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疆尔界:“门罗主义”与近代空间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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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门罗主义”与空间政治的四个层次

在描述本书的问题意识与研究方法之后,接下来需要交代其结构与具体内容。全书前三个章节分别探讨“门罗主义”话语在美国、德国与日本的演变,后两个章节探讨近代中国与“门罗主义”话语的复杂关联。对于“门罗主义”话语的演进而言,大英帝国一直是一个重要的推动者,但由于这一主题与美、德两国的密切关联,本书的处理方式,是将与英国相关的内容,分散到论述美国与德国的两个章节。西班牙、法国等国与“门罗主义”话语的关联,本书也作类似处理。

先来看“门罗主义”在其原产地的发展演变。英语中的“Monroe Doctrine”一词出现于19世纪50年代,是对美国詹姆士·门罗总统在1823年所发表的国情咨文中主张的美国外交政策原则的追溯式命名。(51)然而,在这一命名出现之时,美国政府对于门罗总统政策的解释,就已经与门罗总统的原初关注有所不同。从19世纪50年代以来,“门罗主义”概念更是经历了一百五十多年的演变,被不同的政治力量赋予了丰富多彩,甚至于光怪陆离的含义。

美国19世纪的“门罗主义”使用的标志性口号是“America for the Americans”(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一个原本起源于19世纪50年代本土排外主义运动的口号。(52)“门罗主义”在诞生之初,就与“美洲”、“西半球”或“新世界”的空间单位意识紧密关联在一起,它是对欧洲列强刚建立不久的、以君主制——王朝主义为正当性原则的维也纳体系的反抗,是对神圣同盟干涉拉丁美洲革命的拒斥,有着清晰的保护新大陆共和政体的诉求。人们常将19世纪的“门罗主义”与“孤立主义”相关联。然而,“孤立”于欧洲事务,并不等于抑制自身在西半球的扩张。在1823年,美国的边疆还在不断向西扩展。在讨论门罗总统咨文的表述时,国务卿亚当斯已经将目光投向了时属墨西哥的得克萨斯和时属西班牙的古巴,试图为美国未来整合这些地方留足政策空间。(53)在“美洲”或“西半球”这一空间内部,“门罗主义”可以成为美国霸权力量扩张的利器——它通过强调“外部威胁”的存在,唤起空间内其他成员的恐惧感,进而以排斥外部干涉的名义,对空间内的其他成员建立支配,甚至吞并或分割其国土。

美国扩张的潜力,甚至体现在其国名和政府形式之中。美国的国名是United States of America,America实际上是洲名,表明这个国家是建立在美洲。“United States”指向美国的联邦制结构,这种结构给美国的扩张提供了很大的灵活性——对新领土的吞并,可以通过建立独立国家,再加入联邦的方式来进行,而加入联邦的政治单位仍然可以保留相当的自主性。这个国家一开始是13个国家的联合,但在其领土持续西扩的过程中,不断有新的“国家”(state)成立,进而加入美国。从理论上说,这个扩张的过程可以不断持续,只要是在南北美洲内进行,无论美国的国土有多大,其国名均没有任何“违和”之处。因而,在“国”与“洲”之间,并没有一道绝对的界限。(54)

从19世纪上半叶到20世纪初,美国领土不断扩张,其经济、政治与军事实力也不断增强。“门罗主义”的重要口号“America for the Americans”的实质意义,也就日益从“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变成“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在19世纪美国与英国在拉丁美洲的角逐中,美国从英国的“非正式帝国”的实践中学习到了不少做法:比如说,以军事力量为后盾,通过贸易和金融的力量来获取利润,而非获取新的领土;从1794年英美《杰伊条约》(Jay’s Treaty)开始,美国多次运用仲裁的方式解决两国矛盾,进而将仲裁的方法推广到解决美洲国家之间的矛盾。在此,政治与经济被区分开来,经济的力量被视为一种中立的、基于合作者的自愿配合而扩展的力量。到了19世纪末美国资本越出美洲的空间,延伸到太平洋彼岸,在中国寻求“门户开放”政策,而这并不被视为对“门罗主义”的背离;不仅如此,在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看来,二者是高度相似的:如果说“门罗主义”旨在阻止欧洲列强在美洲获得新的领土,“门户开放”则旨在阻止它们在中国获得新的领土。(55)用威廉·A. 威廉姆斯(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的话说,“门户开放”政策是一种帝国式的反殖民主义(imperial anti-colonialism)。(56)

