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前言

今年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60年，在中国民俗中，刚好是一个甲子，是一个值得纪念的重要年份。

为了纪念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展现广西社会各方面的发展与进步，广西出版传媒集团策划了大型复合出版工程“我们的广西”项目，约我撰写其中的《广西简史》一书。对此，我有点诚惶诚恐。要在有限的篇幅内，讲述广西发展的历史脉络，本身是个难度较大的事情。而作为广西史学界的一员，我不好推辞，只好勉为其难，同时亦暗下决心写好书稿，以回报家乡对我的培养与信任。

国有国史，地方有地方史。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都是由众多的地方史构成的。国史从宏观层面叙述，而地方史则是从微观层面叙述。了解国史十分重要，历史学家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开头便写道，“当相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以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而地方史是对某个特定区域的历史记述，主要记述某一区域内的人类社会活动，是国史之一部分，是国史的重要补充。各个地方有其特殊的历史与文化，发展也有其自身不同的规律。长期以来，地方史教育是爱国主义教育的起点，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祖国是扩大了的家乡，家乡是看得见的祖国”。写好地方史，教好地方史，一直是各地相关部门提出的要求。放眼八桂大地，不难发现广西的历史十分悠久，文化丰富多彩，远古时期，广西是人类生活的家园，创造过灿烂的文明；广西曾是中国最早走向外界的地方，很早就具有对外开放的源泉与文化；近代广西还是点燃中国农民革命火种之地，太平天国起义席卷中国半壁河山，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百色起义，扩大了中国革命的红色版图；广西军民始终以钢铁意志守卫着南疆国门，捍卫着每一寸南疆的土地，始终与全国同呼吸，共命运。从这个意义而言，广西绝不是什么蛮荒之地。对广西这样一个区域的历史，自然值得去书写，值得让更多的读者去了解。

严格地说，广西学者对于广西地方历史的研究，是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的。早年从日本留学回国的壮族学者黄现璠先生，带领一批本土学者，开展民族调查，极大地推动了广西地方民族史的研究，使广西的民族史研究在全国占有一席之地。但真正让广西史学走向全国的，还是广西史学界的前辈陈伟芳先生与钟文典先生。他们对发源于广西的太平天国运动的研究，正好是其时中国近代史研究关注的热门领域。尤其是令人尊敬的钟文典先生，采用传统文献与田野考察相结合的方法研究早期太平天国运动，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可以说，钟文典先生的太平天国史研究开创了广西史学研究的一个时代，直接代表广西史学界与全国同行开展平等对话。他的学术成就与声望，也深得全国史学界的认同。在全国史学界，只要一提到广西史学，就必提起钟文典先生。

我对广西历史的研究，也是在钟文典先生的帮助与推动下进行的。自从我参加工作，从事史学研究，就得到钟文典先生的提挈。先是在20世纪末的时候，让我参加《桂林通史》的写作；2009年，重修《广西通史》的时候，他直接指定我负责其中的宋元卷的写作。正因如此，我对广西历史研究积累了较为厚实的学术基础。一晃20余年过去，这当中，我围绕华南边疆历史、民族、历史地理等领域，写过不少研究性的论文与学术专著。在研究中，我深深地感觉到，要想让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得到更大程度的推广，推动广西史学继续发展，就必须在研究特色、研究方法与写法上下功夫。

从研究特色而言，就是实现人无我有。很显然，对于广西地域而言，边疆民族领域就是最大的特色，这是不能放弃的研究领域，也是前辈学者钟文典先生所坚持的。在研究方法上，需要结合当前学科发展的特点，走多学科交叉研究的路子，才能推陈出新。恰好我攻读博士学位时，读的就是历史地理专业，也正是这样一个专业，给了我较多的跨学科思维。因此，在写本书的时候，我始终是从多学科的角度来进行思考的。我希望我选择讲述的问题，在普及广西基本历史常识的同时，还能起到让读者学到知识、提高兴趣的效果。回到本书所要回答的几个问题：广西是如何形成的？这既包括了广西的行政管辖范围的确定，当中又有一个十分复杂的变化过程。古代岭南地区的政区，就像拼图一样，正北边拿掉一块，东北加一块。后来，南部又割一块，再后来把割去的一块又拿回来，要了解这个变化过程需要有地理空间的思维方式。什么时候有“广西人”这样的概念？要讲清楚这个来历，就需要从历史的时序上进行梳理，从外来人口迁移，到认同自己广西人的身份来进行分析。讲述广西古代交通的变迁，需要从地形、地貌与环境变迁的角度进行思考。灵渠的修凿，还要考虑兴修水利的科学性问题……这些问题，仅仅从历史学一个学科的角度进行思考，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在写作本书过程中，我先确定大的写作框架，列出主要的事项与人物，搭建好基本的框架。在具体的写作中，从别人不太注意的学科角度去思考，去阐述自己的想法。同时，广西地方，也绝不是一个自成一体的孤立的空间，它是与世界相联系的。因此，在写作时，我尽可能地将广西与世界的联系，通过经济贸易与海洋文化等多方面的途径展现出来。

