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他们能快乐地学习

大约在哈佛大学创立之时，约翰·弥尔顿在《失乐园》中写道：“心灵是自身的主宰，能把天堂变地狱，地狱变天堂。”

300多年后，我发现这条法则活脱脱地在我面前应验了。我的许多学生视哈佛为殊荣，但有些学生很快就忘了这一点，而只关注学业负担、竞争和压力。他们不停地担忧未来，无视这一事实：他们获得的学位将为他们打开许多扇门。他们被每个小挫折弄得不知所措，无法从自己面临的可能性中获得动力。看到这么多学生的困境后，有些东西触动了我。他们不仅承受着极大的心理压力，成绩和学术表现也很差。

2009年秋，我应邀去非洲做为期一个月的演讲。当时，南非一位名叫萨利姆的CEO带我去了一趟索韦托，这是约翰内斯堡城外的一个小镇，纳尔逊·曼德拉和图图大主教等许多名人都称这里是他们的故乡。

我们访问了一所紧邻贫民区的学校，这里没有电，也极度缺水。站在孩子们面前，我意识到我演讲中常用的故事在这里不会有用，与他们分享美国名校学生和商界领袖的经验似乎是不合适的。因此我尝试和他们对话，想找到一些常识性的话题，我以半开玩笑的口气问：“谁喜欢做作业？”我原以为对作业的普遍厌恶能将我们联系起来，但令我震惊的是，95%的孩子举起了手，他们天真而热情地微笑着。

事后，我开玩笑地问萨利姆，为什么索韦托的孩子如此奇怪。“他们视作业为殊荣，”他答道，“很多父母不曾享有的殊荣。”两周后我返回哈佛，看到学生们抱怨的正是索韦托的学生视为殊荣的东西。我开始意识到，我们对现实的解释大大地改变了对现实的体验。关注压力的学生视学习为例行公事，错失了面前的所有机会；而将哈佛视为殊荣的学生似乎越来越出色。最初我几乎是在不经意间发现这一点的，但现在我越来越着迷于找出使那些有潜质的人树立积极心态而最后胜出的原因，尤其是在竞争如此激烈的环境中。同样，也要找出又是什么原因使那些屈服于压力的人走向失败，或是羁绊在一个消极或平庸的位置上。

对我而言，哈佛永远是个神奇的地方，即使在这里待了12年后我依然这么认为。当我请得州的朋友们来参观时，他们觉得在大一新生食堂吃饭就像在《哈利·波特》神奇的魔法学校霍格沃兹一样。再加上美丽的建筑、丰富的资源，以及它提供的似乎无穷无尽的机会，朋友们经常在最后问我：“肖恩，你为什么要在哈佛浪费时间来研究积极情绪？说真的，哈佛学生能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呢？”

在弥尔顿时代，哈佛有一条反映以宗教立校的箴言：真理，为了基督和教堂。多年后，这条箴言简化为一个词：真理。现在在哈佛有许多真理，其中之一就是：虽然哈佛拥有精良的设施、优秀的教师，以及来自全美（及全世界）最好和最聪明的学生，但它还是许多长期不快乐的年轻男女的家园。2004年，哈佛校报的一项调查发现，80%的哈佛学生在一学年中至少会有一次抑郁，几乎一半学生都遭遇过难以应对的抑郁情绪。

这种不快乐的蔓延并非哈佛独有。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010年1月发布的调查表明，只有45%的员工在工作中感到快乐，达2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今天，抑郁症患者的比例相比于20世纪60年代增加了10倍。不快乐的年龄门槛在逐年降低，这不仅发生在大学里，也遍及世界的各个角落。抑郁症的平均发病年龄从50年前的29.5岁下降到了14.5岁。既然朋友们想知道我为什么要在哈佛研究积极情绪，我就又把球踢给他们：“为什么不从这里开始？”

于是我开始寻找那些百里挑一的学生——他们在幸福感、表现、成就、创造力、幽默、精力或适应力等方面均超出了平均水平。我想看看，究竟是什么因素使他们比同龄人更优秀？是什么让他们与众不同？能否从他们的生活和经验中梳理出一定的模式，以此来帮助其他人在压力和消极情绪与日俱增的世界里获得更大的成功？结果证明，这些模式确实存在。

一项科学发现很大程度上与时机和运气有关系。我偶然地找到了三位导师——哈佛大学教授菲尔·斯通（Phil Stone）、埃伦·兰格（Ellen Langer）和泰勒·本-沙哈尔（Tal Ben-Shahar）⁽¹⁾，他们都是积极心理学领域的先锋。传统心理学关注的是导致人们不快乐的因素，以及如何使他们恢复“正常”，而三位教授打破了这一模式，运用同样严谨的科学方法研究使人们发展和成功的因素——这也正是我想回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