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村落的定义与内涵
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文明古国之一，中国拥有悠久的文明历史，创造过包括农耕文明在内的灿烂辉煌的文化。
在长江流域，湖南道县玉蟾岩出土了距今约1万年的人工栽培稻标本，成为研究水稻起源最早的实证。同时出土的还有当时被捕获的天鹅、鸳鸯等鸟类的骨头和猕猴桃、梅等果实标本，尤其是世界上最早的陶器遗存物证，表明了当时的先民已经从采集渔猎转向农业耕作。在浙江余姚的河姆渡遗址，出土了距今7 000多年的稻谷遗存和农业工具，表明当时原始稻作农业已进入耜耕阶段；而大量的干栏式建筑遗存，则直接开启和印证了今天广大南方地区包括西南少数民族住宅形制与居住形式在内的先声与源流，说明中国南方的传统村落已经初步形成。在黄河流域，距今7 000年的仰韶文化，以无与伦比的彩陶器物形成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彩陶时代。这一时期的先民运用刀耕火种的方法和土地轮休的耕作方式，开始了粮食作物粟以及蔬菜的种植。河南渑池出土的半地穴式的方形建筑，则已经构筑起了远古村落的基本格局。黄河中下游地区，距今4 000多年的龙山文化出土的大量胎骨紧密、漆黑光亮的黑陶，表明陶器的制作工艺在原来彩陶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而大量石器、骨器和蚌器的出土，则表明当时的先民已经开始了以农业为主而兼营狩猎打鱼、蓄养牲畜的生产方式，见证远古村落中居民的生活丰富多彩与文明的演进过程。
今天，虽然经历过无以计数的天灾人祸，各个极具地域风格与民族特色的传统村落仍然有不少遗存。它们遍布辽阔广袤的中华大地，给我们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带来深远重大的影响，有已经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宏村和西递、开平碉楼与村落、福建土楼，有被列入《中国世界遗产预备名单》的山陕古民居、江南水乡古镇、苗族村寨、侗族村寨、藏羌碉楼与村寨，有自2012年以来先后共5批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6 819个村落。这些都是人类文化的宝贵财富，也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文化遗产。在这类名单之外的更多普通而历史悠久的传统村落，更是数不胜数，它们如同一颗颗灿烂的星辰，散落在中华大地。只要我们离开城市，传统村落的气息就扑面而来。甚至在现代都市中，我们也能够感受到传统村落文化的存在。可以说，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中都流淌着传统村落文化的基因。亲近传统村落，就是在寻找我们的文化之根。守护住了传统村落，就是留住了中华民族可供安放的乡愁。
那么，在这片960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上传承了上万年源远流长且凝聚着中华民族智慧和汗水的中国传统村落，究竟有着怎样的文化内涵和文化特质？其基本的文化内核是什么？由于受到传统文史哲研究体制与框架的制约，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其被弃而不问，故鲜而有闻，或闻而不详。叶舒宪先生在论及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与小传统时说：“几百万、上千万平方公里的山河大地也可以当作一部大书来看和读。”其实，成千上万的中国传统村落，何尝不是一部部鲜活的并正在续写的中华民族文明史？
何谓村落？《辞海》中只给了两个字的注解：“村庄。”《辞源》中给了六个字的注解：“乡人聚居之处。”“村落”是个汉语词汇，有关“村落”的称谓，很早就出现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如《三国志》：“入魏郡界，村落齐整如一，民得财足用饶。”晋代崔豹《古今注》：“四顾荒郊，村落绝远。”《北史》：“吏人如丧亲戚，城邑村落营斋供……”唐代张守节作《史记正义》，注《史记·五帝本纪》“一年而所居成聚”时，言：“聚，在喻反，谓村落也。”又注《史记·秦本纪》：“筑冀阙，秦徙都之。并诸小乡聚……”“万二千五百家为乡。聚犹村落之类也。”“村落”一词，在魏晋以降的古代文献中出现的频率就更高了，在此不必一一赘述。
