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海陆差异·高地与低地：罗马

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下一个阶段，其成因要比我们迄今探讨过的任何一个历史阶段都复杂得多。如今我们必须注意的，并非只是一组单一的地理条件，而是包括了多组的一系列地理条件，且其中每一组的影响，都相继比其他条件的影响更大。此外，过去全部历史所产生的累积效应，我们始终也须牢记。我们所称的古罗马人，或许并不是有意识地知道这些历史教训，可他们却受到了这些历史教训的影响；以前创造过历史的诸多民族做出的种种伟大发现，全都深入地融入了罗马帝国，以至于罗马对后世历史进程的影响，或许超过了其他任何一个帝国。然而，倘若没有以前的那些帝国，罗马帝国就不可能取得后来那么辉煌的成就。如此一来，我们就看到了间接发挥作用的地理制约因素，因为起初这些帝国之所以存在，主要就是地理条件导致的。

古罗马帝国可以将这些帝国带来的教训结合起来，同样是地理制约因素导致的结果。迄今为止，我们已经看到了三个帝国，即古埃及、迦勒底（Chaldea）和亚述，它们都是完全以陆地为根基的帝国。其中，前两个帝国受到了自然条件的保护，而最晚出现的那个帝国则学会了自卫。接下来，我们又看到了三个先后具有强大海上实力的民族，即腓尼基人、古希腊人和迦太基人；这些民族，分别是在毫无保护、有所保护和保护自身的情况下崛起的。不久之后，有个人物出现了；此人理解了陆地和海洋的重要性，并且凭借自己的洞察力以及使之拥有此种洞察力的天赋，征服了整个“世界”。因此，接下来的发展应当出现在一片远远地突入海中的陆地上，也应当出现在一个容易受到创造了历史的诸多力量所影响的地方，就是不足为奇的一件事情了。

从意大利的形状与位置来看，由于此地既接触到了古时的那些文明，但同时又与之有所阻隔，因此理应崛起一个新的伟大中心；不过，想一想此处具体的地理构造，就会更加明白地说明，这究竟是多么自然而然的一件事情。将意大利与希腊比较一下，两地之间的差异就会一目了然。希腊有一条完整的山脉网络，它们的海拔逐渐升高，以希腊的中央山脉为脊，然后坡度陡峭地直降入海，将这一地区割裂成许多小小的半岛、岛屿，以及海湾顶部的沿海平原。而意大利却是一片广袤的高地，蜿蜒曲折地绕向西南并向东抬升。这个高地的外沿，面对着一片向西北方向延伸的浅海，其中全都是从山脉冲刷下来的岩屑，且因此而慢慢抬升，形成了一个平原，即伦巴第（Lombardy）平原。除了这处高地往南散开并伸入海中的地方，那里几乎没有什么半岛和岛屿；并且，尽管弧形高地的内部有山有岭，却没有严重地阻碍交通的天堑或者可作防御之用的屏障。此外，高地的南部有众多海港，可北部却没有什么港口。因此，从海上而来的人之所以能够在南部找到落脚之地，而从北方大陆来的人之所以会南下，就都有了充分的理由；我们也可以料想到，两种人在这一地区相遇的那个地方，理应崛起一种由双方共同促成的文明。事实上，意大利的情况正是如此。在意大利北部，史前时代就已居住于此的那些民族的后裔，即便是到了如今，也依然生活在沿海一带，他们是在陆上民族前进的过程中被挤进了那个地方的；而意大利南部的情况则正好相反，是原有的沿海人口迁往了内陆。

