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1940年6月的危机中，由保罗·雷诺（Paul Reynaud）领导的法国政府放弃了巴黎，艰难地向图尔和波尔多转移，给巴黎警察总监罗歇·朗热隆（Roger Langeron）留下了严格的指令：他要带着手下的所有市政警察留在巴黎，以防政府缺席时发生共产党政变。他们要等到德军指挥部到来，确保在克里希（Clichy）、贝尔维尔（Belleville）和东郊、东南郊没有设置任何街垒。当然，毫无政变迹象，那时候的法国共产党很大程度上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完全陷于混乱。德国当局一到来，朗热隆先生就同他们取得了联系，并向他们保证，巴黎的1.5万名警察可以听从调遣。秩序得以维持。

当然，朗热隆先生和他的上级自过去的经验中吸取了教训，深知历史的可怕重量，在那种秩序下，在巴黎和法国明显无止境的冲突中，历史记忆和先例异常强烈的拉力。1795年5月，牧月时期的崩溃和军队对圣安托万郊区（Fauborg Saint-Antoine）的占领让巴黎过上了35年之久的太平日子，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创下了纪录，日后将得到证明。由于临时政府的明智决策——坚持让反法同盟军迅速部署到城内，1814年和1815年的权力翻覆并没有引发惨痛后果。巴黎保持了平静。路易十八甚至在一座他哥哥遭到谋杀的城市里建立了宫廷：这一做法体现了他自己的信心，由于大量王家近卫军的存在，此种信心也得以增强；它还是惊人的例证——他无比希望以“协和之王”（le Roi de la Concorde）和“宽恕之王”的形象来统治。就这两个目标而言，他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然而他既老且病，而愚蠢的后继者看上去没有忘记或原谅任何事情。

因此，蒙受祝福的35年间歇期过后，在1830年残忍血腥的“七月事变”中，整个可憎的状况重演了，受害者有数百人，他们的名字后来被刻在七月柱上，以示纪念。为了避免进一步流血，查理十世离开圣克卢宫（Saint-Cloud）前往朗布依埃（Rambouillet），从容不迫地到了海边，乘船前往英格兰。与此同时，愚蠢得不可救药、故作姿态的拉法耶特（Lafayette）再次现身，如同基督复临，来到了旧市政厅的阳台。在那里，他说服了篡位者路易－菲利普（Louis-Philippe）披上三色旗，这种伎俩奏效了，至少是在当时。

然而七月王朝据说几乎从一开始就显得缺乏魅力，因此令人厌烦，这是任何现代法国政权所能犯下的最严重罪行。人们称，法兰西人的国王自己就彻底无趣无聊，他讲话太多（特别是召集消防员时），还带着一把绿伞。他明白事理的首相基佐（Guizot）任职时间也太长了（事实上只有8年），所以也得跟着这位资产阶级的国王一起下台。时人这样评论拉马丁（Lamartine）：“德·拉马丁先生是那种为了消遣而去革命的人。”当时和他一样的人还有很多（事实上，今天也是如此）。这在1848年2月带来了新一轮杀戮。路易－菲利普和他的前任查理十世一样，保留了体面，得以默默离开。他在纽黑文（Newhaven）登陆，首先去了伊斯特本（Eastbourne），然后在萨里（Surrey）安顿下来。

那一年的选举中，外省的温和保王派获得了大多数选票。这些选举也被看作针对巴黎的大规模投票（其本意也是如此）。接下来是“六月起义”，通常的荒唐行径随之出现：进军华沙（的确是非常长的一次进军）和东部主要城区突然涌现的大片街垒。这场战斗一方是暴动者，另一方是自西部城区或外省调来的军队和国民自卫军，其过程相当野蛮，双方都出现了暴行，包括巴黎大主教在内的人质遭到当场处决。随后的镇压相当残忍，许多暴动者被射杀，还有许多被放逐到阿尔及利亚，因此创造出了新一代志在复仇的巴黎人：特别是那些受害者的遗孀或女伴。

奥斯曼男爵对巴黎的改建加重了不同城区之间的阶层差异，从而在巴黎东部和东北部创造了工匠聚居区，因此让事态明显恶化了。穆兰山丘（Butte des Moulins）被夷为平地，不守规矩的人群被迫东迁，自那以后，王宫区（Palais-Royal）就翻不起什么风浪了。然而，这种改建也让富裕的西部城区变得更加富裕，成了中产阶级家庭和他们众多用人的专属领地，通过将讷伊（Neuilly）、沙约（Chaillot）、帕西（Passy）和布洛涅（Boulogne）纳入巴黎城范围内，这一区域进一步向西延伸。

所以，阿利斯泰尔·霍恩（Alistair Horne）这本非凡著作的首要主题，也是书名《巴黎陷落》富有表现力地阐述的主题，就是对这个地区几近夷为平地的决定性毁灭。因此这可能被看作一个富有希望的主题，尽管是通过异常惨痛的人命代价实现的：受害者比1793年和1794年的恐怖时期要多得多。阿道夫·梯也尔（Adolphe Thiers）最为坚决地打定主意清算这个暴力而危险的城市和它对革命普遍性的尖锐宣称。历史学家笔下对此人多有贬损，至少在帕特里克·伯里（Patrick Bury）和罗伯特·图姆斯（Robert Tombs）最近那本资料翔实的传记对他进行重新评估之前确实如此。从本书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他突然将政府迁往凡尔赛，并将城市交给迷茫、毫无方向的公社，不仅决策果断，而且根本没有别的行动路线可供选择。他（和手下的部长们）离去了，在不幸的路易十六失败之处获得了成功。在不同的时间点上，许多顾问建议路易到鲁昂（Rouen）或布尔日（Bourges）去，而这些顾问都没有费心去研究地形或查看地图。梯也尔至少让他那仓促组建的政府和一帮鱼龙混杂的将军去了相对安全的凡尔赛。剩下的事情是令人惊讶的公社领导人完成的，他们在人数依然占优势的状况下并没能再追到那里。因此可以说，考虑到最后发生的事情，这位小个子以规模在19世纪空前绝后、骇人听闻的血洗为代价，将法国从它的首都拯救了出来。为此，他理应获得可观的声望。当然，冲突并非仅仅如此——临时政府在一边；争吵不休的公社领导人在另一边，后者获得了东部和东北部各区居民的支持。还要将普鲁士人考虑进来。作者一直恰如其分地注意到，应该将他们放进这幅图景，贯穿始终。结果，他们的在场一定程度上帮助梯也尔政府完成了任务——封锁了首都北边的大多数出口。

