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帝国之间的竞争

我们可以在航海者从西欧出发、漂洋过海的推进和同时代俄罗斯哥萨克人横跨“中心地带”上的大草原的进击之间，做一个极其有意思的比较。1533年，哥萨克人雅尔马克纵马越过乌拉尔山脉，进入了西伯利亚，也就是说，此时距麦哲伦完成环球航行不过十多年。就我们目前所处的这个时代而言，也可以进行这样的对比。1900年，英国在与本土相距6000英里的海外与布尔人作战时能够维持25万人的给养，还是一件史无前例的事情；不过，1904年俄国派了一支25万多人的军队，坐火车走上4000英里到满洲去跟日本人作战，也是一桩非同寻常的壮举。我们都已经习以为常，认为经由海上进行机动的速度要远远超过在陆上进行机动；虽说过去有一个时期确实如此，但我们应当还记得，50年前全世界90%的航运量还是由帆船来进行的，而当时也已开通横贯北美洲的第一条铁路了。

我们之所以通常认识不到哥萨克人统治大草原的重要性，原因之一就在于我们都模糊地认为，俄国从德国和奥地利两国边境起向东延伸达数千英里，定居人口的密度也逐渐下降，覆盖了在地图上用同一种颜色标注为一个国家的那片地区，远至白令海峡。实际上，俄罗斯——在这次大战的前3年中为俄国军队提供了80%以上新兵的、名副其实的俄国——比在地图上似乎简单地显示出来的范围要小得多。属于俄罗斯民族故土的那个俄罗斯全部位于欧洲，所占的面积也只有我们通常所称的俄国欧洲部分的一半左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俄罗斯的陆地边界在许多地方就跟法国或西班牙的海岸线一样明确。在地图上顺着一条线，从彼得格勒往东沿伏尔加河上游到该河位于喀山的大拐弯处，再从那里沿着伏尔加河中游南下，来到这条河位于察里津的第二个大拐弯处，最后沿着顿河下游往西南而去，就到了洛斯托夫和亚速海。在这条线以内，即这条线的南边和西边，居住着1亿多俄罗斯人民。他们是俄罗斯民族的主体，在伏尔加河和喀尔巴阡山脉之间、波罗的海和黑海之间的平原上繁衍生息，平均人口密度大约为每平方英里150人，可这条绵延不断的人口带，挨到前面所述的那条线便差不多马上终止了。

从彼得格勒和喀山往北是北俄罗斯，那是一片广袤而幽暗的林地，其中间或有些沼泽，面积占我们刚刚确定的那个俄罗斯族故土总面积的一半多。北俄罗斯的人口少于200万，就是说每平方英里还不到3人。东俄罗斯位于伏尔加河和顿河以东，远至乌拉尔山脉和里海，它的面积与北俄罗斯差不多，人口也是差不多200万。不过，位于北俄罗斯和东俄罗斯之间的卡马[112]河谷，却是一片有人居住的狭长乡村；它从喀山和萨马拉[113]往东延伸到乌拉尔山脉，然后越过这条山脉，经过叶卡捷琳堡[114]的矿区，进入西伯利亚，并完全横过西西伯利亚到达伊尔库茨克，只是没有抵达贝加尔湖罢了。伏尔加河以东这条人口带的人口数量大约达2000万。整个人口带从喀山和萨马拉到伊尔库茨克，由于居住的都是农民而非到处漂泊的游牧民族，所以人们在此定居应该还没有多久。

从喀山向南流到察里津的伏尔加河中段不仅是俄罗斯一条了不起的护城河，也是欧洲一条了不起的一条护城河。人称“丘岸”且同对面“草岸”隔水相望的西岸，是一片海拔大约100英尺且沿河壁立、长达700英里的丘陵；这片丘陵，正是那片有人居住的平原的边界，其地势则稍高于海平面。站在这条边界的最高处放眼东望，远眺脚下那条大河的对岸，你就会看到，你的身后是人口稠密的欧洲，而你的前面，随着低矮的草地逐渐东延变成水草稀少的半干旱草原，正是中亚细亚无人地带的起点。

最近数月间发生的俄国内战，显著而切实地说明了这些巨大的自然差别与社会差别。在北俄罗斯全境，只有两三个城镇的规模比村子大，而由于布尔什维克以城镇居民为根基，所以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伏尔加河以北的那些地区并没有什么势力。此外，由于乡村地区人烟稀少，并且主要都是林中居民，生活条件简单得很，没有产生“平均地权”这种政治觉悟的土壤，因此那里的农民与布尔什维克并没有同感。结果就是，沿德维纳河上游从阿尔汉格尔到沃罗格达的那条铁路在很长时间内一直都畅通无阻，并未中断海洋和西部地区之间的交通。西伯利亚大铁路从彼得格勒出发，穿过了沃罗格达，并且此处还有一条铁路从莫斯科直达沃罗格达；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一条离开俄罗斯本土、在雅罗斯拉夫跨越伏尔加河上的大桥进入北俄罗斯的铁路。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撤出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后，协约国的大使们才在沃罗格达住了下来：除了这里与阿尔汉格尔和符拉迪沃斯托克有着便利可选的交通，他们所处的地方也已不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之内了。

更为重要的是，捷克斯洛伐克人在西伯利亚大铁路的莫斯科支线上采取了行动。在乌拉尔哥萨克人的支持下，他们从乌拉尔山脉进军，攻取了西伯利亚铁路与“草岸”相接处的萨马拉，并且占领了塞兹兰的伏尔加河大桥。他们甚至还沿着通往奔薛的那段铁路线深入了一段不长的距离，挺进到了真正的俄罗斯，但他们经过的都是铁路线附近人烟相当稀少的地区。此外，他们还溯河而上，打到了喀山。因此，实际上他们是围着真正俄罗斯的边缘左奔右突，从外部对它构成威慑。英国远征军从阿尔汉格尔乘船溯德维纳河而上，到达了柯特拉斯，之后又从那里乘坐火车到达了西伯利亚大铁路上的维亚特卡[115]；根据这些现实情况来看，英军的行动似乎还不是那么有勇无谋。

