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主旨

中国大陆的沦陷区文学研究在1990年代以后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热点，稍晚于海外。本书的研究起步于十多年前的上海沦陷时期文学期刊研究。文学期刊是上海沦陷时期最重要的文学传播渠道，在对文学生产与传播进行整体观照时，我们发现作者、读者、期刊和出版机构以及这些因素背后的意识形态等都在影响上海沦陷时期文学面貌的形成。因此，深入研究这一时期的文学生态，透视殖民统治、现代出版、文学自主性等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上海文学多样景观，整理日寇侵略背景下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特殊经验，探究此间文学生长的原因及其政治与文化意味，成为本书追求的重要目标。

就官方的文化管理而言，汪伪政权将文化视为配合日军武力侵略的思想战场：“国民政府战时文化宣传政策之基本方针，在动员宣传之总力，担负大东亚战争中文化战，思想战之任务，与友邦日本，及东亚各国，尽其至善至大之协力，期一面促进大东亚战争之完遂，一面力谋中国文化之重建与发展，及东亚文化之融合与创造，进而贡献于新秩序之世界文化。”⁽⁴⁾汪伪政权的这一认知及宗旨设定夹带了与日本战争目标并不完全吻合的思想私货——中国文化的重建与发展。这不管是出于本身民族性的考虑还是出于魅惑本国大众的需要，都会造成目标的混乱，而民族意识也正是汪伪政权高官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褚民谊以及周作人等人在战后为自己辩护的要点之一。由此可见，即便在日本侵略者与其代理人汪伪政权之间，也存在着思想本位之不同。时在上海的杨光政注意到此时的文化人与政治当局之间存在着一种对立关系：“在目前的和平区内，似乎并未见过反对和建，反对大东亚战争的论调；然而实际上，许多文化人的搁笔退隐，不再工作，正暗示文化人与政府间的对立关系仍是存在着。”⁽⁵⁾吉田东祐更是对官方表达的“中国知识分子积极协力于日本”⁽⁶⁾的乐观论调表示质疑，他以《大陆新报》在前一日所载的日华座谈会中林房雄与陶炽孙的问答为例。在这一对话中，林房雄陶醉于日本发动“大东亚战争”是为亚洲做伟大牺牲的幻象中，而对中国人的敌意表示不解。陶炽孙则淡然回应道：“单在口头上是不能了解的，非见诸实行是没有用的，因此文学者纵然导出不少的日华亲善的话，愈写愈使人可疑。”吉田因此推断：“陶炽孙是一个和平地区内的文学者，他那样的人而有这样的话，则重庆方面的中国知识阶级之对日感情，可想而知了。”⁽⁷⁾

汪伪政权与日本侵略者的合作从一开始便是“同床异梦”。“汪精卫等人企图让日本政府支持自己组建一个相对独立的新政府，至少是一个半独立的政府，而避免成为完全受日本控制的傀儡政府。”这一初衷虽然在日汪合作之初只是汪精卫的一厢情愿，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当局对汪伪政府的控制有所放宽，但在实质性问题上始终没有放手。”⁽⁸⁾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日伪合作难掩分歧，日本人不可能完全信任汪伪政府，汪伪政府也不可能心安理得地做汉奸。尽管几乎没有讨价还价的本钱，但他们还是企图获得一点成绩来装点自己的门面。因此在与日本人的交涉中，他们不得不妥协，却也会在妥协中抗争，努力地达成己方的一点小小愿望。所以，日本侵略者通过对汪伪政府的耳提面命来推行奴化政策难免会被打些折扣，更何况，沦陷区人民也并非全无民族立场的驯服者。在这样一种状态中，上海文化呈现出霍米·巴巴所言的殖民地文化的“混杂性”：

在殖民者的训导话语试图将自身客观化为一种普泛化的知识或一种正常化的霸权实践时，混杂性策略或话语就开辟出一块协商的空间。这一空间里的发声是暧昧而充满歧义的。这种协商不是同化或合谋，而是有助于拒绝社会对抗的二元对立，产生一种表述的“间隙”能动性。在巴巴等看来，殖民意识形态并非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固若金汤，而是布满裂痕的，因而被殖民主体也是有机可乘的。⁽⁹⁾

