辑一
经济思想的涵义及其史的写法
一
把经济思想和经济学视为可以分开来的两个学科的概念，这本身就是20世纪中国经济理论演进的产物，在经济学快速发展的情况下，人们对经济思想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饶有意味的变化过程。
20世纪30年代，这样的说法很有影响：经济思想是指在现代经济学产生之前人们就经济问题发表的见解。如有学者指出：在亚当·斯密以前，“经济学犹在‘实践知识的时代’，这时关于经济现象之研究，大家皆本于实践的应用的目的，或只作了局部的片段的论述，及至斯密的《原富》出版，于是，关于经济生活之生产流通分配等现象，乃有条理整备的记述与体系一贯的说明。故可谓到了此时，经济学才达到了体系化的境地，而不复为从前之实践知识的堆积。不过，经济学虽被斯密加以体系化，然斯密动机之所在，则仍为一种实践目的即国富增进之企求，故其体系实不能谓为理论的体系，而只为一种实践的体系。”后来，李嘉图“又完成其更进一步的发展，李氏抱着纯粹科学的态度，采取极端抽象的方法，将经济学之各种基础问题，统一叙述于两个最单纯最普遍之社会的与个人的前提之下，而构成一个极严整极论理的理论体系，故可谓理论经济学之成立，实始于李氏大作《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一书之出版”(1)。40年代初，王亚南在回顾经济学发展过程时写道：“最初，经济学是混在哲学领域中研究的”，“经济学绝非凭空建立起来，在经济学还没有体系化以前，我们称它为经济思想；这种经济思想的发展过程，我们又称它为经济学前史。在经济学前史期，所有经济思想，只有到哲学中去寻找；它是片段地或琐碎地包含在各种哲学思想中。就是在经济学成立以后，许多哲学家，也同时多是经济思想家。”(2)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划分不仅是指经济思想在时间上是经济学的前身，而且还意味着经济思想在内容上比经济学初始和简单。曾写下第一部较为系统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专著的唐庆增坦言：“中国在今日仅有经济思想（economic thought）而无经济科学（economic science），内容固属简单，与政治及伦理思想，混淆不分，且乏显明之经济派别，不足与言科学也。但思想发源，确较西洋学说为早，特以进步太缓，今日乃处于落伍之地位，社会人士对之，亦不甚注意，遂使数千年来之中国经济思想，湮没无闻。”(3)这颇能反映当时学界的普遍看法。
到了20世纪后半期，赵靖对经济思想做了新的界定。他认为：“经济思想，按照其本身的发展程度，可分为下列几种形式：①简单的或初级的经济思想：反映经济关系的某些原理、观念和范畴，以较低的抽象程度零散地存在着，或者只有某些表面的联系。②经济学说：在研究、说明某一方面的经济问题时，把若干有关的原理、观念和范畴联系在一起，并进行一定的分析、论证。这些联系、分析和论证，已大体上形成某种系统或体系。③政治经济学：不仅在许多经济问题方面已有了较为系统的学说，而且对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研究已形成一门独立的科学。”其中，“经济学说和政治经济学都是经济思想的发展了的形式，而政治经济学则是经济思想的最高发展形式”。据此，赵靖把经济思想史区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狭义的经济思想史是包括简单的、初级的经济思想以及经济学说在内的经济思想发展变化的历史；广义的经济思想史则是包括经济思想的一切表现形式在内的经济思想发展变化的历史，也就是说，不仅包括简单的、初级的经济思想以及经济学说的发展史，还包括政治经济学史在内。”(4)在这里，经济思想的外延扩大了，不仅涵盖了经济学，还包括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组成部分之一的政治经济学。但是，赵靖区分广义和狭义经济思想的标准是政治经济学是否包括在内，于是产生了新的问题：经济思想的本质是由它的学科内容决定的，还是由学科之外的其他因素决定的（如政治的、阶级的，等等）？隐藏在这个问题背后的还有这样一个追问：如果广义经济思想的概念可以囊括人类所有阶段的经济见解，那么它的学理依据是什么？
