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汪伪的文艺统制

晚清以降，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逐渐意识到自由言说空间的重要性，报纸、期刊、出版机构成为其构建自由空间的重要媒介。《新青年》《新潮》《语丝》乃至《学衡》《现代评论》等都是现代知识分子自由言说的基本阵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激起了全民族同仇敌忾之心，因此“孤岛”时期的上海文学期刊非常活跃，虽然政治的高调难免会掩盖文学的自主性与审美性，但对“孤岛”时期的作家而言，言说民族危亡的冲动显然远甚于其他文学追求。然而上海全部沦陷后，作家们面对的是迥然不同的政治生态，几无自由言说空间。

在“孤岛”的抗日声浪中，汪伪的“和平之声”多处于被批判与被湮没的境地。对此，日伪当局自然是恼羞成怒，多次向公共租界当局提出取缔反日言论。但由于租界当局的控制不力，“孤岛”反日声浪从未停歇。“孤岛”沦陷后，日伪开始对上海实施全面统治。为了杜绝上海各界反日反汪宣传，营造“和平”景象，汪伪政权与日军沆瀣一气，操纵新闻出版，控制舆论导向，实施更为严格的文化统制政策。具体措施有三：

措施之一：掌控现代传播媒介。电台、报纸是现代重要传播媒介，日军进驻租界后相继接收了《大陆报》《泰晤士报》《密勒氏评论报》《字林西报》《申报》《新闻报》等重要报纸以及英美商人创办的广播电台和通讯社等。《申报》《新闻报》在当时的遭遇很有代表性，两报是“孤岛”时期非常重要的抗战宣传力量，“孤岛”沦陷当日被闭馆停刊，数日后复刊，但被要求仍以外商名义出版，且须受日军当局操纵的工部局的管理和警务处的新闻检查，此举受到报馆工作人员的抵制。由于两报未能完全执行日伪当局的办报指令，引起了日伪当局的不满。1942年6月，日军当局发布《对于〈申报〉及〈新闻报〉所希望之事项》，勒令两报变更昔日态度，支持日本及国民政府（汪伪当局），并亲自为两报制定了编辑方针大纲：

1．发扬中日提携精神；2．宣明大东亚战争之意义，强调东亚民族之解放，以及确立大东亚共荣圈之重要性；3．使民众确认国民政府为代表中国全体政权之唯一政府；4．协力帮助在上海方面日军之各种工作。⁽¹⁾

1942年12月，日伪指派汉奸陈彬和出任《申报》社长，《申报》完全沦为汉奸报纸。而就在上海沦陷前，《申报》还以知识分子的“批评空间”著称。⁽²⁾

此外，日伪还加强自身新闻机构的建设，企图引导舆论导向。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国内的重要新闻机构如大阪每日新闻社、东京每日新闻社、朝日新闻社、读卖新闻社纷纷在上海设立分支机构。大阪每日新闻社与东京每日新闻社在上海联合创办《华文每日》上海版，其他新闻社也创办了一些广播电台。一时间，“和平”“亲日”“中日友好”之声到处飞扬。

作为新兴的视觉艺术，电影与话剧也是重要的传播媒介，具有一定思想倾向与意识形态，因而严管上海文化演出市场，利用有关文化权力部门，实施对影剧市场的管制与引导，禁止反日、反“政府”思想的传播，推行日伪有关文艺，宣传“和平运动”“大东亚共荣”理念，成为汪伪文艺统制的又一重要内容。

电影是日伪文艺宣传的最佳传媒。上海沦陷后最初播放的电影大多是从伪满洲国运来的作品，如《哈尔滨歌女》《东游记》《大东亚战争特报》等，都是日本鼓吹“大东亚共荣圈”的纪录片，观众对此反感不已，上座率很低。1942年4月，在日方策划下，新华、艺华、金星等12家电影公司合并组建“中华联合制片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联”），林柏生任董事长，川喜多长政任副董事长，张善琨出任总经理。“中联”成立后，上海所有影业为日伪当局控制，柯灵、费穆等爱国人士拒绝与日伪合作退出影坛。1942年5月9日公共租界警务处开始实施电影院、剧场和话剧团体的登记手续。凡开设在公共租界内的电影院、剧场和其他娱乐场所，均需向该警务处特高课登记。1943年5月，汪伪政府又把“中联”与“中华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及“上影院公司”合并，成立伪中华电影联合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华影”。由于日本人只在幕后操作并不直接出面，许多演员不明就里，再加上张善琨与电影界本就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未曾离沪的电影明星随后被他一网打尽。姚克在多年后在评论张善琨为“华影”罗致电影工作人员时指出：

