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退守鲜卑山：一次并不成功的西进

公元前3世纪，在这个东亚大地悸动的时代里，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结束了诸侯割据混战的局面，统一了中国。与此同时，北方蒙古草原上，匈奴族的英雄冒顿单于也在进行着统一草原的努力。

匈奴，这个发源于阴山的游牧民族，从很早以前就开始南向牧马进入河套地区，并依靠这里优越的自然条件迅速发展，成为中原各诸侯国的劲敌。为了防御匈奴人的进袭，中原北部地区的秦、赵、燕三国都纷纷修筑长城。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增筑长城，使原来三国修筑的长城首尾相接，形成闻名世界的万里长城。

由于相信“亡秦者胡”的谶言，秦始皇派名将蒙恬北伐匈奴，企图在自己有生之年消灭秦朝未来可能遇到的敌手。蒙恬虽然获得了一定胜利，从匈奴手中夺回了河套地区，但却远未能灭亡匈奴。匈奴人北迁蒙古草原，但其实力仍在。冒顿单于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走上了历史舞台。

冒顿单于是匈奴头曼单于的长子，很早就被确定为单于的继承人。后来头曼单于产生废长立幼之心，便将冒顿送往与匈奴处于敌对状态的月氏部落做人质，而后却发兵攻打月氏，希望借月氏人之手杀掉冒顿。冒顿识破了父亲的用心，夺得一匹良马，从月氏部落拼死逃回。无可奈何的头曼单于为安慰冒顿，调派一万名骑兵归他指挥。冒顿暗中为自己打造了一支鸣镝（响箭），命令手下的士兵，鸣镝射向哪里，所有人就必须立即向同一目标射箭，凡是没有追随鸣镝发射的士兵都要被处死。后来，当冒顿用鸣镝射杀头曼单于的宝马时，所有士兵也都跟着一起射击，宝马立即被射成了刺猬。冒顿知道自己的计划可以实现了，他最终将鸣镝射向了父亲的爱妾——那个想害死自己的女人，然后又将鸣镝射向了他的父亲。结果是不言而喻的，冒顿用这种方式杀死了父亲与继母，成为匈奴人新的单于。

在被蒙恬率领的秦兵逼退到蒙古草原以后，匈奴人无时无刻不在怀念着自然条件更为优越的河套地区，在匈奴权贵看来，头曼单于的软弱是造成失败的重要原因，现在需要一位铁腕单于率领他们纵横草原，打败秦军。冒顿以这种方式杀死自己的父亲后，匈奴的权贵觉得他正是期望中的人物，于是拥立冒顿为新单于。

东胡人也一直在关注着匈奴的这一切变化，匈奴的北撤不能不引起他们的警觉，草原毕竟是有限的，不夺取邻人的疆域，发展是不可能的。东胡人既然希望西向发展，占据原来属于匈奴人的牧地，自然要警惕北撤的匈奴人在草原上发展，将进攻的矛头指向自己。当得知冒顿杀父自立的消息后，东胡人更是惊疑不定，他们猜不出，这位新单于会以何种方式对待相邻的其他游牧民族。

头曼单于的行动计划是足以令东胡人感到放心的，因为他将进攻的矛头指向了西方的月氏，当匈奴人与月氏人处于战争状态时，他们是不可能再向东方的东胡人发动进攻的。但很快，月氏人被匈奴人打败，开始向伊犁河流域西迁，渐渐地离开了蒙古草原的中心，开始了面向中亚的发展，不再关心草原上的事务。以至于若干年以后，当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要求与月氏人联合进攻他们的宿敌匈奴人时，他们也婉言谢绝了。

月氏人西迁以后，有实力称霸蒙古草原的民族只有匈奴和东胡。冒顿单于面对的最大对手就是东胡。东胡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他们对这位新即位的单于发出了试探。东胡王遣使匈奴，向冒顿单于求头曼单于留下的一匹千里马。

冒顿单于召集大臣们商议如何应对东胡王的请求。匈奴的权贵都觉得不应该答应，因为这匹千里马是闻名蒙古草原的宝马，游牧的人们有哪一个不喜爱宝马呢？又有哪一个肯把自己的宝马轻易送人呢？要知道，在草原上，宝马可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冒顿单于不高兴地说：“为了交好邻国，我们怎么能爱惜一匹马呢！”他很爽快地答应了东胡王的请求，将宝马交给东胡的使者带回。所有的匈奴权贵都为之目瞪口呆，很多人都猜测冒顿单于可能是比他父亲头曼单于还要软弱的人，大家开始为匈奴的前途与命运担忧。