1903年梁启超在旅美期间读到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芝加哥发表的关于“门罗主义”的演讲时,即敏锐地觉察到,“门罗主义”正在向着“世界者美国人之世界”方面演变。(57)“门罗主义”被重新解释,用于支持越出既有的空间边界,在更大的空间里进行扩张和干涉。在“一战”期间,威尔逊总统在这个方向上做出了更为大胆的尝试,将“门罗主义”解释为一种无区域空间限制的全球性政治原则,从而为美国的全球影响力提供正当性论证。因此,在“一战”结束之前,“门罗主义”在美国的解释,已经完成了从“美洲人的美洲”到“美国人的美洲”再到“美国人之世界”这三个阶段的演变。

不过,不管美国的“门罗主义”解释发生多大的变化,它在话语形式上保持了一个稳定的特征——划出一个超国家的区域空间范围,界定越过边界的入侵力量,进而以抵抗和排斥入侵力量的名义,来扩张本国的国家利益。美利坚帝国的掌舵者们避免称美国为“帝国”(empire),避免赤裸裸地谈论美国的帝国野心,而是将扩张打扮成为自我防卫,或对区域内其他国家和民族利益和共同价值观的捍卫。即便是在美西战争之后,美国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领土型殖民帝国,其统治精英仍然在话语上强调自己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将对菲律宾的统治和对古巴的控制打扮成为帮助被监护者成长的文明教化事业。(58)

“教化的使命”(the mission to civilize)并非美国所特有的意识,而是一系列殖民帝国所共享的话语。美国的独特性在于其基于空间划分的否定性的话语形式——认为自身是在新世界(new world)重生的西方文明,要比腐败的老欧洲更健康,更充满勃勃生机。美国先是在西半球排斥欧洲列强,继而通过“门户开放”政策,在东亚制约乃至排斥欧洲列强,后来又将欧洲列强之外的势力设定为排斥对象。比如说1956年,美国驻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Dakar)总领事布朗(W. Mallory Browne)曾致电美国国务院,提议美国针对苏联和亚洲的共产主义势力宣布“欧非门罗主义”(Eurafrican Monroe Doctrine)。(59)凡此种种,都是在不断地界定其试图主导的政治空间内的同质性和异质性,尤其是通过认定和排斥异质性的因素,来不断重新生产出政治空间内的同质性,并让其认定的敌人承担为自己辩护的举证责任。“门罗主义”的话语演变史,就是一部美国在国际秩序层面不断区分敌友的历史。

而在“门罗主义”传播到其他国家之后,与当地的空间政治诉求相结合,产生的是五花八门的用法:“一战”后的泛欧主义者开始讲“欧洲是欧洲人的欧洲”;德国公法学家卡尔·施米特提出了“大空间”(Großraum)理论,为德国在欧洲的扩张提供论证;日本的理论家提出“亚洲门罗主义”或“东洋/东亚门罗主义”,以支持日本在朝鲜、中国甚至东南亚的扩张;意大利在巴尔干半岛主张自己的“门罗主义”,中国报章称之为“巴尔干门罗主义”(60);在苏联,托洛茨基曾批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主张为“社会主义的门罗主义”;(61)在19世纪80年代,澳大利亚尚未成为自治领(dominion)的时候,就针对南太平洋提出了自己版本的“门罗主义”;(62)印度的尼赫鲁总理针对南亚次大陆——印度洋提出“印度门罗主义”;(63)在非洲,牙买加的黑人民族主义者与泛非主义者马科斯·加维(Marcus Garvey)模仿“门罗主义”,疾呼“非洲人的非洲”(Africa for the Africans);(64)而20世纪60年代戴高乐政府对于中非和西非的法国前殖民地的外交政策,也经常被称为“法国门罗主义”;(65)而在近代中国,不仅有诸多针对美国与日本版本的“门罗主义”的评论,更有“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广东是广东人的广东”“湖南是湖南人的湖南”这样的口号,都与源于西半球的“门罗主义”话语具有一定的家族亲缘关系。这些现象可以表明,“门罗主义”式的话语,可能会在不同层面的政治空间发挥界定边界的作用。

