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解梦的方法

一个梦例的分析

本书扉页的引语 [8]表明，我在梦的观念上比较喜欢传统惯例。我要说明梦可以解析；而已经讨论过的解决梦问题的任何文稿，在实现我的特殊任务中，只不过是副产品。在梦可以解析的前提下，我马上发现自己和梦的流行学说意见不同——事实上是除了施尔纳理论的所有梦理论，因为要解梦，就要详细说明梦的意义，用符合我们精神活动链条中的某个事物，作为具有一定重要性和价值的一个环节，来代替梦的意义。但是，我们已经看到，梦的科学理论根本没有为解梦留什么余地。因为首先根据这些理论，梦根本不是一种精神活动，而是利用象征意义告知心理器官的一种肉体过程。外行的意见总是与这些理论对立，声称梦的过程有不合逻辑的特权。尽管它承认梦不可思议、荒谬可笑，却无法鼓足勇气否认梦有任何意义。出于某种模糊的直觉，似乎可以这样设想，梦都具有某种意义，即使是一种隐意；做梦是用来代替某种其他的思想过程，所以我们只有正确揭示出这个替代物，才能发现梦的隐意。

因此，非科学界总是尽力去解梦，而且基本上采用的是两种不同的方法。其中第一种方法是把显梦看成一个整体，试图以另一个可以理解、在某些方面相似的内容来取代。这是象征性的解梦；当然，在那些梦既费解又混乱的情况下，会一塌糊涂。《圣经》中约瑟夫对法老的梦所作的解释就是这种方法的一个例子。先出现7头肥牛，然后又来了7头瘦牛，瘦牛吃掉了肥牛，这是象征埃及将有7个饥荒年，根据这个预言，将会耗尽7个丰年的盈余。大多数富有想象、善于抒情的艺术家 [9]构想的梦都是这样一些象征性的解释，因为他们在一种伪装下再现了作家的思想，这种伪装正如我们在自己的梦里常常发现的那样。

梦主要关系到未来并能提前预卜未来形态的观念——这是预言意义的残余，梦就是用这种残余虚构的——现在则成了把象征性解释得到的梦意义转为未来时态的动机。

要实证象征性解梦法，当然是不可能的。成功仍然取决于巧妙的推测或完全的直觉，因此解梦自然被提高到了似乎依靠非凡的天赋才能进入的艺术境界 [10]。第二种流行的解梦法完全放弃了这些主张。这可以称为译码法，因为它把梦看成是一种密码，其中每一个象征都可以按照既定的关键字译成另一种已知意义的象征。比如，我曾经梦到过一封信，也曾经梦到过一个葬礼或诸如此类的东西。我查了一下“解梦书”，发现那封“信”要译成“烦恼”，“葬礼”要译成“婚约”。它现在仍然通过我已经破译的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建立一种联系，我又一次假想这种联系与未来有关。在达尔狄斯的阿尔特尔米多鲁斯撰写的解梦作品里，人们发现这种密码程序有一种有趣的变异 [11]，在某种程度上纠正了这种方法的纯机械移情性质。在解梦时，他不仅考虑显梦，而且考虑做梦者的个性和社会地位，因此同一个显梦，对富人、已婚男人或演说家、穷人、单身汉、商人具有不同的意义。那么，这个程序中的基本点在于，解释工作并不是针对梦的整体，而是针对显梦的各个独立部分，好像梦是一种集成物，其中每一片段都要求特殊对待。译码法肯定是受到了支离破碎、颠三倒四的梦的启发才发明出来 [12]。

这两种流行解梦法毫无价值，不容置疑。至于这一主题的科学处理，象征法在应用上有所限制，无法普遍解梦。在译码法中，一切都依赖于关键内容——解梦书是否可靠，因此一切都缺乏保证。所以，人可能会禁不住同意哲学家和精神病学家的论点，而且把解梦的问题统统看成是幻想 [13]。

然而，我却想法不同。我不得不再次认识到：在我们经常遇到的其中一个梦例中，古代顽固坚持的通俗看法，似乎比现代科学的见解更接近事实真相。我必须坚持，梦确实具有某种意义，科学解梦法可能存在。我是通过下面这种途径知道这个方法的：

多年来，我怀着治疗的目的，专心致志地解决某些精神病理结构——癔病性恐惧症、强迫性意念等。事实上，自从听到约瑟夫·布罗伊尔那段意味深长的陈述，我就这样专心致志，以便在这些被看成病态症状的结构中解析与治疗相互结合。 [14]如果尽可能在患者精神生活中追溯以往病态思想的那些元素，这种观念就会消失，也会解除患者病痛。由于我们其他治疗努力失败，这些病态状况又神秘莫测，因此我觉得，尽管困难重重，但我还是禁不住遵循布罗伊尔创立的方法，直至彻底阐明这个主题。我将会另行详述这个过程的技巧采取的最终形式，以及我通过努力得到的结果。在这些心理分析的过程中，我偶然发现了解梦的问题。我要求患者保证把发生在他们身上，与某个特定主题相关的观念和想法告诉我之后，他们就讲起了自己的梦，因此使我领会到，梦可以加入到精神联想中，这个联想可以从病态观念进入患者的记忆。第二步就是把梦本身当成一种症状，并将解梦法应用其中，这些症状就会解除。

