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修订版自序

深秋时节，天高气清，碧蓝的天色将红黄相间的树叶映衬得格外鲜艳，午后的阳光从窗外斜射进来，四周寂静无声：在这样的时刻修订这本鲁迅的思想传记，一行一行地重读八年前写下的字句，我的确有一点惊讶：那时候的笔触怎么会这样放肆，一点都不掩饰自己的阴郁和愤懑？回想起来，就在结束这本传记、将书稿送交出版社的时候，那流溢在字里行间的激愤之情，已经使我感到不安，第二年重印此书，我特地在后记里写道：“置身今天这样的现实，一个人要始终平和，怕也很难做到。但是，你却不能让愤激占满你的心胸。”“愤激固然给人勇气和激情，却也容易败坏人的幽默感，使人丧失体味人生的整体感和深邃感。我甚至相信，这是严酷的生活给人造成的一种深刻的精神创伤，因为它正是来自绝望，而且和疯狂、和丧失理性相距不远。”但是，一面这样反省着，一面却也很明白，那愤激依然在我的身内持续滋长，我所以把话说得那么重，就是因为强烈感觉到了它那种仿佛不可遏制的力量。七八年过去了，眼前又新添了许多大起大落、悲欢交杂的景象，或许它们能令若干昔日的愤者转涕为笑、欢欣鼓舞，但在我，新的景象却似乎总是会唤起旧时的记忆，互相映照，而使原有的种种心情更为牢固。不过，和七八年前不同，我现在不大愿意再那样放纵阴郁的心绪，更不愿意再那样放肆地宣泄这心绪了。

为什么呢？自这本书问世以来，我陆续收到许多读者的来信，有赞扬的，也有批评的，有特意提供资料、供我用来增强某一处论述的力量的，也有排列证据、要我相信某一个论断并不正确的，当然，我也能想象，还会有非常不满意以致不愿意当面来指摘的。所有这些不同的反应，都使我感到高兴，一个人辛辛苦苦写一本书，不就是想要引人阅读、彼此交换，至少也是激发读者的新的感想吗？即便某位读者愤而将书扔出窗外，也是因为他至少认真读了其中的一部分，而为此重温，或者更坚定了他自己的看法。但是，拆阅了若干年轻读者的来信以后，我却高兴不起来，甚至还感到了某种担心。

这是一些非常年轻的读者，有的刚进大学，有些还是高中生，他们以各不相同的词句，表示对这本书的欣赏，而理由却大致相似：你“剥掉”了鲁迅的“神”的外衣，让我们看到了“人”的“真实”，尤其是“人”的“软弱”、“渺小”和“卑劣”……我还清楚地记得，一位广州的高中生用了“卑劣”这样严重的断语之后，特地在信中解释说，他这是指人的本质性的“卑劣”，而非指鲁迅个人的品质。尽管如此，这些年轻读者的热烈的激赏，还是令我暗暗不安。我不禁想起鲁迅当年的犹豫，他一面忍不住在笔下袒露“内心的黑暗”，一面却又担心这袒露会误导青年。在一封私人通信当中，他甚至说，倘若有谁以他为是，他反会觉得悲哀。在这本鲁迅传的初版序言里，我曾经郑重地录下他这些话，而以偏还要以他为是的后辈自居。哪里想得到，一旦书出版了，我的位置即刻就转到了另一面：现在是我来为自己的放肆不安了！记得最初读到鲁迅那封信的时候，大概是二十年前吧，我并不理解，甚至还隐隐地觉得他有点矫情；以后年岁日长，阅历渐多，似乎有一点懂了，但也还是未能深悟。就是现在吧，我也不敢说已经全懂了，但毕竟因了现实的教训，也因了位置的变换，我对鲁迅当年的犹豫，是有了自觉深一层的认识了。我所以会有上面所说的那些“不愿意”，就正和这个认识有关，在这篇新的序言里，我也就想来说说它。

