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幹：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
建安七子中，我本不打算单独写徐幹，史料太少，能写的似乎不多，想和应瑒归在一块。但后来读了徐幹的《中论》，心里突然生了兴致，便有了这单独的一篇。
一 隐居存志
徐幹（171—217），字伟长，北海郡剧县（今山东省寿光市）人。《三国志》对他的记载不到百字，只说徐幹曾在曹操手下做过军事祭酒和五官将文学，但他“轻官忽禄，不耽世荣”，志向不在仕途，所以常常借病辞职。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徐幹在一场瘟疫中去世，时年四十七。
曹丕在《与朝哥令吴质书》中也提到过徐幹，说他和上古时的贤人许由一样，都有隐逸之志。这封信与《三国志》凑在一起读，难免让人觉得，徐幹心思根本不在仕途，为什么出来做官？大概“又是”曹操逼的！
我最初也这样以为，但仔细读过徐幹写的《中论》，发现事情其实没那么简单。
《中论》是徐幹写的一部政论性著作，后世散佚很多，但从留存的篇幅看，主要是讲徐幹心中的“圣贤之道”，也有一些徐幹身世的简单介绍。
徐幹在序里说，我的先祖做事公允持正，褒贬有当，进退有度，颇具儒者之风，在当时备受称赞——由此可知，徐幹出身于饱读诗书的儒学世家。
他从小就能见到许多书籍，自己也爱读书，常常废寝忘食，以至于父亲非常担忧，害怕这小童子身体孱弱，却又用功太猛，累出病来，劝他不要太过努力。（这可和其他长辈不同！）不过，也正是因为刻苦努力，不到二十岁，徐幹就能出口成章、下笔立成了。
若按东汉末年大多数士人的路子，徐幹应该想办法扩大自己的名声，让朝廷知道有我这么一个才俊，进而朝廷征辟，推辞几次后，从容入仕。可徐幹却不。
初平三年（192年），董卓之乱平定后，州郡牧守听闻徐幹的名声，希望他出仕为官。徐幹觉得时局不稳——乱世中，连孔子那样的先贤也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何况自己？所以他认为避居山林，专心读书，才更合适，便推辞了。
建安元年（196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曾两次征辟徐幹，徐幹也都委婉推辞，继续闭门谢客，在家中专心读书，“以六籍六籍，即《诗经》《尚书》《礼记》《周易》《乐经》《春秋》，又称六经，是孔子晚年整理的六部书，历来被奉为儒家经典。娱心”——这些，都是后世认为徐幹有隐逸之志的重要原因。
然而，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第三次征辟徐幹时，徐幹同意出仕了。许多人第一想法，便是他为曹操所逼，但细究起来，此时的徐幹，未必没有自愿的意思了。
这要从徐幹的治国理念说起。
他曾在《中论》中谈到自己理想的明君：不能短视逐利，要懂得区分轻重缓急，从长远角度为国家考虑。但一个国家，仅有明君不够，还得有贤臣。有贤臣辅佐，便会社稷安宁，民生受惠。
不过，贤臣要怎么选？这就很考验明君的眼光了。有些人君，听到大家对某个人一致称赞，便觉得这个人是贤能。但实际上，名声响亮的，未必有真才实学；默默无闻的，有时反而是饱学之士。如果人君太看重名气，反而会让天下人以名为先，忽略实际才能——这一条，无疑是徐幹对东汉末年，士人交游求名好名东汉末年士人重名好名，固然有政治原因在，但更多是由于当时的选举制度。入仕几乎都是通过举荐，想要人家举荐，无论才华几何，总归得有些名气，因此造成了士人学子求名胜过求才的境况。针对这种现象，有一首著名的童谣讽刺说，“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明明被推荐为秀才，却不识字；因为有孝行被举为孝廉，实际上根本不赡养双亲；所谓寒门，所谓清白，其实像泥一样污浊；所谓的良将，上战场后见腥风血雨，吓得两股战战，浑身发抖。名盛者很多都没有真才实学，而有真才实学的人，就算步入仕途，也会因为名气没有前者大，不能施展才华，甚至会囿于官场是非，日日周旋于琐碎之中。的驳斥。