“真正的俄罗斯”这个定义，不但为俄罗斯赋予了新的含义，也为19世纪的欧洲赋予了新的含义。我们不妨借助地图，来仔细研究一下那个19世纪的欧洲。斯堪的纳维亚、芬兰和俄罗斯所有位置较北的地区，还有南至高加索地区的东俄罗斯，因为纯属无人区而被排除在欧洲之外，而跟这些地区一起被排除的，还有土耳其在巴尔干半岛上的领土。我们应当记得，金莱克[116]在1844年写的《艾奥森》一书中曾说，当他渡过萨瓦河到达贝尔格莱德时，他还以为自己来到了东方。1739年《贝尔格莱德条约》划定的奥地利帝国和土耳其帝国之间的边界，直到1878年都没有变动过。这样一来，真正的欧洲，即欧洲各民族的欧洲、有着诸多海外殖民地并信奉基督教的欧洲，就是一个相当明确的社会学概念了：它的陆上疆界，是从彼得格勒直到喀山，然后顺着一条弧线，从喀山沿伏尔加河和顿河直到黑海，再沿着土耳其边界到达亚得里亚海北端附近。这个欧洲，一端是向海洋中突出的圣文森特角；另一端则是伏尔加河在喀山拐弯所形成的那个陆上岬角。柏林差不多正好处在圣文森特角和喀山的中间。倘若普鲁士赢得了这场大战，它就会把从圣文森特角到喀山的这个欧洲大陆，再加上亚洲的“中心地带”，变成一个海上基地，从而在下一场战争中用来对付英、美两国。

现在，我们不妨划出一条从亚得里亚海到北海的界线，把欧洲分成东西两个部分：威尼斯、荷兰以及自欧洲有史以来就属于日耳曼人的那一部分德意志，都可以划在线的西边；但柏林和维也纳应当划在此线以东，因为普鲁士和奥地利是被日耳曼人征服且多少被迫德国化了的两个国家。在如此划分的地图上，我们不妨再来“彻底回顾”过去四个世代的历史；如此一来，这段历史就会呈现出一种新的相关性。

英国革命限制了君主的权力，而法国革命则维护了人民的权利。由于法国发生内乱并遭到了外部侵略，所以造就了拿破仑这个组织者。拿破仑征服了比利时和瑞士，让周围的西班牙、意大利和荷兰等国的君主都成了他身边的附庸，并且跟俯首帖耳的莱茵联邦——换言之，即过去的德意志——结成了联盟。这样一来，除了不列颠这个岛国，拿破仑便统一了整个西欧。然后他开始进击东欧，打败了奥地利和普鲁士；虽然后来出兵进击俄罗斯的时候他强迫这两个国家同法国协同作战，但他没有吞并这两个国家。我们常常听人说起，莫斯科后方幅员辽阔，可供俄罗斯人撤退；可实际上，拿破仑在莫斯科战役中就已经差不多横扫了当时俄国有人居住的地区。[作者注：因此也就横扫了能为俄罗斯作战部队提供给养的那片领土。]后来拿破仑之所以被赶下台去，部分原因在于他的人力资源业已枯竭，但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他在西欧的势力范围被英国的海上力量包围了；因为英国不但能够从欧洲以外的地区获取给养，还能切断西欧获得相同给养的渠道。自然，英国也与东欧一些强国结成了同盟，但只有一条路线可以让它有效地跟这些东欧国家进行联系，那就是经由波罗的海的水路。这就解释了英国海军在哥本哈根进行了两次作战的原因。然而，正是因为掌握了制海权，所以英国才能够让陆军在荷兰、西班牙和意大利登陆，才能蚕食掉拿破仑的后方实力。有意思的是，在取得最终胜利的特拉法尔加海战和标志着战争转折点的莫斯科战役中，两处战场离我们这个真正的欧洲的东西两端都很近。拿破仑战争是西欧和东欧之间的决斗，虽说双方的面积和人口差不多不相上下，但西欧由于文明程度较高而具有的那种优势，却被英国的海上力量抵消掉了。

滑铁卢之战后，东欧被俄罗斯、奥地利和普鲁士这3个强国所组成的“神圣同盟”统一起来了。这3个国家仿佛都受到了西面的磁铁吸引一样，都向西进击了一段距离。俄罗斯攫取了波兰的大部分领土，从而把一个政治意义上的半岛楔入了地理上的欧洲半岛的中心。奥地利占领了达尔马提亚沿海，以及位于北意大利本土的威尼斯和米兰两地。普鲁士得到了原属西欧老德意志的一处“飞地”，并把这处领土分割成了莱茵兰和威斯特伐利亚两个省。结果表明，与俄国兼并波兰人、奥地利兼并意大利人相比，普鲁士此次兼并日耳曼人的意义更为重大。莱茵兰是一个文明古邦，因为与西欧相距极近，所以它接受了《拿破仑法典》并将其当作自己的法律，一直保留到如今。自普鲁士人气势汹汹地攻进西欧的那个时候起，自由的莱茵兰省与柏林守旧的勃兰登堡之间，就必定会爆发出一场斗争。不过，由于当时整个欧洲都已筋疲力尽，所以这场斗争便推迟了一个时期才爆发。