鲁迅曾在一封给许广平的信中，清楚地解释过自己的犹豫：“我虽觉得唯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终不敢断定是否一定如此。”人生是这么丰富而多样，一个人只要打开了一定的视野，又积累了较多的经验，就不大可能被某一种意识完全压倒，即便他有意沉入其中，也会有另一些同样来自他内心深处的冲动、意念和情绪，不断地跳出来阻挡他。所以，鲁迅这种一面确信、一面自疑的矛盾心理，正是许许多多置身动荡时代的知识分子共有的心理。即如今日中国的知识分子，面对如此纷乱的内外形势，只要想得稍微深一点，就多半会觉得事情复杂，不敢轻下断语吧。当然会有基本的倾向，会有大致的判断，当针对某一件事情，或专注于某一个层面的时候，甚至还会有斩钉截铁的宣告，有仿佛不容置疑的鼓吹。但是，就在作着这样的鼓吹的同时，认真的知识分子却会自觉到内心还有别样的声音，即便特定的社会形势，逼迫他只能从一个角度摇旗呐喊，当静夜沉思的时候，他却总要无声地自问：事情是不是还有另外的一面？该如何把这另外的一面——或几面——说出来？

我想，这大概就是为什么，面对与自己阅历相仿、思想也比较复杂的人，鲁迅每每还敢尽兴而谈，他相信那听者自有稳固的人生见解，即便你把世界涂得一团黑，他也知道还有别样的色彩，不会真以为人生全无亮光；他更相信那听者懂得人的复杂，即便你始终紧锁眉头，他也能理解，你并不是只有这一种思路。不用说，这也就是为什么，一发现对面是历世尚浅、天真轻信的青年，鲁迅就立刻要犹豫了：万一他信了你，真以为真情就这么简单，或者他认同你，也一味地愤不欲生，你怎么办？世界已经是这样复杂了，知识分子的工作应该是使人丰富、使人多思，使人有能力对付这错综复杂的局面，不至于被邪恶的势力转晕了头。倘若弄到最后，你那些意在激发热情和勇气的言辞，竟又会引人坠入片面和简单，你怎么可能不犹豫呢！1927年7月，鲁迅会那样沉痛地自责，说自己不过是在制造人肉宴席上的“醉虾”，一层未及明言的隐疚，也正是在这里吧？

倘借用鲁迅这个“醉虾”的比喻，我就觉得，像我这样的一代人，依然不断在目睹和亲历“醉虾”的扑腾。从我童年的时候起，种种培育“醉虾”的饲料和器具，就堆满了我们的生活。“文革”初期，那拥挤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喊哑了嗓子的“红卫兵”，不就是大群大群的“醉虾”吗？回想自己在少年时代的种种愚昧举动，我更禁不住要推断，与我年岁相仿的人，恐怕是很少没有被做成，至少是曾经被做成过“醉虾”的吧。脑子昏了，却能弹跳，这是老饕对“醉虾”的基本要求，因此，只要社会依然在封闭信息、阻拦交流，依然在禁锢思想、摘除异端，你就依然还是被泡在厨房的大酒缸里，与清溪和绿野隔得很远。

当然了，时代不同了，这“封闭”和“禁锢”的手法也就不同。旗号可以改，内容也可以换，只要还能用种种机械狭隘、非此即彼的思路套住你，就不难继续把你送上权势者的席面。你不是很厌恶“黑”吗？那好，我就给你“白”，所有的都是“白”，直灌得你除了“白”以外，什么都看不见，只要裹着白布的，你一概跟着走：你似乎是远离了“黑”，却依旧昏昏懵懵，不辨东西，还是一枚虾！这些年来，那种惊栗于旧时的专制和穷困，于是不问青红皂白，只要你说是“现代化”，就一定赤诚拥戴的人，似乎日渐增多。可是，那些顶着“现代化”的新名，却又仿佛似曾相识的欺哄和盘剥，偏偏不断落到他们头上——当目睹这样的景象的时候，你会不会又发生仿佛置身厨房的幻觉呢？

大凡读过鲁迅的文章的人，都会记得他的这个思想吧：专制本身并无多大的力量，它的力量其实来自民众的愚昧。鲁迅后来更发现了，这愚昧并不只是麻木，它还包含着怯懦和苟且偷生的决心。七十多年过去了，“专制”也罢，“愚民”也罢，情形都和过去大不相同，“全球化”席卷天下，连“愚民”这样的词也快要被人忘记了。可是，我有时候却又觉得，现实的生活并没有停止制造“愚民”。竖着雪白的硬领，甚至有学士和硕士文凭，却对时尚毫无抵抗力，欣欣然陶醉在广告和传媒编织的梦幻中：这是否也是“现代”的一种“愚民”呢？在鲁迅笔下，“愚民”就并不只有阿Q那一副衣衫褴褛的苦相，而也有长袍马褂、满脸红光的福相的。