这些力量在罗马会合，使得罗马而不是其他任何一个小城镇或者小城邦变成了那种新文明的中枢，也并非出于偶然。看一看地图就会表明，如今称为“伊特鲁里亚亚平宁山脉”（Etruscan Apennines）的那个地方，地势既比西北方向的“利古里亚亚平宁山脉”（Ligurian Apennines）低得多，也比罗马与东边亚德里亚海（Adriatic）之间那片广袤的高原低得多。由于南方的这个高原入海之处的地势陡然下降，因此顺着东部沿海地区前行有重重困难所阻；由于其间还有许多的河流，从北部南下的人必须跨越这些河流，因而难度还会倍增。从北方进入这个半岛的陆地民族，差不多必然都得经由博洛尼亚（Bologna）和梅陶罗河（Metaurus）之间的某条河谷，跨越伊特鲁里亚亚平宁山脉中的座座大山。做到这一点之后，他们必然又会沿着意大利中部亚平宁山脉的西侧，顺着台伯河（Tiber）河谷南下。即便他们从台伯河以北很远的地方跨越亚平宁山脉，其前进路线也极有可能是经由亚诺河（Arno）上游河谷，然后沿着该河与台伯河之间的山谷而下。不论如何，在大海与高地之间南下的陆上民族，几乎都必会抵达罗马；而到了罗马之后，他们会同样必然地接触到从海上而来以意大利南部的半岛与海港为根据地的民族所带来的影响。因此，由于有这些地理条件，以海洋为根基的文明与以陆地为基础的力量应当会合于意大利，交会于意大利中部某地，即在罗马或其附近地区，就有了充足的理由。

我们几乎没有必要来更加详细地探讨这个问题；不过，由于它们在小范围内阐明了罗马帝国的历史，因此我们注意下述两点会很有好处。要说拉丁姆（Latium）[23]地区比意大利的其他各地都更具优势，那么罗马就拥有拉丁姆地区所不具备的种种优势。罗马坐落于台伯河上，位置优越，尽管经常遭到攻击，却能够进行防御；而城中的居民呢，自然也是时时刻刻都准备着捍卫他们的家园。他们有可能遭受困苦，但不管他们可能因为那一帮帮居无定所的入侵者而经历多少苦楚，他们遭受的痛苦很可能都不如罗马以南的那些城镇。因此相对来说，他们的实力会变得比邻近城邦更加强大，罗马也会成为拉丁姆地区的霸主。而且，尽管早期的历史模糊不清且似乎令人感到困惑，可这种模糊与困惑，却完全是我们根据罗马所处的境况可以料想到的。此外，我们几乎唯一能够把握的事实就是，罗马城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来自不同部落的平原民族之间产生的一些细微差异得到了解决。在面对共同的危险时，这些部落都学会了放下内部的分歧。而且，他们也懂得，最佳的防御措施就在于他们自己。因此，罗马居民便习得了雅典居民没有习得的东西，即每个人都不是完全独立于他人，而是必须考虑到每一种观点与其他人的性格。虽说可能没有哪个个人清楚地理解了这一点，但作为一个整体，他们却是照着这一原则行事的，因为他们已经从经验中发现这样做最好。

待罗马这个城邦或者城市开始将自己的势力向周边的群体扩张后，它一方面有较强的实力来让那些群体臣服，而另一方面也不那么喜欢骑在这些群体头上作威作福。当时，罗马无疑是意大利中部、台伯河以南唯一的一座城市；从这一点来看，它的位置要比雅典更为有利。此外，罗马周边的民族，文明开化的程度也与罗马居民差不多。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要比迦太基人接触的那些低等民族更难征服；可被征服之后，罗马人对待他们的时候也更平等一些。这些古罗马人在我们看来可能都很残暴，但他们很可能没有其他民族那样残暴。他们犯下的暴行，从整体来看并不是那种肆意给别人带来痛苦的残暴。那是一种全盘衡量过后果的暴行，是一种为了更好地施政而决定采取的暴行；也就是说，是为了长远地节省能量才采取的暴行。如此一来，罗马帝国政府就非但比希腊那些城邦的政府更加稳定，也要比迦太基帝国的政权更加稳定。

