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礼俗的发展和演变

在汉代，中国礼仪习俗进入发展阶段。 汉代初年，因刚刚结束战乱，叔孙通奉汉高祖之命制定礼仪，主要是杂采古礼。到汉武帝时期，王朝强盛，社会稳定，局面出现了大的变化。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诗》《书》《礼》《易》《春秋》合称为“五经”，奠定了经学的正统地位。其中，《礼》就是记载古代儒家传习礼仪最早的著作《仪礼》。儒学正统地位的确立，使儒家提倡的礼仪成为礼仪习俗的主流，有力地推动了礼俗的发展，也使得古代礼俗趋于完善。

例如：中国古代社会盛行的所谓“六礼”“七教”“八政”，即《礼记·王制》所说的：“六礼：冠、昏、丧、祭、乡、相见。七教：父子、兄弟、夫妇、君臣、长幼、朋友、宾客。八政：饮食、衣服、事为、异别、度、量、数、制。”“司徒修六礼以节民性，明七教以兴民德，齐八政以防淫”在汉代已经成为社会成员一切行为的规范。又如：夏历元旦、元宵节、清明节、上巳节、乞巧节、重阳节、春秋社日、冬祭腊日这样一些重要的传统节日，以及相关的节日礼仪，也大多在汉代得以定型[1]。东汉末年，郑玄分别给产生于先秦和西汉的《周礼》《仪礼》《礼记》三书作注，又写有《三礼目录》一卷，形成了“三礼”的提法，并被普遍接受。 唐初“三礼”被列入“九经”，以后发展到“十二经”，到宋代确立“十三经”为经典，“三礼”始终都包括在内，一直流传至今。“三礼”之说的形成，也是礼仪发展的重要例证。

魏晋南北朝时期， 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动乱之中，政局动荡，战乱频仍，天灾人祸不绝，百姓痛苦不堪。一方面，知识分子阶层里盛行玄学，清谈成风；另一方面，佛道二教异军突起，来势汹汹，这些都对传统礼仪构成了挑战。在当时的社会生活里，普遍存在一种“非道德化”的放任风气。有些统治者也受此影响，不再刻板地遵循古礼，而开始顺应时势，注意变革。曹操就是一个薄葬风气的倡导者。据《晋书·礼志》载，曹操死前遗诏：“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毕，皆除服。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殓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后来，曹操的葬礼果然一切从简。他的儿子曹丕也继承父志，临终制诏书坚持薄葬。上行下效，曹氏父子的薄葬主张对曹魏，乃至晋朝的丧葬礼仪都产生了积极影响。[2]对于这个时期的礼仪形势，鲁迅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3]正是统治集团一面肆意践踏礼教的基本原则，一面又高喊礼教，暴露出礼教虚伪的一面，这才激起了玄学的反动。不过，传统礼仪虽然受到严重冲击，但没有出现一蹶不振的局面。不少人有鉴于当时浮华骄矜、肆意毁誉的世风，退而致力于对家中子孙后代的教育，留下了不少家训类的文字。比如：三国蜀汉刘备临死前告诫其子刘禅的遗诏中有“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之言，诸葛亮所写《诫子书》中则有“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之语，它们都成为千古名言，流传久远。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凡7卷20篇，依次为序致、教子、兄弟、后娶、治家、风操、慕贤、勉学、文章、名实、涉务、省事、止足、诫兵、养生、归心、书证、音辞、杂艺和终制，堪称家礼之典范，古今家训，无不受它影响。[4]这些都表明这个时期的传统礼仪并没有因为受到冲击而沉沦，它在严峻的历史风浪中经受住了考验，经过一定的调整之后，适遇盛世，便又开始了新的历程。