现代生活一面给“专制”之类的词注入新义，一面也就在重新解释“愚昧”和“麻木”。倘说今日世界上的专制势力，已经更多是运用意识形态的统摄力量，而非仅仅是挥舞手铐和机枪(当然，我必须要说，那种依旧主要是依赖暴力的专制势力还远没有从人们眼前消失），那么，今天的人民的“愚昧”和“麻木”，也就不只是表现为旧式的浑浑噩噩，而更是表现为头脑的机械、思路的狭隘，表现为那种无力，也不习惯从多方面去理解现实、总是被流行意识牵着走的被动的精神状况。我甚至想说，今天的社会黑暗的很大一部分力量，正是来自我们头脑中的那些简单机械的思维习惯，来自我们对“现代化”之类空洞名目的崇拜和迷信。旧的桎梏还未崩溃，新的专制已经登场；旧式“愚民”的数量依然庞大，新“愚民”的群落却又已初具规模：面对如此复杂的现实，你会不会疑心，任何单一方向的呼喊和介入，最终都可能引发出乎意料的后果，甚至完全偏离初衷？

说实话，那些年轻读者的激赏，在我心中正是引发了这样的一种疑虑。我和他们大约相差二十岁，可以说是两代人了，但是，一个因长期停滞而陷入突变的社会，又完全可能使不同年龄的人经历相似的心理冲击，譬如那一尊主要出自御用“学者”之手、有点像教主，又有点像打手的名之曰“鲁迅”的神像，就不但是我这一代人从小便见惯了的，也是1980年代的大多数中学生甚至小学生，都不得不在课本中天天面对的；那从1980年代晚期开始升腾、一波比一波更猛烈的“市场经济改革”的浪潮，更是将我和许许多多长我，或者少我一辈的人，都卷入了同一场社会变动的旋涡。这就使许多本来可能互相隔膜的人，因了在旋涡中一同挣扎、起伏的命运，而彼此能够了解。

所以，我想我是能够懂得那位广州的高中生为什么要用“人类”的“本质性”的“卑劣”来形容鲁迅的，他对那教主兼打手式的“鲁迅”的反感，他对那用了形形色色的材料——鲁迅不过是其中之一——来编织虚伪的道德网罟、企图控制人的全部生命律动的意识形态的厌恶，他那因此而调头他向、不惜从相反的方面来理解人性的愤激的心情，我是太熟悉了，我自己就曾长久地陷溺其中，至今还常常摆脱不了。而唯其有过类似的心理体验，我对这些混杂着青春的激情、幻灭感、反抗意识和好走极端的冲动的愤激情绪，就不会仅仅像十年前那样一味赞赏了。当强烈厌恶过去涂在鲁迅脸上的那些涂者以为光辉、观者却嫌其枯陋的油彩，禁不住要一洗为快的同时，我们是不是也要警惕，不要把那些油彩和鲁迅本身混淆起来，以为他真是一半教主、一半打手呢？当不满于过去对鲁迅的种种无谓的神化，于是特别去刻画他的凡人的喜怒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得留心，不要把这“凡人”理解得过于狭隘，以为它就是平庸和卑琐的同义词？当然不应该再像过去那样，继续趴在地上仰视鲁迅了，你甚至不妨看他作自己的同类，也是一个社会旋涡中的挣扎者、苦斗者，甚至失败者。但是，唯其如此，我们就更不能忽视那挣扎背后的深思，苦斗之中的坚忍，失败所蕴含的启示：与天神的轻松的凯旋相比，凡人的苦斗之后的失败，才更值得深思，也更令人尊敬。鲁迅一生所经历的，当然最多是痛苦，他的思想的特质，也确实偏于阴暗；但是，他也收获了许多别样的经验，精神上更有许多别样的特质，如他的幽默感，他的深入骨髓的智力上的优越感，更不必说那种锲而不舍、强自乐观的战斗意识了，它们同样构成了鲁迅精神世界的重要部分，倘若以为他就只有一副痛苦的表情，思路永远都是阴暗，那就太简单，反而暴露出我们自己的幼稚了。

