稿边笔记：远见与短视

读碑帖

读碑帖是读高低，读深浅，便是着眼点在真伪上，也是读人心的厚薄和世风的冷暖。这类学识文章写得好的在当代有朱家溍老人。家溍老是大鉴赏家，有学问，得性情，行文灿烂，纵是涉及究辩的技术细处，也不屈折生柴，令人不自禁地拍板叫好。老人写过一篇说收藏蔡襄《自书诗卷》的文章。蔡襄是宋代的书家，和欧阳文忠齐名，被苏东坡尊为当朝第一。《自书诗卷》是蔡襄写的11首诗，是有共识的书门珍品，自宋以降，被多位名识沿袭收藏，且卷后的多款题跋更添了书法之外的意义。到清代致为御用，后来一个贪心的太监私拿出宫卖给了“品古斋”，“品古斋”的掌柜是明眼人，亲自送到朱家府上，朱家溍的父亲（朱翼庵先生）看过后以5000银元成交。到了日本人侵华期间，朱家颠沛流转，生活拮据不自撑，以35000元价目转藏于名士张伯驹，《自书诗卷》在朱家收藏凡二十余年，中间也曾发生过一个变故，朱家的一个管事佣人偷偷卖给与朱家无往来的另一家古董店，好在店主辗转着托人送了回来，只是破费了些钱财。又十几年，到建国后张伯驹把此帖捐给国家，入藏朱家溍就职的故宫博物院。家溍老睹物念人，遂写下了这个好文章。读碑帖是雅事，收藏也是雅事，但名帖背后的掌故则是特殊版本的历史，比如《自书诗卷》，被家溍老人从宋代一笔就关联到了今朝。

刘长春散文写得好，既出新裁，又守规范，甚至写进了2004年高考语文的阅读试卷。他是作家也是书家，是两栖人物，他的书法代表作品是悬挂于浙江国清寺大雄宝殿内的长联：“照见五蕴皆空说法度生竖穷三际，证极一乘实相寻声救苦横编十方”。前不久，他给《美文》新写来三篇文章，是记祝允明、黄道周和董其昌的。书人和书事是传统的重要区域，当今作家们关注得却少，和长春先生商量着请他多写一些，以专栏集中刊出，他慨然应允，快人快语，《人·书·史》就这么被确定下来了。《美文》的2005年有四个专栏，均是重要的看点。鲍鹏山继《再读圣贤》之后细读《诗经》，学者陈子善素描海外文坛名家，老编辑家张守仁回首编辑生涯，挑肥拣重，述说文学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坛的是与非。

2005年是农历的乙酉年，鸡年伊始说一句吉祥话：愿天下有影响的人少说些假话和空话，给普通人多做些有意义的事。

半坡遗址告诉我们什么

西安有半坡遗址，那是7000年前我们的先人生活过的地方，上世纪50年代初挖掘的时候出土过很多陶器，盛水的，盛粮食的，有大有小，模样也好看。我们现在把这些东西叫艺术品，但在当年这些都是日常的用品。时光像水一样使有价值的沉淀下来，日用品升腾为艺术品，这是规律，艺术价值并不在创造者最初用力的那个地方。五月的散文写的多是当下生活中有潮头气息的人和事，很鲜活，但最难得的并不是这些。五月是旅美的博士，在国内一所大学取得过古典文学的研究学位，之后教书，之后到美国工作和生活多年，她的难得之处是散文中传达出来的态度，不故做高人，不做“思想者”雕塑式的雅姿，言之凿凿，字字尽在实处。

散文有书卷气是好事。但须是气，要弥漫在文字中的，固体的墨块不一定就好，至少妨碍阅读效果，好端端的一个道理，非要操持着文言腔，或摆着架势说出来总是欠妥。我小时候，常见到去相亲的成年男子穿着中山装，上衣口袋里插着一只笔，甚至两只笔。现在回想起来，那情景就像漫画中的人物。散文的上衣口袋还是不要插那只笔好。

五月的散文是有自己风格的，像她的老家苏州的一些老院落，门面看着不宽，走进去格局却大方，且敞亮。散文写出内在的格局是不易的，我有这样的感触，也可能是由于空洞的散文读得太多的缘故，太大的题目，太铺排的句子明晃晃地悬挂着，可读过后却没在心里剩下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散文要写出境界，境界自然是重要的，但也很危险，像董桥说过的，一不小心，就变成了风花雪月，空无一物，或多愁善感。因而求境界的同时，建立内在的格局就成了特别的重要。