现在我们已经明白，一些更广泛的因素以及局部的条件，为何很容易促使罗马孕育出一种比世界上此前任何一种文明都更高级的文明；不过，若是不存在这些范围更大的因素，局部条件可能根本就不会发挥出作用。随着罗马政权的日益扩张，另一组控制因素也变得越来越重要了。意大利地形与环境的多样性，也开始对历史进程产生了影响。我们已经看到，意大利与另一个半岛即希腊不同。有可能，意大利与其他的半岛，比如伊比利亚（Iberia）和丹麦（Denmark）之间，也具有很大的区别。西班牙主要是高原，丹麦则以低地为主；可在意大利呢，却是高地和低地差不多平分秋色。海陆位置导致的不同环境，使得意大利的各个民族形成了不同的人生观。南部有濒临海洋的沿海地区，希腊人在此殖民已久，因而称这里为“大希腊”并不为过。这些城邦里的居民都是商人，因而都富得流油。北部地区拥有一种受海洋影响较小的文明，而这种文明容易受到的种种影响，也完全与海洋无关。但除此之外，意大利的高原和山区还有牧民和游牧民族，低地上则有农耕民族；这些民族之间，同样也存在差异。罗马的北方是翁布利亚人（Umbrian）和伊特鲁里亚人，南方是塔林敦（Tarentum）和图利（Thurii）两个城邦；但即便是距台伯河下游平原更近的地区，也还有萨宾（Sabine）丘陵和萨姆尼乌姆（Samnium）高地。因此，罗马城邦在扩张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性质上其实与罗马城面临的问题没什么两样；由于罗马城已经吸取了施政方面的种种教训，故罗马城邦的居民能够制定出一种行政体制，并且凭借这种制度，将开始认识到罗马至高无上的所有群体的能量都充分地利用了起来。

地理条件引发的这些新的行政观念，在三个方面对历史产生了影响。

亚述帝国建立在为了榨取贡物而去征服他国这一观念的基础之上。不管怎样，在形成统治传统的早期，罗马帝国的情况都并非如此。罗马帝国的施政理念，就是将不同的组成单元罗马化，使之形成一个统一体，同时也承认不同单元之间存在差异。一开始的时候，这一过程实施得稍显缓慢，但进行得很彻底，因为结果就是在意大利中部形成了一个在感觉上全然带有罗马特色的牢固核心。正是由于这一事实，人们才将罗马城的名字赋予了行使统治权的古罗马帝国。罗马帝国的内部问题，从来都不是由人们对罗马的反抗导致的，而是有人试图在政府中获得更全面的优势导致的。可以说，罗马帝国完全不同于迦太基或者亚述。

但是，罗马也不像古希腊与腓尼基那样缺乏行动的统一性；罗马不只是提尔和西顿这种平等城邦中的领头者，也不只是雅典这种在一个联盟中领头的城邦。从某种意义来说，它们都具有共同的目标；可罗马的目标却更远大。罗马人必须捍卫自己的领土。尽管所处位置适于防御，但罗马并无天险可守。这就是一种重大的差别：某种条件会让人变得刚强勇武，而另一种条件却没有这样的作用，就像我们在古埃及和巴比伦王国看到的那样。古罗马政府可能会认识到，必须考虑到个人的独特个性，但这并不意味着罗马居民会娇气软弱，或者希望逃避他们在各自的位置上应尽的义务。罗马必将变得至高无上。罗马帝国不仅要拥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而且要确立一个中央政府。