唐代国力空前强盛，政治稳定，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礼仪也达到了古代的鼎盛时期。 唐初仍沿用隋礼。贞观十一年（637），唐太宗命房玄龄、魏徵组织礼官、学士，在隋礼基础上增补天子上陵、朝庙、养老、大射、讲武等内容，定吉礼61篇、宾礼4篇、军礼20篇、嘉礼42篇、凶礼11篇，称《五礼》，后世则称其为《贞观礼》。唐高宗显庆年间（656—661），长孙无忌等人对其进一步增补，形成后世所称的《显庆礼》。开元年间（713—741），唐玄宗又在隋礼和《贞观礼》《显庆礼》的基础上进行大规模整理，纂修完成了《开元礼》。据《新唐书·礼乐志》称：“由是，唐之五礼之文始备，而后世用之，虽时小有损益，不能过也。” 比如：《开元礼》中关于丧葬仪礼的记载，共有66道程序，如果是改葬，还得有17道，比以前历代都更为完备，而且在整个封建时代也大致得以沿袭，甚至近现代的民间礼俗中还可以看到《开元礼》所定程序的影子，只是一部分程序被简化而已。《开元礼》较前代礼仪更具系统性和完整性，成为封建礼制的最高典范，此后几个朝代的礼制基本上没有超过它。另外，唐末杜佑撰写《通典》，其中《礼典》100卷，周详而可靠地记载了唐代以前礼仪的演变情况，更是仪制研究的一个里程碑。

还应指出的是，在隋唐之前，受周礼影响，往往礼法不分，礼涵盖一切，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出现诸多弊端。唐代总结前朝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比较注意加强法律制度的建设，使礼仪与法律、官制分离，取得较好的效果。如：唐高宗永徽二年（651）颁行的《永徽律》（元代以后被称为《永徽律疏》，而后来颁行的《疏议》被称为《唐律疏议》），内容周详完备，节目简要，条文清晰，一准乎礼，出入得古今之平，成为此后封建社会里法律的楷模。[5]正是由于法律制度的完备和相对独立，才使得礼仪能摆脱重负，得以继续发展。

宋代礼仪习俗出现了新的变化，这就是礼仪开始与朝廷典章制度分离，走向民间，逐渐与今人对礼仪的理解接近起来。其时朝廷礼制基本沿袭前代，只是在一些细节上有所调整而已。随着市民阶层的崛起和民间宗族共同体的普遍加强，这时候儒家开始把注意力移向民间，致力于民间礼俗的规范化。北宋司马光就曾在《仪礼》的基础上，根据当时礼俗的实际情形，撰写《书仪》。南宋朱熹则在《书仪》的基础上撰写《家礼》。此类礼书的内容与朝廷礼制有所不同，主要侧重在冠、婚、丧、祭等“四礼”，以及一些民间日常生活的行为规范，它们和民众生活更为贴近，更具实用价值。朱熹在《家礼》中还特别强调强本节末，简化仪节度数。比如：把婚姻“六礼”简化为“四礼”，也就是将原先的纳采和问名合并、纳吉和纳征合并；又把丧礼中子女守丧三年改成了一年或半年。就传统礼仪的衍变而言，这种变革无疑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尤其是朱熹的《家礼》在明清时期几乎传遍全国，成为家庭礼仪的圭臬。[6]

此外，还有人则致力于乡规民约、家训格言一类文字的撰写，也成为传统礼仪的重要补充，对于民众的行为规范有着一定的指导意义。比如：北宋吕大忠，京兆蓝田（今属陕西）人，曾为家乡制定乡约，人称《蓝田乡约》。这个乡约简明扼要，通俗易懂，其中“礼俗相交”部分写道：“凡行婚姻、丧葬、祭祀之礼，《礼经》具载，亦当讲求。如未能速行，且从家传旧仪；甚不经者，当渐去之。”这说明他既要求乡亲们按礼仪经典行事，又尊重民间风俗，允许变通，同时提倡移风易俗。这个乡约对于婚丧礼仪的细则也加以规范，开支原则较能注意俭朴从事。据《宋元学案》称，《蓝田乡约》一出，关中风俗，为之一变。这一类乡规民约在协调乡里生活、维护宗法秩序等方面所发挥的功能是不可低估的。[7]在家训方面，北宋司马光的《居家杂仪》和南宋陆游的《放翁家训》都很有影响，他们谆谆告诫自己的子女“谨守礼法”“宽厚恭谨”，充分重视家庭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对后世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8]

元代礼仪走向低潮。元朝统治者虽然沿袭了宋代礼制，口头上也尊孔，并且任用了一批汉族士大夫，但实际上他们是轻视汉儒的。特别是这个时期民族矛盾一直处于不可调和的状态，元朝贵族坚持蒙古族礼俗，蔑视汉族礼仪；而在汉儒看来，这是“灭裂礼法”。由于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矛盾没有很好地得以解决，致使礼仪在元代未能得到发展。