就同任何事件的编年史一样，不管是戏剧性的还是平平无奇的（在这个案例中是前者），通常都有各种各样的人——恶棍、傻瓜、明智者、受害者和处境凄惨者，还有不受约束的单纯旁观者，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是英国人和美国人。恶棍非常容易辨认：罗什福尔、皮阿、里戈（Rigault）、费雷（Ferré）。傻瓜组成了一整支大军，法国的“民族炮筒”和她的“民族救火队员”维克多·雨果在后面，夸夸其谈，大事鼓吹“光明之城”巴黎的普遍主义。正如霍恩先生的转述，他在这里呼吁法国的和平城市起来，捍卫它们极度（而且理由充分）厌憎的首都。“里昂，”他熟不拘礼地命令道，“拿起你的炮；波尔多，拿起你的枪；鲁昂，拔出你的剑（这是致法国最平静、最谨慎的城市的）；你，马赛，唱起你的歌，变得恐怖起来！”值得欣喜的是，它们都没有对这类慷慨激昂的呼告做出答复。后来出现了更加雨果式的夸大其词。“巴黎，”他宣称，“决心埋葬在自己的废墟之下，而不愿投降。”他收获了废墟。后来这个老傻瓜责备我们英国人在“文明之都”遭到围攻时袖手旁观。所以听到一位英国编年史家将雨果的一场演讲描述为“愚蠢无可比拟”时，我们相当满意。他活过了公社时期，当然踏上了流亡之路，在布鲁塞尔变成了个麻烦人物，因此比利时当局明智地让他搬家，他在卢森堡了却余生。其他傻瓜还有一大堆，尽管都不能和雨果相提并论：包括装腔作势的甘必大、无法容忍的路易丝·米歇尔（Louise Michel）、令人厌烦的叶卡捷琳娜·季米特里耶夫（Elizabeth Dimitrieff）、爱出风头的贝热雷。

明智者中，首先要提及耐心的朱尔·法夫尔（Jules Favre）。然而格莱斯顿（Gladstone）和他的外交大臣格兰维尔（Granville）都值得花些笔墨。他们都对法国的困境抒发了同情，然而坚决拒绝卷入其中。有些人可能会指控他们装模作样，但是我觉得，他们只是展现了卓越的判断力。

这些可怕事件的受害者数不胜数，至少有2.2万人，他们中许多人没有留下名姓，尽管可以通过万塞讷（Vincennes）的临时军事法庭文件考证出一部分。立刻就能想起的是两位著名受害者：一位是顽固而值得尊敬的路易·罗塞尔（Louis Rossel），正规军军官，法国新教徒和苏格兰女子所生，最终出于爱国主义加入公社，试图将最小限度的纪律带入公社军队当中；另一位是法兰西大主教达尔布瓦（Darboy）阁下。

让这部战争和暴力编年史更加恐怖的是让人想起西斯莱（Sisley）早年画作的地形：塞纳河谷、马恩河谷、经常泛滥的河流、积雪下的河畔村庄，一串让人安心的地名，不少自巴黎步行可达；还有那些让人联想起周末和开开心心休闲时光的：维利耶尔（Villiers）、尚皮尼（Champigny）、茹万维尔（Joinville）、奥尔日河畔埃皮奈（Épinay-sur-Orge）、布吉瓦尔（Bougival）、吕埃尔（Rueil）、热讷维耶（Gennevilliers）、伊西（Issy）、破晓（Le Point-du-Jour）山。赭色石材修建、带有绿色百叶窗的舒适房子被掀开了屋顶，墙上大洞一个又一个，白杨树被折断了，参差不齐。战争来到了恬静、之前平平无奇、相当漂亮的乡间。

在这份对战争和革命、起义、镇压的记录中，几乎没给幽默留出什么空间。然而我还是能找到一些：“讽刺的是，卖给一名英国通讯记者的羊肉其实是狼肉。”以及当“流血周”时，整个巴黎陷入火海，自圣日耳曼观景台（Terrasse de Saint-Germain）上式样入时的亨利四世亭（Pavilion Henri Ⅳ）越过塞纳河大转弯看过去，不少建筑物似乎着了火，其中之一像是卢浮宫，“一名大块头女子喊道：‘但愿烧的不是百货商店！’”她似乎能分清轻重缓急。

* * *

在《巴黎陷落》新版中，作者吸收了此书1965年首版以来的许多学术成果，包括1971年公社百年纪念时出版的大量著作。对战争本身、漫长的围城、几近断粮、在节日的欢乐轻松氛围中近乎偶然成立的公社和其后糟糕透顶的事件经过，他这本书提供了几乎最全面的记述。这是对法国现代史上最阴沉时刻之一的精彩描绘。在另一场革命的二百周年之际，我们最好记住，革命不光是在街道上跳舞、人民的节日和共同狂欢的愉悦场合。它同样意味着私刑处决和横死街头。

理查德·科布（Richard Cobb）
伍尔弗科特（Wolvercote），1989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