古罗马人为了节省体能而做出的那项伟大发现，也是由同样的心态导致的。因此，罗马人为了战略目标或者为了贸易而率先修建了许多的马路，而阿庇乌斯·克劳狄（Appius Claudius）[24]这个罗马人也成了世界上第一个拥有一条马路的人，就与我们可能料想的情况完全一致；后者拥有的那条马路叫作“阿皮亚大道”（Via Appia），它位于平原之上，从罗马往南而去。通过良好的中央集权政府来节省能量，就意味着应该有一个中心，而且从周边地区应当很容易到达这个中心。马路是人们借以在陆上做到这一点的最轻松的一种方式，只是此前世间并不存在马路罢了。在迦勒底和古埃及所处的远古时代，人类曾经由那条“道路”，从一地前往另一地。人类和他们带领的牲口全程都是步行，而携带的所有物品，也是由牲口来驮运。接下来，腓尼基人发现走水路要比走陆路更加轻松；假如规定能量的消耗量，那么乘坐船只，桨帆并举，就能到达更远的地方。古罗马人的发现，则是人类与牲畜在一种顺滑、平坦而硬实的地面行走时，要比在一处粗糙、不平而松软的地面上行走起来更加容易，并且可以利用优势更大的车轮，使得牲畜拉动的东西要比它们驮运的东西多得多。无疑，此时人类已经了解到马路和车轮这两种东西，可如何将其大规模地加以应用，则是古罗马人发现的。在这一发明中，地理条件直接或者间接地发挥出了主要的作用。古埃及和迦勒底那种由冲积土构成的地面并不适合修建马路；由于没有石头（迦勒底尤其如此），因此人们几乎不可能去修建马路。在沙漠上，不管是在埃及周边还是在埃及与迦勒底之间的沙漠上，人们都可以往任何一个方向走。所以，那里没有修建马路的诱因；尤其是因为那里充其量也只有极少数人畜来往，并且马路就算修成了，可能也会很快湮灭在沙砾当中。最重要的是，沙漠里的能量不够集中，不值得在那里修筑道路。亚述帝国的情况与此相似。至于腓尼基人，不管是腓尼基的还是迦太基的腓尼基人，他们的注意力都太过集中在海上，把大海当成通道，因此根本就没想过要在陆地上修建马路。在古希腊，地理和政治上的不统一，就是古希腊人为什么没有修筑道路的充足理由。他们都希望与邻近城邦隔离开来，而不是与那些城邦紧密相连。可在古罗马帝国，却有修筑道路的诱因即动力，因为那里没有沙漠或大海这样的天然通途，却有石头，后者就是从地理上来看导致古罗马人可以修建道路的一种新因素。

公元前300年之后不久，罗马已将意大利半岛统一起来，置于其统治之下。此后，古罗马帝国又继续开疆辟土，将附近的陆地与海域全都并入了帝国的版图。古罗马人扩张疆域时遵循的原则，就是他们后来继续发展时所遵循的那些原则。古罗马政权的历史，仍将由海洋与陆地这两个地理制约因素的相互作用来决定；不过，由于后来的古罗马政权虽说仍然以罗马为中心，却不再是以前的那个样子，故这两种因素的作用还变得更加复杂了。

（1）因为古罗马政权已经不同于起初的罗马城邦政权，由于此时的古罗马政权已经统治了整个半岛，因此整个意大利的情况不同于台伯河上罗马城的情况这一点，开始呈现出了一种新的重要意义。罗马这座城市之所以存在和发展起来，主要原因就在于，罗马城位于来自海洋与陆地的两种力量交会之处。当罗马城邦与整个意大利半岛结成一体之后，这两种力量本身也开始呈现出一种新的重要性，因为到了此时，罗马城邦不但与南方的一个大海产生了更加直接的联系，而且与北方的陆地产生了更加直接的联系；南方的大海上有众多的岛屿，始终都能为经由海路而来的敌人提供立足之地，而一些陆地民族则可以从北方发动进击，尽管那些陆地民族的文明水平可能比不上古罗马人，但他们的进击兵力可能更多，因为北方的陆地面积广袤。因此，与波斯帝国一样，古罗马帝国不得不装备一支舰队，去跟那些可能在靠近意大利沿海的地方设有基地的敌对民族争夺制海权；而古罗马帝国向内陆扩张疆域，也成了同样自然的一件事情。这些方面，都属于新的事实。