在此期间，英国的海军力量继续从赫里戈兰、朴次茅斯、普利茅斯、直布罗陀和马耳他出发，以包围整个西欧。经过1830年到1832年间突发的剧变[117]，西欧结束了短暂的反动统治，而中产阶级则在英、法和比利时等国开始掌权。从1848年到1850年，民主运动蔓延到了莱茵河以东，中欧开始闪耀着自由和民族主义思想的光芒；但在我们看来，有两个事件，也只有这两个事件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1849年，俄国军队攻入了匈牙利，使得马扎尔人重新臣服于维也纳，从而让奥地利人得以再次凌驾于意大利人和波希米亚人之上。1850年，在奥尔姆茨举行了一次命运攸关的会议；在此次会议上，俄国和奥地利都不同意让普鲁士国王接受“一统全德”的皇冠，而这顶皇冠，又是西欧的法兰克福献给普鲁士国王的。这样，东欧的统一得以维持下去，而从莱茵兰地区开始传播的自由主义远动，却无疑受到了阻碍。[118]

1860年，曾经到过法兰克福并担任过驻巴黎和驻彼得格勒大使的俾斯麦，奉召在柏林上台掌权了；他决定不以法兰克福和西欧的理想主义为基础，而是以柏林和东欧的组织为基础来统一德国。1864年和1866年，柏林击溃了西德意志，吞并了汉诺威，从而为容克[119]军国主义进入莱茵兰地区打通了道路。与此同时，通过帮助马扎尔人建立起了一个奥——匈联合政府并从奥地利手中夺取了威尼斯，柏林削弱了其对手奥地利的实力。在此之前，法国已经让米兰重新回到了西欧的怀抱。然而，1866年的普奥战争本质上只是一场内战；1872年，当普鲁士在对法战争中显示了自己的力量不可抗拒，继而建立起“三帝同盟”[120]，并因此而短暂地重建了东欧的“神圣同盟”之后，这一点就变得很明显了。但是，此时东欧的权力中心已是普鲁士而不再是俄罗斯，并且东欧也已在莱茵河两岸建立起一条巨大的“缓冲带”来跟西欧对抗了。

普法战争之后的差不多15年里，东欧和西欧都在俾斯麦的统治之下。他是用离间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这3个日尔曼强国的方法来统治西欧的。他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利用了这3个国家同巴巴里那个阿拉伯人的“西方之岛”的关系。法国已经占领了巴巴里的中部地区，即人们所知的阿尔及利亚，而通过怂恿法国扩张领土、向东侵入突尼斯且向西侵入摩洛哥，俾斯麦又令法国和意大利、西班牙两国产生了利益冲突。在东欧，俄、奥两国对巴尔干半岛也存在着差不多相似的竞争；不过在这里，俾斯麦的意图却是让他的这两个盟国团结起来。因此，在1878年和奥地利缔结两国同盟之后，俾斯麦又同俄国进行秘密谈判，签订了一份《再保险条约》[121]。他所期望的，是一个由普鲁士人掌控的、团结一致的东欧和一个分裂的西欧。

我们如此简短地回忆起来的这些事件，都并非只是过眼云烟和冷冰冰的历史。因为它们表明了东、西欧之间那种根本性的对立；倘若我们还记得，贯穿德国境内且历史业已表明属于东、西欧之间分界的那条线也正是我们出于别的理由而从战略意义上来划分“中心地带”和沿海地区的那条线，那么这种对立便更具全球性的重大意义了。

西欧有两个主要的组成部分，即罗曼语系国家和日尔曼语系国家。就英、法这两个主要国家来说，在现代并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一国征服另一国的问题。因为两国之间，横亘着英吉利海峡。回望遥远的中世纪，法兰西骑士曾经统治英国达三个世纪，这是事实；而英国也曾有一个世纪想要统治法国，这也是事实。但是，在女王玛丽[122]丢掉加来港之后，这种关系便永远结束了。两国在18世纪发生了数场大战，目的主要都是为了阻止法兰西的君主独霸整个欧洲大陆。至于其他的，都是双方为争夺殖民地和贸易而进行的战争。而就莱茵河两岸的日尔曼语系国家来说，过去它们对法兰西人自然也并不存在什么根深蒂固的敌意。阿尔萨斯人虽然说的是日耳曼语——这是迄今为止仍然具有影响力的伟大历史事实之一——但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法兰西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即便是如今属于普鲁士莱茵省的那个地区，也接受了《拿破仑法典》。

东欧也有两个主要的组成部分，即日尔曼语系国家和斯拉夫语系国家，但这两个组成部分之间，却并不像西欧的罗曼语系国家和日尔曼语系国家之间那样势均力敌。东欧整体形势的关键——这也是目前我们还无法清楚地理解的一个事实——就是日尔曼人要求统治斯拉夫人。恰好处在西欧边界之外的维也纳和柏林，都已处在中世纪早期属于斯拉夫人的地盘之内；它们代表了日尔曼人作为征服者迈出故土、向东扩张的第一步。在查理曼大帝时代，萨勒河[123]与易北河将斯拉夫人和日耳曼人隔离开来了；而迄今为止，柏林以南不远的地方就是“科特布斯圈”，那里的农民仍然说着温德语，或者数个世纪前这一整个地区都说的那种斯拉夫语。除了为数极少的那些文德语残余势力，斯拉夫族的农民都已经接受了日尔曼贵族的语言；这些日尔曼贵族都拥有自己的大庄园，在庄园里统治着斯拉夫农民。而在德国南部，由于当地农民都是纯正的日耳曼人，所以土地都分由小地主所有。

毫无疑问，奥地利贵族给外国人的印象并不同于普鲁士贵族给外国人的印象；而那种不同，毫无疑问就是源自下述这一事实：奥地利人是从南方日耳曼人的大本营向东进击，而普鲁士人却是来自较为荒芜的北方。但是，尽管我们通常认为只是普鲁士才有容克贵族，可在普鲁士和奥地利两国，此次大战前的大地主却同样都是那些专横霸道的君主。直到不久之前，两国的农民还都是农奴。