为此，患者方面有必要作某些心理准备。必须加倍努力增加他在心理感受方面的注意力，排除他平时习惯把这些想法看成是表面流露的批评情绪。为了达到聚精会神自我观察的目的，患者摆出宁静的姿势闭上眼睛，是有益的；必须明确要求放弃对可能感知到的思想的一切批评，同时必须告诉他，心理分析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他是否注意和传达掠过他脑海的一切，绝不允许自己因为主题微不足道或毫不相关而抑制某一种想法，也绝不允许自己因为它毫无意义而抑制另一种想法。他必须对自己的各种想法保持绝对公平，如果他无法成功地找到梦、强迫性意念和诸如此类问题的解决方法，那是因为他对这些问题吹毛求疵。

我曾经注意到，在心理分析工作过程中，一个人在反省时的心理状态与他在观察自己的心理过程截然不同。反省时要比专心致志自我观察所需的精神活动大；一个人在反省时绷紧身体、皱起眉头，自我观察时则神态安详，仅这一点就可以说明问题。尽管在这两种情况下必须聚精会神，但一个正在反省的人却会利用他的批判官能，因此他排斥和突然中断一些已经感知进入意识的想法，这样他就不会跟随以其他方式为他打开的那些思绪；对于其他的想法，他则能以这种方式表现，说明它们根本没有形成意识——也就是说，在感知之前，就受到了压制。另一方面，在自我观察中，他只有一个任务——抑制批评的任务。如果他成功地做到这一点，无法捕捉的无数想法就会进入他的意识。因此，借助这样获得的资料——对自我观察者新鲜的资料——就可能解释这些病态的观念和梦的构成。可以看出，其要点是产生一种精神状态，就精神能量（流动注意力）的分布而言，在某种程度上类似入睡前的心理状态，当然也类似催眠状态。入睡时，由于某种思想行动（当然仍是批评行动）松懈，那些不想得到的意念会涌现出来，因此这个行动会影响我们思想的倾向。我们都习惯把疲乏说成是这种松懈的原因。这些涌现出来不想得到的意念，常常变为视觉意象和听觉意象。在对梦和病态意念进行分析时，这种活动被有意放弃，这种因此保留（或部分保留）下来的精神能量，用来专门追踪那些现在浮现出来不想得到的意念——保留本体作为意念的思想（其情形和入睡状况不同）。“不想得到的”的意念就这样变为“想得到的”的意念。

许多人好像发现很难对显然“自由浮现的”意念采取这种必要态度，放弃批评意见。“不想得到的”意念常常引起最猛烈的阻力，这种阻力试图阻止它们到达意识。但是，我们相信伟大的诗人兼哲学家弗雷德里希·席勒，诗歌创作的基本条件常常包括非常类似的态度。在和哥尔纳的通信中（我们感谢奥托·兰克发现了这封信），席勒对一位抱怨自己缺乏创作力的朋友作了如下回答：“在我看来，你抱怨的原因似乎在于你的理智对你的想象力强加的限制。这里我要发表一份意见，并通过一个寓言加以说明。如果理智对那些似乎已经涌入大门的意念检查过严，显然不好，而且确实会阻碍心灵的创作。孤立来看，一个意念可能毫无意义、极端荒谬，但可能从跟随而来的另一个意念中获得价值。如果再和其他几个同样荒谬的意念相结合，也许就能变成一个非常有用的环节。理智无法判断所有这些意念，除非它能把它们一一保留，然后再把它们和其他这些意念一起考虑。在我看来，如果头脑处于创作性的状态，理智就会撤回大门口的岗哨，那些意念会一涌而入，只有此时，理智才会审视和检查整体部分。你的可敬的批判力（或者不管称为什么）会对这种稍纵即逝的疯狂感到羞耻或害怕，这在所有真正创作者的心里都可以发现。正是这种或长或短的疯狂，才把有思想的艺术家和做梦者区别开来。因此，你之所以抱怨没有灵感，是因为你拒绝得太快、区分得太严。”（1788年12月1日的信）

然而，正如席勒所说，这样从理智的大门口撤回岗哨，这样转化为不加批判的自我观察，绝不困难。

我第一次加以指导后，我的大多数患者都能做到。如果借助于记下闪过自己脑海的那些念头，我自己完全能做到这一点。这种批判活动的精神能量日减，自我观察的能量就可能日增，这要根据各人对主题内容的注意力不同而发生很大变化。