（2）不过，由于罗马仍然是古罗马帝国的统治中枢，由于罗马市民的传统在古罗马帝国占有极其重要的分量，因此当地的情况与历史的惯性仍然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①罗马市民并非毫不了解大海；这种情况，与波斯帝国的那些君主一样。海水冲刷着距罗马城只有数英里之遥的海岸；非但南方的许多城邦实际上都是靠海为生，它们后来都被罗马并入了帝国版图，而古罗马的传说也表明，罗马在很早以前就掌控过拉丁姆沿海的一些城邦。倘若早期以及后来没有对大海的这种持续了解，那么南部那些半岛与岛屿的存在是否会以历史既现的方式迅速发挥出作用，就是一件非常值得怀疑的事情了。

②另一方面，意大利并非希腊；罗马是意大利的中枢，其他地区都承认了它的至高权威。罗马的地位甚至也与马其顿王国不同。统治国家并不是一两个人的任务，许多市民可能都会应召前去统率军队或者治理国家；当然，这些人并非一律胜任他们的任务，但事实仍然是，在危机情况下，通常都会出现一个有能力应对紧急状况的人物。正是出于类似的原因，就连古罗马的战争机器本身，也要相应地比马其顿方阵（Macedonian phalanx）[25]更有效率，而对臣服城邦的管辖也更加牢固。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因于历史惯性，应当归因于现有条件继续存在的那种趋势。

③早期罗马市民业已抱有的那些理想，对他们后来的历史进程也产生了影响。罗马并不是另一个迦太基。罗马渴望的，并不是贸易，而是“罗马帝国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以及能够种植作物、维持生计的土地。这一点，既是地理条件导致的结果，也对大大扩张了的这个城邦的历史进程产生了影响。

这些因素，我们全都必须牢记在心。罗马相继与迦太基和希腊进行了缠斗，因为后面两个帝国都与意大利南部的半岛与岛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罗马陆军的实力，优于马其顿王国与迦太基的军队；而结果也表明，罗马舰队的实力强过了任何一个敌对国家的舰队。到了公元前146年，迦太基已被消灭，而希腊也不得不臣服于罗马的无上权威之下了。希腊和迦太基不再是独立的海上政权之后，世间就没有哪个政权能与罗马争夺海上霸权，而与马其顿王国接壤的地区，也迅速落入了这个业已掌握了制海权的政权手中；不过，此时的古罗马人并没有想过要变成商人。长久以来，夹在腓尼基和希腊之间的罗德岛（Rhodes）就算不是贸易群体的唯一基地，也是其中一个主要的基地，可古罗马帝国却没有想过去镇压这些商人，因为商人并不是古罗马帝国的竞争对手。由于古罗马帝国没有对海上进行有效的统治，因此海上是一派混乱的局面。起初，古罗马并未感觉到这一点；军事远征行动经由海路都进行得极其顺畅，因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的海盗并不会去进攻远征队。只是到古罗马人开始从征服之地而不是从本国获取物资给养之后，他们才发现，必须将这些在东部岛屿中觅得了一个极佳基地的海盗从海上消灭掉才行。其实，海盗猖獗的现象是在古罗马人不愿解决这个问题的心态纵容下，才日益严重起来，而不是由于古罗马帝国海上实力不强导致的；这一点，从庞贝（Pompey）在短短的40天之内就将海盗驱离了那片海域的事实中，就可以看出来。只要下定了决心，古罗马帝国就可以掌控大海。显然，古罗马是一个疆域要比古希腊或者迦太基广袤得多的海上强国。此后的数个世纪里，地中海完全是古罗马帝国的天下。虽然地中海上爆发过一些海战，并且都是著名的海战，可它们都是罗马帝国内部势力为了争夺国家统治权而爆发的争战，并不是古罗马帝国与外敌之间的战争。

注意，尽管古罗马人经由海路的确到达了帝国后来的许多领地，或者说更加顺畅地到达了那些领地，但情况并非始终都是这样。此外，这些海外领地也并非只是沿海地带，而是大片大片的国土，它们既需要加以统治，也需要与中央政府保持联系。因此，虽说海洋在古罗马的历史上属于一种控制因素，但陆地同样如此。