对于那些利用地图来研究历史的人来说，普鲁士向东北方向和东南方向伸出来的那两条长长的领土，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正是地图所表述的历史，构成了我们在重建过程中必须应对的一个伟大的现实。在这个例子当中，语言分布图甚至比政治性的地图更能说明问题，因为语言分布图上表明有三种日耳曼语，而并非只有两种日耳曼语。第一种日耳曼语位于东北方向的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它象征着中世纪晚期日耳曼人征服了这个地区并强迫当地的人日尔曼化。吕贝克[124]汉萨同盟[125]的商人和日尔曼族的勇士们不再进行十字军东征之后，便通过那条沿岸水道征服了所有的沿海地带，直到如今的彼得格勒。在随后的历史时期，这条“德国文化精华”地带的一半都并入到了柏林的君主统治之下，而另一半则变成了沙皇俄国治下的波罗的海各省。但直到今天，在波罗的海这些省份中，仍然保留着里加[126]的日耳曼商人社团、多帕特[127]日耳曼大学以及属于地主阶层的日耳曼贵族。根据《布勒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128]的规定，这个日耳曼人的组成部分将再次统治库尔兰[129]和利福尼亚[130]这些地区了。

日耳曼人的第二条通道便是溯奥德河而上，到达其位于摩尔维亚山路的源头；摩尔维亚山路是个深谷，从波兰通向维也纳，一边是波希米亚山脉，另一边则是喀尔巴阡山脉。奥德河上游沿岸的那些日耳曼人殖民地变成了西里西亚，其中的大部分地区都是腓特烈大帝统治[131]时期的普鲁士从奥地利手中夺取过来的。这两条说日耳曼语并向东北和东南方向凸出去的乡村地带，因为普鲁士那个说波兰话的波森省[132]从相反的角度楔入其间而显得更加明显了。

日耳曼人第三条东进的路径便是顺多瑙河而下，并且通过那些向南的隘口，也进入了东阿尔卑斯山地区。这一支日尔曼人变成了维也纳附近的奥地利大公国，以及奥属阿尔卑斯山地区说日耳曼语的卡林西亚公国。在西里西亚和奥属日耳曼地区之间，是朝西突伸且主要是说斯拉夫语的波希米亚省。我们不要忘记，波森省和波希米亚省都保存了本民族的语言，而那3条凸出的日耳曼语地带则代表了3次征服的趋势。

甚至在“德国文化精华”这3次主要入侵所占的最远之处以外，也还有着许多零星分布的日耳曼殖民地，其间居住的主要是农民和矿工，当中有一些还是最近才拓殖的。在匈牙利，这样的殖民地有很多，但出于政治目的，此处的日耳曼人如今已经认同马扎尔人的暴政了。特兰西瓦尼亚[133]的撒克逊人则与那一地区的马扎尔人一起，在被压迫的罗马尼亚农民当中同处于一种特权地位。[作者注：这里仍然是按照战前的情况来说明的，因为记住这些情况，比迄今仍然模糊的、将来进行的重新分组更有效果。]俄国境内也有许多的日耳曼人殖民地，它们穿过乌克兰北部向东延伸，差不多到达了基辅。只有到了伏尔加河中游的萨拉托夫市附近，我们才到达了这些日耳曼殖民者聚居区的尽头。

然而，我们决不能认为日耳曼人在斯拉夫人中的影响力，只限于说日耳曼语的这些地区之内，虽然这些地区是一个极为有力的影响因素——因为凡是说日耳曼语的地区，也都渗入了日耳曼文化。斯拉夫人的波希米亚王国，已经完全兼并进了德意志帝国体系；宪法规定，波希米亚国王是德意志帝国的选帝侯之一，而这部宪法直到1806年奥斯特里茨战役[134]之后才被废除。波兰人、捷克人、克罗地亚的南斯拉夫人以及马扎尔人都是罗马天主教教徒——也就是说，他们都属于罗马天主教的拉丁分支或者西方分支；这自然意味着日耳曼人扩张了自己的影响力，以对抗俄罗斯人所信奉的希腊正教。经过了1683年的维也纳之围后，奥地利的日耳曼人便在18世纪开始逐步进击，将先于他们居下来的土耳其人赶出了匈牙利，直到1739年，他们才根据《贝尔格莱德条约》[135]的规定确定了一条界线；此后的100多年中，这条线都是土耳其势力和基督教国家之间的分界线。奥地利人此举无疑是为欧洲做了一件大好事，但就克罗地亚人、马扎尔人、斯洛伐克人和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人而言，此举的影响，不过是把土耳其统治者换成了日耳曼统治者罢了。当俄国的彼得大帝在18世纪初把首都从莫斯科迁往彼得格勒时，他其实是从一个斯拉夫语社会迁到了一个日耳曼语社会；这个事实，显然被“圣彼得堡”这个日耳曼名称记录下来了。结果便是，日耳曼势力在18世纪和19世纪对俄国政府的影响力始终都很强大。沙皇俄国所依赖的俄罗斯官僚，大部分都来自波罗的海地区的省份，都是从日耳曼贵族家庭的子弟中招募来的。

