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余论
本书对“门罗主义”话语传播史的考察，既是对空间政治及其话语（包括法律话语）形式的研究，也是对19世纪以来美国与世界之关系的思考。从人类历史来看，只要有划定排他性空间的实践，就有可能产生表达排他性空间意识的话语。发源于美国的“门罗主义”话语，不过是古今中外千千万万种空间政治话语中的一种，但从19世纪以来，“门罗主义”话语国际影响力骤然增长，乃至流布于全球，为各种各样的政治势力所借用，这本身构成一个引人注目的历史现象，值得深入研究。
在这一传播进程的背后，是美国从西半球的区域霸权走向全球霸权的历史进程。美国在各个区域的“在场”（至少是作为潜在听众），使得这些区域的文化——政治精英们有动力将本地的空间政治诉求，“翻译”成为某种“门罗主义”式的话语，从而在一个拥有美国听众的空间中获得更好的表达效果。在今天，既然美国仍然没有完全丧失国际体系中的单极霸权地位，美国的影响力存在于全球各地，我们可以预测，“门罗主义”话语的传播史，仍然会获得不断的续造。
这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自从柏林墙倒塌以后，对于“全球化”前景的乐观畅想风靡一时，资本的跨境流动与增值，被视为是中性的、可以与政治相分离的运动。然而，世界没有真正变成一马平川的原野。后冷战时期高歌猛进的“全球化”，终因世界各国及其国内各社会阶层利益分配的高度不均，而遭遇种种激烈反弹，而最为精彩的反弹大戏，不是在别的地方，而恰恰是在美国的政治舞台上演。如果说在小布什执政时代，美国确实有一批新保守主义者怀着传播福音的心态，试图以一种时间——历史观念统摄广阔的全球空间，从而推行美国的制度和价值观，特朗普时代的华盛顿早就丧失了这种自信和冲动，余下的是竭力维护美国既有特权地位的保守心态。
这种保守性的表现之一是，特朗普政府的“门罗主义”话语正在弱化罗斯福——威尔逊时代的扩张性“门罗主义”话语中所隐含的“政治/经济”二分，它以一种防御的姿态，强调其他国家的经济活动可能会对美国的政治利益构成威胁——当然，特朗普政府不允许其他国家对美国做出类似的推定，仍然希望全球对美国资本保持“不设防”状态。在其执政的四年，特朗普事实上完成了一个“扳道工”的工作，使得后续的美国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也不得不继承这一将经济政治化的路径。
最后，在2020年，全球遭遇了新型冠状病毒的大流行。并不令人意外的是，后冷战时期全球金融与商业网络的不断拓展，同时也为瘟疫的全球传播准备了渠道，但谁也未能预料这场瘟疫惊人的烈度。病毒通过恐惧，将全球联为一体，但同时也激活了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被削弱的种种边界，当人们固定不动时，资本的流动也停滞了。从柏林墙倒塌到2020年大瘟疫，后冷战时期的美式“全球化”，终于走完了它的生命周期。
大瘟疫之后，许多国家和区域单位将不得不更重视风险的管控，比如说，在本地重建一些并不符合“比较优势”理论的产业，以保证战略性物资的供给；在一些社会政策领域，限制自由市场经济原则的适用，增强社会的抗风险能力。强调国家和区域空间自主性的声音将会持续上升，因而有可能为“XX是XX人的XX”这样的“门罗主义”式话语提供更大的繁殖空间。2020年的欧盟政治家比以往更强调“欧洲主权”的理念，而西太平洋各国也通过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签订，加强了区域经济整合。人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一花独放不是春”，单极霸权秩序本身具有巨大的风险。在一个被资本与军事力量“夷平”的世界里，人类文化与生活方式的多样性与丰富性必将难以保障，被霸权支配的族群和个人，其能够达到的卓越，其能够为全人类做出的贡献，也被人为地设置了某种“天花板”。
然而，20世纪上半叶充满动荡与杀戮的历史告诉我们，“多极化”存在不同的路径。严分畛域、高墙林立，相互竞争的区域霸权划界而治，压抑着最为弱小的国家与民族，这也是一种可能的“多极化”路径，但肯定不是我们所期待的和平与繁荣的人类文明的特征。20世纪上半叶德、日理论家仿照“门罗主义”提出的不同区域霸权划界而治的设想，如果付诸实施，将意味着当下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全球协调机制的终结。但即便将这种设想付诸实践，也无法避免一种内在的不稳定性——美国“门罗主义”的演变史表明，当区域霸权面对全球霸权时会强调“区域主义”，但一旦自身具有成为全球霸权的机会，“区域主义”就可能会被抛弃；而中国北洋时期运用“门罗主义”话语的军阀割据政治也呈现出类似的机会主义特征。不同区域霸权划界而治的秩序，也无法回应21世纪人类所面临的种种重大风险，如气候变化、大瘟疫、全球经济的波动等。
因而，比简单的“多极化”呼吁更重要的是探讨“什么样的多极化”。国际组织和国际协调体系总是有被霸权国家利用的可能性，但这并不是放弃它们的充分理由。以联合国为核心的战后国际协调机制，是在总结威尔逊主义与国际联盟失败的基础之上建立的，可以说是来之不易的制度成果。在美国特朗普政权推行“单边主义”、与联合国之间的矛盾摩擦日益增大的今天，加强联合国的协调与领导作用，加强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中的地位，与“多极化”的方向恰恰是一致的。全球各国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克服霸权国家以资本增值为实质导向的“伪普世主义”，探索“国际主义”的新形态，既承认文化与政治制度的多样性，又加强国家之间的协作，增进世界人民的健康与福祉，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