近代国际秩序的观念基石是具有清晰领土边界的主权国家。以此为锚点,我们可以将政治空间划分为国家(state)、超国家(supra-state)与次国家(sub-state)三个层次;如果我们进一步从“超国家”层面再分出“全球”与“区域”两个层次,那也可以说存在四个层面的政治空间。这些层面都可以运用“XX是XX人的XX”这样一个“门罗主义”的典型句式。本书对史料的呈现将证明,这些层面的空间意识,经常会相互启发、相互支持。然而,从总体上说,“门罗主义”话语主要被运用于“超国家”与“次国家”层面。

在历史文献中,“德国是德国人的德国”(Deutschland den Deutschen)、“法国是法国人的法国”(La France aux français)这样的口号通常不会被称为“门罗主义”,原因在于,在“门罗主义”话语诞生之前,国家层面已经有一种强有力的“主权”(sovereignty)话语,起到划定国家政治空间边界、排除外部干涉的作用。“主权”话语是欧洲的一系列王国在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罗马天主教教皇的普世管辖权进行斗争的过程之中发展出来的(66),它否定了封建秩序下同一片土地上重叠交叉的管辖权,支持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在一片领土之上确立统一和排他性的管辖权。17世纪欧洲三十年战争之后,独立的主权国家,被广泛接受为国际法体系的基本单位。而“主权”的对外排斥功能,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现象。接下来,封建时代流传下来的国家作为君主的支配之物(dominium)的传统观念,受到法国大革命与1848年革命的强力冲击,君主纷纷将自己统治的正当性建立在民族的同一性之上。于是,“法国是法国人的法国”“德国是德国人的德国”就成了常规的国家观念的表达。而国家既然已经拥有“主权”这一强大符号,就不需要额外的符号来证成自身对领土边界之外的势力侵入的抵抗和排斥。

争议主要发生在民族的文化边界和国家的政治边界不统一的条件之下:那些不认同既有的国家边界的族群,是否有权利创设自己的主权国家,或带着所居住的土地加入一个邻近的、由本族人统治的主权国家?在19世纪,随着“神圣同盟”捍卫的君主制——王朝主义的正当性不断衰落,民族(nation)的正当性不断上升,民族边界与国家边界之间的紧张,也就日益凸显。比如说,在波兰被普鲁士、奥地利与俄国瓜分之后,波兰人是否可以宣布“波兰是波兰人的波兰”,从而将他们的普鲁士、奥地利与俄国统治者驱逐出波兰旧土?捷克与波兰大量讲德语的德意志人,是否可以从捷克与波兰脱离,带着他们所居住的土地,加入德国?同为德意志人国家的德国与奥地利是否应当联合成为一个国家?在这种情况之下,边界变动的主张者仍然会诉诸“主权”概念,只是认为民族共同体是最终的“主权”/“制宪权”(constituent power)主体,应该从民族居住的边界出发,重新划定国家的领土边界。

以“主权”为概念基石的近代欧洲经典国际法被传播到世界各地,被奉为重组国际秩序的圭臬。在这一视野下,非西方的族群只需要将“主权”概念与自身的边界诉求结合起来,就可以生产出领土空间的对外排斥性,无须发明其他理论。因而,从19世纪以来,“门罗主义”这一符号适用的空间斗争,主要是在两个层面展开:一是“超国家”的区域(regional)乃至全球(global)层面,二是“次国家”的省域层面。(67)德国、日本两国的文化——政治精英主要是在区域层面,借用“门罗主义”话语符号来服务于自身的空间政治议程。而在近代中国,一方面是一些文化——政治精英会对其他国家在区域和全球层面的“门罗主义”话语做出回应;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一种极具独特性的历史经验:“门罗主义”话语符号从“超国家”层面“下行”,在省域层面的空间政治中得到了大量应用,形成“省域门罗主义”话语。

“一战”结束之后,尽管威尔逊主导建立国际联盟的计划在美国国内遭到挫折,美国未能加入国联和国际常设法院,但美国在欧亚两洲的强大影响力,已经是客观事实。欧亚两洲的列强均处于美国的干涉压力之下。对于欧亚两洲的区域霸权建构者而言,美国的“门罗主义”演变史不仅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区域霸权成长的范例,更提供了一套在美国前面自我辩护的话语。在德国,卡尔·施米特致力于为德国的重新崛起作理论论证,对美国的“门罗主义”进行重新解释,从中区分出一个致力于排斥域外干涉的原初阶段,以及一个偏离“门罗主义”之“初心”的帝国主义——干涉主义阶段。

