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肖像

有一类作家的创作生涯注定是短命的。他们总是急于概括自己的观察，唯恐落在别人的后面。他们依靠直觉写作，且过于信任自己的直觉。在一个时期的社会精神尚未形成之前，他们便迫不及待地落锤定音。其行为的结果很类似用自来水替代蒸馏水，这样的治疗是缺乏“升华”的，这样的写法又如从青青的棉铃里抽棉花纺线，织出的布品不仅毫无内在的光泽，且质地脆弱，更谈不上经久耐用。贾平凹不是这类显示时代风向的稗草，他从不在风口浪尖上显示自己的力气和勇气，他冷傲地、毫不张扬地观察并品味我们千头万绪的时代生活，梳理深蕴其间的潜在秩序，他丰厚的文学贡献使他成为可以传代研究的作家。他的作品，无论长篇，或中短篇，或散文，或剧作、诗歌，都是可以重新读的。他成了我们身居的这个时代的文学之师。即使我们因为自尊、自崇或别的什么理由不这么称呼他，我们的后人也会如此评判他的。

贾平凹生相辰龙，身高一百六十二厘米，祖籍陕西丹凤县棣花镇，但他的出生地却是距棣花镇数里之遥的金盆镇。这其间有一种宿命的说道：他是家中的长子，但母亲怀他之前有两胎均未坐住，民俗的说法便是不吉，母亲临产之际遂去了金盆镇，于是他便成了金盆贵子，这种事情在他的家乡较正常。但今天细想起来似乎有一种神秘的契合在其中。今年的一月份和三月份，我两次拜访了贾平凹，第一次在他的家里，第二次还是在他的家里。第二次坐在他家的长沙发里时，他即兴给我卜了一卦。我是个宿命的人，对风水麻相之类有一份远距离的尊重，但我不相信作家的套数，总以为那种巫术纯粹来源于游戏心理。我亦是不相信贾平凹的，但我极佩服他站在此岸遥想彼岸之人气象的本领。他不察掌纹，不辨面相，询问你脱胎的日子不过是给自己留出片刻的思考时间，稍候便娓娓数道你的心灵给他的“印象记”，从脸上的风霜识辨岁月的坎坷轨迹，从眼神的深浅体味命运老茧的厚薄，这是贾平凹之所以成为优秀小说家的魅人之处。对待自己的卦事，他承认得很坦率，小说写得多了，对几类人物的命运都有了些了解而已，无它。

贾平凹是经过读者筛选剩下来的当代作家中为数不多的几位之一。八十年代初他出道未几便尽得读者的青睐，九十年代以来人们更是争相寻找阅读他的作品，如果说八十年代他仅是走入了读者的胃，那么九十年代他是真的走进了读者的心灵，八十年代诞生的作家中被读者的潮水卷走了多少呢？贾平凹像海中的礁石，任读者的浪头一次次冲刷、检验，他只是沉默地、稳定地上升，直到水落石出上升为海中的岛屿，这时候的他便坐享海水及鱼群在身旁荡漾的情趣。

就一般意义而言，贾平凹几乎走遍了陕南的每一个角落，商州是他心灵的家园，是他文学生活的根据地，他是一个有家可归的人。人们在理解他时也经常把他和商州联系在一起，如同理解孙犁必然想到荷花淀，理解加西亚·马尔克斯不能不想像南美那个叫马孔多的小镇。文坛曾经有过一种误解，以为他是一位具有民间魅力的地方色彩作家，进而评判他观察地方色彩时眼睛是近视的，指责他缺乏“现实的光彩”，这些人理解的现实的光彩几乎等于发锈的铜块身上浮在表层的绿斑，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也正是在对这层表象的物质的倾心中，我们为数不少的作家浪费了自己本来就不多的才华，最终导致创作源泉的断裂，如内陆河的流动，自己使自己消失在中途。

贾平凹的艺术韬略在于他对现实生活的理解不是止于概念上，他通过冥冥的大自然、斑斓的文化，人们形形色色的日常生存，甚而是形而下的乌托邦，建立了自己的艺术领域。他庞杂而细致，通情而达理。他送我一幅字（其实这是他的艺术主张）：仰观象于玄表，俯察式于群形。这使我想起了康德的那句话：有两种东西，我们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所唤起的那种越来越大的惊奇和敬畏就会充溢我们的心灵，这两种东西便是繁星密布的苍穹和我心中的道德律。