这个方法应用的第一步告诉我们，一个人无法将整个梦作为注意的对象，只能注意其内容的各个部分。如果我问一个至今没有经验的患者：“你会想到和这个梦有关的什么事？”他通常无法看到精神世界的任何东西。我首先必须为他剖析这个梦，然后他就会告诉我有关各个片段的一系列联想，这些联想可以被说成是梦这个部分背后的思想。因此，首要方面，我采用的解梦法与流行的、历史的和传奇的那种象征解梦法存在分歧，而与第二种方法或译码法更为接近。像译码法一样，这是一种分段而非整体的解释；同样，它从一开始就把梦看成是堆砌的东西，看成是精神构成的聚集。

在对神经病患者的心理分析过程中，我曾经解释过大约1000多个梦，但我现在不想用这个材料来介绍解梦的理论与技巧。因为这些材料会引起别人的反对，认为这些是神经病患者的梦，所以从他们那里得出的结论不能用来推断健康人的梦。另外还有一个理由，就是迫使我拒绝使用这些材料。这些梦指向的主题肯定总要涉及神经病的发病史。因此，每个梦都需要有一个很长的介绍，还需要对精神神经病的性质和病因状况有一个调查报告，这些事情本身新奇异常，因此会完全分散对梦问题的注意。相反，我的目的是通过解决梦的问题，为解决更棘手的神经衰弱症心理问题铺路。但如果排除了神经病患者的梦（那是我的主要材料），那我就不能对处理其他问题太挑剔。那我就只剩下一些健康的熟人偶尔闲谈提到的梦或我在梦生活的文献中见过的例子。不幸的是，在所有这些梦中，我被剥夺了分析的权利，如果没有这种分析，我就无法找到梦的意义。我的解梦方式肯定没有流行的译码法难，译码法只用一个固定的关键字，就可以译出已给的显梦；相反，我认为同样的显梦对不同的人或不同的关联可能会有不同的意义。所以，我必须采用自己的梦，作为丰富便利材料的源泉，这个材料或多或少是由一个正常人提供的，而且包括与许多日常生活事件有关的参考书目。当然，会有人对我这些自我分析的可靠性表示怀疑，也会有人对我说，在这些分析中，绝不排除任意性。在我自己的判断中，自我观察比观察别人可能更为有利；无论如何，通过自我分析，可以调查解梦能起多大作用。在内心深处，我还有必须克服的其他困难。可以理解，一个人总是不喜欢暴露自己精神生活中那么多隐秘的细节，同时也担心素不相识者的误解，但一个人必须能超越这些顾虑。德尔贝夫写道：“只要每个心理学家认为有助于解决某个难题，他就必须有勇气承认自己的弱点。”而且我想，读者最初对我言行轻率的关心，马上就会让位于阐明这些心理学问题的兴趣。 [15]

所以，我要挑选自己的一个梦，来阐明我的解梦方法。每个这种梦都需要有前言，我现在必须请求读者暂时把我的兴趣当成其本人的兴趣，并和我一起全神贯注我生活中的那些细枝末节，因为这种转移将是探究梦的隐意必须具有的兴趣。

开场白——1895年夏天，我曾经为一位年轻女士进行过心理分析治疗，她是我和家人的亲密朋友。可以理解，这些复杂关系可能引起医生（尤其是精神治疗医生）的多种感情。医生的个人兴趣越大，他的权威就越小。如果他失败，他和患者亲属的友情就会受到破坏。然而，这次治疗以部分成功而告终，尽管治好了患者的癔病焦虑，但并没有治好她的肉体的所有症状。当时，我对癔病最后治疗的标准还不十分清楚，因此我盼望她接受一个她似乎不愿接受的解决办法。在这次分歧中，我们中断了暑假的治疗。有一天，一位比较年轻的同事，也是我最亲密的一位朋友，拜访过患者爱玛和她住在乡下的家人后，又来看望我。我问他爱玛怎么样，他回答说：“她好了点，但还不是很好。”我意识到我的朋友奥托的这些话或他说话的腔调让我烦恼。我想我听到了那些话里含有责备，也许大意是我向患者许诺太多，无论对错，我把奥托明显“反对”我归咎于他受了患者亲属的影响。我想他们从来没有同意过我的疗法。不过，我对这种令人不快的印象并不清晰，也没有说起过。当晚，我写下了爱玛的临床病史，想把它送给一位朋友M医生（当时他是我们圈里的领军人物），好像是为自己辩护。当天夜里（或者更准确地说，第二天凌晨），我做了下列一个梦。醒来后，我马上记录了下来： [16]