因此，东欧与西欧不同，并非由许多各自独立的民族组成，并且在阿尔萨斯被普鲁士占领之前，各民族之间也没有什么严重的边界问题；而东欧则一直是一个巨大的三重组织：其主要人口斯拉夫人由日耳曼人统治着，但日耳曼人的掌控程度无疑又是因地而异的。从这一事实当中，我们获得了理解1895年“大转变”的意义的钥匙；民主和专制之间，竟然在那一年缔结了一个不相调和的法俄同盟。俄国与法国结盟来对抗日耳曼人这一史实所隐含的，并非仅仅是欧洲这个牌桌上重新洗牌，而是含有丰富得多的意义。在柏林看来，东欧已经发生了某些根本性的变化。在这个重大事件发生之前，俄、奥两国政府由于争夺巴尔干半岛而一直龃龉不断；不过，这在性质上跟家人间的吵嘴一样，而1866年那场短暂的普奥战争也是如此。当俄国在1853年进至多瑙河去攻打土耳其，而奥地利结集兵力从喀尔巴阡山脉威慑俄国之后，自1815年起就一直存续下来的“神圣同盟”之友谊无疑就此中止了，直到1872年俾斯麦通过“三帝同盟”才重新把这3个专制国家团结起来。不过，巧的是在这段时间内，由于在克里米亚战争中遭受重创，俄国无力再次去进击土耳其人，所以后来俄、奥两国之间的系并没有无可挽回地破裂。但奥地利在1878年占领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这两个斯拉夫省份，使得该国在巴尔干半岛的野心昭然若揭之后，“三帝同盟”就不可能再长久维持下去了。接下来的数年形势令人不安，期间德意志的实力日益增强，而俄国也是后来才确信自己的面前只有两种选择，即要么和法兰西共和国联盟，要么承认臣服于德国，就像已经臣服于德国的奥地利那样。

关于西欧和东欧在整个维多利亚时代的历史，我们就说这么多。然而，同期还有一段“非欧洲”的历史，我们如今也必须加以考虑。以特拉法尔加之战而宣告结束的海上战争所带来的影响，就是将世界历史之潮流分成了两支，时间长达大约一个世纪。英国用其海上力量包围了整个欧洲，但除了为保护英国在印度群岛的利益而必须偶尔出面对东地中海地区加以干预，该国并没有郑重其事地参与欧洲半岛的政治。然而，英国的海上力量还包围了止于好望角的那个“世界大海角”，并且还从印度群岛的濒海地区出动，开始与俄罗斯的哥萨克势力争雄，之后便逐渐掌控了“中心地带”。在遥远的北方，俄国人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前就已沿着伟大的阿穆尔河南下，进击到了太平洋沿岸。人们通常都将日本门户的打开归因于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佩[136]采取的军事行动，不过俄国军队抵达库页岛、甚至南下远至虾夷[137]的函馆，也为打开日本门户铺平了道路。至于英国，当时俄国对它最直接的威胁，自然是在印度的西北边疆之外。

在19世纪内，英国在海洋上为所欲为，因为那时美国尚不够强大，而欧洲各国又在一心作战。在崇尚曼彻斯特学派政治思想的那种政权的统治下，这个小店主之国[138]的目标是航运和市场。当时可供英国利用的最主要的新兴市场，就是印度群岛的广大人口，因为非洲尚未开发，因为绝大多数地区都是一穷二白，而整个美洲的人口也还不多。因此，虽说英国本来可以把欧洲之外、除美国大西洋沿岸之外几乎每一个沿海地区都吞并掉，但该国却只是占领了通往印度群岛那条海路上的一些停泊港以供航运，而在那些无人占领的地区，该国也只是进行了一些本国冒险者强行要求的殖民开发工作；英国虽想约束这些冒险家，却是徒劳无用。不过，在一个接一个地吞并掉新的省份之后，英国在印度也不得不用古罗马人所熟悉的那种方式持续推进了；而吞并这些新的省份，则是为了拔掉入侵者赖以进击英国业已获得之领土的那些基地。

在地图上，我们马上就能看出俄、英两国在19世纪相互争雄时的主要战略特点。俄国几乎掌控了整个“中心地带”，正在进击印度群岛朝着内陆的各个大门。而另一方面，英国则在进击中国的海上门户，并且从印度的海上门户向内陆进击，去应对来自西北的威胁。俄国对“中心地带”的统治，是以该国在东欧的人力为基础，并且通过哥萨克骑兵的机动，把该国的统治扩张到了印度群岛的门户。英国在印度群岛沿海地区的实力，是以遥远的西欧诸岛上的人力为基础，并且通过英国舰船的机动，在东方扩张自己的势力。很显然，从西方绕道到达东方的那两条不同的航道上，有两个关键之处；这两个关键点，便是我们今天所知的一“角”一“运河”。好望角所处之地，在整个19世纪都远离来自陆上的所有威胁；实际上，南部非洲相当于一个岛屿。虽说苏伊士运河直到1869年才开通，但人们早就有了建造这条运河的计划。是拿破仑这个法国人，使得埃及、并因而也使得巴勒斯坦在现代具有了重要性，正像是杜普雷[139]这个法国人在18世纪就已表明，可以从印度沿海向内陆推进，在原本从德里向外扩张而建立起来的莫卧儿帝国的废墟之上，建起一个帝国来那样。从本质上来说，拿破仑和杜普雷两人的观点都属于海上强国的观点，所以它们源自西欧半岛上的法国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通过远征埃及，拿破仑非但引得英国舰队引入地中海，进行了尼罗河河口之战，也引得英国陆军第一次从印度漂洋过海进入了尼罗河流域。因此，当“中心地带”内的俄国势力日益强大起来之后，英、法两国的目光必然就投向了苏伊士运河；英国关注苏伊士运河，是出于明显的实利原因，而法国之所以关注苏伊士运河，虽说部分是出于拿破仑时代那种感情用事的伟大传统，但也是因为在地中海上自由来去是法国在西欧半岛坐享安逸不可或缺的一个条件。

但是在当时的人看来，俄罗斯的陆军力量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威胁阿拉伯半岛的程度。从“中心地带”通往欧洲的天然出口，就是穿过君士坦丁堡海峡的那条海路。我们已经看到，罗马是怎样让自己的疆界穿过黑海，从而把君士坦丁堡变成该国地中海海上力量抗击来自大草原的斯基泰人的一个本地基地的。沙皇尼古拉一世统治之下的俄罗斯试图反用这一政策，通过控制黑海及其南部出口，来将本国的陆上力量扩张到达达尼尔海峡。这样做的结果，便是西欧各国必然会团结起来对付它。当俄国玩弄计谋，令英国卷入了1839年的第一次阿富汗战争之后，情况正是这样：对于俄国为了保卫苏丹、使苏丹不致遭受埃及叛乱总督穆罕默德·阿里[140]经由叙利亚发动的进攻而陈兵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做法，英国是无法等闲视之的。因此，英、法两国便在1840年亲自动手，通过在叙利亚发动进攻来对付穆罕默德。