用施米特的政治神学眼光来看,支配“门罗主义”解释的力量,经历了从《新约·帖撒罗尼迦后书》中保罗所说的“拦阻者”(ὁ κατέχων)到“不法者”(ὁ ἄνομος)或“敌基督者”的转变。(68)施米特号召德国学习更为原初的“门罗主义”,担当起“拦阻者”的角色,以对抗正在流行的帝国主义——干涉主义形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其“大空间”理论,将西半球或美洲解释为美国的“大空间”,美国作为一个主导国(Reich),以自身的政治原则辐射“大空间”;而德国将在欧洲谋求类似的地位,并排斥域外势力的干涉。按照施米特的设想,随着时势的发展,整个世界有可能会重组为若干个“大空间”,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国际法,也将转化为另一种不同的形态。

日本比德国更早受到“门罗主义”的深入影响。1872年,日本外务省聘请曾任美国驻厦门领事的法裔美国人李仙得(Charles Le Gendre)为顾问,后者向日本执政精英传授了美国的“门罗主义”外交政策经验,鼓励日本以教化蛮邦的名义,在亚洲确立自己的势力范围。到了19世纪末,倡导“大亚洲主义”的日本政治精英明确地将自己主张的“亚洲主义”与美国的“门罗主义”话语结合起来,寻求在东亚确立日本的势力范围,其话语中出现的常见要素是“黄白种争”,是对日本领导“亚洲解放”的期待。然而日本国力相比于欧美列强尚弱,1902年日本又加入了英日同盟,在外交政策上长期采取“协调主义”,这使得日本官方很难采用一种对抗式的日式“门罗主义”表述。

然而“协调主义”的话语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支持日本在东亚的势力范围诉求——承认欧美的“文明程度”领先,但又认为日本加入英日同盟,可以证明日本在“文明程度”上已经与英国并驾齐驱,能够在东西方文明之间起到一种协调者的作用,进而在区域事务中发挥领导者的作用,而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更是被用来证明日本的领导资格,进而加快日本对朝鲜的吞并。

“一战”爆发后,日本执政精英趁着欧洲列强无力东顾,将其“东亚门罗主义”部分转化为日本的对华政策,先强迫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后通过“西原借款”来影响北洋政府。美国白宫的对日政策,也是允许日本以美国的“门罗主义”来类比其与中国的关系。然而,在战后的华盛顿会议上,日本对中国的支配遭到了欧美列强的削弱,日式“门罗主义”转入低调阶段;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式“门罗主义”卷土重来,在受到英美等国的反弹之后,日本于1933年3月退出了国际联盟,进而更为公开地谋求对中国的支配。在“二战”爆发之后,日式“门罗主义”的关注区域,从“东亚”进一步扩展为包含了东南亚乃至南太平洋的“大东亚共荣圈”。“二战”期间日本的国际法学家们汲取施米特的“大空间”理论,推进自身的“广域国际法”的发展,在“大空间”或“广域”内部各国关系这一议题上,做出了新的论述。然而随着德日两国被盟军击败,欧亚大陆区域霸权模仿美国的“门罗主义”重构全球秩序的尝试也就此折戟沉沙。

德日两国对“门罗主义”话语的运用与美国自身对于“门罗主义”话语的运用存在着一些差异。美国对于“门罗主义”话语的运用,始终不乏“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层面的考量。这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无论是在西半球,还是针对全球,美国执政精英都强调自身对于所谓“民主政体”的捍卫,即便实际操作经常与其宣传大相径庭;第二,尽管“门罗主义”从一开始就是在一个超国家的“区域”层面展开的,并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与全球空间有关的原则,但国家层面的“主权”话语,从来没有完全从美国的“门罗主义”话语中消失。