徒负虚名的人，当然不配称作贤臣，可什么样的人，才叫作贤臣呢？
徐幹说，有真才实学，能安民定邦的人，就算贤能。而且，人君在征辟臣子的时候，对才干的考量必须大于道德。有德无才之人，可能会导致社稷颠覆，越在高位，越是如此。反观那些貌似道德有亏的人，譬如管仲管仲早年生活困苦，与鲍叔牙一起做生意，两人分钱的时候他总是拿多的一份；上战场多次逃跑；跟随公子纠落败后，他没有自杀殉主，反而投靠了敌人公子小白（即齐桓公）。，虽然道德有亏，可没有这样的人，齐国的霸业也终究难成。
话说得轻松，可你怎么知道哪些人是真有才干，而不是一时伪装呢？他又说 “事莫贵乎有验，言莫弃乎无证”，从多方面验证，再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对这个人的预期，以确保他是真正的贤能之士。
徐幹能有这等见识，十分不易。
儒家学说，稍不注意就会陷入理想主义，它以孔孟之道为基础，构想出一个完美得无法实现的乌托邦。乌托邦当然不存于世，所以陷入理想主义的儒生，看这世间总有缺陷，动辄抱怨朝政，却提不出任何有针对性、真能实践的建议措施。这也是为什么许多理想主义者，注定只能在现实面前碰得灰头土脸的原因——乱世尤甚。好在徐幹虽然自幼接受儒门教育，但并不迂腐，反而非常推崇务实变通。
这大概得归功于他在家中反复阅读儒家经典，又冷眼观世，才慢慢形成这么一套非常实用的治国理论。也因此可知，徐幹从来不是一心归隐、不问政事苍生的人——若他真想归隐，笔下诗文该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然而仔细读过《中论》，除了明君贤臣论，徐幹还提出了贵重爵禄，赏罚分明、清查户口、限养奴婢等政见，全是针对东汉末年人君无能、外戚宦官专政、州牧军权在握等时弊，跟隐逸没有半分关系。
所以，与其说他屡征不起，是想归隐，不如说徐幹一直密切关注政治动向，以期在恰当的时机，遇到属于自己的明君。
不过，他一点都不焦躁，甚至反对急功近利。在徐幹看来，盲目追求名利，反而会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如果此生有幸，能遇明君，自当辅佐；若是不得，闭门读书也不失一种选择——儒家“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徐幹贯彻始终。
所以，冷眼观局十余年后，徐幹终于觉得，曹操也许会是自己认定的明君。
尽管《三国演义》将曹操写成大奸臣，让后世误会百年，但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以汉献帝的名义定都许昌，很多俊杰都愿意归附他。执政以来，曹操“摧袁氏于官渡，驱孙权于江外，逐刘备于陇右，破乌丸于白登，其余枭夷荡定者，往往如神，不可胜计”，渐成一统天下之势。
在征辟臣属方面，曹操和徐幹一样，提倡实用，提倡唯才是举，不拘一格。
譬如曹操在建安年间颁布的三次求贤令，观点统一：我要贤能，有才就可以来，道德如何，我管不了。曹操这个做法，后世褒贬不一，有人觉得曹操这样罔顾道德而开取士先河，是造成后来魏晋南北朝四百年动乱的祸源；但曹操唯才是举，在某种程度上剔除了那些徒负虚名的人，何错之有呢？
至少在徐幹看来，曹操岂止没错，还很符合自己心中对“明君”的定义，也给了自己天下可能安定的希望。