散文要不断地别开生面，要不断地创造，但创造要遵循规律的，不能走偏门，要蹈大方。猫用睡液洗脸是它的创造，但这办法不能推广，若克隆到人身上就显着脏。不能推广的创造纵是独到，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写作也是这么个理，过于个体了，就是自娱。

说谗言

能读出文章的好处不一定是好的编辑，那是读者的事；能读出文章为什么好也不一定是好的编辑，那是批评家的事；读出好文章与好文章的区别出来才是好的编辑。编辑的工作就是向读者推荐多种多样的好文章。看一个编辑是否内心丰厚并宽容，读他编发的文章就知道了。张守仁先生是文学新时期以来贡献很大的编辑，他编发过多部脍炙人口的名篇。如《大雁情》（黄宗英）、《开拓者》（蒋子龙）、《春雪》（余易木）、《相见时难》（王蒙）、《三生石》（宗璞）、《走下神坛的毛泽东》（权延赤）、《高山下的花环》（李存葆）等等。一块田的幸运是有种田能手，一本杂志的幸运是有好编辑，文学新时期以来辉煌过那么多的文学杂志，至今仍在辉煌着的一些正是因为有前仆后继着责任心重的编辑。

说谗言是需要水平的，要确实起到坏的作用，表面看起来还要占足道理，这挺不容易的。发挥不了坏作用的算不上谗言，要么是废话，要么反帮倒忙成了推动善行的好话。我们对谗言有着理解上的误区，以为谗言是说给皇上和领导听的，其实皇上和领导是有觉察的基本功的，昏君只是极少数，遇上昏君，诤言和谗言一样是没有意义，因为那个朝代不会产生意义。事实上，谗言的病发区在基层，在普通的百姓中间，俗话中说的“人言可畏”也含着这一层意思。鲍鹏山是学问人，几年前给《美文》写了一年多的“再读圣贤”专栏，影响广布，其中《庄子：在我们无路可走的时候》和《永恒的乡愁》收入了现行的高三语文课本，这件事于他于《美文》都是有荣光的。2005年他再读《诗经》，经是传达高远的，他的着眼点却低调，第一期说朋友，第二期说父母，第三期说谗言。读经典读出了家常话，或许这恰是觉悟到了经的本义。

阳春三月好天气。本期前十篇文章均出自女作家之手，这是因循着《美文》创刊以来的一个传统，每年三月份，都约女作家笔会散文，今年会就不开了，请十位女作家入坐这一期的上席，给《美文》增色添光彩。

比挨打更可怕的

落后是要挨打的，其实比挨打更尴尬的是被遗忘。

文学杂志当下的处境是普遍的不景气，大多数依靠政府照顾或社会资助维持生存。可要是有人说起上世纪80年代，在文学杂志工作过的人脸上立时会焕发出生动和璀璨来，“嚯，那个时候我们可是社会的核心，文学杂志们风光无限”。但如果稍稍细想一下，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个时候文学杂志发表的多是反映社会思潮的作品，思想解放初期，百废俱兴，作家们成了社会重要问题的发言人。用政治的话说，作家们代表着当时先进的文化生产力。可是现在呢？作家群体对社会的感知落后于社会进步的节奏，不用和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学者等专业的行家进行比较，即就是和社会职业群体，甚至普通读者相比，也不具备认识的超前性了。现在一些优秀的作家有了心得的作品，也是更看重出版社，甚至报纸连载，不太在乎文学杂志是否刊载。而在80年代，经常听到某某杂志推出某部作品，或某位作家，现在这一场景已经成为过去时了。

发展是最硬的道理，发展的前提条件是用比较的眼光看问题。一个作家的意识落后了，纵是文学技巧再纯熟，他作品的吸引力也会锐减。如果一个文学杂志的内在状态落后了，就没有办法做到有影响力和号召力。80年代有一篇影响很广的小说，叫《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现在的文学杂志已经临近了被社会遗忘的角落。

这几年，文学杂志界流行着一个词，叫“坚守纯文学阵地”。说白了，这是一句不清醒的话。没有人打仗的地方不叫阵地，社会交锋的前沿早已经转移了。如果一定要自慰的话，可以换成另外的说法，我们在坚守着一块旧战场。说到社会交锋的前沿，即便是博物馆的鉴定专家，本身并不是古董，而是具有开阔意识的人，因为他们要给文物排队。大鉴赏家朱家溍老人说得明白，在博物馆中给文物排错队伍，既对不起古人，更对不起后来人。