一个重要的典型是,在1914年美国国际法学会第八届年会上,曾在罗斯福总统任内担任国务卿、时任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成员的共和党资深政治家鲁特(Elihu Root)发表演讲《真正的门罗主义》(“The Real Monroe Doctrine”)称,“门罗主义”不是国际法,但基于国际法所认可的自卫权(the right of self-protection),后者是国家主权的题中应有之义。“门罗主义”旨在为美国自身的安全维持一个外部环境,它并不损害或控制其他美洲国家的主权。(69)

按照鲁特的解释,欧洲列强对于拉丁美洲内政的干涉,将不仅是对拉美国家主权的侵犯,同时也是对美国国家主权中所包含的自卫权的侵犯。这可以说是对发源于欧洲的“主权”观念的扩张解释。它意味着,美国执政精英的“主权”观念,虽然基于自身的领土边界,但其防卫的范围并不仅限于其领土边界之内;在其领土之外的一个区域范围内,美国认为自己有权利以“自卫”的名义来对他国实施保护和干预,这一策略,是将其他国家的主权“虚化”与“空洞化”,但并非断然否认它们主权的存在。显然,对于美国而言,这种主权观念是无法普遍化的,因为如果其他国家主张同样的权利,区域内部的冲突就会不可避免。但不可否认的是,美国执政精英毕竟没有完全抛弃“主权”的观念。

与此相关的是,由于“帝国”(empire)一词的语义不仅关乎政治体内部的同质化程度,同时也与君主制政体存在一定关联,美国统治精英既然强调自身捍卫一个由共和国构成的“半球”,因而往往将“帝国”与旧大陆列强相关联,慎于将“帝国”一词用于指称自身,或者虽然羞羞答答地用了“帝国”一词,但强调自身的经营之道迥异于旧大陆的列强,是仁慈的和自由主义的,关注被统治者的自治能力的培育和殖民地的社会进步。菲律宾和波多黎各是两个经常被引用的例子。这种“例外主义”论调忽略了美国在其他殖民地(如关岛、萨摩亚)采取的不同的政策,也忽略了英国政府直接统治印度之后的各种仁慈与自由主义的形象塑造,其事实基础是非常可疑的。(70)但是,在话语层面,可以说,美国统治精英对“帝国”话语的态度,总体上要更加内敛,对于以“帝国”话语取代“主权”话语,倾向于持更加谨慎的态度。

相比之下,德日两国对“门罗主义”话语的借用,在很大程度上简化了美国“门罗主义”话语与实践之间的暧昧关系:首先是砍掉了美式的“保护民主(或共和)政体”的修辞,政体形式并不是德日理论家所设想的区域内部同质性的关键所在;其次,19世纪美国在西半球遭遇到的最有力的竞争,是英国区分政治支配和经济渗透的“非正式帝国”实践,在这一背景下,美国的“门罗主义”实践,也日益体现以自由市场经济原则为基础的政治/经济二分,并将资本的跨境流动视为一种中性的现象。这一区分在德日关于“生存空间”“大空间”的讨论中被弱化,区域内的原材料产地、消费市场以及产业链的整合,带上了寻求“生存”的政治意义。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德日两国的理论家更直截了当地宣布,应当弱化国家主权,将国际法建立在“大空间”或者“广域”的基础之上,殖民扩张的话语不再是“犹抱琵琶半遮面”,而是直接走到了前台。

这种经过重新解释的“门罗主义”,显然比美国的“门罗主义”更为坦诚,更少伪善的因素。但在这里我们也许可以回顾法国箴言作家弗朗索瓦·德·拉罗什富科公爵(François de La Rochefoucauld)的一句格言:“伪善是邪恶向美德的致敬”(hypocrisy is a tribute vice pays to virtue)(71)——对伪善的批评,既可能出于对真正美德的追求,也可能基于对美德是否存在的根本性怀疑。

最后,让我们转向中国。中国曾经自视为一个古老的亚洲区域国际秩序的中心,在19世纪下半叶,清廷外交官员一度试图借助“亚洲”的话语,来保存既有的朝贡体系。然而,欧洲列强的入侵,以及日本明治时期的对外扩张,逐步摧毁了这个体系,中国自身也沦为东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甚至连保持在国际体系中的“二等国”(所谓的“半开化国家”)的位置都岌岌可危,中国的政治——文化精英难以设想由当下积贫积弱的中国来保护一个更大的区域空间(尽管有理论家设想了这样的远景)。于是,“门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应用,出现了两个不同的方向:

第一个方向,是将“门罗主义”运用于次国家的空间——省域。在世纪之交,梁启超领导的《清议报》编辑团队密切关注美国征服菲律宾的战争,在其刊物上介绍美国“门罗主义”的发展与菲律宾抗美民族独立运动的走向。“XX是XX人的XX”这一句式,被《清议报》编辑团队同时用到超国家、国家与次国家层面。尤其是欧矩甲的《新广东》,推广了“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以及“广东为广东人之广东”两个反满口号,影响了其他省份(如湖南)的留日精英的反满论述。

不久之后,辛亥革命爆发,各省宣布脱离清廷自立,但这一革命路径也导致了革命中产生的中央政权缺乏整合力,“省域门罗主义”在许多省份从一种口号成为一种制度现实:一系列地方实力派掌握了当地的军事、财政与人事大权,相对于中央政权具有极大的独立性。袁世凯试图重建北京政府在军事、财政和人事上对于地方的控制,其在1912—1915年的种种国家建设尝试,最终因为称帝所引发的地方实力派反弹而付诸东流。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洋集团进一步分崩离析。1917年,在“府院之争”和张勋复辟之后,段祺瑞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孙中山南下广州建立护法军政府,民国的法统出现分裂,南北两个政府均自称中央政府,相互对峙。南北的统一,重新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

“一战”期间,美国成立官方宣传机构公共信息委员会(Public Information Committee),并在中国设立分部,大力宣传美国正面形象以及威尔逊的思想,在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尽管威尔逊在巴黎和会的表现导致其在中国的声誉一落千丈,在许多中国知识分子那里,“门罗主义”仍然保持为一个正面词汇,与“联邦主义”一样,均反映了“民主”、“自治”甚至“民族自决”的理念。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兴起“联省自治”运动,许多省份都试图制定本省宪法,推行自治,并宣称要在未来联合产生新的中央政府。许多后来的革命者参与了“联省自治”运动。1936年,毛泽东在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曾指出,在1920年,他曾经是美国“门户开放”和“门罗主义”的追随者。(72)在威尔逊总统那里,“门罗主义”与“门户开放”确实是统一的,因为两个口号都致力于为崛起中的美国消除扩张的障碍——先是脱下“西半球”这件紧身衣,进而要求其他国家对美国资本与商品开放。

然而,威尔逊1917年对“门罗主义”进行去空间限制的解释,在中国激发的却是对省域空间边界的强调——在这里,“省域门罗主义”恰恰与“门户开放”形成对立。那些试图通过“省域门罗主义”推进大众政治参与的青年很快发现,“省域门罗主义”的真正主导者,还是旧军阀、旧官僚,他们经常用“自治”的口号来对抗实质的国家统一,更不可能给真正的参与式平民政治留出空间。随着国共两党在20世纪20年代走上通过社会革命统一全国的道路,“省域门罗主义”的声誉也就日益趋于负面,与军阀的割据、排外、抗拒统一关联在一起。当然,日本自从“九·一八”事变以来不断强化“门罗主义”符号,进而全面侵略中国,也对省域门罗主义形象的“黑化”产生了直接影响。

第二个方向是对美日两国的“门罗主义”,尤其是日本仿照美国“门罗主义”打造的“亚洲门罗主义”,作出回应。不少中国旅日精英都经历过先被日式“门罗主义”感召,后又因为种种原因“祛魅”的过程。康有为在1898年底流亡日本时曾试图借助“亚洲主义”话语来寻求日本政府帮助,但没有取得任何实质进展,并很快在各种压力之下离开日本,这一经历让康有为对日本的评价一落千丈;滞留日本的梁启超被“亚洲主义”话语吸引的时间比康有为更长一些,但世纪之交时美国征服菲律宾所带来的震撼,将梁启超引向了对“帝国主义”的关注,很快意识到美日两国的“门罗主义”均是一种帝国主义话语。相比之下,孙中山在反满革命、“二次革命”以及后续的“三次革命”中,都对日本官方与民间的支持有所期待,摆脱日式“门罗主义”话语,经历了一个更为复杂的过程;日本政府在孙中山发动的“护法运动”中,站在北洋政府一边,最终将孙推到对立面。1924年孙在神户发表的以“大亚洲主义”为主题的演讲,决定性地否弃了日本主流的“亚洲门罗主义”论述。