广义上的村落常常被理解为“乡村”“农村”，即指以农业生产为主体的广大聚居地域；狭义上的村落就是乡人聚居聚落，属于自然村，有一定的边界特征。鉴于此，我们认为，村落作为人类生产、生活、居住和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等活动的一类场所，它至少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作为实际存在的聚落，它首先是物质实体空间，体现为明显的聚合性，具有一定的地域范围，是自然要素与人文因素共同作用而形成的地域综合体，包括空间构成的房屋、道路、景观、设施、工具和土地等可视性内容；二是作为社会群体的活动单元，它也是非物质社会空间，体现为聚族群体性和血缘延续性的特质，具有一定的社会活动范围，是血缘关系、亲缘关系与地缘关系高度重合的社会单元，包括关系构成的组织、制度、语言、风俗、道德、宗教、经验和技术等不可视性内容。换言之，村落就是物质实体空间和非物质社会空间高度重叠的地域空间，它是农林渔牧业人群长期生活、聚居、繁衍的边界相对明晰的社会单元。
村落作为建立在血缘和地缘基础上的小型聚落，村落有自身的范围与活动空间，具有封闭性、保守性、宗族性和地域性特点，它包含于乡村，但不能等同于乡村。因为乡村的指代更为广泛，通常指非城镇化的地区，包括自然村与行政村，而村落一般具体所指为聚落实体，是乡村的基本单元。村落的发展历程可以映射乡村的变迁，但村落史不能完全等同于乡村史，它们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是逻辑的内涵与外延关系。不论是施坚雅的“市场理论”
、杜赞奇的权力文化网络，还是费孝通的社区论，抑或是贺雪峰、李培林的多元边界论，事实上都认为村落是有界限的，因而不能将村落简单类同于乡村的概念。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给“村落”下一个大致的基本的定义，即村落是由古代先民在农耕文明进程中，在族群部落的基础模式上，进而因“聚族而居”的生产生活所需而营造的具有一定规模、相对稳定的基本社会单元。村落与村落文化的内涵虽不尽相同，但关联紧密。“文化”是个舶来词，源自拉丁文“cultura”。这个词原来具有耕种、居住、敬神等多重意义。由此可知，村落和文化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而且都是农耕文明的产物。村落是基础，文化是内涵。同时，村落与村落原住民是文化载体，文化又因载体而不断传承和衍生。
中国传统村落是中华民族先民由采集与渔猎的游弋生存生活方式进化到农耕文明定居生存生活方式的重要标志，是各民族在历史演变中由“聚族而居”这一基本族群聚居模式发展起来的相对稳定的社会单元，是中国农村广阔地域上和历史渐变中一种实际存在的历史最为悠久的时空坐落。作为社会单元内在结构最为紧密的小群体，中国传统村落的空间形态多样、文化成分多元，蕴含着丰富深邃的历史文化信息。其通过相互关联、内在互动，不断传承内部文化，发挥社会功能，成了社会有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根本的基础。从湖南玉蟾岩出土的距今约1万年的人工栽培稻标本来看，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拥有上万年历史的农耕文明史大国。以农耕渔猎为基础的村落，因其地理环境、人居条件的差别，逐渐形成了不同地域、不同形态的“村落文化”。这一由基本族群聚居模式发展起来的社会单元，使得村落文化具有聚族群体性、血缘延续性的特质；它承载了中国久远悠长的文明历史，因而极具民族文化的本源性和传承性；村落成员的生产生活以及与之相关的有形或无形的文化形态，从表面化一般形式的呈现到隐性化深层次的内在文化结构与内涵，代表着中国历史的文化传统，体现着“社会人”由单一个体到家庭家族，进而到氏族，最后归属于民族范畴，再直接引申到“国家”概念的文化层面的全部含义。自秦汉以来，按传统的儒学归纳，中国传统村落可以说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文理想最具基础性和根本性的文化依托。
不同历史时代和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所形成的传统村落，承载着大量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信息，是我国宝贵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更是世界人类文化遗产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