有一条曾经车水马龙的公路，中间有一个收费站，因为处于交通要道，曾经的收费比较可观。但几年前，傍着它新修了一条高速公路，南来北往的车辆，以及附近富裕起来的农民都走那条路了。可是那条老路的收费站依然存在，每天收入的只是些小型农用车的买路钱。用这个例子做比较可能有些不妥，但当下的文学杂志和那个老收费站遭遇的是一样的尴尬局面。

《美文》杂志1992年创刊以来倡导大散文写作，其中有一条，倡导多种行业的突出人物写散文，我们的出发点是，《美文》发表的文章要有当下感，要写正在发生的事情，要跟得上节奏，要听得到社会前行的脚步声。十几年来，我们一直在这么做，但做得还不够出色，革命尚未成功，我们仍在努力。

散文要文学化

散文要文学化。

文学不在实验室里，正如文而不化不是真的文化人一样。真正的文学有深度，也有宽阔度。散文的手法要有突破和创新，更要有尘世感，一只脚可以云里雾里地摸索，另一只脚一定要踩到实地。《为人民服务》说的是大道，体例却很具体，是一篇追悼词，但却是中国千年以来最好的追悼词。

尘世感是婆婆妈妈，是男女情长情短，但更重要的是人活着的不容易，一个人的不容易可能是小事，但一个阶层，一个社会的不容易一定就是大事，滚滚红尘指的是世道和人间的沧桑。

李浩是著名的学者，在盛世说居危，是文心雕龙。忧天的杞人是哲人，这些年，我们的国人越来越实际，对天地都没有惊恐了。陈彦写《百年的孤独》，他比南美的那位作家有一个长处，题目多一个字。

《通向爱的道路》是长文章，却断断续续，可能阿溶在有意识传达一种坎坎坷坷。读走走的《城市之光》想到的不是卓别林的那部电影，而是宋人谢枋的那句老话，写文章一要“大胆”，再是“小心”。

蒲荔子就是李傻傻，是他的本来名姓，他的文章也是越写越好，掷地能发出连续的反弹声。

熊召政

熊召政的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获取了第六届的茅盾文学奖，据说是惟一的全票当选，这是诗人在小说领域的最大胜利。熊召政是著名诗人，1979年，他以《请举起森林般的手，制止！》摘取了那一年的第一届中国新诗奖，那一年他年仅26岁。一部历史小说获取国家最高文学奖，且排在头名，这不是一个普通事件。这部小说最大的魅力是它所展示的象征意义，故事的背景远在明朝，主人公是一位倍受争议的宰相。这可能印证着我们当今的文学观念也是以象征为主调的。另外，《张居正》震动文坛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在此之前，作者没写过小说，这情景和他当年获新诗奖有点类似，是突兀的，是莽昆仑一样的横空出世。要么不干，要么就干成行当里最好的。一个和尚入佛门就做了方丈，可能熊召政骨子里就是一位高僧。

2005年3月25日，李若冰先生逝世了。他是作家，是长者，更是我们知心的朋友。我们怀念他，多年以来，他给陕西文艺界带来的远远多于他带走的。他的离去让我们伤心，伤感，更使西安这座城市空旷。

1961年，还在中国人民大学做学生的肖云儒以一篇短文《形散神不散》让散文界记住了他的名字，他的贡献是给当代散文理论研究树立了一块起始牌，对一些基本问题的研究是从他那里出发的。本期，我们请云儒先生专文回溯45年前那篇文章的写作背景，并请他对当下的散文发展现状做比较谈。

李欧梵先生的《我的哈佛岁月》

文人的回忆录好读的不是很多。

政治人物的回首文章比较吸引人，一是这样的人物和一些关键事件联系着。还有一点，当这些人不再山青水秀之后多有一种入骨的检点和幡然觉悟。读这些文章确能读出高处的寒来，毕竟读文章是读活人的道理，而不仅仅是读文学的章法。

文人是不是到了大文人的地步，翻开他们的回忆录一望便知。我有一套《锦灰堆》和《锦灰二堆》，是文物鉴赏大家王世襄老人写的，王老学识广阔，厚积薄发，真是了不得的好。单单这辑取古人的书名，也是高处仍爱寒的人不可比肩的。

苏州大学的季进教授是我的朋友，他知道我不待见文人的回忆录文章，却偏向我推荐了著名学者李欧梵先生的《我的哈佛岁月》，及至读完了，才意识出自己以往的狭窄和局促，这是一部开眼界的书，是山外的山，是楼外的楼。