贾平凹在精神上很接近蒲松龄，这集中体现于他对女性的理解上，以及对女性具体的描绘中。他小说中的女性都有一种妖气的美丽，他总是持很好的语言去描摹、臆想这种美丽，却总是没有很好的心情来对待这种美丽。他小说中的女性大多是极美的，却总是没有好结局（如《五魁》、《白郎》等等），在这一点上他暴露了他的世界观：现实是丑的，但它诞生了美。美是不断进步的，是阶段性的，因而有时是脆弱的。我当面建议他：“你有没有胆量写一个全丑的女性呢？从外表到心灵，不是像‘黑氏’那样的表面的丑法。”他想了一会，沉缓地说：“你启发了我，我知道你指的是我有些人物的结局处理得不辉煌。”

中国作家的写作是很辛苦的，汉字须一笔一划地写来，象形文字不宜于机械化生产，多数作家都抱怨手跟不上思路，贾平凹的手笔极快，只要入了境界，单手时速达三千字，相当于许多作家一天的产量，且他曾有过一上午一万两千字的纪录，这便可以理解他四十岁的年龄，便有了近五十部专著问世的部分奥秘了。在四十岁上，取得如此的成就，按佛门的理解该是提前享福了。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贾平凹取出了一九九一年出版的几本书送我，签名的时候，我说我不喜欢给书包皮的人。他立即应道：“对，我也不喜欢，那是最可能做叛徒的人，货真价实的东西是不需要伪装的。朋友们送回借我的书，只要包了皮的，我立即就把伪装扯去。”

见他面之前，我总疑心他的右手已如卷刃的老犁一样了，至少他的拇指和食指该有厚厚的茧子，可他的手很细，软软的竟不似男的，和他握手时，总有那种欲拖一会的念头。

他握手很随便，无论是见面时的那一握，还是分手时的那一握。这份礼仪在他那方面仅是街头相逢时的淡淡的招呼，不做作，不姿态，不风度，不和人掰腕子，不强迫别人尊重他，他不是那类在握手上做文章的人。我们第一次见面分手时握了两次，当时我已下了一阶楼梯，他说，“再握一次吧，快过年了。”

那一天是一九九二年一月二十六日，再有一周便是春节了。第二次与他见面，是三月二十八日，那一天西安的天气晴，风向偏南。

作家的进步，不是简单地向前迈出一脚，而是如何向自己的心灵深入一层，作家的进步实际上应该是指内在功力的增加。中华武术的起源很好地谕示了这一点。习武的第一阶是寻求削铁如泥的名剑，第二阶是且笨且钝的铁剑，最高境界的第三阶是持或竹或木的草剑，以草芥生发金刚之劲。修得这般大手笔的武士才是成了正果，以心发达，意气用事。

一则轶事说起来很有趣。一天，贾平凹走在西安的大街上被一个刊物的编辑堵住了，他已经答应过三次给这位编辑写稿了，但不是转身就忘了，就是稿成之后被别的编辑抓走了。编辑是他的老熟人。知道他出手快捷，逼他立即就写，否则身子便扣了做“人质”。贾平凹看看天，看看地，再看看不肯放行的编辑，于是蹲在一个背静的地方，掏出烟盒展开包装皮，一笔一墨地写起来，二十分钟，一篇两百八十六字的短文交到了编辑手里。贾平凹的散文中，这类几百字的短文，有相当一部分是如此的强迫之邀作。但令人叹服的是，这些文字均是沉实有力，堪称精品。

我们的文学批评界似乎传染了一种“拒绝针灸”的时尚，且这风势久盛不衰。作家们怕疼，竭力转移或掩藏自己的穴位，有的干脆没有穴位。西药的副作用是大的，于是便一碗一碗地服用中草补药，结果是于身有益无损，于心则畅气通神。我们批评界冠之以很好的词：浇花。中国作家走不到国际上很有一些人抱怨是语言的障碍，其实这是次要的。汉语文明有五千年的厚度，绝不会薄于非洲国家的，但非洲人就贡献了诺贝尔奖的领取者。汉语再难翻译，再难掌握，也不会艰于外星人的符号，那种符号也已经被研究出名堂了。我们尴尬的困境之一便是没有形成公道的文学批评的风气。