1895年7月23日至24日的梦

一个大厅——我们正在接待的许多客人——爱玛就在这些客人中，我马上把她拉到一边，好像是回答她的来信，责问她还没有接受我的“解决办法”。我对她说：“如果你仍感到痛苦，那确实只是你自己的过错。”她回答说：“你可知道我现在喉咙、胃和腹部有多么疼，疼得我都透不过气来了。”我大吃一惊，望着她。她脸色苍白、浮肿。我想我一定是忽视了某种器质性疾病。我把她领到窗边，查看她的喉咙。她像戴假牙的女人那样反抗了一下。我想她肯定不需要假牙。随后，她嘴巴大张，我在右边发现了一块大白斑，在其他地方还看到有大片大片白中带灰的伤疤附在奇特卷曲的结构上，这些结构明显像鼻甲骨。我马上叫来了M医生，他又做了一次检查，进一步证实……M医生看上去完全不同往常，脸色非常苍白，走路一瘸一拐，下巴刮得很净……现在我的朋友奥托也站在她的身边，我的朋友利奥波德隔着衣服叩诊她的胸部，说：“她胸部左下方有浊音，”同时注意到她左肩上的皮肤有一块渗透性病灶（尽管隔着衣服，但我可以感觉到）……M说：“毫无疑问，这是一种传染病，但不要紧。只要拉拉肚子，病毒就会排出来。”……我们也都很清楚这个病是怎么传染的。不久前，爱玛感觉不舒服时，我的朋友奥托给她打了一针丙基制剂……丙基……丙酸……三甲胺（这个配方以粗印刷体呈现在我眼前）……人不会这样轻率地打这种针……注射器可能也不干净。

这个梦比其他许多梦有一个有利条件。同时，这个梦显然与前一天发生的事情和话题相关。开场白对这些事作了解释。我听到奥托说的爱玛健康状况的消息和我写到深夜的临床史，甚至在我睡觉时都占据了我的精神活动。不过，看过我的开场白和了解显梦的人，谁也猜不出这个梦象征什么。我对爱玛在梦里抱怨的那些病症迷惑不解，因为那些不是我给她治疗的症状。我对注射丙酸的荒谬想法和M医生的极力安慰，都一笑了之。快到结尾时，梦似乎比开始时更模糊、速度更快。为了搞清楚所有这些细节的意义，我决心进行详细分析：

分析

大厅——我们正在接待的许多客人。那年夏天，我们正住在贝尔维尤，这是卡赫伦堡附近其中一座小山上的一个独立房子。这座房子本来是为公众娱乐场所建，所以都是非常高大、像大厅一样的房间。这个梦是妻子生日前几天我在贝尔维尤做的。那天，妻子曾经提到她希望几位朋友前来参加生日宴会，其中包括爱玛。于是，我的梦预示了这个情形：妻子生日那天，我们正在贝尔维尤宽敞的大厅接待许多人，其中就有爱玛。

我责备爱玛没有接受我的“解决办法”。我说：“如果你仍然感到痛苦，那确实只是你自己的过错。”我醒着时可能说过这种话；我也许确实说过。当时，我以为（后经验证是错的）我的工作只是告诉患者他们症状的隐意。对他们接不接受决定成败的这个解决办法，我没有什么责任。我感谢这个错误（幸亏现在已经克服），因为难免会疏忽大意，但我仍然有希望把病治好，这样会使我的生活更轻松。但是，我注意到，我在梦中对爱玛说的那些话是首先想急于说明她仍忍受痛苦，不要责怪我。如果这是爱玛的过错，那就不可能是我的。梦的意图不应该在这一部分寻找吗？

爱玛的抱怨——颈痛、腹痛和胃痛，痛得她透不过气来。胃痛是我的患者原来就有的症状综合征，但当时并不很显著；她常常抱怨恶心想吐。她几乎没有颈痛、腹痛和喉咙堵塞。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在梦中决定选择这些症状；我现在无法找到原因。

她看上去苍白浮肿。我的患者总是面色红润。我怀疑梦中是另一个人代替了她。

我对自己可能忽略了某个器质性疾病而吃惊。读者会很容易相信，一位几乎专治神经病患者的医生，总是担心自己习惯把其他医生诊断为器质性疾病的许多症状，都归为癔病。另一方面，我总是隐隐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完全恐慌——我不知道根源在哪里。如果爱玛的疼痛确实是器质性的，那治好它们就不是我的职责。当然，我只消除癔病疼痛。其实，在我看来，我希望发现诊断有误，这样我就不会因治疗失败而受到责备了。