为此，我们需要不断地思考空间政治，尤其是边界（boundary）的位置与作用。边界发挥着隔离的作用——分出人群并保持他们之间的差异，保护一个政治共同体对自己命运的掌控力，其中也包括了控制病毒跨境传播的能力。但边界也完全可以成为促成沟通、合作与共同演化的“接触地带”（contact zone），成为承载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m）的“道义地带”。在“多极化”时代来临之时，我们希望这个时代不至于完全重蹈近代世界霸权逻辑和“势力范围”思维的覆辙，期待国家、民族与文明之间的边界，成为保持差异——多样性和沟通交流的黄金线。空间政治的各种新旧形态在今天的交织和展开，将检验这究竟是不是一种奢望。
(1) 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5427页。
(2) 美国领导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其2019年12月3—4日的伦敦峰会中正式批准把太空纳入北约防务领域，与陆、海、空和网络并列为五大战场。鉴于“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克劳斯维茨语），北约的这一战场名单，本身就是空间政治场域之名单。
(3) 关于“lawfare”的概念，参Orde F. Kittrie, Lawfare: Law as a Weapon of W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4) 这也是Barney Warf 和 Santa Arias在The Spatial Tur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一书中做出的判断。Barney Warf ＆ Santa Arias edi., The Spatial Tur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London ＆ New York: Routeledge, 2009, pp. 2-3.笔者与之共享对于19世纪主流意识的判断，然而对于“空间”在20世纪何以获得更高的地位，笔者更强调各种结构性力量的互动，而非少数学者的著述。
(5) 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的学生、瑞典政治学家约翰·鲁道夫·凯勒（Johan Rudolf Kjellén）是从政治地理学向地缘政治学发展的承上启下的人物。关于这一发展进程，可参Joe Painter ＆ Alex Jeffery, Political Geography, London: Sage, 2009; Colin Flint, Introduction to Geopolitics, Lodon: Routledge, 2017。
(6) 从依附理论（the Dependency Theory）到“世界体系”（world system）理论的一个理论光谱鲜明地体现了这种空间意识，代表作有［阿根廷］R. 普雷维什：《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苏振兴、袁兴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美］保罗·巴兰：《增长的政治经济学》，蔡中兴、杨宇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埃及］萨米尔·阿明：《世界规模的积累》，杨明柱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埃及］萨米尔·阿明：《不平等的发展：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高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美］安德烈·贡德·弗兰克：《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高戈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年版；［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郭方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意］杰奥瓦尼·阿瑞基：《漫长的20世纪》，姚乃强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等等。
(7)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Glencoe, IL: Free Press, 1992.
(8) Louis Menand,“Francis Fukuyama Postpones the End of History”, New Yorker, September 3, 2018, 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18/09/03/francis-fukuyama-postpones-the-end-of-history.
