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时期中教授社会学的方针及步骤
许仕廉(1)
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包括三部：（一）心理建设，（二）社会建设，（三）实业建设。我们虽不必论那三本书的内容，总之，心理与社会建设是中山《建国方略》的两大部分。社会学的应用方面就包括这心理与社会建设两部分。依美国社会学家克斯教授（C. M. Case，见其普通社会学大纲），社会学分主观客观两部，主观方面，是社会心理学；客观方面，是文化的社会学。质言之，前者目的是心理的建设，后者目的是社会文化的建设。要详细明白中山所提出心理建设与社会建设的科学原理和方法，乃不可不研究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社会学（一个20世纪进步最快的科学），对于中国革命的贡献，也就在此！兹将社会学对于中国革命（即新中国之建设）可有的贡献，简单说明如次：
第一，社会学家以科学方法，调查中国社会实况。对于人口、种族、教育、慈善、犯法、贫穷、劳工、农村、卫生及种种社会运动，有详尽的知识，作解决各项问题之张本。
第二，三民主义中的最大问题，即民生问题。中山说，民生问题就是社会问题，国民革命能成功与否，全视国民党能不能解决这个民生问题；要解决民生问题，非有科学的知识和方法不可。社会学就是研究这种知识和方法的一种科学。
第三，汤姆士（W. I. Thomas）云，社会学是研究态度与价值（Attitudes and Values）的科学。对于社会心理学与社会学有切实研究的人，能以科学眼光，评定各样思想学说及各样社会文化，使社会政策，得正确的规定。又地理社会学（Regional Sociology）、社会环境学（Human Ecology）等，能使人明白地理、民族、环境等状况，制定社会政策，因地因时制宜。
第四，社会学研究个人与社会之关系，及社会行动发展之程序状况（即社会作用学Social Processes），故对于自由（个人要求脱离社会的压制）、平等（个人要求与他人在社会有同等的机会）、民权（个人要求在社会里有相当发表意见、实行意见之权），种种复杂问题，有解决的方向。
第五，国必有法，在此训政时期，法律之制定，为不可缓的事实。关于婚姻、家族、乡村、城市、财产、职业、慈善、礼俗、教化、宗教、伦理等等法律之制定，必有社会学之知识。
第六，社会学家近极注意以科学方法，建设模范地方（Model Communities）。模范地方之建设，即民治国家之基础。
第七，科学的社会工作（Scientific Social Work），是以最新方法，改良社会制度（如救济制度、社会教育制度、工会制度、农会制度、乡村自治制度、监狱制度等），实行社会建设。
所以，社会学间接的帮助发展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实业建设，直接的解决民生问题、心理建设和社会建设。国民革命分为三部，即种族革命、政治革命及社会革命。其中最后、最高超、最要紧，就是社会革命。社会学是社会革命的头脑，头脑不清，全部社会革命，即不能有彻底实行。社会学对于中国革命的责任，便可想见其大概。
社会学之重要，既如上述，科学的社会学和科学的社会工作，在中国之提倡，乃不可缓矣。那么，提倡社会学，是谁的责任咧？愚意下列机关，应付〔负〕这个责任：
一、大学及专门学校之社会学系；
二、高级、初级中学之社会学科；
三、专致力于社会研究及社会调查机关；
四、各市政府之社会局；
五、中央各部如卫生部、工商部、内政部、农矿部等；
六、赈济机关；
七、医院内之社会服务部；
八、地方服务机关；
九、劳工服务机关及工厂；
十、监狱；
十一、童子及妇女服务机关；
十二、国民党关于劳工、农民、妇女之工作各部；
十三、法庭；
十四、宗教团体；
十五、垦殖机关；
十六、乡村运动各机关；
十七、平民教育机关；
十八、卫生机关；等等。
提倡的步骤分三期：