从写法上而言，力求避免程序化与格式化。为了完成学术论文，不少学者都被摘要、关键词等固定样式的论文要求所束缚，研究成果往往有深度而不亲民，给人以高冷的感觉，以致不少学术成果藏在深闺之中无人相识。有没有可能既有学术的严谨，也有生动的文笔描述，让学术成果更浅显一点，身段放低一点，为更多的普通大众所接受？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我在领受书稿写作任务之初，就思考如何写一部适合众多非专业读者阅读的广西历史书籍。在不大的篇幅内，尽可能地使文字通俗易懂——十多年前，我曾经做了这样的尝试，并将相关成果发表在《历史学家茶座》上，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这也是我以前在桂林电视台和广西电视台做讲座时，在现场得到的切身感受。当我用描述性的语言把广西历史人物的故事娓娓道来时，台下的观众无论老幼，都听得非常认真，让我感动也给了我很大的鼓舞——这样的历史，才是亲民的；这样的研究，才能摆脱旧有的僵化格式、对大众冷漠的态度。因此，在写作时，我是站在历史学的立场上，尽可能让书稿文字活泼、生动起来，甚至俏皮起来，使之成为大众眼中不一样的历史著作，以实现向全国的读者讲述好“中国发展中的广西故事”这一任务。

但我也深知，写作语言的通俗化、故事化，绝不能变成毫无根据的“戏说”。如果这样，就背离了《广西简史》出版的初衷。因此，在写作中，我总是在查阅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对材料进行认真的研读，对结论进行仔细的推敲。不妄说，也不做毫无根据的猜测、假设，以确保简史的严肃性与科学性。

八桂大地，我生于斯，长于斯，与很多人一样，内心也有浓烈的爱乡之情。早年外出求学，我看到过无数的广西人，为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长年辛勤劳作；也看到过不少广西人勇敢地走出去，接受外来新事物，努力打拼事业。尤其难得的是，很多广西人，都有一颗炽热的爱国之心。品茶读史，掩卷沉思，脑海中浮现的，是每当国难当头的时候，广西人奋不顾身、舍身报国的身影。这样想着，一个个鲜活的历史人物形象在我脑中出现，也触发了我内心的写作激情。

基于此，我在写作本书的时候，还加上了一条，那就是糅进我内心的情感，将感情渗透到字里行间。没有情感的研究，不仅高冷，也是苍白的。我在写每件历史事实，每个历史人物的时候，都努力做到用心写史，用情写史。希望将我的内在情感倾注在一个个历史人物身上，通过他们身上折射出来的品格，让外界的读者知道，广西人敢爱敢恨，广西人敢作敢为，广西人不屈不挠，以此激发本土读者的爱国、爱家、爱乡之情。

我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写的。希望最后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部不一样的《广西简史》。但效果如何，则需要读者去品味、去评价了。写作过程中，我也曾思绪奔涌过，也曾为一些历史人物身上的情怀和遭遇，久久难以入眠。如今终于如释重负，总算完成了书稿，即将付梓。令人感动的是，学业恩师陈梧桐先生专门拨冗为本书作跋，对我进行了勉励，给了我很大的鼓舞。人生难得一知己，人生有幸遇良师。回想当年，是先生将我引入学术之门，今日他不顾83岁高龄，还对学生竭心尽力予以推介。有梧桐先生这样的良师，真乃人生之幸。

在写作中，我参考了大量的资料，并吸收了其中的一些先进研究成果，囿于篇幅与体例，没法在书中一一以作注的形式表示出来，敬请有关作者谅解。限于学识与水平，书中错误与不足在所难免，亦请多加指正！

刘祥学于独秀峰下

2018年8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