(9) Thomas L. Friedman, The World Is Flat: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5
(10) Mark Leonard, What Does China Think? London: Fourth Estate, 2008.
(11) Quint Forgey,“Trump: ‘I′m a nationalist’,”October 22, 2018. https://www.politico.com/story/2018/10/22/trump-nationalist-926745，2020年2月25日最后访问。
(12) 本书在葛兰西的意义上使用“霸权”（hegemony）一词，即霸权的构成中不仅包括了强制（coercion），也包括了同意（consent），但霸权所维护的秩序归根到底并不服务于被统治者。关于“霸权”一词意义的历史演变，参见［英］佩里·安德森：《原霸：霸权的演变》，李岩译，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20年版。
(13) Robbie Gramer ＆ Keith Johnson,“Tillerson Praises Monroe Doctrine, Warns Latin America of ‘Imperial’ Chinese Ambitions,”February 2, 2018,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8/02/02/tillerson-praises-monroe-doctrine-warns-latin-america-off-imperial-chinese-ambitions-mexico-south-america-nafta-diplomacy-trump-trade-venezuela-maduro/.
(14) Interview with U.S.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John Bolton, March 3, 2019, http://edition.cnn.com/TRANSCRIPTS/1903/03/sotu.01.html.
(15) “John Bolton and the Monroe Doctrine,”The Economist, May 9, 2019, https://www.economist.com/leaders/2019/05/09/john-bolton-and-the-monroe-doctrine.
(16) James Petras ,“Latin America in the Time of Trump: US Domination and The Neo-Monroe Doctrine,”April 23, 2018, https://www.globalresearch.ca/latin-america-in-the-time-of-trump-us-domination-and-the-neo-monroe-doctrine/5637399.
(17) “新门罗主义”的概念，在历史上曾经多次出现。笔者使用Proquest美国报刊数据库发现，以下美国英语报刊在以下年份发表过标题中包含“New Monroe Doctrine”字样的文章：Bankers’ Magazine（1911年第2期），The Graphic（1896年第1期），Outlook（1898年8月27日，1905年2月11日），Advocate of Peace（1896年第2期），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1905年第4期），The Youth’s Companion（1916年第1期），International Marine Engineering（1917年第5期），The Living Age（1921年12月10日），The Spectator（1896年1月25日），至于正文中包含“New Monroe Doctrine”字样的报刊文章，更是数不胜数。“门罗主义”概念在历史中不断获得新的解释，使得“新门罗主义”的讨论，在各个时代都有可能发生。
(18) 关于“门罗主义”与拉丁美洲区域国际法的关联，参见［德］巴多·法斯本德、安妮·彼得斯主编：《牛津国际法史手册》（上卷），李明倩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版，第539—564页。
(19) Gaddis Smith, The Last Years of the Monroe Doctrine: 1945-1993,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94.
(20) Graham Allison,“The New Spheres of Influence: Sharing the Globe with Other Great Powers,”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20.
(21) Gaddis Smith, The Last Years of the Monroe Doctrine: 1945-1993.
(22) Keith Johnson,“Kerry Makes It Official: Era of Monroe Doctrine is Over,”The Wall Street Journal, November 18, 2013.
(23) Steven F. Jackson,“Does China Have a Monroe Doctrine? Evidence for Regional Exclusion,”Strategic Studies Quarterly Vol. 10, No. 4, 2016, pp. 64-89. Joshua Kurlantzick, Charm Offensive: How China’s Soft Power is Transforming the Worl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11.
(24) Ko Unoki,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Pacific War,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pp. 177-195.
(25) Dexter Perkins, The Monroe Doctrine, 1826-1867, Baltimore, M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33; Dexter Perkins, Monroe Doctrine, 1867-1907, Baltimore, M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37; Dexter Perkins, A History of the Monroe Doctrine,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 1955.
(26) Jay Sexton, The Monroe Doctrine: Empire and 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New York: Hill and Wang, 2011.
(27) Francis Anthony Boyle, Foundations of World Order: The Legalist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1898-1922）,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9.
(28) Juan Pablo Scarfi, The Hidden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Americas: Empire and Legal Networks,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29) Christopher Rossi, Whiggish International Law: Elihu Root, the Monroe Doctrine, and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Americas, Leiden ＆ Boston: Brill Nijhoff, 2019.
