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环境

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更趋严峻、复杂、多变。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深度调整，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国际经贸规则加速变革，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增强，中美经贸摩擦仍存在着较强的不确定性，给中国乃至全球经济带来更大变数。中国既是全球供应链中心，又是世界重要的需求来源地，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关联度变化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世界经济平稳运行的影响不容忽视。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长河来看，当前全球正处于二战后第三次格局转换的大调整期，未来30年将是全球新一轮经济格局变革、政治版图塑造以及国际秩序重构全方位深入展开并逐步形成新的全球经济体系的重要时期，这既是中国面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国际各种潜在矛盾的凸显期和风险高发期。同时，随着中国更加深入地融入全球政治经济，中国因素也正成为影响世界形势变化的重要内生变量，未来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也将对全球政治经济的走势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为此，中国应积极把握和顺应世界格局的发展趋势和阶段性特征，趋利避害，从而为顺利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基础和保障。

2021—2050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速将放缓至2.5%左右，世界经济长期增长动力正在逐渐减弱，原因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1）人口红利逐步消退。由于受到资源、环境、生态等方面地球承载能力的限制，未来全球人口增长将呈现逐步下降趋势。据联合国推算，世界整体的劳动年龄人口比率已在2013年达到顶峰，长期人口增长率将急剧下降，再加上劳动成本上升压力增强，最终将影响全球企业的生产率，从供给方面给经济增长造成压力。

（2）发展中国家面临转型。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发展中国家的结构转型步伐将加快。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快速增长主要得益于较高的国民储蓄率，但是2020—2050年，这一特征将发生转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储蓄率将从2014年的峰值34%下降到2030年的32%。储蓄率下降将迫使部分发展中国家由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转变，同时以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比重将提高。

（3）技术进步成为经济的主要支撑。在传统生产要素产出效率下降的背景下，人力资本质量提升与技术进步将成为支撑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2020—2050年，伴随受教育程度提高，主要国家的劳动力素质将得到改善。

（4）区域经济增长重心转移。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增长的重心逐步由欧洲、北美洲向亚洲地区转移，预计在21世纪中期，世界经济的重心将逐步由亚洲向非洲地区转移。

（5）能源需求持续上升。国际能源署（IEA）《能源技术展望2014》认为，在过去几年里，风电和太阳能光伏发电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全球的可再生能源份额在2011年增长到20%，在2℃情景下，2050年可再生能源的份额将达到65%，将实现能源系统脱碳。要实现2050年达到2℃情景的目标，需要44万亿美元的额外投资，抵消超过115万亿美元的燃料节约，从而实现71万亿美元的净节约。

基于以上诸多因素，初步预计，2021—2030年世界经济平均增速为3.4%，2031—2050年世界经济平均增速为2.7%。

未来30年将是中国的经济、社会向更高层次发展的重大变化期。世界经济的增长动力和变化格局将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诸多新的机遇，但也会面临并需要克服一些重大困难及挑战。一方面，全球经济正处于大发展、大调整、大变革阶段，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能力与条件也将发生重大变化，这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技术、市场、资源、国际规则以及金融改革等方面的新需求；同时，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各国的相互依存不断增强，中国将借“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丝路基金等举措深度融合全球经济。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区域贸易投资合作需要克服诸多难题，世界新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将导致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进一步加剧，全球金融危机后的经济转型将使未来的世界经济发展面临更多未知的风险和更趋复杂的问题；同时，全球气候变化导致的环境和生态问题将变得日益突出，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将使“后美国世界”的主角博弈变得更加激烈……这些因素将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而各种社会矛盾复杂交织也将使中国的经济发展面临更大的脆弱性。总体来看，未来30年外部环境中的有利因素与不利因素叠加交织，对中国的影响将呈现机遇与挑战并存且机遇大于挑战的根本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