明朝建立后，统治者认为“贵贱无等，僭礼败度”，是元朝失败的一大原因，[9]所以特别注意礼制，对各级官吏和普通百姓的衣食住行加以严格规定，不许他们有僭越等级的任何举动。《明史·舆服志》载：“明初，禁官民房屋不许雕刻古帝后、圣贤人物及日月、龙凤、狻猊、麒麟、犀象之形。”“庶民庐舍：洪武二十六年定制，不过三间，五架，不许用斗栱，饰彩色。”“建文四年申饬官民，不许僭用金酒爵，其椅棹木器亦不许朱红金饰。”“洪武三年，庶人初戴四带巾，改四方平定巾，杂色盘领衣，不许用黄。又令男女衣服，不得僭用金绣、锦绮、纻丝、绫罗，止许紬、绢、素纱，其靴不得裁制花样、金线装饰。首饰、钗、镯不许用金玉、珠翠，止用银。”“正德元年，禁商贩、仆役、倡优、下贱不许服用貂裘。”明朝统治者甚至不惜用最严厉的法律制裁，来强行实施等级礼制。如《明律》规定：“凡官民房舍车服器物之类，各有等第。若违式僭用，有官者，杖一百，罢职不叙。无官者，笞五十，罪坐家长。工匠并笞五十。”再加上朱元璋多忌讳，大兴文字狱。明代帝王大多利用东厂、西厂、内行厂、锦衣卫等特务机构，实行高压政策，排斥异己，使得整个社会的文化生活显得僵滞灰暗。

不过，这种律令严明、恪守礼仪的局面并没有维持太久。从嘉靖年间起至明末，明朝出现了一股越礼逾制的浪潮，向传统礼教发起猛烈冲击。一方面，社会生产发展，财富积累增加，特别是在商业繁荣的城市里，普通百姓手头有钱，但他们在衣食住行各方面受到礼制的约束而不能恣意享受，这显然无法忍受；另一方面，朝政腐败，法制松弛，朝廷已经管不了那么多。这样一来，庶民越礼逾制也就蔚然成风，愈演愈烈，房屋越造越豪华，衣服越穿越奢侈，各种礼仪大讲排场，甚至超过了实际消费能力。世风以奢侈为荣。这种风气还直接影响到人们的观念，许多人开始追求金钱，唯利是图，传统的忠孝节义发生动摇，当儿孙的居然为了变卖随葬财宝而掘起祖坟，做妻子的则以丈夫挣钱多少来决定爱憎，正如有的民歌所描述的那样：“骨肉贫相远，陌路富相亲。”“冷暖观门第，礼貌看衣服。”有人发出了“礼义相让之风邈矣！”的惊叹。[10]这种现象延续到明末，随着明清王朝的嬗递，满族入主中原，又一次强化了封建专制统治，传统礼仪再度被奉为金科玉律，越礼逾制的浪潮才悄然退隐下去。

在清代，汉满文化的冲撞一直十分激烈。清王朝为了加强权威，强化等级礼制，把朝廷礼仪推向了极端。据柳诒徵研究，在明代朝仪中，大臣只须四拜或五拜，清代开始实行“三跪九叩首”；明代大臣入朝，可以在御前侍坐，奏事起立，奏毕复坐，清代则一律跪在地下；明代答诏称“卿”，有点儿客气，清代则斥之为“尔”，根本不在话下；清代大臣上奏折，一概自称“奴才”，这也是破天荒的。[11]

出于同样的政治目的，清王朝在强化宗族制度方面也加大了力度。康熙九年颁行“上谕十六条”，就明确指出，要“笃宗族以昭雍睦”；康熙二十八年，又批示“族长不能教训子孙，问绞罪”，从而明确宣布族长有权教训族中子孙。雍正则在《圣谕广训》中说：“……凡属一家一姓，当念乃祖乃宗，宁厚毋薄，宁亲毋疏。长幼必以序相洽，尊卑必以分相联。喜则相庆以结其绸缪，戚则相怜以通其缓急。”同时，雍正明确指示宗族要兴建祠堂，设立学校，添置族产，纂修族谱。从那时起，国家法律明确承认宗族的司法权，族长教训子弟，治以家法，就是将其处死，也是无罪的。正是在国家政权的鼓励和支持下，宗族共同体在清代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成为当时维系基层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12]在这种情形下，儒家的伦理纲常也依赖于强固的宗族而得以发扬。常州《陈氏宗谱》云：“凡小儿甫能言，则教以尊尊长长；稍就家，则教以孝悌忠信礼让廉节。”日常生活中的一切言行都要娴于礼法。“凡语言应对周旋动作，皆为符合规矩。”子弟见父母，“坐必起，行必以序，不可免冠徒跣，应对毋以尔我”。“子孙受上诃责，不论是非，但当俯首默受，毋亟自辩理。媳事姑舅亦然。”由此可见，封建礼教的负面效应在这个时期已经充分地暴露了出来。 [13]