不仅如此。在今天，许多像我这样年龄或者比我年轻一辈的人，还分担着一种共同的精神缺陷。由于自小接受的教育的偏颇，也由于现实环境的限制，我们对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其实是相当隔膜的。许多重要的历史事实，我们都不知道，许多复杂的历史情境，我们也无从想象。可是，今天的中国人的生活，正是这一段历史的产物，因此，我们对这历史的无知，必然会影响我们对现实的理解，限制我们对未来的想象。比如说，进入1990年代以来，在你我周围，迅速冒出了这样一种意识，它将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径直理解为追求“现代化”的过程，又将这“现代化”，径直理解为“美国式的生活”，再将这“美国式的生活”，径直理解为“市场经济”和“效益至上”，最后将今日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径直判断为通往“美国式生活”的入口：这是多么粗暴、片面、充满了妄断的意识！可是，就是这样的一种意识，最近十年间，经由各种商业广告和传播媒体的散发，居然广为流传，在许多地方甚至成为时尚。这当然有很多深刻的原因，无法在这里一一论述。但是，我们对最近二百年的中国历史的无知，由此导致的对最近二十年生活记忆的简化，这无知和简化的互相支持、恶性循环，是否正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用说，这无知和简化相激相助的情形，在1990年代我们对鲁迅的理解中同样暴露出来。因为不了解一百五十年前，乃至一百年前的敏感的文人们是如何理解和应对近代中国的历史困境的，我们就很容易无视那将鲁迅深嵌其中的思想的背景，仿佛他是像孙猴子那样从石头里蹦出来的。于是，不是觉得他太古怪，就是以为他太落伍。同样，因为陷入了对社会前景的单面的想象，将“传统”和“现代”看得如同水火，再拿这单薄的想象去反套鲁迅，我们就很容易肢解和简化他，甚至轻视他，不能领会他思想中那些深邃而真正独特的意蕴。因为丧失了对最近半个世纪的生活的大量的记忆，我们甚至会陷入对“精神”本身的极度的冷淡，对“人”的根本的怀疑，我们会以为所有精神性的东西都是靠不住的，人性中除了自私和自利之心，就没有别的重要部分了：你戴着这样的眼镜去看鲁迅，不对他发生错觉，以为是一块压迫你的重物，那才奇怪呢！这结果，就是我们对鲁迅的许多激烈的判断和批评，最后都可能曲曲折折地汇入那粗暴、片面的流行意识，推波助澜，将社会驱入麻木、粗陋的不堪的境地。甚至还可能被利用、被改编为制造“醉虾”的一味作料，与那精神厨房的酒缸为伍。

我当然愿意相信，我的这一本鲁迅传记，是能够避免那样的厄运的。这一次重读和修订它，我并没有做大量的修改，这固然有身在异地、缺乏资料等的原因；但最主要的，还是在于我依然觉得，正应该这样来描述鲁迅。在这本书问世以前，中国——也不仅仅是中国——的读者已经读到了大量的鲁迅传记，它们之间或各有差异，但似乎都将叙述的焦点，对在了鲁迅作为革命家、战士、青年导师乃至唯物主义信徒的那些方面。尽管这些传记中有相当一部分，并没有参加到那塑造教主兼打手式的鲁迅神像的工程当中，并因此获得了程度各异的思想、学术或文学价值，但它们那种铺天盖地、互相映照的浩大声势，还是在客观上造成了对鲁迅的明显的简化、割裂，甚至严重的遮蔽。当然，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常的情况，那是说来话长，不能仅仅责怪这些传记的作者的，我这里也就不多说了。但是，我所以会这样去理解鲁迅，所以要写出这样一本明显侧重在鲁迅的精神痛苦和思想悲剧的传记，甚至所以会那样放肆地宣泄我自己的愤懑情绪，一个并非不重要的原因，却正是在这里：我想要打破那一味将鲁迅往云端里抬的风气，想要表达对鲁迅的多样的情感，不仅仅是敬仰，是热爱，还有理解，有共鸣，甚至有同情，有悲哀；我更想要向读者显示生活的复杂和艰难，不仅仅是鲁迅，也是我们自己，不仅仅是过去，也是现在和将来。