东胡王同样也觉得冒顿单于是一个软弱可欺的人，为了进一步证实自己的判断，他再次派出使者，这次是请求冒顿单于将爱妾送给自己。听到这个消息后，所有匈奴的权贵人物都感到气愤，这简直是对匈奴人的侮辱，他们纷纷要求与东胡作战。可是冒顿单于却说：“我们怎么能为了一个女人而与邻国失和呢？”他将自己最喜爱的阏氏送给了东胡王。匈奴的权贵几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东胡王也觉得十分意外，但也非常惊喜，他肯定匈奴新单于是非常怯懦的人，这正是东胡称雄草原的良机。东胡王开始了对匈奴牧地的蚕食。

他再次遣使匈奴，对冒顿单于说：“我们的牧地之间有瓯脱之地千余里，这本来不属于任何一方，只是用来划定我们驻牧地分界线的空地。反正匈奴人也不到这里来放牧，就把这片土地给我们东胡人吧。”冒顿单于召集大臣们讨论是否应该答应东胡王的请求，鉴于前两次冒顿的态度，有的大臣说：“反正我们也不去那里驻牧，就给东胡人吧，无所谓的事情。”想不到这一次冒顿单于却勃然大怒，呵斥道：“土地是国家的根本，怎么能随便给人呢！”接着他下令处死了所有主张让地的大臣，命令匈奴国内凡是可以上马作战的人立即集合，全力向东胡发动袭击。

从来没有人怀疑过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下来的关于冒顿单于发兵东胡的这则传说的真实性，但是，冒顿单于对土地的重视，却完全不像是一位游牧民族的领袖，而更像一位中原农耕国家的君主。在后世，我们也很难发现哪位游牧民族的领袖以保卫土地作为对外战争的号召，这种口号对于游牧民来说，远不如劫掠更具有鼓动力。我们有理由怀疑，上述传说经过了中原史家的处理与润色，被打上了农耕文化的印记。但不管怎么说，匈奴人与东胡人之间肯定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战争。战争的起因不难推测，像秦始皇统一中原地区一样，冒顿单于也要统一蒙古草原，征服东胡人是其统一草原战争的组成部分，只不过冒顿单于需要制造出一个进攻东胡人的冠冕堂皇的借口罢了。

没有任何准备的东胡人被冒顿单于一举击溃，分部向东方退却。大兴安岭再次成为他们抵挡外敌的屏障。

一部分东胡人撤退到大兴安岭里的鲜卑山，另一部分东胡人退到大兴安岭里的乌桓山，周边的民族按他们居住地的山名，将前者称为鲜卑人，将后者称为乌桓人，渐渐地，他们也就称自己为鲜卑人和乌桓人了。

在鲜卑山的周围，一个后来对中国历史发生重大影响的民族——鲜卑族在慢慢地形成，但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历史学家们却说不清楚，如此重要的鲜卑山究竟在什么位置。马长寿先生认为鲜卑山应当在洮儿河以南，或者我们可以笼统地认为，是在大兴安岭南麓；张博泉先生却认为，鲜卑山可能在外兴安岭。两位名学者的观点南北相差近千里。在米文平发现大兴安岭嘎仙洞的刻石之后，更多的学者倾向于认为：位于大兴安岭北麓嘎仙洞所在的山地就是鲜卑山。

鲜卑人自公元前3世纪末被匈奴人击溃，退到鲜卑山，至公元1世纪自鲜卑山南迁进入蒙古草原，以及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流域的故地，二百多年中，他们一直默默地生活在鲜卑山一带，休养生息，在中原的史书中找不到关于他们的任何记载。由当时的形势推测，估计鲜卑人是隶属于匈奴帝国的，是匈奴人统治下的民族。作为被匈奴人征服的民族，他们要向匈奴帝国提供贡赋与劳役，但是，匈奴人并不干涉他们的内部事务，鲜卑人仍旧处于自己首领的管理之下。从蒙古草原撤回大兴安岭，使鲜卑人的游牧经济受到一定的冲击，在苍茫林海中，他们重操远祖的渔猎旧业，捕鱼、打猎、采集野果成为他们主要的谋生手段，无论是畜牧业还是粗放的原始农业都退居次要地位。经济类型的变化无疑限制了鲜卑族人口的增长，这也是鲜卑人在二百年中发展比较缓慢的原因之一。大兴安岭中沉寂的生活逐渐抹去了鲜卑人对东胡先世、对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流域，以及对草原、游牧、农耕的记忆。从渔猎经济中，从大兴安岭的山地文明中，他们缓慢地发展出自己的文化，包括自己的语言。