《我的哈佛岁月》是真真切切的烙印，是刻在他们这一代知识人心里的。

散文写出烙印感来是难得的。记得1995年我去上海拜望施蛰存老人，施老当时九十高龄了，说话仍旧是思绪飞扬。我本来是去做访谈的，但更多的是老先生自己说，他戴着助听器，把话筒一样的小东西拿在手里，伸到我面前，他的助手提示我嗓音要放大，再大，我几乎是喊了，即使是这样，施先生仍沿着自己的思路走，并不太理会我提出的具体问题。差不多近一个小时，几乎是施先生一个人在演讲，而且思路清晰，声音宏亮。望百高寿的人能保持如此宽敞的思维力量实在让人服输。记得那是5月中旬的一个下午，先生仍旧穿着厚棉袍，瘦瘦的，但是有力地坐在椅子里，看着他的神态，恍然就是现代文化史里的一帧剪影。

先生那天说到了散文写作，他说散文写作个人趣味和社会趣味都不宜太浓，要少一些“一时的好恶”、“很深沉地，很长篇宏论地说一个小东西，过几年就没什么意思了”。今天再回味施先生这个观点，真是如金石掷地铮铮入耳。

去势

陕西民俗中把阉割叫去势，这个说法比较形象，也实在。去了势的人又到政府部门从事服务工作的叫太监，掌权的太监叫宦官。一般地讲，去了势又得势的很难根除心底的那份阴影。熊召政说宦官是政治的毒瘤，这话说得一点不错，我们历史上有好几处潮湿阴暗地带就是宦官带来的。心底有阴影的政客是最可怕的，一旦出人头地就会祸国殃民。

故乡是温暖的，童年是温暖的，但在郜元宝那里，这一切却是冷色和恐惧。郜元宝是我敬重的学者，他放出一根长线，将自己沉沉地钓回童年的那一头。题作《只是当时已惘然》，实实地道出了活人的一种大无奈，虽然怨天却不尤人。五月和沙求是旅美的学者，他们对散文的理解和我们现行的不太一样，比我们简捷。比如“什么是散文”是距我们前方五公里的一个目标，他们是轻装前进，而我们先要背上艺术的包袱，迈着艺术的脚步，再努力做出轻快的样子前行。

王充闾貌似轻描淡写，朱以撒持抱不放，费振钟似乎浅尝辄止，这三位是我一直敬仰的作家，也是《美文》的老爱护者和支持人，十几年来，正是因为有太多的他们这样人物的存在，才使《美文》慢慢长出根来。

一本杂志长出根来挺不容易呢。

去古人的庭院散步

今年三月间，我在杭州呆了几日，在一间小茶馆喝新茶的时候，购买了一本书。那间茶馆门面不宽，窗子却敞亮，隔窗望出去便是西湖的一角。茶馆的主人一定是个读书人，既供应着茶，也兜售一些时兴的书，书虽不多，但显然经过了主人精心的选择，每一本都可读耐读。另外还有一件喜人的事，如果舍不得掏钱，主人还允许一边喝茶一边翻看，只是不要把书弄脏弄皱。我买的那本书叫《去古人的庭院散步》，作者是冯尔康，是南开大学的一位老教授。这真是一本开了学问文章生面的好书，拿起来就让人放不下，学识厚道，又讲究行文的章法，更为重要的是作者的健康的历史观。对未来的事，我们可以妄想，可以胡说，因为是凭空的，胆子和嘴越大越好。但对待历史上的一些事情，应以严肃谨识的态度为妥当，我们应该善待祖宗。前一阶段看过一部电视连续剧，叫《神医喜来乐》，男女主角的演技虽是一流的，但这部剧的主旨存在着问题，神医喜来乐是清代民间的一个郎中，以偏方治百病，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宫廷太医院的御医，这些人均是不学无术的昏庸典型，且心地促狭。客观地讲，宫庭御医虽不能说个个都有真才实学，但太医院肯定代表着当朝的医学水平。民间也确有高人，但以这种截然对立的方式做比较，就给这部电视剧蒙上了江湖医生野广告的色彩。这部剧和文革期间一部叫《红雨》的电影如出一辙。《红雨》说的是一个赤脚医生凭一根银针治百病，并且同旧药铺掌柜的“反动学术权威”做斗争的事。我们传统的中医是一门博大精深的科学，而《神医喜来乐》包括《红雨》这样的作品是违背科学规律的，对弘扬和光大中医学有害而无益。电影《红雨》产生在反科学的年代是可以理解的，和当年的时代气氛相辅相成。但在科学兴隆的今天，产生《神医喜来乐》这样的作品实在让人有些莫名其妙。