关于经济学的起源，阿马蒂亚·森曾指出：“事实上，我们可以说经济学有两个不同的根源。这二者都与政治学有联系，不过联系的方式却大不相同。一方面经济学可以联系到‘伦理学’，另一方面经济学又与我们或许可以称为‘工程学’的东西联系在一起……虽然从表面上看经济学的研究仅仅与人们对财富的追求有关系，但在更深的层次上，经济学的研究还与人们对财富以外的其他目标的追求有关，包括对更基本目标的评价和增进。”(5)这种溯源同前述刘絜敖等人的判断是一致的。需要探究的是，在古典经济学创立以后，这样一种哲学与技术相结合的态势是否必然地被“替代”。从经济思想史的发展实际来看，“替代”在很大程度上发生了，“可以说，随着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伦理学方法的重要性已经被严重淡化了。被称为‘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不仅在理论分析中回避了规范分析，而且还忽视了人类复杂多样的伦理考虑”，“随着现代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隔阂的不断加深，现代经济学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贫困化现象”(6)。
这一判断的潜台词不难揣摩，即就经济思想的实质性成长而言，哲学、历史等人文科学仍然是经济学的内在基础。巫宝三有言：“各个时代和各个思想家的经济思想，大抵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作为经济思想基础或出发点的哲学思想，二是对于各种经济问题的见解、主张和政策方案，三是对于各种经济现象和问题内在外在关系的分析。一个大经济学家的经济学说常常包涵这三个方面的经济思想，最明显的例子是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说，它既有以道德哲学作为它的出发点的哲学思想，又有对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成因和各种关系的理论分析，还有由此得出的经济自由主义各种经济政策处方。但不是所有经济学家都是如此明白地呈现出来这三方面的经济思想。作为另一个极端的例子，可以举出不少数理经济学家所作的经济分析，他们既不说明他们的经济分析所源出的基本思想，也不提出他们根据经济分析所作出的政策意见，而仅仅是对经济现象和问题本身内在和外在关系的分析和说明。”(7)刘永瑞在2001年出版的一套西方经济学丛书的编者序中，赋予了经济思想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地位，他写道：“像其他学科一样，在经济学领域也有三个境界：一为满足于理解和传播既有的经济学知识，对已有的经济学理论不敢或不能越雷池一步，此为传道者或称其为经济学教授；二为针对经济学和市场经济实践中出现的新困惑、新问题，敢于提出新观点，在解决新问题方面探索出一条切实可行的新路径，此为解惑者或称其为经济学家；三为面对重大的社会历史变迁和市场经济实践的重大变化，勇于和善于提出新理论，这种理论既是对传统理论的继承和坚持，又是根本性的突破和发展，此为经济思想家或称其为经济哲学家。”(8)“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上，经济学教授和经济学家可谓多矣，但能受用经济思想家或经济哲学家称号者，并不多见……进入丛书的传主有五位：亚当·斯密、马歇尔、凯恩斯、熊彼特和哈耶克。从西方经济学说史上看，这五位思想大师中的每一位都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少了其中的任何一位，西方经济学说史都会出现令人扼腕的缺憾。”(9)这就是说，只有融哲学与经济分析为一体的思想才能从根本上促进经济理论发展，这种思想的规范称谓就是“经济思想”。王元化提出过“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两个概念(10)，拿它们来衡量经济科学，可以把古典经济学以前的经济观念称为“有学术的思想”，而现代经济学则以“有思想的学术”为最佳境界，它的重要性是不可替代的。
如果说哲学的存在规定了经济思想的学理内涵，那么在经济学日益成熟和细分化的今天，经济思想的外延应该由社会经济的发展系多层知识群体的综合力促成这一客观事实来加以解释。诺斯在分析历史发展中的交易成本时写道：“在一个政体框架内形成的产权结构将反映各方的相对谈判力量……最终出现的一般是‘无效率’的产权。这些无效率性的出现是因为，在一个最大化世界中，所形成的规则集一般必须考虑到交易成本和交易各方的竞争约束。”(11)这里所说的交易各方既指一般意义的经济行为主体——企业家，也指其他社会经济的参与者——政府、民众（消费者）。也就是说，作为经济制度更重要来源的“非正式约束”是由远远超过专业经济学家的交易各方的“惯例”“习俗”“传统”和“文化”所构成的。关于这一点，20世纪中国的经验就足以证明。