第一期：训练时期。在此时期内，设立研究社会学之机关，训练专门人才。
第二期：试办时期。既得有相当人才，再在某地试办一社会实验，实施科学方法。
第三期：扩充时期。再鼓励国内各种社会事业机关，无论公私团体，录用专门人才，实行科学方法。科学的社会运动乃普遍全国了。
以下因篇幅所限，只讨论一个大学的社会学系应有的方针、政策和方法。
先论方针。
中国社会服务情形与美国社会服务情形有三不同点，因社会情形不同，所以研究社会学的政策，也就不同了。第一，中国的社会服务是“救急”式。美国的社会服务是“根本建设”式。中国千疮百孔，到处是饥寒痛苦，目前急务，是下一种急药，要先止痛，痛止了然后讲除病，除了病，再来讲摄生长寿之道。中国人是要马上止痛，美国人是讲长寿。两个政策，完全不同的，北平社会局初成立时，要我做顾问，我对社会局有一个很高远的计划，后来因北平种种急务，这些根本计划全部置之高阁，现专以小小经费，专头痛医头脚疼医脚了，不独北平如此，全中国都是如此。
中国情形如此，我们教社会学的人，要使研究社会学的学生有一个极“周到”的社会学，能随时见机应变，见急而能救急，许多人说留学生失败的根本原因，就是过于好高骛远，不实践求是，这不能怪留学生。因为西洋的大学是好高骛远的教育，是注重理想的教育。其教育愈高远愈理想愈好。这种教育搬到中国便不实用，留学生也就束手无策了。中国的大学教育，决不能蹈留学生教育的覆辙，处处要在实用上立脚。
所谓“周到”，就是学社会学的人不要太专门儿，凡学社会学的人对于社会学全部都要明白一点，做一个好基础，有了好基础再对于某一项，去深刻的研究。所以社会学的学生对于社会学理论、人类学社会问题、社会调查、社会统计、乡村社会学、贫困学、犯罪学、地方服务、个案服务、工业服务等等，要稍有根柢。毕业后在职业上不至发生困难。数年前我有一个学生专门研究个案服务，毕业后，寻不着个案服务的事，他便十分的灰心。在中国不独社会学之内，不要太专，即社会学之外，也要研究一点学社会学的人，每每因境遇关系，要去中学教历史，去加入外交界，去经商或去办报，或其他与社会学本身绝少关系的事业。
同时，研究的方法或办事的方法不可不有精密的训练，成功的人，必有高妙的方法；不成功的人之不能成功，大多是方法的凌乱。譬如钓鱼，有一池子的鱼，用两只手去乱抓，一个鱼也抓不到手。若从从容容坐在池旁，在相当机会时，抓住一条鱼，那必成功了。许多人东叫西喊甚么事都干不了；许多人无声无嗅，偏偏的成功了。何也？方法之不同耳，高妙的方法从高妙的训练得来。所谓科学方法，就是从经验和实验得来最良的方法。大学教育的目的是教授科学的方法。
第二个中国与美国不同点，是人才与舆论问题。在美国社会上有相当地位。社会事业的历史很久，又社会服务的专门人才很多，他们互有一种同志互助的精神，即西人所谓“职业精神”（Professional Spirit）。这些精神包括以下要点：
一、同职业的人，有坚固的结合，成一强有力的团体；
二、团体内的人，对于职业上的训练研究和修养，互相帮助；
三、团体内有一种极公平的法律和舆论，凡个人有违反此法律及舆论者，则受团体之处罚；
四、团体内有提高职业程度之天职，程度太低的人认为有害社会，即极力排斥之。
职业精神，是职业舆论之母，职业舆论可以排斥无聊分子，可以使同职业的人学术技艺上互相切磋，可以提高职业程度。
现在中国的公共卫生界，已经有了职业精神的现象。他们无形中有一个强有力的团结，在同志中，学问上、道德上、技术上互相切磋互相琢磨，使精益求精。对于无相当训练之假冒卫生家或医术家，攻击不遗余力。近年来，中国公共卫生之大进步，亦在此。今则中央政府已有卫生部，各市政府中已有卫生局了。
中国社会事业界则否否。第一，社会事业也缺乏人才。譬如北平社会局初成立时缺乏专门人才，协和医院之社会服务部，时时刻刻要我帮他们位置相当人物，担任重要责任。其他公私社会事业机关，莫不有同样的困难。这些地方，多以为我是一个大学社会学系的主任，对于人才一项，应该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殊不知我自己对于社会学系也有人才缺乏的困难。
