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吐蕃”一名的读音与起源
汉语古文献称藏人或藏地为“吐蕃”。按目下的流行读法，它与“土播”的今音同，尽管较仔细地思考过这个问题的不少专家对之颇持异议。把此处“蕃”字之音读若“播”，其最直观的理由应当是：与藏人或藏地相邻的诸多东西方人群对它的称呼，如中古波斯语里的twpyt、阿拉伯语中的tubbat或tabbut、格鲁吉亚语里的t'obit'、西欧诸语文里的tibet、突厥及蒙古语里的töböd或tübüd等等，确实都出于tu-bod这样一个名称的变形。其中的-bod，应来自藏人对本人群的自称。但那前一个音节tu-究竟从何来，曾长期令人们困惑不解。如果暂时撇开这一点，而视“吐蕃”为tu-bod一名的汉字记音，那么把这里的“蕃”字读若“播”，似乎比“蕃”字的本音更贴近它所要记录的-bod这一音节的发音。
但是依据上述理由读“蕃”为“播”，仍然存在两个难以说通的地方。
一是从“蕃”的读音经过“阴阳对转”变换而来的“播”字之音，是一个以元音-o收声的“阳声字”。按唐代用汉字来音写非汉语词汇的通行体例，人们本应当选择一个带有尾辅音-t的入声字如“拔”（bǐwet）、“勃”（buət）之类，而不会采用缺少尾辅音-t的“播”字来记录bod的语音。
第二个困难可以说更严重。直到清末为止，古人从来都不把“吐蕃”读为“土播”。有人已引用过唐代贾岛的五言古诗《寄沧州李尚书》。诗里有“萧关陷吐蕃”一句，而与“蕃”字相押韵的有“源”、“温”、“言”等字；是证“蕃”字应读若本音。类似的证据还可见于元人耶律楚材二十韵五言诗《德新先生惠然见寄佳制二十韵，和而谢之》，明欧大任《送胡宪使伯贤赴滇中六首》之四，清沈德符《令公来》、彭而述《爨碑曲》、金甡《祭素山一百四十韵》等诗作之中。
不仅如此，关于“吐蕃”之“蕃”的读音，宋人史炤在《资治通鉴释文》卷二十一、卷二十二里再明白不过地注为“方烦切”，故知它当时的读音已颇近于fán，与著录于《中原音韵》里的“蕃”字本音fān相比，音同而声调稍异。胡三省把自己对《资治通鉴》的注释文本题名为“音注资治通鉴”，可见他对古字读音的重视。但有关“吐蕃”一词的读音，他却只注“吐”字而不言及“蕃”字。这是他以为“蕃”当读其本音的明证。
由此看来，“吐蕃”一称显然不是来源于对tu-bod的音写。那它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其实，早在很多年以前，当著名的和阗文专家H.W．贝利为解释“吐火罗”一名里的“吐”字而提到tu-bod一词中tu-的来源时，他已经把“吐蕃”之名的起源问题也连带解决了。可惜这一点至今未受到学者们足够的注意。
正像唐朝政权自称“大唐”一样，古代藏人也用藏语自称bod chen-po；此语见于藏文“唐蕃会盟碑”，其中chen-po即the great（译言“大”）的意思。当年活跃于东西草原以及沙漠绿洲贸易道上的粟特胡人，将bod chen-po翻译为粟特语，于是就有tuput这样的读音。此处的-put是对bod的音译；而tu-在粟特语里即the great之谓，正是对藏语chen-po的意译。出现在回鹘汗国所建“哈拉巴喇哈逊碑”粟特文碑铭（此外该碑上还刻有古突厥文及汉文碑铭）里的twp'wt，就是bod chen-po，亦即the great bod的粟特文对译词，它的读音即为tuput。该词向西传入东部穆斯林世界和西欧诸语，向东则经由突厥语传入后来的蒙古语，遂在不同的语言里形成tu-bod的各种变形的正字法形式。就这样，贝利十分圆满地解决了tu-bod里的tu-到底从何而来的问题。贝利的见解，与此后由哈密尔顿和巴赞提出的把tu-bod的起源追溯到一个他们臆想中的吐谷浑词汇töpe（意思是“顶部”、“高处”）的主张相比，实在要平实而允当得多。
然而“吐蕃”一名与tu-bod的各种变形并无直接关联。追寻“吐蕃”名称之来源的关键在于，古藏文中的bod也常常可以被写作bon。敦煌藏文文献对藏王赞普的称呼，既写作bod-gi btsan-po（“bod之赞普”），又作bon-gi btsan-po（“bon之赞普”）。bod、bon相通的现象直到近代仍未绝迹。虽然在今天留存下来的藏文文献里只见bod chen-po的尊号，但我们完全有理由设想，古代藏语还可能存在另一个对藏人或藏土的自我尊称，即*bon chen-po（the great bon）。所以现在的问题就变成：既然粟特人采用tuput作为bod chen-po的对译词，他们又会怎样来译介*bonchen-po呢？那当然就应该是*tupun，而“吐蕃”正是对*tupun的汉语音译！由于在当时的汉语声母系统里没有辅音f-, “蕃”字在唐代的读音是pǐwen或bǐwen（类似的读音仍保留在对今日地名“番禺”中“番”字的读法里）；用它来音译*tupun一词中的音节-pun，甚合当日译写义例。这就是说，藏人的邻居们对藏人或藏地的称呼，分别来自于藏语中两个同源且近似的自我称谓，即bod与bon。它们被古代粟特人转译为tuput与*tupun。前者在诸多语言中被读成tu-bod的各色变体；而汉语中的“吐蕃”，则是从后者派生出来的。
由此可知，在唐宋两代，汉地社会所使用的对藏人和藏地的称呼，实源于由粟特人传入的*tupun一名，故汉文资料采用“吐蕃”两字来音译该名称。直到蒙元时代，汉人经由蒙古人的嘴里再度听说吐蕃又名töböd。于是方有王恽所谓“[古]吐蕃、[今]土波”之说。但是“吐蕃”一名，依旧读其原音，未曾因此而被改读为“土波”；正如唐人尽管也应该从与他们同时的突厥人那里听说过töböd这个称呼，却仍然使用音译自粟特语*tupun的“吐蕃”当作对藏人及藏地的称谓一样。
国学传统体现出一种强烈的“循名责实”的质朴精神。事物名称不只具有纯然命名上的意义。从我们所耳熟能详的某些名物的历史称谓背后，往往可以追溯出很多新鲜知识，包括这些称谓在当年如何传播演变的令人意想不到的过程在内。对“吐蕃”一名起源的考察，也许可以看作是这方面一个有趣的例证。
在吕叔湘、丁声树主编的《现代汉语词典》1996年版内，“吐蕃”的读音已经被标注为túfān。看来这部权威词典的编写者业已意识到，将这个名称音读为“土播”，其依据是很不充分的，所以还不如读若本字更妥当。我们不清楚的是，为什么《现代汉语词典》要像现在这样标注这两个字的声调？对我来说，无论是将“吐蕃”一词读作tǔfān或者tǔfán，似乎都要比把它读作túfān更来得恰当。
（本文原载《文汇报》2013年3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