在全面抗战打响之后,面对日本的“亚洲门罗主义”,一些论述者(如蒋介石)从“均势”原则出发,试图引入美国的势力来制约日本,为了取悦美国,不惜刻意对美国的“门罗主义”与日本的“门罗主义”进行区分,对前者进行一定程度的美化。抗战中的国家主义思想流派“战国策派”的一些作者,借助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的文化形态史观,参照中国春秋战国的历史经验,将当下命名为“战国时代”,预测未来的前景是全球各区域经过统合,产生若干“大力国”,并最终走向世界一统;洪思齐还希望中国能够以“亚洲联邦”的形式,实现对朝贡体系下旧藩属的整合。(73)

然而最令人惊异的还是李大钊。早在东渡日本之前,李大钊就已经是日式“门罗主义”的尖锐批判者,“一战”期间日本的侵华政策,进一步坚定了李大钊的批判态度。我们也可以注意到,与同盟会——中华革命党长期以日本为活动基地不同,李大钊所参与缔造的新式政党从来没有期待从日本获得资源支持,在对日认识上一开始就保持着高度的独立性。由此来看,国共两党在20世纪30—40年代对日政策的差异,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但更重要的是,李大钊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就已经对霸权的逻辑有着深刻的认识与批判。他所设想的亚洲,既不是日本支配的亚洲,也不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的复活,而是以各民族的自由与平等为基础进行重构的亚洲;他所设想的世界,也是这样的一个世界。今天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以及“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两句标语,可以说延续了李大钊的这一关怀。

历史研究者或许会拿着放大镜,在1958年10月6日毛泽东起草、以彭德怀名义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告台湾同胞书》中找到一丝美日“门罗主义”的痕迹。这一宣言书抨击美国对于中国统一事业的干涉:“一个东太平洋国家,为什么跑到西太平洋来了呢?西太平洋是西太平洋人的西太平洋,正如东太平洋是东太平洋人的东太平洋一样。”(74)“西太平洋是西太平洋人的西太平洋”在形式上采取了“XX是XX人的XX”这一典型的“门罗主义”句式,然而这一宣言书的关注点在于排斥美帝国主义对于中国主权事务的干涉。次年3月18日,毛泽东在会见日本社会党书记长浅沼稻次郎时又明确指出“西太平洋要由西太平洋自己的国家来管”。(75)这一表述的用意在于倡导中日两国人民携手,共同排斥美国的占领和对本地区事务的干预。

虽然“西太平洋是西太平洋人的西太平洋”与美国流行的“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口号以及日本流行的“东洋是东洋人的东洋”口号结构相似,但它的着眼点并非为任何国家划定“势力范围”,而在于唤起区域内各国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西太平洋”的表述,也不意味着这里有一种类似“亚洲主义”的区域主义的出现,或者朝贡体系下的宗藩关系意识的复兴,因为当时中国战略决策者的“西太平洋”或“亚洲”论述,始终是镶嵌在“亚非拉”这个全球性的反帝联盟大框架之中的。这里的关键并不在于某个特定区域与外来干涉者的矛盾,而在于帝国主义与其潜在的全球反抗者联盟——“亚非拉人民”乃至“世界人民”之间的矛盾。一个进一步的证据是,1960年4月6日,周恩来总理接见智利文化教育界人士,在评论美国的对台政策之后,提出“美国有门罗主义,而你们拉丁美洲应该有个新的拉丁美洲门罗主义,不让人家干涉,自己团结起来,完全组成一个强大的经济力量”。(76)周恩来总理建议的“拉丁美洲门罗主义”,其重点就在于拉美国家建立一个共同的经济体系,自主与其他国家展开经济交往,摆脱美国的控制。这无疑体现了当时的中国联合拉美进步力量抵抗帝国主义的努力。

