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生活好像是雨天撑出一把伞（《终南别业》）

我们继续分享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领袖王维的诗。王维毫无争议应该是大唐顶尖的一流诗人之一，他有太多的诗句是我们从小就背得滚瓜烂熟的名句，像“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送元二使安西》），“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相思》）等。我们来看一下王维的另外一首代表作《终南别业》：

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

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

这首诗里同样有两句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名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喜欢这两句诗呢？这两句诗又到底好在哪里呢？

我觉得，答案就是这两个字——“随意”。

真的，看上去，这两句诗写得很随意，反映出诗人的状态很随意，而我们读了之后的情绪感觉更是随意。你看，“行到水穷处”的这个“行”字，就是一种随随便便、漫无目的地走，因为走得很随便，所以一不小心走到了水流的尽头，这才发现，原来前面已经无路可走了。无路可走也不着急，随随便便就地坐下来，看看山那边浮起的白云，也不知道云是从哪里飘过来的，要飘到哪里去，不过诗人也不关心，因为这个时候的他，和白云一样，都是这么随随便便、漫无目的。

那么，这种随随便便、了无牵挂的状态，为什么还会让今天的我们产生一种心有戚戚的共鸣感呢？我想，也许是因为生活给我们带来了太多的紧张感，甚至压迫感，我们越是向往那种兴之所至、随心所欲的状态，就越是发现我们离那种随便的状态越来越远。尤其是中年人，在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在单位里是顶梁柱，既少了青年人那种不顾一切、勇往直前的激情，又没有老年人那种洞察世事的睿智与从容，中年人的焦虑感可能超过了任何一个年龄阶段。

可是王维却树立了中年人的另外一种生存智慧。注意，王维在这首诗一开始就说是“中岁颇好道”，说明他也是从中年开始对凡尘俗世的生活产生了焦虑感，甚至厌倦感，于是更加追求“道”。不过，这里的道可不是李白信奉的道教的那个“道”。

王维和李白不一样，王维是虔诚的佛教徒，所以他信奉的“道”指的是佛教的信仰。连王维的名字都显示出这种信仰。王维，字摩诘，他的名和字合起来就是维摩诘，恰好是一部佛经的名字，这当然不可能是巧合，而是王维佛家信仰的体现。

王维和李白同龄，都出生于701年，两个人成名都很早。王维十五岁的时候“北漂”到了京城长安；十七岁那年就写下了名扬天下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二十一岁的时候进士及第，正式进入了仕途。

李白呢，二十多岁的时候离开四川，开始漫游天下，一路诗名震天下。天宝元年，唐玄宗令李白供奉翰林的时候，王维正在朝廷任左补阙，迁库部郎中，多次侍驾，为唐玄宗写过应制诗，跟同事也有诗歌唱和往来。这两位当时的一流诗人齐聚京城，而且都是交游极广的人，例如王维与孟浩然、张九龄和王昌龄等都是极为亲密的关系，这些诗人同时又都是李白的至交好友，可是偏偏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王维与李白有过任何形式的私人交往。这真的不能不说是大唐诗坛关系网上最让人觉得遗憾的了。

至于王维和李白为什么同在一个时空活动，却偏偏老死不相往来，还真有不少的猜测。最离谱的猜测说，是因为王维和李白都仰慕唐玄宗的妹妹玉真公主，因此两人是情敌关系，那当然是水火不容了。但这个猜测着实太离谱，我个人倒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可能还是两个人的个性与信仰相差太远。不过，信仰的差异还不足以让两个人如此势同水火，他们不交往的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个性差异。

李白个性豪迈不羁，为人充满激情，诗歌风格整体上也倾向于华丽壮美，而王维个性淡泊宁静，为人平和优雅，诗歌风格整体上倾向于平淡静美。两个人性格差异实在太大，很可能大到李白不屑于王维的宁静优雅，而王维也不喜欢李白大大咧咧的那股闹腾劲儿。