还应提及的是，明朝末年始，西方天主教耶稣会来中国境内传教。尽管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一批传教士十分注意策略，他们穿中国服装，学会说中国话，研习中国传统文化，顺应中国风俗礼仪，使得天主教在中国有了较大发展。但是，两种文化之间存在差异，引起了中西礼仪的激烈冲突。清末出现了一个不容忽视的历史事实：“随着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中国传统礼仪的一统天下已经不复存在。当人们对传统礼仪产生怀疑，试图抗拒的时候，就很自然地会用西方礼仪来跟中国传统礼仪作比较。另外，人们在试图改革传统礼仪并创建新礼仪的时候，也总是要到西方礼仪中去拿一些东西过来为我所用”。[14]

辛亥革命的成功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束。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的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文告，开始了对传统礼仪的改革。剪辫子是礼仪改革的先声。这是因为清军入关时曾以“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血腥政策强迫人们接受满族发式，于是随着清廷被推翻，人们便将辫子当作一种耻辱而强烈要求剪掉。不但有许多人自觉剪辫，即使一些地方的人因早已习惯了留辫子而不想剪掉时，也被政府军警以强硬手段剪掉。

接着是易服。南京临时政府废止了清代用来体现封建等级的官爵命服、袍褂补服、翎领朝珠。服饰不再是等级的标志。一旦开放，人们完全可以凭自己的喜好来选择服饰。一时间，西服中服、汉装满装，五颜六色，花样翻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泼气象。这时候，一部分人以穿西服为时髦，洋货畅销，甚至排挤了国货，以至引起了孙中山的注意。他认为，西式服装“尚有未尽合者”，而合理的衣式则应该“适于卫生，便于动作，宜于经济，壮于观瞻”。[15]后来，孙中山创制并带头穿着的立领、四袋式的男式上装问世，既继承了中国传统服装又吸取了西服的若干优点，人称“中山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山装受到人们的欢迎。这在礼仪史上也是值得一提的。

再就是人们相见时的称呼和礼节。清朝人相见时通行的叩拜、相揖、请安、拱手等旧礼被废除，改为新式鞠躬礼，男子脱帽鞠躬，女子鞠躬。通用的所谓“文明仪式”是脱帽、鞠躬、握手、鼓掌、交换名片等。清朝人称呼，下对上，贱对贵，称“大人”“老爷”，此时一律改称“先生”“君”“同志”一类，无贵贱上下之分。封建社会“男女授受不亲”，这时候大城市里的一些青年男女开始冲破这种礼教束缚，公然相伴着出现在公共场所，男女接触不避嫌疑，自由恋爱也时有所见。此外，南京临时政府在禁止女子缠足、提倡放足，以及禁娼、禁烟、禁赌等方面，也有不少强硬措施，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辛亥革命之后，各地还出现了毁庙反神、破除迷信的风潮，形成一定的冲击力。在城市里，一些进步人士大力提倡新式婚礼和新式丧礼，礼节上删繁就简，财用方面去奢从朴，力求破除迷信，革除陋俗，这在当时也是难能可贵的。

“然而我们必须指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礼仪改革必然存在极大的局限性。政府颁布法令文告并不困难，难就难在能否贯彻到民众之中；少数进步人士身体力行，大声疾呼，也并不等于已经唤醒了民众。在当时的广大农村，礼俗的情况实在要复杂得多。一方面，传统礼俗在中国历史上沿袭几千年，早已渗透进人们的心灵深处，形成一定的心理定式，许多人习以为常，受其毒害却不知其有毒，依旧乐此不疲。另一方面，辛亥革命之后不久，就有袁世凯称帝的闹剧上演，随之而来的军阀混战，又一次把国家民族推向灾难深重的苦海之中。底层民众忧心忡忡、忐忑不安，连基本温饱都无法得到保障，自然无法顾及礼俗的改革。凡此种种，都使得礼仪改革的步履十分沉重而艰难。”[16]

