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所房子是1872年建造的，七十七年之后他的外祖父还是头一个死在里面的人。而其他一些死者只是殡殓后才停在门厅里供人凭吊，他们有的是用门板抬进来的，有的是裹在货车苫布里拉进来的，有的是装在由新松木板钉的匣子里被卡车运进来的，手拿运货单的卡车司机就站在门旁。这些人不管怎么说都还是回到故土了，其他的人大多数是只闻死讯而已。一张变黄了的白报纸。一封信。一份电报。最初的牧场是费希尔——米勒赠地法案中根据曾经的梅斯伯土地测量结果拨赠的两千三百英亩地；最初的房子只是一间用树枝条搭成的小茅棚，那是1866年的事。就在那一年，第一群牛被赶着通过现在仍然叫贝尔县的地方，越过牧场的北端到达萨姆纳要塞和丹佛城。五年以后，他的外曾祖父赶着六百头公牛犊走过了同样的路，并用那笔钱盖了这所房子。那时，牧场已经扩展到一万八千英亩了。1883年，他们将牧场整个用带刺的铁丝网围起来。到1886年时，野牛群已无影无踪。同年冬天，家养的牛畜因天灾而大批死亡。1889年，孔乔要塞被拆除了。

他的外祖父是八个男孩当中最年长的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活过了二十五岁的。其他的兄弟有的被水淹死，有的被枪打死，有的被马踢死。他们消失在烈火之中，好像就怕只会死在自家的床上似的。最后的两个于1898年死在波多黎各岛上。就在那一年，他外祖父结了婚，并把新娘带到牧场上的家。那时，他一定来到牧场，站在那里观看自己的这份家业，思索着上帝训导的生活之路，还有关于长子继承权的法律。十二年之后，他的妻子在一场流感中去世而没有给他留下一男半女。一年以后，他娶了亡妻的姐姐。再过一年，他们有了一个女儿，从此再未生育。格雷迪这个姓也就随着老人，在那个北风呼啸、墓地上荒烟衰草凄迷的日子里一同被埋葬了。老人的独女就是现在这个男孩的母亲，这个男孩姓科尔，全名是约翰·格雷迪·科尔。

他在圣安基勒斯旅馆的门廊里见到了他的父亲，两人一起走到查德本街的银鹰咖啡馆，坐在后面的小隔间里。当他们进来的时候，桌上的客人都停止了谈话。有几个人朝他父亲点头，有一个人还叫了他父亲的名字。

女招待把每个顾客都称作“宝贝儿”。她一面帮他们父子俩点餐，一面和他调笑。约翰·格雷迪的父亲掏出香烟点着一支，就把那包烟放在台子上，又把他那个印有“第三步兵之魂”的芝宝打火机放在那包烟上，然后仰在椅背上一边抽着烟，一边看着儿子。儿子告诉他说，艾德·埃里森叔叔在葬礼后曾走到牧师面前和他握手。两人站在那里，手中紧握着帽子，呈三十度倾斜着身子迎风而立，活像杂耍剧的演员。当时他们身边的帆布篷在狂风中抖动着、狂暴地扑打着，参加葬礼的人们追赶着被风掀翻的帆布椅子。艾德把身子一直探到牧师的脸上，喊叫着对他说，他们当天上午举行葬礼实在不错，因为照这样的天气，到了下午就会真的北风劲吹，还不知要坏成什么样子呢。

父亲无言地笑了笑，然后开始咳嗽起来。他喝了一口水，又坐着一边抽烟，一边摇了摇头说：“巴迪从俄克拉荷马州那块锅柄状地区回来时告诉我，那个鬼地方有一次风刮得才叫大，风过处小鸡全都扑倒在地上。”

女招待端来了他们的咖啡。

“你们的咖啡，宝贝儿，”她说，“我马上把你们点的菜拿来。”

“她去了圣安东尼奥。”男孩说。

“别称呼她‘她’。”父亲说。

“我是说妈妈。”

“我知道。”

他们喝起咖啡来。

“你打算干些什么？”

“你指的是什么事？”

“指任何事。”

“她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儿子看着他：“你不应当抽烟。”

父亲噘起嘴，用手指头咚咚地敲着桌子，抬起头来说：“到我来问你我该做什么的那一天，你才会知道你已经长大了，够资格告诉我了。”

“是，先生。”

“你需要钱吗？”

“不。”

父亲看着儿子。“你会行的。”他说。

女招待端来了他们的晚餐，厚实的瓷盘里摆着牛排、肉汁、土豆和菜豆。

“我马上把你们的面包拿来。”