1854年，英、法两国又卷入了联手对抗俄国的军事行动。法国在近东地区承担着保护基督教徒的责任，但俄国对圣地耶路撒冷的阴谋活动却损害了法国在这个方面的声望。于是，当俄国陆军在多瑙河开始进击土耳其人时，法、英两国便都加入战争去支援土耳其人。索尔兹伯里勋爵[141]在逝世前不久曾经宣称，我们支援土耳其是下错了赌注。就上世纪中叶的形势而言，此种结论有这样可靠吗？时间是制定国际政策的一大要素；有一种机会主义，属于政治上的老练。难道我们不承认，对于一些并不重要的事情，我们在日常社交中有可能在错误的时间说出正确的话语吗？在1854年那个时候，东欧的组织核心是俄国势力，还不是日耳曼势力；俄国当时正穿过“中心地带”向印度群岛逼近，并且试图经由君士坦丁堡海峡从“中心地带”进入西欧，而普鲁士也在支持着俄罗斯。

1876年，土耳其又碰到了麻烦，并且再次得到了英国的支援，而法国却必定不会再支持土耳其了。结果是，英、土两国虽然挡住了来自君士坦丁堡的俄国兵力，却付出了代价，把一向属于土耳其的斯拉夫族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两省交由奥地利掌控，从而让日耳曼人迈出了向“巴尔干走廊”扩张的第一步。就在那一次，英国舰队在土耳其的默许下穿过达达尼尔海峡，抵达了看得见君士坦丁堡宣礼塔[142]的海域。当时俄国政策走向方面的剧变还没有发生，而俄、英两国也都没有预见到柏林将会利用各种积聚人力资源的有效方法。

当我们回顾法国大革命后那100年间的历史进程，并将东欧整体上看成是世界事务中一股单独力量的基础时，我们难道没有认识到，虽然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经常以为欧洲的政治与其他“非欧洲”地区的政治是各自独立的，可事实上却并没有这种独立性？虽说东欧制约着“中心地带”，但与之抗衡的英国海上力量，却从中国经过印度再到君士坦丁堡，包围了“中心地带”3/4以上的边缘地区。在与君士坦丁堡相关的问题上，法、英两国通常都是联合采取行动。1840年，当欧洲因埃及总督和苏丹之间不和而有爆发战争的危险之时，各国便都本能地把目光投向了莱茵河地区，当时普鲁士已经在那儿设立起了前哨省份。《保卫莱茵河》这首日耳曼歌曲，正是那个时候写的！但是，法国所面临的战争威胁，与阿尔萨斯和洛林并不相干，而在于它支持了俄国；换言之，这场纷争实际上是东欧与西欧之间的纷争。

1870年，英国并没有支持法国去对抗普鲁士。我们都有着事后诸葛亮般的智慧，那么难道我们就不该问一问，在这件事上我们是不是也没有下对赌注呢？可岛国人的目光，却仍被特拉法尔加战役的胜利蒙蔽了。虽然他们明白拥有海上力量、拥有海上自由的意义，可他们却忘了，海上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倚赖的是它所依托的那些基地的生产能力，并且东欧和“中心地带”可以成为一个强大的海上基地。何况，在俾斯麦时代，东欧的重心正从彼得格勒转移到柏林，所以当时的人并没有认识到这三个专制国家之间纷争的次要性质以及普、法战争的重大意义，就在情理之中了。

最近的这次大战，是由于斯拉夫人反抗日尔曼人而在欧洲爆发的。引发战争的那些事件，始于1878年奥地利占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这两个斯拉夫省份以及1895年形成的俄法联盟。1904年缔结的英法协约，并不是一桩具有相同重要性的事件；虽然两国在19世纪经常合作，但法国却比英国先认识到，柏林已经取代彼得格勒，成为了东欧的危险中心，因此数年来我们两国的政策都是从不同角度来制定的。既是岛屿、又是半岛的西欧，必定会反抗任何企图把东欧和“中心地带”的资源组织起来的势力。按照那种观点来看，过去100年间英、法两国的政策都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一致的。我们反对半日耳曼性质的沙皇俄国，因为俄国在半个世纪内都是主宰东欧和“中心地带”的威胁力量。我们反对全日耳曼性质的德意志帝国，因为德国从沙俄手中夺取了东欧的主导权，并且接下来会镇压起来革命的斯拉夫人，从而主宰东欧和“中心地带”。德国文化及其在组织方式上所意味着的一切，都会使德国人的统治与俄罗斯的统治比起来更加有如蛇蝎般残酷。

到目前为止，我们都是从战略机会的角度来研究帝国间的竞争的，并且我们已经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对于海上力量和陆上力量而言，“世界岛”和“中心地带”都是两个无可更改的地理现实，而从本质上来说，东欧又是“中心地带”的一部分。不过，我们还需研究一下人力这个经济现实。我们已经看到，拥有一个安全而物产丰富的基地这个问题，对于海上力量来说至关重要；它需要一个物产丰富的基地来提供人力，不单是给舰船配备人员，还要提供与航运相关的所有陆上服务——这个事实，英国如今已经认识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清楚了。至于陆上力量，我们已经看到历史上骑骆驼的民族和骑马的民族由于没有充足的人力，所以都没能将他们的帝国长久维持下去，故俄国才是第一个占据了“中心地带”且拥有真正可怕之人力的国家。