什么是文化散文和艺术散文

有两个流行的概念我一直没弄得太明白。

第一个是文化散文。我去过一所大学。被叫去和学生们座谈当下的散文写作状况。席间，不少人问我对文化散文的理解，我如实说不是很明白。在场的人以为我在装深沉，不依不饶的，实在下不了台了，我就请大家举一些写文化散文的人或书目。列举的人和书很多，有国内的，有国外的，有古代的，有当代的，还有人提到了先秦诸子以及伏尔泰和法布尔。接下来，我又建议举一些没有文化的散文例子，大家先是一阵笑，之后便是沉默。见大家不再言语了，我说，如果一定让我说什么是文化散文，我就打个比方，比如散文是跳高，我们特指的这种“文化散文”好像就是撑杆跳，凭手里的一根长棍子去翻越高难度。但是，先秦诸子，伏尔泰和法布尔跳得都很高，有谁见过他们手里明晃晃拎着的那根长棍子。

第二个是艺术散文。这个概念让我想到了艺术摄影，三十年前的艺术摄影由一堆假山假水假桥假花组成，画中人在这堆布景前站着或坐着，黑白的照片洗印出来后，摄影师还要调些红绿颜色上去。当下的艺术摄影进步多了，真的山，真的水，真的桥，真的花，画中的女性半裸着或干脆全裸，而男性托着腮或下巴，一幅手没处放的模样。比较着说，艺术摄影中的人物比起其它的摄影作品要多出一份拿捏。艺术散文当然不是指要拿捏了，但指的是什么呢？我也不是太明白。

两年前，还有一种“小女人散文”的说道，这样的概括实在有点不像话，连人都不尊重了。给散文写作下定义的活不是写散文的人干的，因此对于不妥当的，读者和作者都别太去理会，权当街谈巷议，过一阵子就让风给吹走了。

语重心长这个词

语重心长这个词，指的是话的分量重，甚至刺耳一些，表达得才会充分。

鲁迅的骨头是硬的，这是毛主席说过的话。鲁迅一生写过那么多硬气文章，到最后把自己写成了一把硬骨头，存世不多的时候，仍在自言自语“一个也不宽恕”。文人固执一点其实没有什么不好，鲁迅从1881年9月25日到1936年10月19日，在世上满打满算活了55年。有人曾推测鲁迅要是多活些年头，他的世界观和文风会不会有所改变。一篇轶文记载，说毛主席曾经半幽默半认真地回答过这个假设，“要么闭嘴，要么去监狱”。我认为这个轶文是在瞎掰，毛主席他老人家怎么会和自己过不去呢。记得在一本什么书上读到过一句很到位的话，进步政府和落后政府的监狱没有什么不同，一样的坐牢而已，求菩萨保佑的是让自己遇上心软的狱卒。一个时代的文化品格是由文人们的个性合成的，文人们固执一些，官人们高风亮节一些，商人们善良一些，这样的时代该是理想中的太平盛世。

鲁迅的胞弟周作人，文章写得超一流的好，我个人几乎到了热爱的程度。可惜晚节不尊，替侵华的日本人做事，因此成了文化人的不齿。读过一些老文化人的文章，有些真是好，实心实述，像那句诗说的“经霜乔木百年心”，有的则盗世，当年是逢迎的，转过了几个大路口，到今天一样还在逢迎。

我爱读潘旭澜先生的文章。

永远的巴金

2005年10月17日，新文学史上最后一座大山倒下了，我们的心里漫过一阵海啸。他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是当代火炬，他是世纪良知。

永思的巴金，永远的巴金。

上面的两段话，是得知巴老辞世后《美文》杂志发去的唁电。

自1998年以来，《美文》杂志曾陆续邀请过几位与巴老有过密切往来的老人撰文，以各自的角度述事记人。如今这些文章也已成为珍贵和难得的史料。现选择三篇重新刊布，其中，王仰晨老人已于2005年6月辞世了，享年84岁（1921.6.17—2005.3.12）。他是现当代出版史上富于代表意义的编辑家之一，是《巴金全集》《巴金文集》《巴金译文集》等重要著作的责任编辑，是《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的统稿编辑。再次刊登仰晨老人的文章，也是表达我们杂志对这位编辑前辈的怀念和追悼。

当下我们见到的出版社和杂志社浩浩如森林，但是，我们却少见了王仰晨先生那一辈编辑人身上所垂范的那种职业精神。

怀念不是为了忘却，而是为了记住并留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