我把她领到窗边，以便查看她的喉咙。她像戴假牙的女人那样微微反抗了一下。我暗想她不需要假牙。我从来没有机会检查过爱玛的口腔。梦中的情景使我想起了前段时间为一位家庭女教师做的一次检查。初看上去，她年轻漂亮，但张开嘴时，她却想法掩饰自己的假牙。我又想起了其他一些医学检查，想起了这些检查暴露出来的小秘密；和这个病例一联系，会让医生和患者都很尴尬。“她确实不需要那些假牙”也许首先是对爱玛的称赞，但我怀疑还有另一层意思。经过仔细分析，一个人就能发现自己是否已经思想枯竭。梦中爱玛站在窗边的样子，使我想起了另一次经历。爱玛有一位闺中密友，我非常尊重她。一天晚上，我去看望她时，发现她就站在窗边梦中重现的那个位置。她的医生，也就是M医生，断言她患有白喉膜。M医生这个人和白喉膜其实在做梦过程中又再次出现。现在，我才想到，在过去几个月中，我有各种理由认为这位女士也有癔病。是的，爱玛本人向我泄露了这个事实。但是，我对她的病情知道什么呢？只知道一件事，就像梦中的爱玛那样患有癔病窒息。因此，梦中我把我的患者和她的朋友作了互换。现在，我才想起，我常常推想这位女士可能也会让我给她治病。但当时，我想是不可能的，因为她非常保守。就像梦中显示的那样，她进行了反抗。另一种解释可能是她不需要。事实上，直到现在，她都表示自己身体结实，足以自理，无需外来帮助。现在只剩下几个特征，我在爱玛和她的朋友身上无法发现，那就是苍白、浮肿、假牙。假牙使我想起了那个家庭女教师；我现在渐渐明白坏牙是怎么回事了。我又想到了另一个人，这些特征也许指的就是她。她不是我的患者，我也不想让她做我的患者，因为我已经注意到她对我心神不安，所以我想她不是一个听话的患者。她常常脸色苍白，有一次感觉特别不好，身体浮肿。 [17]于是，我把我的患者爱玛和另两个进行比较；另两个同样拒绝治疗。我在梦里把她和她的朋友相互交换是什么意思呢？也许是我想换掉她，要么是她的朋友引起了我更强烈的怜悯之心，要么是我更尊重她的聪明才智。我之所以认为爱玛笨，是因为她不接受我的解决办法。另一个女人则会更通情达理、更有可能让步。这样，嘴巴更容易张开，她会比爱玛说的多些。 [18]

我在喉咙处发现的东西：一块白斑和结痂的鼻甲骨。白斑使我联想起了白喉，继而想到了爱玛的那位朋友，但同时，也使我回想起了两年前大女儿的重病和那段不幸时期的所有苦闷。鼻甲骨的伤疤使我想起了自己对健康问题的担忧。当时，我常用可卡因来抑制鼻子里令人痛苦的肿胀。几天前，我曾经听说一位女患者因使用可卡因而使鼻粘膜大面积坏死。1885年，我推荐使用可卡因，结果受到了严厉谴责。一位好友因滥用可卡因而加速了他的死亡，他是在做这个梦那天之前死的。

我马上叫来了M医生，他又检查了一遍。这仅仅等于M医生在我们中的地位。但是，“马上”这个词足以引人注意，需要一次特殊检查。这使我想起了一次难过的行医经历。有一次，一位女患者因连续服用一种当时仍然认为无害的药（二乙眠砜）而严重中毒，我赶忙求助于一位更有经验的年长同事。一个补充的情况证实了我确实记得这个病例。那个中毒而死的患者和我的大女儿同名。我直到现在才想到这件事。但如今，在我看来，这简直像是命运的报复，仿佛一个人被另一个人代替还包含了另一层意思：这个玛蒂尔达代替那个玛蒂尔达，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似乎我在寻找各种机会来谴责自己缺乏医德。

M医生脸色苍白，下巴刮得很净，走起路来一瘸一拐。这其中大部分都是正确的，他不健康的外貌常常引起他的朋友们的担心。另两个特征一定属于另一个人。我想到了住在国外的一位兄长，因为他的下巴也刮得很净。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梦里的M医生基本上和他长得有些相似。几天前有消息说，他因髋关节炎走路一瘸一拐。梦中把两个人合成一个人，肯定有原因。我想起来了，事实上我和这两个人关系不好，原因相似。两个人都拒绝了我最近对他们提出的某个建议。

我的朋友奥托现在正站在患者身边；我的朋友利奥波德为她检查，注意到她的胸部左下方有浊音。我的朋友利奥波德也是一名内科医生，而且是奥托的亲戚。因为两人干的是同一行，注定要相互竞争，所以他们经常要相互比较。当我仍然在主持儿童神经病科门诊时，他们俩都在我手下帮过几年忙。像梦里重现的种种景象经常在那里发生。当我和奥托在会诊一个病例时，利奥波德常常会重新检查那个儿童，并对我们的诊断结果作出意想不到的贡献。这两个人性格不一样，就像监工布拉西格和他的朋友卡尔的性格那样。奥托非常敏捷机警，利奥波德则缓慢、细心而周到。如果我在这梦里把奥托和谨慎的利奥波德进行对比，那我这样做显然是为了赞美利奥波德。这种比较就像上述不听话的患者爱玛和我认为她那位比较通情达理的朋友之间的关系一样。我现在明白了梦中观念联想的其中一条运行途径：从生病的儿童到儿童门诊部。胸部左下方浊音的问题，使我联想到了又一个病例，所有细节都相似，利奥波德对这个患者一丝不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也隐隐想到了一种转移性疾病，但这同时也使我想到，如果爱玛就是那个患者该多好，因为据我推断，这位女士显示的症状类似结核病。