当接到那熟读了过去的种种鲁迅传记，反而愿意表示偏爱的读者的来信，当听到若干同代人从书中读出了对于鲁迅的近于执拗的热爱的时候，我的确感到欣慰：一种对于彼此能够沟通的欣慰，一种得到了真正的理解的欣慰。但是，另一些非常年轻的读者的来信，却逼迫我不得不去设想另外的情形：如果是一个1980年代中期以后才出生的年轻人，既不知道过去的时代曾如何神化鲁迅，甚至也只读过很少的鲁迅的文字，他会不会因为我的这一本书，而形成对鲁迅的另一种片面的理解呢？如果他正受着种种流行风气的熏染，也开始轻蔑一切与理想、热忱、信任和献身有关的事物了，再读了我对于鲁迅的精神悲剧的强调，他会不会更增添一份对那轻蔑的确信呢？如果很不幸，他又属于那严重缺乏对近代以来的历史的基本了解，甚至对十年前的记忆也日渐淡漠的人群，我对于鲁迅和他那个时代的阴暗的描述，特别是溢出笔端的那些缺乏节制的愤激情绪，会不会反而助长了他对社会变迁的简单化的判断，甚至怂恿他跃入对未来的盲目的轻信？

当然了，世界这么大，光是中国人，就有这么多，任何一个作者，都无法预料他写下的文字的效果，他也完全不必为他所不乐意的可能的后果而过分斟酌，只要自己确认的，就尽可放笔直书。但是，我却似乎难有这样的洒脱和豪气，单是上面所列的那些假设，就已经令我深感不安；而内心更有另一个声音，不断地追问我：你真是完全信赖你在这本书中对鲁迅的全部描述吗？你真觉得它们不会有错吗？对鲁迅，你就真是没有别的理解了吗？

这本书刚一出版，就有朋友建议我扩大篇幅，将那些故意简略的部分充实起来，汇成一本比较厚重，也显得更为全面的论著。现在看起来，这确实是我应该做的工作。虽然以我的偏执和主观，我大概很难写出真正“全面”的文字，但向读者提供较为复杂，也更能促发多种想象的论述图景，却是我应该努力的方向。说实话，由于预定的研究和写作计划，更由于欠缺对鲁迅的新的认识，我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怕还无力完成这个重写的任务。当这一次再版的时候，我就只能在正文之外，增加一个附录。其中选收的两篇旧文，本是作为学术论文写的，它们对鲁迅的有些分析，可能比正文中那些相关的传记式的描述，要深入一些；另有两篇新写的短文，意思都很简单，但和正文相较，论述的侧重已经明显不同。我非常希望这个附录，能和这篇序言一起，构成对本书正文的一个补充，倘若因为我的固执，这修订过的传记的正文，依然可能造成我所担心的某些后果，我就盼望，这新的序言和附录，能够——哪怕是部分地——对那后果做出弥补。

置身在这么一个纷乱的时代，你有时候真会觉得，许多看上去非常复杂的论说，其实都是在掩盖，或者回避什么东西，与其淹在那些闪烁其词、不着边际、貌似全面而居心可疑的论说的泥潭里面，眼看着社会愈益倾斜而动弹不得，不如干脆跳出那泥潭，直截了当，怎么想就怎么说，虽然粗暴、简单，却能够拨开迷雾，击中要害。但有时候，你又会强烈地感觉到，面对这愈益复杂的文化和社会形势，再像譬如1980年代的许多时候那样，抓住一点就全力投入，甚至以“深刻的片面”自喜，那是远远不够的。应该想得更复杂，应该尽可能地兼顾不同的方向，因为今天的许多敏感的知识分子，事实上已经处于鲁迅所说的“横站”的位置，而且这“横站”的含义，绝不只是限于对“敌我”的确认。当这两种意识在我脑中交缠的时候，我确实感到言说的困难。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感觉大概还会逐渐加深。两年前初读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我印象最强烈的，就是作者对那种不得不同时向几面作战的艰难境遇的认同。去年春末，科索沃事件在欧洲和中国知识界引起的轩然大波，更使我亲身感受到了单执一面的思想立场的乏力。也许，七十多年前，鲁迅从个人经验中概括出来的那个“横站”的概念，正预示了对21世纪人类的复杂境遇的领悟，而成为对今天世界上许多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的缩写？如果真是如此，那我反倒可以安心，可以坦然地去面对那虽然云遮雾罩，却毕竟有迹可循的社会压迫的挑战，并为此而不断地重返那些能持续滋养我们的精神资源的深处了。不用说，鲁迅就正是其中一处强烈吸引我的地方，而这一次的修订工作和这一篇序言，也正是一次重返和对这“重返”的心得的一段粗略的记录。

2000年11月，波士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