社会事业人才缺乏既如此，社会事业的职业精神，自无由发达。巩固的团体亦无从结合起来。对于社会事业科学化的舆论，亦无由发生。于是国内一切社会事业，如慈善事业、农工服务事业、合作事业、社会教育事业、垦殖事业都听那一般无科学知识的人去瞎办了。这些人的目的，不是发达科学的社会服务，为国家社会谋永远利益，而专心致志于保持或扩张自己的饭碗和地盘。此辈人对于新知识的人反十分忌嫉，排斥之不遗余力。如是真有科学知识的社会工作家，除少数新式机关外，无从插足，无可利用其长。职业精神不张，职业舆论又不发达，有科学知识之社会家，便无从依傍舆论，而扩充其服务范围矣。
所以一个专门大学毕业，研究社会工作的人在美国地方，不怕不得普通社会的帮助。他们毕业加入社会后，即自然而然的加入一个强有力的社会服务团体。在团体内，对于工作方法和研究程度，时时切磋改良。对于不良分子，众鸣鼓而攻之。在中国，一个大学毕业研究社会工作的专家，要独打冲锋，独张旗鼓，不独不得同志之帮助，且处处受旧人之攻击，无所谓职业团结，亦无所谓职业精神，更无所谓职业舆论。此辈人自顾不暇，何能使全体社会工作家动员，实行排斥旧势力，提倡科学的社会服务，为种种社会问题谋根本解决方法！
所以关于第二点，我们教社会学和学社会学的人，要明白这个实在情形，有革命精神，有远大眼光，有冒险和牺牲的性质。明晓全国趋势，能见机应变，将全国社会学忠实同志团结起来，提倡职业团结，职业精神和职业舆论，勇往向前，誓不回顾！我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对于学科选修，主张个人化，人各有长，每人的长处必不与第二人相同。一个人的理想方法施之于第二人，即不必适用。我们教书的最要点是要利用一种方法，使每个人得相当指导，能发展其长。万不可画一个圆圈，把每个人的天性兴趣范绳在圈内，不许其自由发展。如有一个青年得相当指导，能于本人才智兴趣，得充分发展，此人在社会上必有大用。同时，本人明白自己在社会之地位后，对于自己之长也必尽量发展矣。
第三个中国与美国及其他先进国不同地方是机关稳固问题（The Problem of Institutional Stability）。美国的社会机关总是很稳固的，很永久的，中国的社会机关多不稳固的，很暂时的。其不稳固原因，大致有三个：
（一）经费缺乏。许多社会服务机关因经费缺乏，即不能继续办下去。
（二）政策变更。许多机关因政策之变更，常发生改组情状。
（三）政治作用。许多机关因受政治影响，内部组织人员时受更动。
总之，以上三种情形，都是缺乏办事精神所致。先举一个例，燕京大学是国内大学中比较稳固的一个。第一，经费虽不多，尚能支持下去。第二，政策虽常因时势趋向而改变，从来没有大改组。第三，燕京大学中从来没有政治捣乱之事。追究其原因，就是办学的人能认真做事，主办人司徒雷登先生每年为经费奔走，每年能筹得一大批款项，每年仍继续干下去，决不回顾。伦敦有一位工人，他是司徒先生的好朋友。他每月薪水不过华金数十元，他十分节省，所以能在他的薪水中抽出百分之几，捐作司徒先生办学。同时，他没有钱去送他自己的儿子进大学。大享富名的燕京大学，其经济来源乃不过如此。而“此”中的根本点，是一种为仁不倦的精神，没有这种精神，也就没有燕京大学。所以无论何种机关，其物质的充富全从精神之充富得来。中国处处没有款项，处处是政策动摇，处处是政治捣乱，其根本原因就是缺乏办事的努力和为公牺牲的精神。
所以教社会学的第三个策略，要使学生有努力办事，为公牺牲的精神。本年初燕大学生新加入社会学系的，我约他们谈话。我说在社会学系毕业后位不必高，薪不必多，唯一可满意的地方即本个人专门知识，能予社会以无限量的服务。他们要不怕死，要不怕苦，要不怕碰钉子，要时时刻刻有一定方针，努力向前做去。如果这几点做不到，我劝他不要念社会学。我又说，许多人批评燕京大学太舒服，使学生贵族化。有自来水，有电灯、电话、电炉，有汽车，有宫殿式的洋房。无论何人，受此种生活淘汰后，即不能为社会办事。我要研究社会学的学生警防此种危险。一方面，学校应提倡此种新式生活，集合东西文化，努力求至美至善，使青年们努力向前进，实行改进中国生活。一方面，学生在安舒中不可忘艰苦，有汽车，坐汽车；无汽车，跑腿，只要事业成功，无论汽车或跑腿均可随便，断不可因没有汽车就不做事了。