你看，李白好酒，恨不得每次酒局都极尽奢华之能事，酒友也都和他一样狂放洒脱，就算偶尔没人陪他喝酒了，他一个人也要制造出热闹的氛围来，这才会有“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这种奇妙的酒局。

王维则好静，因此他才说：“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他喜欢独来独往，而且还很享受这种安静的状态。

但这种独行客似的状态，其实也不是王维的天性。青少年时期的王维可是和李白一样“欲上青天揽明月”的。

十五岁，王维离开老家蒲州（今山西永济），来到京城；十九岁，赴京兆府试，中举；二十一岁，状元及第后正式进入仕途，官授大乐丞。他简直就是少年得志的典范了，这样的王维又怎么会变成一个看破红尘的佛教徒呢？而且从他的生平经历来看，他的事业大致是顺风顺水的。初入仕途的王维得到了张九龄的赏识，在官场上一路晋升。

这样的人生在开元二十四年（736年），也就是王维三十六岁的时候发生了转折。这一年，张九龄被罢相，第二年被贬为荆州长史；四十岁那年，也就是开元二十八年，他最敬重的张九龄去世，同年，他最欣赏的好朋友孟浩然去世。这两位朋友的相继离去对王维的触动相当大。从此，张九龄的时代正式结束，朝堂进入了奸臣李林甫的时代，坚守着一份正义的王维显然与之格格不入；而孟浩然的突然离世，也让王维感叹世事如浮云苍狗，那种世事无常的虚幻感变得更加强烈。

我想，也许正是从四十岁这年开始，王维也遭遇了空前的“中年危机”吧。青年时期那种意欲改变命运甚至改变一个时代的豪情壮志，好像真的被无情的现实消磨了，这让他茫然失措，甚至灰心丧气。这种改变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他虽然仍在朝廷任职并且按部就班地往上晋升，却开始有意识地疏离日渐昏暗的朝廷了。大约正是从四十岁开始，他“晚家南山陲”，在长安附近的终南山过起了半隐居的生活，后来又隐居到了蓝田辋川。

当然，当了二十来年的朝廷官员，王维的经济状况应该并不太差，所以他和东晋的隐士陶渊明不一样。陶渊明是真穷，穷到不得不亲自率领家人种地为生。“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归园田居·其三》）是陶渊明的隐居状态，他的生存的压力还是蛮大的。而王维的隐居则是从容闲雅的，他甚至还有自己的别墅，比如那两句写山水田园风光的名句“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写的就是辋川别业，诗名就叫《积雨辋川庄作》。

终南山和辋川的风景都非常优美，尤其是终南山，更是不少盛唐文人都向往的生活隐居之地，关于这个地方甚至还形成了一个著名的说法，叫作“终南捷径”。唐代有个读书人叫卢藏用，中进士后隐居在终南山中，有计划、有目的地宣传自己，后来果然被朝廷征召，做了大官。此后，人们就将成名的这条捷径称为“终南捷径”了。为什么唐代读书人包括李白，都愿意选择终南山作为暂时的隐居之地，作为将来飞黄腾达的捷径呢？

当然，首先是因为便捷的地理位置。终南山就在长安边上，交通、通信都极为便利，朝廷的任何风吹草动都可以及时传达过去，所以住在终南山完全可以做到身在山林、心系朝堂。

其次是因为终南山风景非常优美，是盛唐时期许多达官贵人营建别墅的最佳选择。所以隐士名义上是隐居，实际上一点都不与世隔绝，可以接触到的社交圈是当时最高级别的。

唐代的都城在长安，以洛阳为东都。如果皇帝住在长安，那些想成名的隐士就会选择隐居在终南山；如果皇帝住到洛阳去了，隐士们就会跟风住到洛阳附近的嵩山。唐朝的终南山和嵩山既是贵族聚居之地，也是隐士们扎堆的地方。前面提到的唐玄宗的妹妹玉真公主，在终南山就有自己的别墅。