但是人力并不仅仅意味着点一点人头就行了，尽管在其他条件平等的情况下，数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人力也并非仅仅依赖于高效能干的人员数量，但人力的健康状况和技能水平也是极其重要的。在现代社会，人力——即人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依赖于组织，或者换句话说，依赖于“进行中的事业”，亦即整个社会机体的。德国文化这种讲求“手段和方法”的哲学对外部世界来说一直都很危险，因为它不但认识到了地理上的和经济上的两种现实，而且只根据这两种现实来考虑问题。

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德国的“国家”经济学，二者都起源于亚当·斯密的观点。它们都接纳了“劳动分工”和“竞争确定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的价格”的观念，并将这两种观念当成它们的基础。因此，这两种经济学可以说都是与19世纪达尔文所表述的主流思潮相一致的。它们之间的差别，仅在于各自选取的竞争单位不同。在政治经济学中，竞争单位是个人或者公司；而在国家经济学中，竞争单位则倾向于联邦中的邦国。德意志国家经济学的奠基人李斯特[143]充分理解了这一事实，所以在他的推动下，普鲁士的“德意志商业同盟”即“关税同盟”[144]不断扩大，直到后来德意志的大部分邦国全都加入进来了。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家们对“关税同盟”持欢迎态度，认为“关税同盟”是他们自己所崇尚的“自由贸易”的一部分。实际上，国家经济学会或多或少地把竞争排除在外，它的目的是想以大规模的国家机构间的竞争，来取代纯属个人之间的竞争。简而言之，国家经济学家是动态地考虑问题，而政治经济学家基本上都是静态地考虑问题。

德国文化与民主思想之间的此种差别，起初并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德国人正在打仗。当时“不列颠制造商”是老板，并且正如俾斯麦曾经说过的那样，“自由贸易”是强者的政策。直到1878年第一种科学性的关税诞生之后，德意志的经济利刃才算是出了鞘。那一年差不多也是运输技术发生巨变的一年，可人们通常都并不重视运输技术。正是那个时候，英国在美洲建造的铁路和在大西洋上航行的英国铁船才开始运载大宗散货。

假如我们想象一下，在加拿大的西部，如今有一个拥有100万人口的社区种植了足够2000万人吃的谷物，而其余那1900万人都处在相距遥远的地方——加拿大的东部、美国的东部和欧洲，那么我们就会认识到散货运输——即运载小麦、煤、铁矿砂、石油——这一新事实的意义了。1878年以前，较轻的货物，比如棉花、木材和煤等商品，一直都是由帆船在海上运输的，但以如今的标准来衡量，当时整个世界的帆船载货量只能算是微不足道的。德国明白，在新的形势下，可以在自己原意的地方凭借进口的食物和原材料来发展人力，因此在德国本土发展人力以备战略之用也是可能做到的。

直到此时，德国人还跟英国人一样自由地移民国外，不过移居国外的德国人和英国人都使得对英制商品的需求日益增加了。因此，不列颠民族的人口在本国、各个殖民地和美国都增长起来了。科布登和布莱特[145]都已经预见到了这一点；他们想要用廉价的食品和廉价的原材料制成廉价的出口商品。不过，世界上其他各国都将我们的“自由贸易”当成是一种走向帝国而非走向自由的途径；他们只是看到了这个问题的反面；他们以为，那样一来，自己就会变成大不列颠的苦力。可惜的是，不列颠的岛民犯了一个错误，把英国的繁荣主要归因于他们的自由进口行为；而实际上，英国的繁荣却主要源于他们那种伟大的“进行中的事业”，在于英国不待竞争对手出现就已着手进行这一事业的事实。正是由于当时他们是“强者”，所以1846年英国才能采取能够带来直接利益却没有直接损失的自由贸易政策。

从1878年起，德国开始通过刺激国内就业来逐步积蓄人力。该国所用的方法之一就是科学性关税，而科学性关税就像是一面筛子，用于“过滤”进口货物，从而确保它们都是含最低劳动力的货物，尤其是确保它们都是含有最低熟练劳动力的货物。但是，为了发展“进行中的事业”，从而大幅提高国内生产，德国还采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铁路为国家所收购，并且规定了优惠价格。银行通过关联持股制度被纳入了国家的掌控之中，而且还为产业组建了信贷体系。同业联盟和企业联合都降低了生产成本和流通成本。结果是，到了1900年左右，除了与移入人口相抵的那一部分，德国本在稳步下降的对外移民就完全停止了。

通过向海外渗透的方式，德国的经济攻势也加强了。航运公司获得了补贴，而银行则被当成了在外国城市中进行贸易的前哨。在德国的掌控之下组建起了国际联合企业，并且它们主要都是在法兰克福犹太人的协助之下建立起来的。最后，到了1905年，德国又把一整套商务条约强加给了7个邻国，旨在让这7个国家在经济上臣服于德国。俄国便是其中之一，因为当时战争和革命已经导致俄国的国力很衰弱了。据说那些条约是费了10年心血才想出来的——这正是德国文化一个典型的全盛时期！

德国的迅速崛起，是组织的一大成功，或者换句话说，是战略性的、“手段和方法”式思想的成功。德国绝大多数最基本的科学观念，都是从国外引入的，而德国人为之自负的那种日耳曼实业教育，不过是组织的一种形式罢了。德国的整个体制，都是在清楚地理解“进行中的事业”这一现实——即有组织的人力——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但“进行中的事业”是一种残酷的现实，因为拥有动物性的人类的第一种政治特征就是饥饿。此次大战之前的10年间，德国的人口年均增长了100万——即死亡人口与新生人口之间的差数。这就意味着，德国非但必须维持有生产价值的“进行中的事业”，还必须不断地加速其“进行”才可以。在40年的时间里，德国对市场的渴望已经变成世界上最可怕的现实之一了。德、俄之间的贸易条约在1916年需要重新续签这一事实，很可能与促成这次大战不无关系；德国需要不惜一切代价地去征服斯拉夫民族，使之为德国种植粮食作物并购买德国的商品。