关于政府领导人的作用，林毅夫等在《中国经济学百年回顾》（载《经济学（季刊）》2001年第1卷第1期）一文中认为：在计划经济时代，整个社会生活泛政治化，特别强调高度集中统一，经济学研究也不例外。改革开放以前，经济学研究主要分为两大块，一是普及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二是从经典作家的著作中寻找支持现行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理论依据并对后者加以诠释，增强其在理论上的合法性。至于国家经济战略和政策，则由政治领袖人物一手决定，只有他们才有资格提出与经典作家不同的理论创新，这一点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如此。他们进而断言：在这30年里，按照现代经济学规范进行的研究是不存在的。关于民众的作用，李占才在所著《当代中国经济思想史》一书中用一定篇幅分析了计划经济时期的相关资料，并且指出：“无论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经济思想，还是经济理论工作者的经济思想，只有被民众真正领会、接受，才能发挥实际作用。以民众为主体的社会经济思潮，既反映了经济活动潮流，又表达了民众对付各种经济活动的因应心态……任何经济活动，最终总是民众的活动。民众的思潮，直接影响着民众参加的经济活动和经济生活。因此，研究经济思想史，不可不考察民众为主体的社会经济思潮。”(12)葛兆光说：“过去的思想史是悬浮在一般思想水准之上的‘精英思想史’”，“过去的思想史只是思想家的思想史或经典的思想史，可是我们应当注意到人们生活的实际世界中，还有一种近乎平均值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作为底色或基石而存在，这种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真正在人们判断、解释、处理面前世界中起着作用，因此，似乎在精英或经典的思想与普通的社会和生活之间，还有一个‘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而这个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延续，也构成了一个思想的历史过程，因此它也应当在思想史的视野中。”(13)这个观点很值得经济思想史研究者思考。
根据上面的分析，既有的经济思想观念尚存拓展的空间。照前述第一种说法，经济思想既然是指经济学尚未形成时期的零星经济观点，那么在系统的经济学创立以后，经济思想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就不存在了，或者即使存在，也已失去被关注和研究的价值。按照第二种界说，则在现当代，经济思想的存在形式已是经济学说、政治经济学，这就意味着：在经济理论日益发达的情况下，经济思想和经济学实际上是合为一体了。然而这两种定义缺乏实例的支持，无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史实，还是中外经济理论深化的趋势，都表明在经济学成为独立的社会科学门类之后，具有更为丰富的理念价值和现实作用力的经济思想仍然存在。如果说在历史上，零星的经济观点曾经是古典经济学理论得以形成的先行资料，那么在现当代，人们一方面越来越感受到经济学理论对社会观念和经济生活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强烈意识到经济学的未来不仅需要分析工具的精致，而且更有赖人类智慧和良心的导航。对此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阿马蒂亚·森的获奖，当年瑞典皇家科学院的公告说，通过对福利、贫困、灾害等问题的独特研究，“森在经济科学的中心领域做出了一系列可贵的贡献，开拓了供后来好几代研究者进行研究的新领域。”公告特别提道：“他结合经济学和哲学的工具，在重大经济学问题讨论中重建了伦理层面（restored an ethical dimension）。”能开拓新领域供好几代研究者进行研究的经济学不多，而重建经济学的伦理层面则是森不同于其他一些学术造诣也很深的经济学家的一个突出特点，以致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罗（Solow）把森称作是“经济学的良心”(14)。因此，经济思想的第一个涵义就是：它虽然也研究一般经济学理论的内容和进展，但更加关注能够促进和规制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哲学思辨。
至于经济思想的第二个涵义，则是指它的包括范围。简而言之，①由政府决策者或社会政治家、哲学家等提出的经济主张；②由专业学者提出的经济学理论；③存在于社会公众之中的经济观念。这三部分的资料构成了经济思想史所要加以考察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