霍米·巴巴认为“文学中的混杂性已经成为殖民地经验的象征，蕴含了越界和断裂的可能性”。⁽¹⁰⁾这一判断的意义在于没有将殖民状态下的文化简单化。本着严肃客观的态度，尽量逼近当时上海文学的发生现场，在破除简单的概念化印象如将之称为“汉奸文学”“无聊之作”等之后，对这一时空中的各种文学现象进行合乎情理的判断是本课题研究的立足点。我们认为：追究被殖民主体的各种文学反应能够更清晰地触摸到民族古老、受伤害而又不断苏醒的灵魂，而这将是一件很有意味的事情。

张爱玲有言：“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¹¹⁾在民族话语被强力压抑的状态下，覆巢之下的文人将如何利用缝隙在文学上留下印迹？不长的历史段落正是上海文化人最痛苦难捱的时刻。据时人有限度的观察，文化人可做的选择不外乎两个：流亡内地或羁留沪上。羁留沪上者的选择则又分为“放废自隐，杜门息辍”、继续写作但质量不高、改弦易辙从事商业三种。⁽¹²⁾这一观察有意隐去了在民族大义面前暧昧难言却在文坛活跃一时的文人，如路易士、柳雨生、陶亢德、周越然等，他们大都在上海沦陷之前已经登上文坛，只是尚未取得骄人的文学成就，上海沦陷为他们提供了特别的机缘，他们得以迅速占领撤退内地者离去后的文化真空并异军突起。此外，这一观察显然也未能将一批新人如张爱玲、苏青、郑定文、沈寂、施济美、汤雪华、程育真等放进视域之内，自然也无法彰显他们在这一时空出现的文学意义。

日寇入侵高压下的暧昧难言导致沦陷时期的文学必然与寻常时代有别。对政治不闻不问的张爱玲在骨子里一直感受着时代惘惘的威胁，在普通人生中寻找传奇的她建构了一个由遗老遗少、半新半旧的女子们组成的既压抑又曲折有致的文学世界，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回到家庭、低到尘埃的文学表达方式。观察这一时期的文学，还应注意到：政治高压下的诸多中国作家开始由外部关注转向人性深层探究，张爱玲的写作也由此呈现出特别的意义与价值。当然，张爱玲在这一时期的文学成就并不能避免其在战后被严格审视。面对各种流言蜚语，张爱玲很是愤愤不平：

我自己从来没想到需要辩白，但最近一年来常常被人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所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想想看我惟一的嫌疑要末就是所谓“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第三届会曾经叫我参加，报上登出来的名单内有我；虽然我写了辞函去，（那封信我还记得，因为很短，仅只是：“承聘为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代表，谨辞。张爱玲谨上。”）报上仍旧没有把名字去掉。

至于还有许多无稽的谩骂，甚而涉及我的私生活，可以辩驳之点本来非常多。而且即使有这种事实，也还牵涉不到我是否有汉奸嫌疑的问题；何况私人的事本来用不着向大众剖白，除了对自己的家长之外仿佛我没有解释的义务。所以一直缄默着。同时我也实在不愿意耗费时间与精神去打笔墨官司，徒然扰乱心思，耽误了正常的工作。但一直这样缄默着，始终没有阐明我的地位，给社会上一个错误的印象，我也觉得是对不起关心我的前途的人。所以在小说集重印的时候写了这样一段作为序。反正只要读者知道了就是了。⁽¹³⁾

张爱玲在此时的迅速崛起以及战后所经受的诘问反映出上海沦陷时期文学在历史中可能遭遇的评价难点，也是研究此时文学必然要面临的一个根本维度：民族大义。

在经受最严峻的政治与生存考验时，多重因素会迫使沦陷区文人做出不同的选择，即便这选择是偏颇乃至错误的。那么，如何在论述中避免简单的政治评价，以求真的态度探究上海沦陷时期文学生成的特殊状况及其复杂意味，从而整体呈现其生动丰富的面貌，这是本书最主要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