新文化运动对传统礼仪，乃至整个传统文化进行全面反思，带来了新的气象。但是，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政局动荡，战乱频繁，中华民族经受着一次次血与火的考验，除了少数知识分子依旧在思想领域中苦苦追寻真理之外，广大民众不可能有心思去思考礼仪的革新。当时，礼仪基本上处于放任自流的局面，新礼和旧礼同时存在，显得格外杂乱。这在婚丧礼仪中表现得尤其突出。如：当时江苏宜兴一带的婚礼，“自民国以来，政体虽改，而新郎之戴顶履靴者，仍属有之。然亦有喜学时髦，著大礼服，戴大礼帽，以示特别开通者。最可笑者，新郎高冠峨峨，履声橐橐，在前面视之，固俨然一新人物也，讵知背后豚尾犹存，红丝辫线，坠落及地”。新郎边上的四位陪宾更有趣：“有西装者，有便服者，有仍服满清时礼服者，形形色色，无奇不有。” [17]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礼俗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党和政府在移风易俗，建设现代礼仪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显著成效，人际关系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和谐。但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礼仪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与其他领域一样，受到了“左倾”思想的严重影响和干扰，把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和许多良风美俗也一概当作“四旧”予以横扫，搞乱了人们的思想。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四人帮”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恶性膨胀。“人际关系极端恶化，人们的道德水准大大下降，也在礼仪的发展史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痕。” [18]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的大潮为现代礼仪的复兴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建立适合经济发展的社会秩序和社会新风尚，成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主要内容。1981年2月，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九家单位联合发出了《关于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的倡议》，号召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开展以“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和“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为内容的“五讲四美”文明礼貌活动。这一举措可以看作我国现代礼俗建设的里程碑。1982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根据中央书记处的指示，转发中宣部《关于深入开展“五讲四美”活动的报告》，规定每年3月为“全民礼貌月”。这一年3月1日，全国各大城市都有数万人，乃至数十万人走上街头，宣传文明礼貌，清理环境，维持交通秩序。1983年3月，中共中央成立“五讲四美三热爱”委员会，在前述“五讲四美”基础上，又加上了“热爱祖国、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内容。从此以后，这一活动蔚然成风，遍地开花，有力地推动了现代礼俗的建设。在此基础上，诸如建设文明家庭、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提倡文明礼貌用语，提倡建设新时期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制定市民守则、乡规民约，在全国城乡开展婚礼改革、丧葬改革等移风易俗活动，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综上所述，中国礼俗源远流长，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大体说来，中国礼俗起源于原始社会时期，形成于夏商周三代，汉代进入发展完善阶段，唐朝达到鼎盛，宋代之后虽多有变化，但古代礼仪规范始终保持其基本模式。现代，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礼俗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变革、发展，但并未脱离古代礼俗的基础，只是进一步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古代礼俗仍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本书着重叙述中国古代礼俗。

[1]冯天瑜，等. 中华文化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453-458.

[2]万建中. 中国历代葬礼［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7-8.

[3]鲁迅.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M］// 鲁迅. 鲁迅全集（第三集）.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513.

[4]徐梓. 家训——父祖的叮咛［M］.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

[5]刘海年. 古代法制［M］// 谭家健. 中国文化史概要.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

[6]杨志刚.《朱子家礼》：民间通用礼［J］.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4（4）.

[7]顾希佳. 礼仪与中国文化［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07.

[8]徐梓. 家训——父祖的叮咛［M］.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

[9]刘志琴. 晚明城市风尚初探［M］// 中国古代文化史论.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10]顾希佳. 礼仪与中国文化［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11.

[11]柳诒徵. 中国文化史［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710- 711.

[12]顾希佳. 礼仪与中国文化［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12-113.

[13]冯天瑜，等. 中华文化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905-907.

[14]顾希佳. 礼仪与中国文化［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16.

[15]胡绳武，等. 民国初年的社会风尚变化［M］// 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16]顾希佳. 礼仪与中国文化［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18.

[17]胡绳武，等. 民国初年的社会风尚变化［M］// 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18]顾希佳. 礼仪与中国文化［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