(30) Juan Pablo Scarfi,“Denaturalizing the Monroe Doctrine: The Rise of Latin American Legal Anti-Imperialism in the Face of the Modern US and Hemispheric Redefinition of the Monroe Doctrine,”Leide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33, Issue 3, pp. 541-555.
(31) 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Arnulf Becker Lorca，Mestizo International Law：A Global Intellectual Hisotory 1842-1933，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4。该书部分内容涉及了“门罗主义”与国际法之间的纠缠。法斯宾德与彼得斯合编的《牛津国际法史手册》对于拉丁美洲区域国际法的讨论，简略地提到“门罗主义”的影响。见［德］巴多·法斯宾德、［德］安妮·彼得斯主编：《牛津国际法史手册》，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版，第539—564页。
(32) Gretchen Murphy, Hemispheric Imaginings: The Monroe Doctrine and Narratives of U.S. Empire, Durham ＆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5
(33) Grace Livingstone, America’s Backyard: The United States ＆ Latin America from the Monroe Doctrine to the War on Terror, London ＆ New York: Zed Books, 2009.
(34) Alton Frye, Nazi Germany and the American Hemisphere, 1933-1941,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7.
(35) Lothar Gruchmann, Nationalsozialistische Großraumordnung. Die Konstruktion einer“deutschen Monroe-Doktrin”, 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62.
(36) 刘小枫：《“门罗主义”与全球化纪元》，《学术前沿》2020年第3期。
(37) 其中，标题中含有“门罗主义”的作品就为数不少，如：立作太郎《门罗主义与远东》（1911年）、《日美新协商与门罗主义》（1918年）、《地区性的门罗主义与九国公约》（1940年），金子坚太郎《日本门罗主义与满洲》，蜷川新《日美宣言与门罗主义》（1917年），佐佐穆《门罗主义与四国条约之关系》（1922年），泽田谦《东洋门罗主义》（1922年），竹内太《日本门罗主义之必然性》、柳泽慎之助《宣称远东门罗主义吧》（1932年），末广重雄《关于远东门罗主义》（上·下）（1934年）、《远东门罗主义与日本》（1935年）、《东亚新秩序建设与美国门罗主义》（1942年），田川大吉郎《两美与东亚的类型——闻听远东门罗主义说》（1936年），田村幸策《门罗主义的新解释与亚细亚》（1940年）、《大东亚共荣圈的国际关系与门罗主义之关系》（1943年），小室诚《东亚门罗主义的重点》（1941年），等等。参见英修道編：『日本外交史関係文献目録』，慶応義塾大学法学研究会，1961。
(38) 竹内好：「方法としてのアジア」，『日本とアジア 竹内好評論集第3巻』，筑摩書房，1966，第419—420頁。
(39) 郭双林：《门罗主义与清末国家民族认同》，郑大华、邹小站主编：《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327—348页。
(40) 刘小枫：《“门罗主义”与全球化纪元》，《学术前沿》2020年第3期。
(41) Martti Koskenniemi, Walter Rech ＆ Manuel Jiménez Fonseca edi., International Law and Empire: Historical Explor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 1-20.
(42) Jennifer Pitts, Boundaries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and Empire, Cambridge ＆ London: Ha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43) 国内对于“全球思想史”进路已有一定介绍，如李宏图：《全球思想史：重思现代全球秩序的思想起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44) Samuel Moyn ＆ Andrew Sartori edi., Global Intellectual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5-8.
(45) 相关作品，如Andrew F. Smith, Sugar: A Global History, London: Reaktion Books, 2015; Helen Saberi, Tea: A Global History, London: Reaktion Books, 2010; Jonathan Morris, Coffee: A Global History, London: Reaktion Books, 2018; Olivier Pétré-Grenouilleau, Les Traites Négrières: Essai d’Histoire Globale, Paris: Editions Gallimard, 2004：Tom Ginsburg,“The Global Spread of Constitutional Review,”Keith E. Whittington, R. Daniel Kelemen ＆ Gregory A. Caldeira edi., The Oxford Handbook of Law and Poli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81-98。
(46) David Armitage,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A Global History, Cambridge, MA ＆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47) Perry Anderson, The H-Word: The Peripeteia of Hegemony, London: Verso, 2017. 中译本为［英］佩里·安德森：《原霸：霸权的演变》，李岩译，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20年版。
(48) Arthur O. Lovejoy, 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49) 这一主张得益于黄兴涛教授。参见黄兴涛：《概念史方法与中国近代史研究》，《史学月刊》2012年第9期。
(50) Carlo Ginzburg, Raymond Rosenthal trans., Ecstasies: Deciphering the Witches’ Sabbath,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p. 15.