父亲把餐巾塞进衬衣领子里。

“我担心的并不是我自己，”儿子说，“我可以这么说吧？”

父亲拿起刀子切牛排。“是啊，”他说，“你可以这么说。”

女招待送来一篮子小圆面包，放在桌子上就走开了。父子俩吃起来，父亲并没有吃多少。不一会儿，他便用拇指把盘子推到一边，伸手摸出另一支香烟，往打火机上磕了几下，夹在嘴上点着了。

“你想说什么就说吧。活见鬼！如果你说嫌我抽烟也可以。”

儿子没有答话。

“你知道这也不是我想做的，不是吗？”

“嗯，我知道。”

“你在好好驯罗斯科吗？”

“还不能骑呢。”

“那我们干吗不星期六去骑骑它？”

“行啊。”

“如果你有别的事就算了。”

“我没有什么事。”

父亲抽着烟，儿子盯着他看。

“要是你不想去也就算了。”他说。

“我想去。”

“你和阿图罗装好货能来城里接我吗？”

“好的。”

“你们什么时候来呢？”

“你什么时候起床？”

“我会起来的。”

“我们八点钟到那儿。”

“我会起床的。”

儿子点点头，继续吃饭。他父亲环视四周，说：“这地方该向谁要咖啡啊！”

夜里，他和罗林斯解下马鞍，把马赶到黑地里，然后两个人躺在鞍褥上，头枕着马鞍。夜色清冷，炽热的火星从篝火堆上飞升起来，在星空中发出红闪闪的光亮。他们能够听见公路上卡车的隆隆声，也能看见镇上的灯光反射到北方十五英里处的沙漠上。

“你打算干些什么？”罗林斯开口道。

“不知道，没事可干。”

“我不知道你在指望什么。那个人比你大两岁，有自己的车，什么都有。”

“对他来说等于一无所有，从来也没有。”

“她说什么了？”

“什么也没说，她能说什么？没什么好说的。”

“喀，不知道你到底在指望什么。”

“什么也不指望。”

“那么星期六你去不去？”

“不去。”

罗林斯从衬衣口袋里掏出烟，坐起身来，从火堆里拿出一块木炭来点着了香烟。他坐着吸了一会儿烟。约翰·格雷迪说道：“我不会让她占我上风的。”

罗林斯在靴子后跟上磕去香烟头上的白灰。

“她不值得你这样，他们谁也不值得。”罗林斯说。

约翰·格雷迪半晌没有回答，后来他说：“这事值得。”约翰·格雷迪回到家，先擦洗干净马，把它牵进棚里，然后走进房子到厨房里去。路易莎已经上床，屋里很安静。他用手在咖啡壶上试试冷热，然后取了杯子倒上咖啡，走进了门厅。

他走进外祖父的工作室，来到桌前，打开台灯，坐进那张老橡木转椅。在桌子上有一个黄铜日历牌，架在旋轴上，用手轻敲一下架子就能变换日期。此时，日历上仍然是9月13日。桌上还有一个烟灰缸，一个玻璃镇纸，一本记事册，上面写着“帕尔默饲料供应店”。还有他母亲的中学毕业照，嵌在一个小银相框里。

房间里有一股陈腐的雪茄烟味。他倾着身子关了那盏小铜灯，在黑暗中坐着。透过前窗，他可以看到繁星照耀下的平原延伸并消失在北方。陈旧的呈十字交叉形的电线杆从西到东穿越过那些灿烂的星座。他的外祖父告诉他，科曼奇人有时会割断电线，然后用马鬃把断头儿连接回去。他身子向后仰靠着，双脚交叉搁在桌面上。四十公里远处的北方天际有闪电和干雷炸响。客厅里的挂钟敲响了十一下。

她走下楼来，走到外祖父工作室的门口，扭开了墙壁上灯的开关。她穿着睡袍，双臂交叉，手掌握着肘部站在那里。他看了看她，又向窗外看去。

“你在干什么？”她问道。

“坐着呗！”他回答。

她身穿睡袍站在那里好长时间，然后转身穿过门厅走回楼上。听到她关门的声响，他起身把她打开的灯关上了。

还有最后几天暖和的日子。下午时分，他和父亲有时会坐在旅馆房间里的白色柳条椅里，窗子开着，钩针编织的薄窗帘轻拂入室内。他们一起喝咖啡，父亲在自己杯里倒上少许威士忌酒，坐下来呷着，又抽上一阵烟，并看着楼下的街道。那里有油田的巡逻车沿街停放，让人觉得好像身处战区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