教社会学大致精神既如此，以下讨论一个理想社会学系教科的办法：
第一，一个社会学系教科应分二部：（a）基本教科，（b）扩大教科。
基本教科，即一个社会学系最低限度的教科，在此以下，即不成社会学系。应包括下列各科：
普通社会学 至少6小时
社会原始学 至少2小时
社会思想史 至少3小时
中国社会问题 至少4小时
家庭问题 至少3小时
贫穷问题及救济方法 至少3小时
犯罪学及刑罚学 至少3小时
社会调查 至少3小时
社会统计 至少3小时
劳工问题 至少3小时
工业问题 至少3小时
乡村社会学 至少3小时
社会服务方法 至少3小时
以上共43小时，至少需两位教授。
如经费充足，基本教科之上可增加扩大教科。扩大教科可分分五组：
甲、社会服务组（Social Work）
乙、人类学文化学组（Anthropology and Ethnology）
丙、社会问题组（Social Problems）
丁、社会理论组（Social Theory）
戊、社会经济学组（Social Economics）
每组至少须教授一人，助教若干人。
第二，大学教员学生应注重研究工作（Research Work）。研究范围随地随时随教授兴趣而定。现在燕大的研究方针大致分：
（一）中国风俗，（二）中国人口，（三）中国犯罪情形，（四）中国劳工及工业状况，（五）中国乡村情形，（六）中国社会思想史，（七）中国家庭状况，（八）中国种族问题，（九）中国人民生活状况，（十）中国社会运动状况等。每人担任研究一门，同时从研究所得材料贡献于课堂之演讲中。结果，各科教材多新发现之中国事实。现在燕大社会学系教授每周担任钟点甚少，以便聚精会神于研究工作。
第三，社会服务学重实习。第一步，设“社会机关参观”一科（Institutional Visitation）。该科教授每周率领学生多人，参观附近社会服务之机关，使学生亲眼看见种种社会问题及解决方法。第二，设大学实习处（University Settlement），如伦敦之Toynbee Hall，或芝加哥之Hull House。以一大学之人力财力，设一社会服务机关，一面为社会服务，一面做学生实习机会。第三，将本校学生送往各有资格之社会服务机关实习。如燕京大学将学生送往日本、上海、天津各大工厂，北平各慈善及社会机关，实习一年，始能得社会服务学证书。第四，学校内可组织种种社会服务工作，由学生担任之，同时可做课程工作之一部分。
第四，现在中国缺乏研究社会学之工具。一大学中社会学系，可努力于社会学教科书、社会学辞典、社会学地图、社会学模型、社会学表格之编制，使国人研究社会学者有相当的工具。
第五，中国社会学出版物极少，交换知识不易。大学中之社会学系应提倡研究社会学之杂志，应从事著述编译。因此更可提倡中外社会学家之合作。
第六，大学的社会学系，应与国内的社会学调查及社会服务机关，无论公私，有密切联络。一方面可以随时改进教授方针，一方面可以随时改进各该机关之事务方针。又可以位置毕业人才，使在最短期间内，国内的社会调查及社会服务机关，一律为新式的专门人才所统治；一切设施，悉用科学新法。社会建设，即从此始！
（原载《社会学界》第3卷，1929年出版）
(1) 许仕廉（1896—？），男，湖南湘潭人。早年曾留学美国，获得美国爱荷华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4年回国后，先后任国立武昌师范大学教授，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系主任，国民政府外交部参事、条约委员会委员，银价委员会主席、高级研究委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赴美定居。他是《社会学界》年刊的创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