他们中的许多人之所以上了张善琨的钩，其原因不在他们愿意同他合作，而在于他那三寸不烂之舌。我的一个学生告诉我，在他相信张善琨不是卖国贼后才同“华影”签订了合同。他说“张善琨劝我，而且还说明如果他不当‘华影’总经理的话，就会派一个死心塌地的走狗来掌管整个电影业。他还说，如果你不想和‘华影’签订合同，还有几十几百个演员，他们倒是心甘情愿地想做使日本人和汉奸们高兴的事。然后，他问我：你说怎么办？是拯救电影业，使它不致被日伪完全垄断呢？还是让一伙没有良心的蹩脚演员在整个沦陷区的银幕上歌颂大东亚共荣呢？于是，我签了字。”⁽³⁾

“中联”“华影”先后拍了50多部宣传“日中友善、亲如一家”的影片，如《博爱》《万世流芳》《木兰从军》《芳华虚度》《牡丹花下》《恨不相逢未嫁时》《凌波仙子》等。此后，被占领的上海停映美、英电影，代之而起的是日本电影的泛滥。时为上海名医的陈存仁在多年后的回忆录中指出：张善琨表面上与日本人合作，暗中却接受重庆住香港特派员蒋伯诚的指示为重庆工作，《博爱》《压岁钱》等影片多含反日深意，一般人不了解张善琨当时对敌斗争的险境，自然无法明了其中深意。⁽⁴⁾沦陷时期上海文艺界“敌中有我，敌我难辨”的复杂状况由此可见一斑。张善琨及其在上海沦陷时期所拍摄的电影可以视为殖民地文化暧昧、混杂的一个生动例证。他与日伪、上海青帮、美国商人、重庆国民政府都建立了密切关系，通过各种攻关与交涉，取得了“合法性”，才能“公”然生产电影并将之传播至更宽广的公众空间。⁽⁵⁾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话剧界进步人士于伶、阿英、夏衍等先后离开上海。上海职业剧团和上海剧艺社也先后解散，极大地损害了上海戏剧的发展。为控制话剧界的思想文化动向，汪伪宣传部有意识地加强了戏剧演出的监控力度，先后颁布《上海特别市戏剧检查规则》《戏剧义演登记暂行规则》《话剧演员登记规则》《票房登记规则》等法规，从剧本检查到演出登记、演员登记、再到票房登记，汪伪政府处心积虑地控制戏剧演出，防止异己思想文化的传播。尽管如此，汪伪的文艺审查体制仍有漏洞可钻。顾仲彝在回顾上海沦陷时期话剧运动时透露，检查官是可以贿赂的，有些暗含抵抗主题的戏剧换个新剧名又可以继续搬上舞台。⁽⁶⁾最突出的例子是吴祖光的《正气歌》改作《文天祥》上演，⁽⁷⁾此外还有姚克的影射卖国贼的古装剧《鸳鸯剑》，该剧在演出一个月后才接到检查官要求停演的通知。

上海沦陷后的话剧演出环境虽然恶劣，但上海的商业剧团并未停止上演抵抗戏剧与爱国戏剧，先后上演了许多优秀剧作，如姚克的《楚霸王》《美人记》、孔另境的《李太白》《沉箱记》《春秋冤》、魏于潜的《钗头风》、李健吾的《金小玉》、柯灵和师陀的《夜店》、杨绛的《弄假成真》《称心如意》、顾仲彝的《八仙外传》、黄佐临的《梁上君子》等。这使得戏剧在沦陷时期呈现出繁荣景象，李欧梵认为“对美国电影的禁止和日本对中国电影业的控制导致了新戏剧的商业性的繁荣……部分原因是由于它们是无害的娱乐的安全题材。”⁽⁸⁾此种看法并不全面。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就会发现这些剧作尽管不再以爱国抗敌的人物为直接表现对象，但它们借古喻今，隐晦地宣传爱国思想，希望人民在漫漫长夜保持爱国情怀与乐观精神，等待抗战胜利的到来。

措施之二：制定新闻出版法规，实施新闻出版检查制度。汪伪政权成立后不久便于1941年1月颁布《出版法》，1942年6月公布实施《修正战时出版法》，1942年10月汪伪行政院会议又通过《全国重要都市新闻检查暂行办法》，1943年6月颁布实施《战时文化宣传政策基本纲要》，1943年10月上海特别市第三警察局颁布了《印刷业管理暂行办法》。此外，汪伪政府还颁布了一系列临时性的公告，这些法规公告共同构建了日伪当局新闻出版统制的“法律”依据。其核心不外乎禁止刊登一切带有抗日与反汉奸色彩的新闻、言论以及文艺创作等等。