(51) 关于“Monroe Doctrine”一词出现的具体时间，参见Paul Dickson, Words from the White House: Words and Phrases Coined or Popularized by America’s Presidents, New York: Walker Books, 2013, p. 106。
(52) John Bassett Moore,“The Monroe Doctrine，”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96, The Plac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a World Organization for the Maintenance of Peace（July 1921）, pp. 31-33.“America for the Americans”作为一个口号，发源于19世纪40—50年代美国出现的反天主教移民的“一无所知”（know nothing）运动。1854年，这一运动的领导组织改组为“美国人党”（American Party），该党在1856年的总统大选中，公开喊出了“America for the Americans”的口号，以动员本土新教徒反对天主教移民。参见Robert North Roberts et al., Presidential Campaigns, Slogans, Issues, and Platforms: The Complete Encyclopedia, Vol.1, Santa Babara, CA: ABC-CLIO, LLC, 2012, p. 17。由于围绕奴隶制的斗争激化，该党的反移民议程未能在选举中成为主流，该党势力也为美国的两大政党所吸收。但“America for the Americans”这一口号却流传了下来，并被运用于倡导“门罗主义”的场景。
(53) Charles Francis Adams edi., Memoires of John Quincy Adams, Comprising Portions of His Diary from 1795 to 1848, Vol 6, Philadelphia: J B. Lippincott ＆ CO., 1875, pp. 177-178.
(54) 从国名上看，“去地域化”最为彻底的，其实是苏联。其国名全称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维埃是理念，而非地域或民族的名称。从理论上说，即便是西半球的古巴，也可以申请成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
(55) Gregory Moore, Defining and Defending the Open Door Policy: Theodore Roosevelt and China, 1901-1909, Lanham: Lexington Books, 2015, p. 45.
(56) 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 The Tragedy of American Diplomacy, New York: Norton ＆ Company, 1972, pp. 19-57.
(57)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节录》，《梁启超全集》，第1155页。
(58) 更为系统的探讨，参见Daniel Immerwahr, How to Hide an Empire: A History of the Greater United States,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9。
(59) Stanley Shaloff edi.,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5-1957, Vol. XVIII: Africa,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9, pp. 164-165.
(60) 《意大利也倡门罗主义》，《中央周刊》1928年第26期。
(61) Richard B. Day, Leon Trotsky and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Isolation, Cambrdi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167.
(62) Neville Meaney, The Search for Security in the Pacific, 1901-1914, Sydney: Sydney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16. Merze Tate,“The Australsian Monroe Doctrine,”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76, No. 2（June 1961）, pp. 264-284. Cait Storr,“‘Imperium in Imperio’: Sub-Imperialism and the Formation of Australia as a Subject of International Law,”Melbourn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9, No. 1, 2018, pp. 335-368.
(63) James R. Holmes ＆ Toshi Yoshihara,“India’s ‘Monroe Doctrine’and the Gulf,”Jefferey R. Macris ＆ Saul Kelly, Imperial Crossroads: The Great Powers and the Persian Gulf, Annapolis: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12, pp. 147-166.
(64) Robert A. Hill edi., The Marcus Garvey and Universal Negro Improvement Association Papers, Vol. IX: Africa for the Africans, 1921-1922, Berkeley ＆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p. 115.
(65) Walter Feichtinger, Sorting Out the Mess: Wars, Conflicts, and Conflict Management in West Africa, Wien: Landesverteidigungsakademie, 2007, p. 50.
(66) Walter Ullmann,“The Development of the Medieval Idea of Sovereignty,”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 64, No. 250, 1949, pp. 1-33.