贾平凹的长篇小说《浮躁》获得一九八八年度美国美孚文学奖，这应该理解为美国文坛对中国文坛的一次正视，这是值得我们国人兴奋的事情，其效果应不亚于聂卫平又胜了加藤或我们足球队的群脚吃力地踢出了亚洲。

我和贾平凹的谈兴是从我对他的某些作品的倾向提出异议开始的。

贾平凹是位心灵型的作家，在对心灵的挖掘和把握上，他显示了充沛的底气和才气。这是一种禀赋，是一种天资。从某种程度上讲，他是一位即兴的作家，他的写作速度是很快的。但他的想像更快，来得也快，逝得也快。泉水一旦从心灵的夹缝中涌出来，如果不立即记录下来，便会像风一样飘远了。这种写作的习性也造成了他的一些局限。在心情抑郁、囹圄不开的时候，他是不宜于写作的，这种状态下形成的文字总难免绕缠着幽幽的思绪。他的一些小说（如《太白山记事》里的几个短篇）读起来令人骨子里发凉，像摸到了蛇。他听了我的感觉，沉吟许久，说道：“写那几个小说的时候，我正生病住院。”

我给《文学自由谈》杂志写了一篇文章，是专门谈这种感觉的，题目是《小说的迷信：贾平凹近作的一种倾向》。我写这篇文章，并不是因为批评名家以示噱头的理由。几年来，我是跟踪性地阅读贾平凹的。在当代作家中，他是我最尊重并喜爱的一位，只要能找到他的作品，我是从不放过的。对一个人物的偏爱会造成这样一种效果：在你经常漫步的一段宜心宜神的路旁，有一株斜出的枝柯，或许你以为是斜出的，这枝柯你便会不愿看见，因为它乱了你的好风景，或好心景，但你又舍不得放弃这段路，且又无力砍去枝柯，因此只好每每经过它的时候，便数落几句以畅血脉。从这个角度讲，我们便理解并原谅了沙皇或教皇的禁书。

我是这样理解作家再现时代主流这个问题的。一个作家是不能逃脱他的时代的，他的呼吸应该和于他的时代精神。设若地球围绕太阳再衷心地公转一千圈，文学史该怎样落笔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初级阶段”的文学状况呢？谁既可以代表这个时代，又令后人争相阅读呢？鲁迅先生关心他的时代政治显示了骨头，这构成了他的长处，但他没有为文学史奉上一部巨著，或多或少也是一份憾事。这应该成为当代作家首要的责任问题。我认为这个区域是可以显示作家的真本事的。

我没有亲眼目睹过贾平凹写作时的状态。

他的长一些的小说，几乎都是在山里写就的。在陕西的渭南、户县或他的产地商洛，在那里他有一批真挚的朋友，只要他提着笔去了，朋友们便热诚地款待他。这些人挺有运气，可以一睹他创作状态的风采。

贾平凹的散淡随意是出了名的，但他对自己的作品要求极严格，有一件小事可以很好地证明他的这种不苟。

一九九一年，出版了一本《贾平凹小说精选》，其封面装帧很考究，厚厚实实洋洋洒洒八十万字。他送给我这本书时，翻到序言页上，“只是几百个字，就有三个错字。”他逐一改了过来，笑笑说：“内文如有读不通的地方，不是我的责任。”

我相跟着说：“这是出版社的心计安排，定是受了毛边书的启迪，出了这部改错书呢。旨在检验全民族的汉字水平。”

他笑笑又讲了这本书出版时的一个插曲。

“这本书搞了一个签名仪式，那天上午有几千人排队，我的手都木了。一位县里的老人挤去了一本，几天后便怒冲冲折转回了出版社。那本书装订错了页码，才翻了几张就过去三百页了，前后颠倒，中间穿插，页码不可胜数。出版社的人忙道歉换书，老人气冲冲道：‘换书，我这是签了名的。’出版社又找我重签了一次才算了结。”

“这是错版书，”我说，“像错版邮票，比正版还珍贵。”

有一种认为贾平凹是现代士大夫的说法我不敢苟同，这是一种潦草的、对他不理解的评价。贾平凹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是一位不让读者和批评家灰心的作家，他骨子里有一种从不倦怠的批评精神，这是根本上悖于士大夫的品性的。正是这种精神吸引了我写下这篇文章。我相信我对他的阅读和研究还会继续下去，直到这种精神在他作品里消逝为止。

第一次见面分手的时候，我很认真地说了一句酸话：“谢谢你。我会记住这一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