左肩皮肤上的渗透性病灶。我马上明白这正是自己左肩的风湿病；如果夜里长时间醒着躺在那里，我总会感受到。这个梦的措辞听起来意思含混：“尽管隔着衣服，我像他一样能感受到。”“摸我自己的身体”是有意而为。此外，这让我想到皮肤渗透性病灶这句话是多么不寻常。我们习惯用“左上后部有渗透性病灶”这种说法；这常常指肺部，因此又一次提到了结核病。

尽管隔着衣服。当然，这只是一句插话。在诊所里，那些儿童自然是脱光衣服接受检查。这句话对成年女患者必须接受检查的方式来说具有对比的意思。据说有一位名医总是隔着衣服检查他的患者。对我来说其他不清楚；坦率地说，我不想进一步注意这件事。

M医生说：“这是一种传染病，但不要紧。只要拉拉肚子，病毒就会排出来。”起先，我觉得这句话很可笑，但像其他所有事情一样，必须仔细分析；更加密切观察之后，这句话好像不无道理。梦中，我发现这个患者患有局部性白喉。我记得女儿生病时曾经讨论过局部性白喉和白喉。白喉是全面感染，是局部性白喉的延续。利奥波德说明了存在浊音引起的全身感染，这也表明是转移性病灶。然而，我相信，仅仅这种转移不会发生在白喉病例中。这使我想起了脓血症。

这不要紧是一种安慰。我相信它符合如下内容：梦的最后内容是，我的患者的痛苦来自一种严重器质性疾病。我开始怀疑，我只是想设法转移自己的过失。精神治疗无法治好延续性白喉疾病。现在，一想到仅仅要为自己开脱罪责，竟为爱玛想出了这样一种严重疾病，我就万分痛苦。这似乎非常残酷。因此，我需要保证最后的一切没有危险。在我看来，我作出的良好选择，莫过于借M医生的嘴说出这句安慰话。但在这里，我要把自己放在超越梦的位置上，这个事实需要进行解释。

但是，这个安慰为什么那样荒谬呢？

痢疾。某种牵强的理念认为，疾病的那些毒素可以通过肠道排出。难道我是在设法取笑M医生大量牵强的解释吗？他习惯构想古怪的病理关系。痢疾又暗示了另一件事。几个月前，我为一个正患明显肠道疾病的年轻人看病；其他同事诊断为“营养不良贫血症”。我认识到这是一个癔病病例。我不愿意给他用我的精神疗法，就打发他去航行一次。几天前，我收到了他从埃及写来的一封令人失望的信。信上说，他又发作了一次，那个医生说是痢疾。我怀疑仅仅是一位不学无术的同行的一次误诊，让痢疾耍了他自己一把。然而，我不禁责备自己把患者弄到了这样一种地步，也许除了癔病，他可能感染了某种肠道器质性疾病。痢疾（dysentery）的发音听上去很像白喉（diph-theria）的发音，痢疾这个词没有在梦中出现。

是的，一定是那个具有安慰性的预后病例：“会发生痢疾等等。”我是在取笑M医生，因为我想起几年前，他开玩笑似的告诉我一位同事非常类似的故事。M医生被请去和那位医生会诊一个病情非常严重的女患者。M医生不得不面对那个似乎满怀希望的同事，他在患者的尿中发现了白蛋白。然而，他的同事不让这件事困扰他，而是平静地回答说：“这不要紧，我的好先生；白蛋白很快就会排掉的！”因此，我不再怀疑梦的这一部分正是嘲笑我那些不了解癔病的同事。而且，好像是为了证实，那个想法进入了我的脑海：“M医生认出爱玛的朋友（他的患者）的模样了吗？那个模样使他有理由害怕结核病，同样也是由于癔病。他是看出了这个癔病，还是让自己受到愚弄呢？”

但是，我如此恶劣地对待这位朋友有什么动机呢？那是再简单不过了：M医生和爱玛一样都不同意我的解决办法。因此，我就在梦中亲自报复了两个人：用那些话报复爱玛：“如果你仍然感到痛苦，那就是你自己的过错，”借M医生的嘴说出了荒谬的安慰话。