(67) 不过，值得指出的是，“超国家”或“次国家”层面的“门罗主义”话语并非与“主权”话语绝缘。在很大程度上，“主权”的话语是“门罗主义”话语的参照物。在欧洲产生的经典的近代国际公法以主权国家为基本单位，“主权”所包含的对内支配力和对外排斥力，受到欧洲列强的广泛承认，享有极高的正当性。如此，国家层面的“主权”话语与实践，就能够为其他空间单位争取自主性的行动提供一种范例——通过扩张，“超国家”的区域有可能整合为一个主权国家单位，而通过分离主义运动，省域也可能会变成新的国家。
(68) 国内学界对施米特“拦阻者”概念的解读，参见徐戬：《施米特与“拦阻者”学说》，《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69) 鲁特避免直接讨论1904年的“罗斯福推论”，而是引用了老罗斯福1906年12月3日的国会讲话，该讲话称“门罗主义”并不意味着美国的优越地位或对美洲国家行使保护权。鉴于老罗斯福说过“温言在口，大棒在手”（Speak softly and carry a big stick），鲁特引用的这番讲话，可以被理解为老罗斯福“温言”的一部分。Elihu Root,“The Real Monroe Doctrine,”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8, No. 3（July 1914）, pp. 427-442.
(70) Julian Go通过对大英帝国与美帝国的比较，破除“美国例外主义”论述，颇为发人深省。Julian Go, Patterns of Empire: The British and American Empires, 1688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67-102.
(71) La Rochefoucauld, John Heard, Jr. trans., La Rochefoucauld Maxims, Mineola,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2006, p. 27.
(72) 刘朋主编：《中共党史口述实录》（第1卷），北京：中国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
(73) 《战国策》第10期（1940年8月15日），转引自曹颖龙、郭娜编：《战国策派》，长春：长春出版社2013年版，第359页。
(7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1页。
(75)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71页。
(7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302页。
(77) 对“辉格党式史学”的批评，参见［英］赫伯特·巴特菲尔德：《辉格党式的历史阐释》，李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
(78) 本书若干章节的历史叙述和理论探讨，都涉及施米特的国际秩序/国际法与政治神学思想。目前无论在西方学界，还是在国内学界，都或多或少存在一种“猎巫”心态：谁引用或探讨了施米特，谁就是施米特的同情者乃至爱慕者，就有成为“纳粹桂冠法学家”的渴望。这种“猎巫”心态是可笑的。施米特敏锐、犀利，并具有较为系统的理论，一些中国学者借助施米特的概念工具来建造脚手架，以建设和丰富扎根于中国历史与当代现实的理论大厦，他们中的大部分拥有这样的自觉：脚手架终究是脚手架，并不是最终完成、用以栖居的房子，这些探索值得学术上的认真对待。但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读和争论，在此表明本书的理论立场或许是必要的：一、施米特是一个立足于德国作为“区域霸权”历史经验的理论家，他从这一位置出发对全球普世帝国主义的批判非常深刻，但终究包含着内在的霸权主义逻辑。特别突出的是，施米特曾用“波兰不是国家”来对俄、普、奥在18世纪对波兰的三次瓜分进行正当化，而在1939年，他所展望的“大空间”里包括了波兰，至少是其有德意志人居住的部分领土（［德］卡尔·施米特：《大地的法》，刘毅、张陈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44页）。在《游击队理论》中，施米特在毛泽东的《念奴娇·昆仑》中读出了相互独立的、互不干涉的“大空间”的意涵（［德］卡尔·施米特：《游击队理论》，《施米特文集》［第1卷］，刘宗坤、朱雁兵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96页）。然而实际上诗人所写的是全球反对帝国主义的图景，而“世界革命”是施米特从根本上拒斥和反对的。中国近代在全球秩序中是被全球霸权和区域霸权同时压迫的对象，出产了更为彻底的反帝反霸的思想，这些思想是一笔宝贵财富。二、对于理解20世纪中国革命以及由此而建立的中国宪制而言，时间性是一个具有根本性的维度，人们需要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而非施米特，来理解这种时间性。因为施米特从其政治神学出发，从一开始就将国际共运与美国的普世帝国主义同样视为“敌基督者”，他甚至将苏俄的苏维埃政权理解为基于少数人掌握的“贵族制宪权”，原因就在于，他的理论逻辑与“先进性”“先锋队”这样的观念是抵触的，而如果剥离时间性，当然就只能够看到革命者在全国人口中仅占少数的表面现象，而无法探讨他们对于未来、对于民族与人民的根本利益与长远利益的代表。如果施米特的理论可以被用来解释20世纪中国革命的话，它最多也只能阐述这场革命的反帝反殖的属性与民族主义维度，而这场革命中包含的社会革命的正当性以及与世界革命之间的关系，仍然会被他打上问号。三、基于历史证据来看，“纳粹桂冠法学家”本来就是对施米特与纳粹关系的略为情绪化的表述，毕竟，施米特在与纳粹党的短暂“蜜月期”后很快被边缘化。然而，施米特的“大空间”理论，确实与第三帝国的对外扩张，有着强烈的呼应关系。我们也不应忘记，20世纪30年代末，施米特引以为同盟的是主张“亚洲门罗主义”的日本帝国主义，而不是奋力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中国军民，而日本“二战”期间的国际法学家也确实运用了施米特的“大空间”理论来为“大东亚共荣圈”做法律上的论证。