现在，我们必须考虑一下另一种重大的地理制约因素了。除了海陆之间的巨大差异，地理方面还有一种重大的差异，那就是高地和低地之间的差异。请注意，这里不是指山岳和山谷之间的那种差异，而是指高地与低地之间的差异。有些地区的海拔只是稍高于海平面，有些地区的海拔则有半英里[26]、1英里，甚至2英里高。若从水平方向来看，即便是2英里这样的距离，也不值一提；可从垂直距离来看，2英里却算高得很了，因为事实上高海拔地区具有全然不同的生存条件。高海拔地区的空气较稀薄，气温和湿度也较低。低海拔地区的生存条件，必定始终都不同于高原之上的生存条件，无一例外。这一点，甚至会对人类的身体产生影响；不过，这还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植被能够生长的条件各有不同，而可以节省能量的环境通常也不一样。因此，与生活在低地的民族相比，高原民族必定会从事不同的职业、具有不同的习惯、吃不同的食物、拥有不同的理想和不同的思维方式。生活在一处高原两侧的低地民族之间，并非仅仅有山脉阻隔，还有差不多各个方面都与之全然不同的民族阻隔，而这三个民族中的每一个，都会形成一个独立的单元。例如，阿尔卑斯山脉（Alps）的最高海拔达到了3英里，平均海拔为1英里，而其宽度则达到了120英里。这也就是说，其中的重要事实并不在于阿尔卑斯是一道山脉，而在于那里是一个高原地区。现代的瑞士（Switzerland）、提洛尔（Tyrol）[27]和萨伏依（Savoy）[28]，都属于阿尔卑斯地区的高原国家；古往今来，这些民族始终都与阿尔卑斯山脉两侧的民族大不一样。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意大利是由一片片高地与一片片低地组成的。罗马治下之各个民族间的差异，就是由高地与低地之间的差异，加上海陆差别导致的差异造成的；因此，在意大利这个较小的舞台上培养出了经世治国之才的同一个民族，才能够为罗马征服的不同地区提供合适的统治者。在后来的古罗马帝国中，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民族自然就对彼此怀有敌意了。

同样，这些民族也被古罗马人利用统一意大利的那些相同方法统一起来了。由于大海上并非处处都可以用作通途，因此古罗马人修建了许多大路，一路向整个南部和西欧推进，其规模之大，以至于世间还形成了“条条大路通罗马”这样一句俗语。我们还须注意到，其中体现出了中央政府集权这种相同的趋势，因为所有大路的确是通往罗马或者自罗马而来；连接各个地区的交叉道路没有几条，故各个地区的相互交流可能也极少，从而使得各地联合起来对抗统治政权的可能性也更小了。这些大路，自然也是沿着阻力最小的路线修建起来的；人们把道路修筑在能量消耗最小的地方。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意大利周边的高地与低地的分布情况，也开始呈现出了日益重要的作用。

看一眼欧洲地图，我们就会看出，从黑海以西到罗纳河的一路上，横亘着一条高原带；除非爬到海拔很高的地方，否则人们就无法穿过这条高原带，到达西边的平原上。西班牙也是一处台地。在阿尔卑斯山脉与比利牛斯山脉之间的空当处有一座单独的山脉，其朝南的一侧崖壁陡峻。这座山脉，并没有完全阻塞通道。其中留下了罗纳河谷，让人们可以经由此地，前往北方的大陆；这条通道，就是从地中海往北的唯一一条陆上捷径。因此，尽管阿尔卑斯山脉的高原上据有敌对部落，可古罗马人却轻而易举地占领了这条可从海上达到的通道，使得现代法国所在的整个地区迅速臣服于古罗马人的统治之下，这一点就是不足为奇的了。