本书以“门罗主义”话语的传播和解释演变为线索对近代历史进程的重述,也许有助于读者反思一些流传甚久的历史叙事。比如说,由于美国在“二战”中参与了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并做出了重大贡献,“二战”后的美国产生了许多论述,将美国与轴心国的分野描写得如同是光明与黑暗的区别。这种“非黑即白”的描述影响深远,但掩盖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德、日、意在崛起过程中,都曾羡慕美国在拉丁美洲的“门罗主义”实践,并试图加以解释和模仿。施米特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极其典型的理论样本。他在20世纪30年代末批评美国过河拆桥,明明自己是在西半球搞“门罗主义”起家的,在达到普世帝国主义阶段之后,动辄以全人类普遍利益的名义来对全球各个区域的事务进行干预,不允许其他国家按照美国19世纪“门罗主义”先例在本区域推行类似的排斥域外干预的实践。这一批判可以为我们理解美国从区域霸权向全球霸权的过渡,提供重要的思想启发,有助于克服我们在不经意间接受的美国自身的“辉格党式史学”(Whig history)叙事。(77)

但与此同时,从施米特对美国越出西半球之前的“门罗主义”实践的肯定与推崇来看,施米特的“门罗主义——大空间”理论为全球单极霸权秩序提供的替代方案,可以被概括为若干区域霸权的共存。施米特对于普世帝国主义进行的批判往往是非常深刻的,尤其是不断揭示出后者的实践与其价值观论述之间的背离,这对普世帝国主义的受众而言,有可能具有某种思想解放意义。然而,近代德国没有像中国那样跌到谷底,施米特并不会像中国的士大夫一样,对于朝鲜、安南、印度和波兰这些弱小国家的命运产生“兔死狐悲”之情。(78)而为了论证德国寻求区域势力范围的正当性,在20世纪30年代,施米特甚至还将日本的“亚洲门罗主义”引以为潜在同盟。(79)

借助对于美、德、日三国“门罗主义”的探讨,我们有可能进一步推进对于近代中国在全球秩序中的位置的理解。中国革命史一般的叙事是,近代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成为帝国主义的压迫与剥削对象。但基于对于“门罗主义”话语以及背后的空间政治的探讨,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补充:近代中国是全球霸权竞逐者与区域霸权的支配与争夺对象;更复杂的是,当时中国的许多统治精英,从李鸿章到蒋介石,都有意识地借助全球霸权竞逐者来牵制区域霸权对于中国的蚕食与吞并,这一策略有时奏效,有时失灵;即便偶尔奏效,也不是因为中国自身拥有足够的遏制侵略的实力,而只是因为列强之间有相互牵制的决心与行动。

自从19世纪中期以来,清王朝的政治权威就不断衰减,“门罗主义”话语在中国国内激发的不是竞逐超国家区域霸权的雄心,而是省域自立的呼声。中国历史上素有“封建”与“郡县”之争,随着19世纪清廷权威的衰败,天平一度偏向于“封建”一侧。但就其话语形态而言,我们很难说这是历史上的“封建论”的简单复归。毋宁说,同时代的许多西方列强提供了一种新的参照,让中国的论者看到,地方自治可以带来一种纤细入微的治理,激发基层活力,带来不同地方单位之间的竞争,进而使国家变得更加强大。在清末民初,无论是立宪派代表康有为,还是革命派代表孙中山,都对地方自治寄予厚望。对于前者而言,欧洲的“众小竞争”,产生了“交通灵便,政化易感,风俗易激,相师相忌,相扶相迫,而交相进化于无已也”(80)的效果,中国有必要在保障国家统一的前提下,以地方自治调动基层积极性,从而促进国家建设;对于后者而言,地方自治是“训政”时期人民学习如何行使政治权利,进而实现全面当家做主的关键一环。(81)

然而,晚清与民国的“地方自治”,是在中央政权衰微、列强环峙的环境中所发生的。随着北洋集团走向衰败,诸多“地方自治”的呼吁者很快发现,中国已经陷入了军阀割据与混战而无法自拔,“地方自治”很容易成为地方军阀垄断对地方社会的支配权的借口,在这种支配之下,本地民众在地方公共事务中的参与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这种碎片化的局面,也削弱了中国对外部压迫做出反应的能力。一个通过政治——社会革命重新整合中国的历史进程,在20世纪20年代启动,最终在20世纪中期结出硕果。而中国军民抗击日本“亚洲门罗主义”的斗争,是这一“旧邦新造”的历史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最终克服“省域门罗主义”的“延安道路”,正是在抗战期间形成并发展成熟——革命者对于国内秩序与国际秩序的改造,是在同一个历史过程中展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