有人认为，“鲜卑”“西伯”“锡伯”都是对同一少数民族语词的不同汉字译写，今天的锡伯族，就是鲜卑人的后裔，所谓“西伯利亚”，就是鲜卑人的地方。但口耳相传的历史千载之后究竟是否可靠，谁也不敢轻下断语。

在鲜卑人撤入大兴安岭的群山之后，匈奴人在冒顿单于的领导下迎来了他们最辉煌的时代，匈奴帝国控制了东起大兴安岭、西达中亚、北及贝加尔湖、南与西汉帝国接壤的大片领土，他们也乘中原秦汉改朝换代之际，重新夺回了河套地区。西汉王朝的建立者刘邦曾挥师北上，欲与匈奴人一决雌雄，却被冒顿单于的骑兵围困在白登山，最终依靠谋士的诡计才得以脱身。西汉王朝无力抵挡匈奴人的进攻，不得不卑辞厚币以求“和亲”。直到汉武帝即位以后，依靠文帝、景帝积累起来的国库中的巨额财富，才再次在战场上与匈奴人一决高低。西汉帝国与匈奴帝国间的这次战争持续了几十年。为从侧翼对匈奴帝国构成包抄，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去联络匈奴人的宿敌大月氏，并将西域各国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向东则进入辽东、吉林一带。可以说，两大帝国的对决牵动了整个东亚世界。在经历几十年的较量之后，战争以匈奴帝国的失败而告终，但西汉王朝也由盛转衰。

在西汉帝国与匈奴帝国的战争中，由东胡余部发展形成的乌桓人显然比较活跃，他们乘机摆脱匈奴人的控制，南迁居住于汉王朝的沿边塞外，依赖于汉王朝的保护，逃避匈奴人的追击，同时也配合汉王朝进攻匈奴帝国。有一次，他们甚至出兵掘了匈奴单于的坟墓。但在这草原上闹得天翻地覆的时代里，鲜卑人却一直默默无闻，似乎并未借机向匈奴人复仇，似乎他们跟周边的其他民族没有任何接触。这一时期的鲜卑人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孤寂的、保守的、不思进取的。很难想象，这样一个民族后来会成为蒙古草原的主人，并建立北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治黄河流域的北方民族。

西汉王朝对匈奴的打击使匈奴帝国实力大减，其对鲜卑人的控制力因此受到削弱，乌桓人的南迁也为生活在乌桓人北方的鲜卑人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于是，鲜卑族步乌桓的后尘，走上了南下的道路。只不过鲜卑各部没有一个统一的领袖，南迁是分散地、和平地进行的，因而没有引起过多的关注。

走出鲜卑山，对鲜卑人最大的影响在于，受山区制约的游牧业迅速发展起来，鲜卑人不再以渔猎为主要的谋生手段。远距离的放牧与迁徙，增强了鲜卑人的机动性，无疑也提高了其军事实力，更重要的是，鲜卑人摆脱了渔猎经济对其人口增殖的束缚，人口迅速膨胀，在冷兵器时代，人口的增长无疑意味着军事实力的增强。

虽然可以肯定，在南下占据乌桓故地以后，鲜卑人的实力明显增强，但是在史书中我们找不到他们与其他民族发生战争的记载，看来，鲜卑人很好地处理了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在和平中一点一滴地积聚着力量，直到他们取代匈奴人成为蒙古草原的主人。

公元1世纪，在与东汉王朝的战争中失利的匈奴人踏上了西迁之路，鲜卑各部开始乘机进入蒙古草原，没有西迁的匈奴人还有十多万家，可能超过五十万人，他们都加入鲜卑人的队伍中，把自己称为鲜卑人，从此与鲜卑人一起行动，这使得鲜卑人的实力陡增。但是这部分匈奴人并不是最早加入鲜卑人的异族，可以说，自鲜卑人离开鲜卑山南迁之后，他们就在不断地与其他游牧民族进行着复杂的民族融合。在此过程中，甚至有一些白种人的部族也加入鲜卑人的行列之中，自称是鲜卑人，与来自鲜卑山的鲜卑人通婚，使得鲜卑人开始具有某些白种人的相貌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