1914年，在柏林拉下闸门并让受到掌控的德国人力宛如洪水般奔涌而出的那些人，是负有责任的；根据我们目前所了解的情况来看，那一代被迫进行这场险恶的决斗的不幸者已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分析并确定了这些人应负的责任。但在历史面前，他们的罪责将由过去那些年间使得这一“事业”得以“进行”的人来一起分担。在这个问题上，英国的政治家和英国人民并不是全无责任的。

“自由贸易”理论认为，世界各地应当以各地的自然条件为基础来发展，而不同社会的人应当术有专攻，并且通过自由交换产品来为彼此服务。一些人坚定不移地认为，“自由贸易”因此而有益于和平、有益于人类的团结友爱。在亚当·斯密那个时代及其之后的一两个世代，这可能是一种站得住脚的主题。但在现代条件下，“进行中的事业”，或者换句话说，不断积累经济实力和产业实力，却能够胜过大多数天然的便利条件。兰开夏[146]的棉花产业协会这种“进行中的事业”，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一点的一个例证。廉价出口商品价格上的微小差异，会让你保住或者失去一个市场，而一种大规模的“进行中的事业”，却最能承受减价所带来的压力。因此，尽管原材料产地和成品的主要市场都位于世界上与之相距遥远的地区，但兰开夏还是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击败了所有的竞争对手，维持住了该地的棉花产业。兰开夏在自然上的便利条件，只有煤炭和湿润的气候；而在其他地方，可能也有与此类似的条件。兰开夏的棉花产业得以持续下去，凭借的是动力。

然而一切的专业化，结果就是使得发展出现不均衡。1878年局势开始紧张起来之后，尽管英国的工业在继续增长，但英国的农业却衰落下去了。可是不久之后，即便是英国工业内部也出现了不均衡；棉纺织业和造船工业仍在增长，但化工和电气工业却没有同比增长起来。这并非仅仅是因为德国的蓄意渗入夺走了我们的支柱产业，还是因为在英国之外，在任何一个积极发展工业的国家，正常的专业化都必定会导致出现这样一些反差。英国大规模地发展了一些产业，并且逐渐把精力全都集中于这些产业之上了。于是，英国便跟德国一样产生了“市场饥饿”感，因为从英国的专业化范围来看，只有整个世界才能满足它的市场需求。

此时英国并没有关税，所以无法将关税当成谈判的基础；从这个方面来看，英国就是手无寸铁地站在世界各国的面前。因此，当某些极其重要的市场受到威胁时，该国就只能凭海上力量来进行威慑了。科布登在暮年时期很可能已经预见到了这一点，当时他宣称英国必须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但是曼彻斯特学派的大多数成员都对这种学说深信不疑，以为“自由贸易”有利于和平，所以他们几乎都没有考虑过发展海上力量所需的那些特殊产业；在他们看来，只要有利可图，任何贸易都是一样的好。但是，当英国舰队在马尼拉事件中对抗德国来支持门罗主义之时，英国实际上是为其南美市场而战；当英国舰队在南非战争中牵制住德军时，英国实际上是在为其印度市场而战；而当英国舰队在日俄战争中支援日本时，英国实际上也是为了打开通往中国市场的门户而战。兰开夏是否认识到，英国是通过武力把自由进口棉花的条款强加给了印度的呢？毋庸置疑，在英国的统治之下，印度总的说来是获得了巨大的好处，所以兰开夏在这个问题上没必要太过负疚于心；不过事实仍然是，在大英帝国内外，进行自由贸易和爱好和平的兰开夏，一再受到了帝国武力的支持。德国注意到了这一事实，所以才建立了自己的舰队；那支舰队一直保存下来了，并且一直存续到了本次战争结束，压制了英国很大一部分力量，而英国的这部分力量本来是可以用在别的地方，支援法国境内的英国陆军的。

在一个民主国家中，“进行中的事业”的动力是很难改变的。我们对于未来的希望，就是汲取此次大战的教训，使得即便是民主国家，也可以变得目光远大起来。在一个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社会里，大多数人都会站在过度发展的那一边；而在民主国家里选举出统治者的，也正是这大多数人。因此，那些特权阶层往往便会获取更多的利益，既在通过特定途径赚取和购买的过程中获得劳动力上的利益，又在通过同样的途径获利的过程中得到资本上的利益；一般说来，劳动力和资本在这些方面并没什么区别：因为它们所关注的，都是眼前利益。

但在专制国家里，改变“进行中的事业”也存在着同样的困难，只是人们对这种困难的看法并不相同。民主国家中的大多数人，都是不肯改变本国经济上的常规做法，而在专制国家里，大多数人往往却是不敢去改变。皇权统治之下的德国想要建立起一个世界帝国，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德国采用了一些正确的经济对策来增强该国的人力；不久之后，就算是这种政策令该国不得不发动战争，德国也不敢去改变此种极其成功的政策了，因为改变此种政策的后果就是革命。与弗兰肯斯坦[147]一样，德国也造就了一只无法掌控的怪兽。

我相信，放任式的“自由贸易”和掠夺式的“保护贸易”都是帝国的政策，都会促成战争的爆发。英国人和德国人乘坐的是同一条铁路线上的两列快车，可方向却正好相反。十有八九，从1908年左右起，这两列快车撞车就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而到了后来，甚至连刹车都来不及了。英、德两国所应承担的不同责任，也许可以这样来进行说明：英国这位司机率先出发，却开得漫不经心，毫不理会信号；而德国那位司机却故意加固了自己的火车，并给火车配上装甲以便经得起撞击，然后把火车开上错误的路线，并且还在最后一刻打开了节流阀。

“进行中的事业”在如今这个时代已是一种伟大的经济现实；德国人罪恶地利用了它，而英国人则是盲目地利用了它。布尔什维克党人一定是早已不记得“进行中的事业”是一种实际存在的现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