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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件事就是斗争[31]。我天生好斗，攻击是我的本能之一。能够与人为敌，成为别人的敌人，这也许需要一种坚强的天性，在任何情况下坚强的天性都是这些的前提。它需要反抗，因此它寻求反抗，正如报复和怨恨的情绪必然属于弱者一样，好斗的激情必然属于强者。比如，女人的报复的欲望是很强的，这正是她们的软弱导致的结果，正如她们能够敏锐地感知他人的苦难一样。攻击者的强大程度在某种程度上由他需要的对手衡量。只有寻找到一个更为强大的对手才能显示出攻击者力量的强大，或者这正如问题之于哲学家的意义，好斗的哲学家也需要向艰深的问题发起挑战。哲学家的使命不在于制服所有的反抗，而在于战胜那些只有竭尽全力、灵活应变、使出浑身解数才能战胜的对手，势均力敌的对手，这是诚实决斗的首要前提。如果你轻视对手，那就不能开战；如果你发号施令，且轻视某物，那也不能开战。我的斗争经验可以总结为四条原则。第一，我只攻击那些取得胜利的对手，有时候，我会等他们取胜之后再出手。第二，只有在找不到同盟且孤立无援还要独自妥协让步的时候我才会发起攻击，我从来不会在无须妥协让步的公共场合出手：这对我而言是正当行为的标准。第三，我从不进行人身攻击，我只把个人当成放大倍数很高的放大镜，用它可以看清看似普通但是危险而难以把控的困境。我就是这样抨击大卫·施特劳斯[32]的。准确地说，我攻击的是德国“教育界”一部陈旧的成功之作——我当场拆穿了这种教育，我这样攻击过瓦格纳[33]，更确切地说，我攻击的是我们的“文化”的虚伪和天生的模糊不清，它把复杂当成富有，把没落当成伟大。第四，我只攻击那些已经排除了个性差异的事物，只攻击那些没有不良经验背景的事物。相反，对我来说，攻击恰恰是友好甚至是感激的证明。我通过将自己的名字同某事或某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以表达我对它们的尊重和嘉奖：不管是赞成它还是反对它对我来说没有差别。如果我向基督教宣战——我是有权这样做的，因为我没有遭受过基督教的迫害——热心的基督徒总是对我十分友善。我本人却一直是基督教的反对者，我反对将千年的灾难施加在个人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