连王维这样的人也未能免俗，他早年也曾隐居在嵩山，这其中当然也有这样的世俗考虑。不光是王维，李白也先后在嵩山、终南山隐居过，真正的目的也还是想走所谓的“终南捷径”，迅速建立起自己的上流社会交友圈。

但我觉得，中年以后的王维隐居终南山，和那些包括李白在内的，想走“终南捷径”的人毕竟是不同的。那些假隐士是想营造出一种高洁正直的假象，从而获得朝廷的注意乃至封官晋爵，真正的目的是非常功利、非常现实的，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但王维是成名之后才选择到终南山隐居的，他的目的不是追名逐利，恰恰相反，他是对于政治斗争、追名逐利产生了真正的厌倦，尤其是看到张九龄这样的正直之士被贬斥，李林甫这样的奸臣权倾朝野，他更是心灰意冷，这才选择了半隐居的生活。

这样看来，王维的“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隐居。因为他和那些假隐士不一样，他是经历过繁华热烈，看淡了功名富贵，能够真正静下心来，享受一个隐士远离尘世的安静与淡泊，也欣赏终南山最本色、最优美的风光的。“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他不再需要前呼后拥的热闹，任何时候只要兴致一来，他就能独自一人信步走在山路上。虽然优美的风景、怡然的心情，都没有人与他分享，但他毫不在意，因为在他眼里，山山水水都是和他心意相通的。他能欣赏山水的自然之美，而山水也懂得他无拘无束的自在。此时此刻，他的心灵和山水的灵魂完全是融为一体、不分彼此的。

正因为完全放下了对世事的挂碍，让自己的心灵回到一片清澈空灵的境界，诗人才能够随性而往，不追问来处，也不在意去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有路可走的时候信步而行，走到没路可走了就席地而坐，至于风景，也是看到什么就是什么，不去刻意地寻找什么最佳观赏角度，更不会刻意地去找背景、摆姿势晒朋友圈。随意就好，山水是随意的，人也是随意的。

王维正是这样。有心意相通的朋友来访，也好，他们可以一起“弹琴赋诗，啸咏终日”。没有朋友到访的时候，他独来独往，也好，因为山山水水、动物、植物都是他的好朋友。

王维是这样，他有几位相交甚密的知己也是这样看待他的，比如王维有一位相交数十年的朋友叫裴迪，在王维隐居终南山和辋川的时候他们的来往更加密切。王维写过一首很有名的《鹿柴》：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这首诗写的也是山林的幽静。没有人的踪迹，只有若有若无的说话声不知道从哪里传过来，几抹阳光透过浓密的树叶，照在青苔上，那一抹光亮与深山老林的幽暗形成了光与影的对比，简直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完美写照。

在这首《鹿柴》里，树林、青苔、阳光，以及辨认不清的人声，都是王维心灵世界里最亲密的朋友。

而裴迪显然是很懂王维的人，所以他也写了一首《鹿柴》，呼应王维的这一份宁静与悠然：

日夕见寒山，便为独往客。

不知深林事，但有迹。

王维说“空山不见人”，裴迪就说“但有麏麚迹”，看来这个“鹿柴”果然是群鹿出没的地方。在这样一个人迹罕至、鹿迹遍地的地方，寒山、深林、独往客，光与影的交错，构成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在王维的笔下，自然是最静默也是最伟大的。和自然同样静默和伟大的，是纯净的心灵世界。

把自然交还给自然，让人心守住自己的纯净，这大约就是中年以后的王维所追求的一种境界吧。“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云起云落，就是一种自然的本色。在自然界的风景中，大概只有云是最姿态万千却又最随心所欲的了。

我们经常说“行云流水”，这个词常常用来形容文章、书法等自然流畅、无拘无束的状态。不过云和水比起来，显然还是云更自由，水还有源头、有尽头、有流向，云却完全没有固定的形态，随性而来，随意而往。这种绝对自由的状态，才是王维真正向往的人生境界，所以他才会看似随便，实则感慨至深地写下了“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这两句诗。