我们都明确知道感染是怎么引起的。梦中这个准确认识不同寻常。在此之前，我们还不知道感染是怎么回事，因为那是利奥波德首先证实的。

不久前，我的朋友奥托在她不舒服时给她打了一针。奥托确实讲过，他去短暂拜访爱玛的家人时，曾经被请去附近一家旅馆，给一个突然得病的人打针。打针使我又一次想起了因可卡因而毒死自己的那位不幸的朋友。我曾经建议他只在停用吗啡时才能内服可卡因，但他马上给自己注射了可卡因。

打了一针丙基制剂……丙基……丙酸。我究竟是怎么想起这个的呢？我写过临床史、梦到那个病例后那天晚上，我的妻子打开一瓶标有菠萝（Ana-nas） [19]的甜露酒，是我的朋友奥托送的一份礼物。事实上，他习惯一有机会就送礼；我希望有朝一日他找一个妻子 [20]，治好他这个习惯。这种甜露酒有强烈的杂醇油味，我不想喝。我的妻子建议说：“我们把那瓶送给那些仆人吧。”我更加谨慎，表示反对，用慈善的口气说：“他们也不能中毒。”杂醇油（戊基……）的气味现在显然已经唤醒了我对整个系列——丙基、甲基等——的记忆，这就为梦中提到的丙基制剂提供了解释。我确实在梦里实现了一种替换：闻到戊基后，我就梦到了丙基。但这种替换也许是允许的，尤其是在有机化学里。

三甲胺。在梦中，我看到了这种物质的化学结构式——无论如何，这说明了我的记忆力在这方面做了很大努力——而且这个结构式是用粗体字印出来的，好像是为了在前后情节中区分某种特殊的重要性。那么，这个三甲胺要把我的注意力引向哪里呢？这使我想起了我和另一位朋友的谈话，他多年来对我萌发的所有思想了如指掌，我对他的思想也了如指掌。当时，他刚刚告诉我有关性过程化学性质的某些思想，并提到，在其他想法中，他认为他发现了三甲胺就是一种性的新陈代谢物。因此，这种物质使我想到了性欲。我认为，这是我要设法治愈的这些神经病中最重要的因素。我的患者爱玛是一位年轻寡妇；如果我需要对她医治无效找借口的话，我也许会设法提到这种情况，那些追求她的人会乐意终止这种说法。但是，真是巧得出奇，完全吻合！我在梦里用来代替爱玛的那位朋友也是一个年轻寡妇。

我猜测为什么三甲胺的结构式在梦中那么突出。许许多多事情都集中在这个词上：三甲胺是一种隐喻，不仅仅是指性的重要因素，而且是指一位朋友。每当我的意见受到孤立时，我就会愉快地想起他的慰问。这位朋友在我的一生中发挥了如此大的作用：难道他不会在这个梦独有的联想中出现吗？肯定会。他对鼻腔和鼻窦疾病具有专门知识，并向科学界披露了鼻甲骨与女性性器官的几种非常显著的关系。（爱玛喉咙里三个卷曲的构造。）我曾经让他检查爱玛，以便确定她的胃痛是否和鼻腔有关。但是，他自己患有化脓性鼻炎，这使我非常担心，也许这是暗指脓血症，它在梦的转移中盘旋在我的眼前。

人不会这样轻率地打这种针。这里指责轻率，是直接指向我的朋友奥托。我相信当天下午我就有了这样的想法，当时从说话和表情好像都表明他曾经反对过我。意思大概是：“他是多么容易受影响；他下结论是多么不负责任。”此外，上述这句话又一次指向了我那位亡友，因为他是那样不负责任求助于注射可卡因。正如我曾经说的那样，我没有想过要注射那种药。我注意到，在责备奥托时，我又一次联想到了不幸的马蒂尔达的故事，这也是用来责备我的借口。显然，我是在这里搜集自己有医德的例子，也是在搜集相反的例子。

也许注射器也不干净。这是又一次指责奥托，但起因不一样。前一天，我恰好碰到了一位82岁老太太的儿子，我不得不每天给她注射两次吗啡。现在，她住在乡下。我听说她患上了静脉炎。我马上想到，这可能是注射器不干净引起的渗透性病例。让我自豪的是，两年内我没有让她有过一次感染渗透。当然，我总是小心翼翼，确保注射器干干净净，因为我有医德。我从静脉炎又想起了妻子，她怀孕期间曾经得过一次血栓症。现在有三个相关的情景出现在我的记忆中，包括我的妻子、爱玛和死去的马蒂尔达，其同一性显然使我能把这三个人在梦中相互替换。

