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出发，正确地分析了形势，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驱散了笼罩在西安上空的战争阴云。1936 年 12 月17 日，刘鼎乘张学良专机飞赴保安，迎接周恩来等中共代表来西安。在飞机上，刘鼎向周恩来汇报了西安事变发生以来张学良与杨虎城对蒋介石的态度；南京方面宋美龄派端纳来西安探查斡旋的情况；东北军、西北军内部主张杀蒋、放蒋两派的争执，以及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盼望中共来人协助处理事变的焦急心情。刘鼎提供的这些信息，对于中共中央掌握西安事变和国民党内部的情况，以及以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1936 年 12 月17 日晚，刘鼎陪同周恩来一行到达西安七贤庄一号，稍事休息后就到金家巷一号张公馆去见张学良。在进入张学良公馆前，周恩来特意到涂作潮房间内剃掉了多年的蓄须。直到 1972 年，涂作潮对这一细节还记忆犹新，他回忆说：“周副主席来到了我的房间，招呼我说又见面了，在我的房间内剃了胡须。”

1936 年 12 月 23 日，秦邦宪和叶剑英也到达西安。抵达西安后，博古和周恩来一起住在张学良公馆东楼，叶剑英和部分工作人员住进七贤庄一号院。中共中央确定，周恩来负责上层统战和群众团体工作，秦邦宪主持党内工作，叶剑英参加西北联军参谋团的工作。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以调停人的角色，不仅协调了西安事变中错综复杂的关系，制止了可能爆发的内战危险，还取得了蒋介石对国共团结抗日的承诺，直接推动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刘鼎既要保卫中共代表的安全，照顾中共代表与陕北中共中央之间的电报通讯工作，又要负责联络和协调各方面的关系。据刘鼎回忆：“彭德怀同志和贺龙同志在咸阳，多次进到西安，都由我做接待和保卫工作。”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结束了国共十年内战，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为建立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基础。在达成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协议以后，张学良送蒋介石返回南京时被扣。1937 年 2 月 2 日，主张和平解决西安善后问题的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被东北军中主张武力解决的青年军官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等枪杀，制造了血腥的“二二”事件。鉴于西安局势紧张，周恩来与秦邦宪商定，秦邦宪、叶剑英、李克农等中共代表大部人员撤至三原红军驻地，周恩来仍留西安。2 月初，为避免东北军内部报仇性的互相残杀，周恩来、叶剑英等决定，派刘鼎护送孙铭九、应德田等几个肇事者到三原云阳镇红军驻地，再转往平津。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及善后工作中，周恩来一直置身于西安事变这个巨大风暴的中心，在充满惊涛骇浪的险恶环境里，临危不惧，沉着机智，忘我工作，力挽狂澜，表现出对人民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也显示出伟大政治家的卓越才能。

叶剑英戎马倥偬数十年，七贤庄只是他生命里程中的一个小小驿站。西安事变发生前，叶剑英致力于对东北军和西北军的统战工作，促使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结成了“三位一体”的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奠定了基础。西安事变后，叶剑英到西安积极协助周恩来开展工作，参加西北联军参谋团，制订抵抗亲日派“讨逆军”的作战计划；积极参加报告会及个别访问、接见等，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多种形式，进行说服争取工作；协助周恩来奔走于东北军、西北军和国民党在西安的要员之间，全力投入善后工作，以求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有一个好的发展前途。“二二”事件发生后，叶剑英等仍从维护“三位一体”的大局出发，妥善处理了肇事者，避免了东北军内部的互相残杀，从根本上维护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成果。由于环境特殊、斗争艰苦，弹丸之地的七贤庄，给叶剑英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1979 年 4 月 12 日，叶剑英来陕西视察工作，专程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参观。他故地重游，面对曾经生活、战斗过的七贤庄一号院，心潮起伏久久难以平静，默默地在他原来住过的房间门前伫立良久。临行前，挥笔写下七绝一首：

西安捉蒋翻危局，

内战吟成抗日诗。

楼屋依然人半逝，

小窗风雪立多时。

叶剑英以史入诗，溶数十年往事于寸言之中，怀并肩战斗的故人于风雪之下，对这段历史作了一个很好的小结。

西安秘密交通站的建立者刘鼎，身历西安事变的前前后后。在国难民困的历史关头，他只身赴西安帮助张学良联共抗日、改造东北军，积极执行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还直接参与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及善后，在这一伟大历史转折中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对此，中共中央给予高度评价，毛泽东曾说：“西安事变，刘鼎同志是有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