每次读到“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这两句时，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虽然陶渊明的南山和王维的南山不是同一个地方，但这两位诗人的悠然状态、自由境界却是如此神似，你并没有刻意追求什么，但呈现在你面前的就是最美的状态。

在这种绝对自由的状态中，王维也并不排斥人的存在：“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在山林深处，让王维欢喜遇见的，并不是住在终南山豪华别墅里的那些达官贵人或者是等待着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假隐士，而是普通的，甚至可能连名字他都不知道的山林野老，也正因为这样的山林野老和王维的常规社交圈毫无交集，王维才会毫不设防、百无禁忌地和他随意谈天说笑，开心得甚至忘了回家的时间……

真的，在这首诗中，一切都是那么偶然、那么随意。偶然走在一条随便什么样的山路上，偶然走到一处随便什么样的地方，偶然地坐下来，偶然看到了云，偶然碰到了人，偶然说到了开心的地方，偶然忘记了时间……

因为不刻意，这一系列的偶然才会营造出一份悠然自得的美好意境。

但王维的中年生活真的这么悠然自得吗？

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王维的中年生活虽然说不上焦头烂额，但也绝不像我们看上去的那么悠闲自在，而是恰恰相反。

当然，你也许会哼一声说，王维是高官，拿着高薪，住着别墅，欣赏着山水田园的自然美景，工作、享受两不误，他当然能够“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他哪儿来像我们一样的中年危机感？

其实不然。王维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官员，既然奸臣当道，他又不愿意同流合污，那就只能选择洁身自好。然而他又没有辞职退隐的经济实力，因为他奋斗到中年才终于能够买到人生的第二套房，可以让他在选择半官半隐之后有一个栖身之处，但他还远远没有富裕到那种“千金散尽还复来”的地步。

事实上，他和许多没有什么强大靠山、背景的普通公务员一样，收入并不高，日常生活也相当简朴，他需要一份稳定的收入来维持家庭生活，一旦辞职，他的整个家庭就会陷入贫困的境地。他自己也承认过：“小妹日成长，兄弟未有娶。家贫禄既薄，储蓄非有素。几回欲奋飞，踟蹰复相顾。”（《偶然作》之四）你看，作为一个家庭的顶梁柱，王维真是一个很有家庭责任感的人，他虽然向往绝对自由，但他真做不到只追求自己一个人的随心所欲，想做官就做官，想辞职就辞职。他有一大家子需要养活，需要他来提供比较好的生活环境，需要他来铺垫未来的人生道路……我想，这也是王维最终不能像陶渊明那样骄傲地辞职、彻底归隐的主要原因。

其实，当年的陶渊明，又何尝不是因为养家糊口的压力，几度归隐，却又几度不得不被迫出仕呢？

此外，我还得补充一点，王维中年丧妻，他却坚持不再续娶，“孤居三十年”（元代辛文房《唐才子传》），在那样的年代，这样的人生选择既很异类又很沉重。也难怪，在王维的笔下，很少看到浮华的热闹以及浮夸的富贵，他的诗仿佛从来都是一颗孤独的灵魂和一处静默的自然邂逅、交汇、倾心相对，也许这样的相处才是王维最珍惜的自由。

“终南别业”对王维的意义绝对不只是中年职场人士的第二套房，也不只是一个小康家庭的财富象征，它更是王维对抗中年危机的灵魂栖息地，亦是他超越自我的精神家园。

其实，何止是王维需要这样一片宁静、悠然的家园，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自己心中有一处“终南别业”。说到这里，我想起了我的老乡——女性画家蔡皋的一句话：“生活好像是雨天撑出一把伞。”是的，即便雨一直在下，你也必须为自己的生活撑开一把伞。在伞下，你要用一颗从容的心、一双清澈的眼，安静地观察这个似乎凌乱的世界。也许生活曾经企图将你浇成狼狈的“落汤鸡”，但只要你顽强地撑起那把伞，生活终究会还给你一份“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随意与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