(79) ［德］卡尔·施米特：《以大空间对抗普世主义：论围绕门罗主义的国际法斗争》，《论断与概念》，朱雁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13页。
(80) 康有为：《德国游记》，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7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33页。
(81) 孙中山：《建国方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04—205页。
(82) Herfried Münkler, Macht in der Mitte: Die neuen Aufgaben Deutschlands in Europa, Hamburg: Edition Körber-Stiftung, 2015.
(83) Emmanuel Macron,“Initiative for Europe”（Sorbonne Speech, September 26, 2017）, http://international.blogs.ouest-france.fr/archive/2017/09/29/macron-sorbonne-verbatim-europe-18583.html.
(84) 2018年12月12日下午，俄罗斯学者亚历山大·杜金曾在北大发表题为《欧亚地缘政治语境中的“一带一路”》的演讲，涉及这一主题。讲座内容概括：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Ov1EYDFSck。
(85) 有代表性的论述，如Steven F. Jackson,“Does China Have a Monroe Doctrine? Evidence for Regional Exclusion,”Strategic Studies Quarterly, Vol. 10, No. 4, 2016, pp. 64-89; Changhoon CHA,“China’s Westward March: Strategic Views of One Belt, One Road,”The Kor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15, No. 3（December 2017）, pp. 483-500。另一种指责是认为中国的南海政策体现出中国式的“门罗主义”，参见Christopher Rossi, Whiggish International Law: Elihu Root, the Monroe Doctrine, and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Americas, Leiden ＆ Boston: Brill Nijhoff, 2019, pp. 196-200。
(86) Lynne M. Tracy,“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New Silk Road,”October 25, 2013, https://2009-2017. state.gov/p/sca/rls/rmks/2013/215906.htm.
(87) 当然，正如曾担任大英帝国印度总督的寇松在20世纪初指出的，英国不仅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的海洋国家，也拥有最广阔的陆地领土疆界，是世界上最大的陆地强权。［英］寇松：《论疆界》，张世明等主编：《空间、法律与学术话语：西方边疆理论经典文献》，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157—158页。不过，着眼于不同的陆上领土相互之间的联结方式，大英帝国的海洋性仍然是第一位的。
(88) 参见刘晗：《域名系统、网络主权与互联网治理历史反思及其当代启示》，《中外法学》2016年第2期。
(89) 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to the 72nd Ses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trump-72nd-session-united-nations-general-assembly.
(90) [英]佩里·安德森：《原霸：霸权的演变》，第23—28、130—141页。
(91) 汪晖：《中国崛起的经验及其面临的挑战》，《文化纵横》2010年第2期。
(92) Sascha D. Meinrath, James W. Losey ＆ Victor W. Picard,“Digital Feudalism: Enclosures and Erasures from 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 to the Digital Divide,”Advances in Computers, Vol. 81, 2011, pp. 237-287. 另见王绍光：《新技术革命与国家理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年第5期。
(93)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提请各国警惕中美出现‘大分裂’”：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2019_09_25_519175.shtml，2019年10月6日最后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