汪伪宣传部是在新闻出版管制上着力甚勤的官僚机构，它采取各种措施控制报刊，如严令各报刊依法登记；由伪宣传部撰拟新闻稿，指命各报照发；颁发记者证，选派记者组成视察团，统一报道“和运现状”；新闻报道、电讯播发，均以“领袖”言论作“指导思想”等。⁽⁹⁾1941年12月9日，伪上海市政府颁布训令提出八点临时宣传要点，要求各报刊根据宣传要点，撰拟评论、写实、漫画、小说，并在显著地位发行专刊3日，专刊面积不得小于该报四分之一。⁽¹⁰⁾

隶属于汪伪宣传部的上海新闻检查所，是汪伪在上海的重要新闻检查机关。《中华日报》《新中国报》《申报》《新闻报》《平报》《国民新闻》《新申报》等汪派重要报纸以及《文友》《万象》《大众》《春秋》《小说月报》《古今》《杂志》《天地》《风雨谈》等文艺期刊都是检查对象，稍有不慎即面临停刊之险。《万言报》《和平杂志》等就曾因“违反战时文化宣传政策”被停刊。为杜绝妨碍“和平运动”“中日邦交”等“反动”言论的出现，汪伪政权大兴“文字狱”，因文获罪的人不在少数。即便是为汪伪政府效力的所谓“和平报刊”与“报销文学”，只要违反了“国策”，也难逃制裁与惩罚。汪伪政府要人江亢虎所著《回向东方》一书因有“乌乎统制”“饿死事大”“失节事更大”等文字被认为隐射政府而禁止发行，就是一个特殊的例子。在汪伪政府的白色恐怖下，沦陷区人民噤若寒蝉，时人曾记录对几种文艺副刊的观感：“在这几种重要日报的文艺副刊中有一个共同的缺点，便是表现事实的作品很少。”⁽¹¹⁾爱国志士因此不得不改变斗争策略，采取更为隐蔽的方式在暗中与汪伪争夺话语权。

较“孤岛”时期而言，沦陷时期汪伪政权对出版事业的控制大大加强，由此造成的后果是上海出版业的凋敝。除了教科书，流行于市面上的多是宣扬汪伪“国策”“和运”以及“中日友好”的官方出版物。与此相应的是低俗、怪诞、荒淫的读物四处流行。时人曾经记述当年的上海出版状况：

到了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战事爆发后，就只有几家新设的报社和杂志社零碎地出版了几种，其中大半是些适应新环境的著译，而尤以关于国际形势者占多数，否则便是迎合低级趣味专供消遣的东西……全上海每月平均出不到四五种，反观“八一三”前商务印书馆日出一新书，和各出版社竞出新书时的盛况，那真有天壤之别。⁽¹²⁾

1941年12月26日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良友图书印刷公司、世界书局、兄弟图书公司（即生活书店）、光明书局、大东书局八家书店被日军查封，所有被认为是宣传抗日和共产主义的书刊都被没收。这些书局后虽恢复出版，但主要以工具书为主。它们的沉默对当时的上海文化是重大打击，却也在同时催生了上海沦陷时期出版业的一个新特点，即文学杂志社兼营出版工作。杨寿清指出：“近年来各书店正式出书的不过二三家，大部分的书籍是由报社或杂志社出版的。”⁽¹³⁾1942年以后，古今出版社、天地出版社、杂志社、中央书店、太平书局等一些主营文学的杂志社成为上海文学书籍出版的活跃分子。

措施之三：推行报业统一经营制和书报统一发行制。前者对报社用纸、器材等统一经管，对广告业务统一分配；后者对书籍报刊实行统一集中发行。⁽¹⁴⁾汪伪政府在宣传部分别下设“中央报业经理处”与“中央书报发行所”。“中央书报发行所”几乎垄断了上海所有报刊的发行业务，它还通过与伪华北政委会统制出版发行的机构——华北文化书局的合作，将辐射力扩展到华北沦陷区。通过对报刊用纸、器材、广告等的操纵与垄断，对书报发行渠道的统一化，汪伪政府实现了宣传部部长林柏生的新闻管理目标：“确定一个代表国家的计划新闻制度”。⁽¹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