后来，古罗马帝国还向东北和东方扩张，直到基督教纪元伊始之时，帝国凭借海上实力，又把地中海沿岸的所有地区，连同莱茵河（Rhine）与多瑙河（Danube）以西、以南的地区全都并入了帝国版图；同时，东方的小亚细亚以及幼发拉底河以西的所有地区，也并入了帝国治下。这就是古罗马帝国。在接下来的三四个世纪里，“罗马帝国治下的和平”使得差异巨大而分布广袤的各个地区都发展出了一种文明；这些地区之间并没有什么天生的凝聚力，只是由于它们全都依赖于古罗马帝国的实力与管辖，才形成了同一种文明。这些地区的各个民族都生活在和平之中，无需耗费能量去打仗，因而能够把所处位置赋予的种种优势充分有益地利用起来。

古罗马帝国是由一个位于罗马的中央集权制政权建立起来的。帝国的凝聚力，主要源自古罗马人的军事与行政天赋，而这种军事与行政天赋，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地理制约因素导致的结果。由于是整个民族而非某一个人拥有这种天赋，因此古罗马帝国与马其顿帝国（Macedonian Empire）不一样，并非只是一段短暂的插曲。古罗马帝国强大有力，一直存续到了公元五世纪。此后，它又以拜占庭帝国（Byzantine Empire）[29]的形式继续存在，只是到了1453年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30]陷落之后，这个帝国才没落下去；而在名义上，这个帝国还一直持续到了拿破仑（Napoleon）这个亚历山大式的人物横扫欧洲一切古旧传统的时候。这样，就再次体现出了历史惯性的力量。由于历史以前如此，所以它会继续如此。

与其他一些统治过世界的大国一样，古罗马帝国也走向了终结；不过，这个帝国的终结几乎与其发展壮大一样，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为一些重大的地理控制因素开始以另一种方式发挥出作用了。

（1）地中海形状狭长。古罗马帝国是以地中海周边的沿海地区为基础，因此整个帝国也呈狭长形，其长度差不多达到了宽度的2倍。南部那片广袤的沙漠与大海之间，充其量只剩下一条狭长的地带；因此，假如只考虑地中海以北的陆地（那是古罗马帝国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我们就会看出，古罗马帝国疆域的长宽比还会更大。如此一来，不管什么时候，只要这个政权对整个帝国的掌控力度变得不那么有效，整个帝国往往就会自然而然地分裂成两个部分。

（2）地中海的东端不同于西端。正是由于地中海东端远离大西洋（Atlantic），正是由于那里有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绿洲之地，并且由于希腊及其岛屿也位于这一地区之内，所以这里才会在许多很容易辨识出来的方面都不同于地中海西端。地中海东、西端的这种差异，始终都是存在的。甚至是在罗马共和国（Republic of Rome）变成罗马帝国之前，这种差异就已存在，并且在整个历史进程中一直持续了下来。亚克兴（Actium）海战[31]、勒班陀（Lepanto）海战[32]和纳瓦里诺（Navarino）之战[33]全都发生在希腊以西，即发生在西地中海的海上力量与东地中海的海上力量相遇之处，并非是偶然之事。古罗马帝国曾经统一掌控过这两个部分，可随着它们之间的纽带力量渐弱，这两个部分就分裂开来了。

（3）此外，撒哈拉大沙漠位于地中海以南，因此几乎不用担心敌人会从那个方向发动进击，而西方与西北方向又是大西洋，古时也没有人能够从那个方向前来进击；可是，整个东北方和东方却是广袤的欧-亚大陆，而古罗马帝国统治的，不过是这个大陆的一处边缘地带罢了。敌人有可能从这个大陆上前来，也的确前来进击过。自然，帝国的行政中枢应当向东转移，迁往需要防御的边境附近，以便更加容易进行防御。由于罗马城以前一直都处在中枢位置，故它还会继续如此：只是因为这里具有悠久的历史，因此罗马不可能一下子变成一个地方城镇；所以，在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将首都设在君士坦丁堡之后，整个帝国便有两座皇城了，一座在东方另一座在西方，从而为帝国走向分裂的趋势增添了一种动力。