我现在已经完成了这个梦的分析 [21]。在这次分析过程中，我曾经尽了极大努力去避免所有那些意念，这些意念一定是通过比较显梦和隐藏在显梦背后的梦念表现出来。同时，我对梦的意义也有了了解。我已经注意到一种通过梦实现的意向，那一定是我做梦时的动机。这个梦完成了我好几个愿望，它们是由前一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奥托的消息，以及我写的临床史）唤起的。梦的结果是不应把爱玛仍在忍受痛苦归咎于我，而应归咎于奥托。现在，奥托说爱玛没有彻底痊愈，这使我恼火；梦中，我把责备转嫁给了他，为我报了仇。这个梦表明我对爱玛的病情不应负责，也涉及其他一些原因（其实这提供了很多解释）。这个梦象征了我希望事情存在的某种状态。因此，显梦是愿望满足，其动机就是一种愿望。

乍一看，这个梦大致分明。但是，梦的许多其他细节则要从愿望满足的观点来考虑，才可以理解。我报复奥托，不仅是因为他急于反对我，我谴责他医疗（打针）上的粗心，而且因为闻起来像有杂醇油味的劣质甜露酒，所以我报复自己，在梦中发现了一种把这两种谴责合在一起的表达方式：注射丙基制剂。然而，我并不满意，便通过比较他和更可靠的同事，来继续报复自己。因为，我似乎在说：“我喜欢他，胜于喜欢你。”但是，奥托并不是要承受我愤怒的唯一的人。我报复那个不听话的患者，用一个更懂事、更听话的人来替换。我也不放过M医生的反驳，因为我清楚地暗示了我对他的意见：即他对这个病例的无知态度（会发生痢疾等）。看来我确实想把他换成一个更见多识广的人（那个告诉我三甲胺的朋友），就像我把爱玛换成她的朋友、把奥托换成利奥波德那样。我仿佛是说：让我摆脱这三个人，让我自己挑选的另三个人来代替，然后我才会摆脱那些我不愿承认的谴责！在我的梦中，这些谴责以最精妙的方式证明对我不合情理。爱玛的疼痛不应归咎于我，因为她拒绝接受我的医治，所以应归咎于她。因为这些疼痛是器质性的，无法通过精神疗法治好，所以它们和我没有关系。爱玛的痛苦只能用她的守寡（三甲胺！）作出满意的解释，这是我无法改变的一种状态。爱玛的疾病是由奥托不慎注射失当的药引起的，这种事我绝不会做。爱玛的抱怨是不洁注射器注射的结果，就像我那位老女患者一样，而我的注射从来没有引起过任何病症。我意识到，这些对爱玛疾病的解释（合在一起为我开脱罪责），彼此不一，甚至相互排斥。因为这个梦没有他意，整个辩解使我生动地想起了一个人的辩护：邻居控告说他还了一把坏水壶。首先说，他还时，水壶没有损坏；其次说，他借时，水壶就已经有了几个洞；最后说，他根本没有借过水壶。说起来头头是道；只要这三条辩护有一条被公认有效，这个人肯定就会被宣判无罪。

还有其他一些主题在梦里也起了作用，它们与我对爱玛的疾病不负责任的关系并不那么明显：我女儿的疾病，与我女儿同名的一个患者的疾病，可卡因的危害，我的患者在埃及旅行时的病情，对我妻子、哥哥和M医生的健康的关心，我自己的身体疾病，以及我那个患有化脓性鼻炎的亡友。但如果我把所有这些事情考虑在内，它们就会合成一条思路，可以称为：对我自己和他人健康的关心——职业良心。我记得，奥托告诉我爱玛的病情时，我有一种隐隐不快的感觉。那件事后，我终于想在成为梦的一部分的那条思路中，找到这种稍纵即逝感觉的表达方式。好像奥托对我说：“你没有足够认真地履行自己的医生职责；你没有医德；你没有履行自己的承诺。”于是，这条思路就自动听我吩咐，以便我能证明自己很有医德，密切关注我的亲戚、朋友和患者。非常奇怪的是，这个材料里也有一些痛苦的回忆，这证实了对奥托的谴责，而不是为我开脱罪责。这个材料显然不偏不倚，但在这个以梦为基础、比较广泛的材料和想证明我对爱玛的病清白无罪比较有限的主题之间，这种联系却明明白白。

我不想断言我已经完全揭示了梦的意义，也不想断言我的解析毫无瑕疵。

我可能还要在这个梦上花很多时间，也许会从中得到进一步的解释，然后探讨可能要提出的深层问题。我甚至能感知到那些要点，由此可能会追踪到思想上的进一步联系。但是，我对自己的每个梦都需要考虑，所以就阻止了我进一步解析下去。那些急于谴责我矜持慎言的人，应该去做那种设法更坦率的实验。目前，我非常满意这个刚刚得到的新发现：如果按照这里所指的解梦法，就会发现梦确实具有某种意义，绝不像论述该主题的那些作家让我们相信的那样，是一种支离破碎的大脑活动的表现。当解梦工作完成时，我们就会认识到，梦是一种愿望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