于是，建安十二年（207年），再度被征辟时，三十七岁的徐幹不顾身体多病，动身归附曹操。
二 自愿归曹
徐幹最初担任的职位是军事祭酒祭酒一职早在先秦两汉时就已存在，最初是以尊号使用。据学者考证，最早得到祭酒一职的，是荀子。西汉末年，王莽改制，设九“祭酒”，祭酒从此成了东汉官爵中一个重要部分，涉及军政多个方面。曹操沿袭东汉习俗，但又因身在乱世，根据实际情形，被其征辟为“军事祭酒”“司空军祭酒”“丞相军祭酒”等职的人不可胜数。建安七子归附曹操，最初得到的职位几乎都是军事祭酒，从担任祭酒职务的人的数量来看，军事祭酒可能是曹操求才的一块敲门砖，是幕僚中不算太低，讲出去比较有面子，但又不算特别重要的职务。。
通常来说，曹操会先让征辟之人做个祭酒，再在平时观察他的表现，验证这人是否真有才干，以及这种才干是否是自己需要的，确认为是后，曹操才会给此人授予相应职务。或提拔重用，或者，就这样默默无闻了。
徐幹入仕，走的也是这个流程。他担任军事祭酒后，在邺下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并结识了一生的好友——刘桢。刘桢当时因为平视甄氏，被曹操关在北寺狱时，写诗给徐幹表达过苦闷。徐幹的赠答十分深情，说：我和你分别还不到十天，可已感觉过了很多年，用咫尺天涯这个词形容我们，恐怕不算过分吧！夏日草木繁盛，生机勃勃，我心中却充满了对你的思念，因此倍感忧愁。
朋友相交，在于意气，性情迥异不要紧，关键是三观一致。
刘桢虽然性情亢直，看似与徐幹的沉静退让南辕北辙，但其实两人三观非常相似。刘桢曾在《处士国文甫碑》中盛赞国文甫君子端方，自有道义坚持，又能安于贫困，潜心读书，不为世间名利所动——这一切，岂非正是徐幹的写照？也难怪《晋书·阎缵传》中说，“昔魏文帝之在东宫，徐幹、刘桢为友，文学相接之道并如气类”，意思是他二人性情投契，是至交。
除了交了个知己，徐幹还很受曹丕赏识。作为建安七子之一，徐幹的文采当然毋庸置疑，曹丕认为他“时有齐气”，刘勰觉得他“时逢壮采”。一篇《齐都赋》，“北朝沧渊，惊波沛厉，浮沫扬奔”，壮采非常，宏大气派，跃然眼前。但紧接着，在这宏大的气派中，徐幹又轻轻巧巧地扫出一片轻盈，说“竦长袖以合节，纷翩翻其轻迅，往如飞鸿，来如降燕”——五光十色的华丽，看多难免会让人觉得太过光耀，若时不时来一股清气，叫人心中沉静，便很好了。这是徐幹的难得之处，固然有建安文风的影响，但也是由写赋者本身的特质决定的。
徐幹性格温和沉稳，笔下文章自然也是娓娓道来，如流水般隽永绵长。譬如他有一首《与妻别》，笔墨清婉。
与君结新婚，宿昔当别离。
凉风动秋草，蟋蟀鸣相随。
冽冽寒蝉吟，蝉吟抱枯枝。
枯枝时飞扬，身体忽迁移。
不悲身迁移，但惜岁月驰。
岁月无穷极，会合安可知。
愿为双黄鹄，比翼戏清池。
古时交通不便，一次生离，可能就是永远的死别。魏晋南北朝时更是如此，战乱纷纷，也许下一刻，两人便已阴阳两隔，所以很多赋文都带着死生无常的感慨、时光流逝的怅然。
徐幹在这首诗里也有类似的惆怅。他说，即便是枯枝，有时也会因为外在因素离开原来的地方，何况是人？总会因为种种际遇离开家乡，离开妻子好友。不过，我并不因为这些迁徙伤心，而是觉得时光流转，你我会面实在难得。谁知道下次相见，会是什么时候呢？
虽有惆怅，但徐幹细细写来，滋味便很是不同。他先写凉风秋草，又有寒蝉枯枝，一派凄清；后写枯枝飞扬，身体迁徙，岁月无穷，见面难知，竟有了些安然沉着的恬淡；最末两句，“愿为双黄鹄，比翼戏清池”，又让人生出一些见面的希望来。起笔郁郁，收尾破局，读来非常漂亮。
然而可惜的是，在曹操手下做事，徐幹的文采虽然一次次受到肯定，但在政事上，他始终没能得到重用。这和徐幹当初归曹时的设想出入很大。他慢慢觉得，这个地方，可能并不是自己能够久留的地方，也渐渐有了些牢骚。