（4）最后，罗马帝国之所以存在，应当归功于古罗马人具有高超的自卫本领；不过，正是由于他们远离了帝国外敌的任何攻击危险，所以后来的古罗马人便逐渐丧失了原有的那种自卫与行政能力。待外敌终于进击之后，一群群蛮夷之敌虽然也经过了较具活力的君士坦丁堡这座新都，可古老的罗马城却先于后者而陷落了。

于是，古罗马帝国便逐渐分裂成了两个部分，并且两个部分之间的凝聚力也越来越弱。东罗马帝国用一种经过了改良的方式继续实行着古老的传统，又延续了千年之久；但随着罗马城本身的陷落，西罗马帝国已经完全不再是一个中央集权政府，便开始脱离东罗马帝国，并且分裂成了许多各自为政且常常相互敌对的地区。

接下来，由于掌控的对象不同了，所以地理条件便用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方式，控制了历史进程。

由于夹在海陆两种势力之间，可自身内部却没有一个强大有力的政权，因此在陆上和海上都没有什么强大政权统治的那个时代，意大利在数个世纪里简直就是历史的玩物。不论什么时候，只要一个海上民族可以找到一个落脚点或者一个陆上民族能够安顿下来，这里就会暂时性地落入某个政权之手，不久后又被东罗马帝国重新夺回，且占领和夺回的都是整个意大利或其部分地区；这里被来自北方的哥特人（Goth）[34]、伦巴第人（Lombard）[35]和其他条顿人（Teuton）[36]，以及南方的汪达尔人（Vandal）[37]、撒拉森人（Saracen）[38]和拜占庭人（Byzantine）争来夺去，因此，难怪在原本属于此地实力之源的各种高地和低地导致和增加了那种分裂趋势之后，意大利没有了统一的历史；也难怪，甚至直到过去的60年里，意大利最值得世人注意的一个特点，就成了它分裂之后各个部分相互敌对的现象。

组成古罗马帝国本身的高原与低地的多样性，控制历史进程的力度却丝毫没有减弱。古罗马帝国的各个组成单元依然存在，而中世纪的历史，不过就是一段将这些组成单元进行安排、再安排、再再安排，努力朝着现代欧洲那种多少具有永久性的平衡状态发展的历史罢了。古罗马帝国直接或间接地促成了大量地理单元的出现。它们都被纳入了整个世界；其中的每个地区或国家都已开化，只是方式不同，而中世纪的历史令人困惑的原因，完全就在于这主要是一段由那些相互疑忌的小单元试图用种种稳定的形式联合起来形成的历史。在西欧地区，这些单元之所以恰好面积又小、数量又多，就是因为那里的低地和高原分布在相对较小的范围之内，而各地民族又彼此疑忌所致。

不过，我们绝对不能忘记历史惯性的重要性。由于历史与人类的思想有关，故思想观念始终都是创造历史的一种力量。由于所处环境特殊，罗马变成了一个帝国。古罗马人做出了伟大的发现，那就是完善的中央集权政府能够节省能量，而帝国这一观念与他们所用的施政方法，也仍然留存在人们的心中，被当成一种理想，在促成那些组织松散的单元联合起来的过程中，发挥出了非凡的作用。

这种观念，还由于另一个事实而变得更加重要了。由于罗马城在古时就已威名赫赫，由于具有了这种帝国观念，因此罗马主教也获得了一种无上的权力。世俗政权被毁之后，教会的权威却依然存在，还因与之具有矛盾冲突的世俗政权不再存在而变得更加强大了。连一个个原本全然一样的世俗省份彻底消失之后，教会省份也保留了下来。于是，基督教便在古罗马帝国的西部而不是东部广泛地传播开来，而那种特定类型的基督教，本质上也具有古罗马的特点。

帝国与教会这两种理想结合起来，在地区差别导致的自然差异方面产生了相互作用；正是这种相互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古罗马帝国衰落之后那个时代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