三 政见不合
譬如建安十六年（211年），徐幹随曹操西征马超时，写过一篇《西征赋》。原该是歌功颂德的文章，徐幹却在里面说：我跟着曹公四处征战，俸禄不算低，可是年岁过去，没做出什么实际的成绩，“虽身安而心危”，心里不大快活。
而另一组《室思》，更是将徐幹这种苦闷表露得淋漓尽致。尤其第四首，“自恨志不遂，泣涕如涌泉”，我壮志未酬，心中愀然，但细细想来，能怪谁？只能怪自己。可我要怪自己什么呢？生不逢时？遇人不淑？才华不够？似乎哪一个都不对，哪一个都无解。既然不对、无解，我能做的，只不过是默然流泪而已。本以为稍微几滴眼泪便罢，但人生至此，越想越伤心，终于忍不住泪如泉涌。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
关于建安七子为什么少有人能得到曹操重用，我曾揣测过原因。
孔融是因为公开不合作。陈琳一是年岁较大，与众人思想格格不入，第二大约是因为他前事袁绍，写檄文时将曹操骂了个狗血淋头。曹操表面不计较，但说重用，必然不可能了。阮瑀一直是旁观的疏离态度，久而久之，曹操当然也不会太看重他了。刘桢性情亢直，不拘小节，虽然有才，但也不算大才，曹操府中人才济济，多他一人不多，少他一人不少。所以七子之中，真正被曹操委以重任的，唯有精通吏法实务，愿意为曹操做事的王粲。
就此看来，曹操求贤，才学是一方面考量——我相信建安七子都是既有文才、又有政才的人自古文政不分家，曹操在乱世求贤，求的当然不会是舞文弄墨的纯文才，而是能经世治国的政才。建安七子能被征辟，不仅因为有文名，他们在政治上的见解必然也十分深刻。，但态度立场、与曹操为政的理念是否一致，也是曹操考虑要不要重用此人的关键因素。
徐幹与曹操的政见，往大处说，的确非常一致，但落实到细节，就有很多不同了。譬如当时战乱频仍，死伤许多，加上军队开销大，曹操便主张薄葬。徐幹认为不妥，认为要按儒家传统，恢复三年之丧。治国方面，徐幹提倡以仁治天下，可乱世当前，你仁我不义，对当时的曹操而言，绝对不可能采纳这样的观点。
的确，徐幹在《中论》里表达的观点，务本务实，但他毕竟深受儒学影响，想在乱世中恢复礼教，因此与以法治天下的曹操的理想相悖，也因此，无法得到重用。
徐幹最初深觉失望。可在经过无数个夜晚的挣扎后，他终于明白，自己与曹操之间，没有对错，只是双方政见不合而已。他曾以为曹操会是自己理想中的明主，会让自己有施展才华的机会，然而近身相处多年后，才发现最初对曹操的期望，不过是远观的幻象。
他和曹操想要的，从来就不同。
想明白这点后，徐幹反倒坦然。建安二十一年（216年），曹操称魏王后，徐幹以随征五六年，身体越发不好为借口，再次归隐。他没有如阮瑀一般，即便不快乐，也要咬紧牙关，在曹魏度过最后的岁月；也不像刘桢，遭受磨难后忍辱含垢，委曲求全。
对徐幹来说，仕途顺畅，我便作为，仕途不畅，那我退而求其次，回家著述，也没什么不好。从容来去，这样坦坦荡荡的月白风清，叫人想起古人所谓“君子绝交，不出恶声。忠臣去国，不絜其名”。
曹操或许留过他，但没留住；或许也和对待徐幹一样，知道两人为政理念不同，不必强留。总之，徐幹顺利辞官，回到家中。他原本以为岁月仍长，还有许多时间读书写字，钻研学问，然而两年后，也就是建安二十三年（218年）春天，洛阳瘟疫爆发，徐幹染病而亡，年仅四十八岁。
我向来不喜欢儒家，甚至写过“儒家多出伪君子，道法如何不丈夫”这样的话，然而读罢徐幹这寥寥数言的传记，才发现原来真的有人能经历理想破灭的挫折后，不抱怨、不失望，以豁达的心胸成全彼此的不同，而后退隐山中，安贫乐道。
也许正像元代郝经评价的那样：徐幹不慕名利，坚持志向，用一生时间，身体力行地贯彻了儒学思想——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