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第四轻骑兵团

书行至此，我必须向各位读者介绍一位性格独特的人——布拉巴宗上校，第四轻骑兵团的指挥官，他在我之后的生命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就在去年，第四轻骑兵团奉调从爱尔兰来到奥尔德肖特，驻扎在骑兵东营中。上校与我的家族是世交，我上学的时候也见过他几面。在桑赫斯特读书的时候，我曾有幸受他邀请去骑兵团食堂与他共进晚餐。当时，这与我而言可是殊荣。骑兵团的食堂对当时年轻的我来说，看上去富丽堂皇，规模宏大。桌子上摆放着两百年来骑兵团在历次战役和竞赛中荣获的各类奖牌奖杯，二三十位穿着蓝色嵌金制服的军官围坐一旁，我觉得这场面简直就是国宴。在骑兵团弦乐队的伴奏下，我们用了一顿美味丰盛、流程漫长的晚餐，整个就餐过程充满了正式与富贵的气氛，隐隐还有一丝军中的纪律感。对于他们的热烈欢迎与招待，我小心翼翼、谦虚恭谨地接受了。可能也是因此，日后他们还请我去过几回。几个月后，我母亲告诉我布拉巴宗上校非常希望我毕业后去到他的骑兵团服役，但我父亲已经婉拒了。他似乎还认为利用他的影响力能确保让我进步兵团供职。剑桥公爵虽然对我没有走上通往第六十步枪团的通途大道相当不悦，但还是表示未来总有机会，能克服困难让我进入第六十团。而我父亲的回信中是这样写的：“虽然如此，我虽然很清楚布拉巴宗是军队中最一流的士兵之一，也不能哄着我的孩子把他劝进第四轻骑兵团。”

不过，我还是接受了布拉巴宗上校的劝说。我父亲最后一次回家之后，兴致并不是很高。当他终于能花点注意力关心我的事情的时候，我母亲向他解释了事情的原委。这一次他似乎也挺愿意，甚至是相当高兴地看到我成了一名骑兵军官。我还记得，他最后同我说的几句话里，就有这么一句：“你有自己的马了吗？”

我父亲于1月24日清晨过世。我那时住在附近的一栋房子里，接到信赶紧跑过积雪和黑暗覆盖的格罗夫纳广场，回到家中。最后他走得很平静。他已经昏迷很久了。我有过许多梦想，比如与他像同志一样相处，比如进入议会与他并肩作战，给他帮助，但都只能是梦想了。我能做的只是继承他的遗志，替他实现他的目标。

从那时起我很大程度上成了自己命运的主人。我母亲一直在我身边帮助我，给我建议。我已经二十一岁了，她也从未想过要耍什么家长的威风。她很快完成了角色转换，成了我最坚定的盟友，用她全部的影响力和充沛的精力帮我推进我的计划，捍卫我的利益。她还只有四十出头，正值盛年，美丽动人又富有魅力。我们平等合作，更像是姐弟而非母子——至少我觉得是。这样的关系一直延续到最后。

1895年3月，我奉上命归建到第四轻骑兵团，这比我预计的早了六周。报到之后，团里立刻让我和其他几名中尉一同参与新兵的初训。艰苦的训练每天都要持续好几个小时，不是在骑术学校和马厩里，就是在兵营的操场上。骑术方面，我早就接受了两次长期训练，堪称适应。但我不得不说，第四轻骑兵团的训练比我之前经历的各类军事马术训练都要严格得多。

当时军中规定新晋军官必须和刚入伍的新兵一起经历六个月的初训。马上训练和步行队列都不能落下，和新兵蛋子接受一模一样的训练和指导。新晋军官在练骑术的时候必须排在前头，在练步行队列的时候必须排在队列的右边，以身作则。要想顺利完成训练任务并不容易，比如让马儿小步快走或慢跑中，马背上光秃秃的，人还要完成上马下马的步骤；比如骑在马上跳过高高的障碍物，但没有马镫或者马鞍，有的时候甚至要把人的双手反剪在背后；再比如跪在光溜溜的马背上驱马小跑。这些都不可避免地会让人受各种各样的伤。无数次我都是把摔散了的自己从马术训练场的地面上捡起来，再拾起镶着金色穗子的圆顶军帽戴上，紧一紧靴子上的系带，尽量用有尊严的样子站起来继续。这时候二十名新兵看到他们的长官也和他们一样经受同样的折磨，就会在边上嘿嘿窃笑。我运气不太好，在训练刚开始不久就拉伤了自己的缝匠肌——人体就是靠这块肌肉骑在马上的。自然而然我遭了大罪。那时候电疗还没发明，就只能忍着痛继续训练。肌肉拉伤了也不能请假，请一天假就会被人看不起。

骑兵团的马术教练有个绰号叫“黑猩猩”。他的专长就是做个令人生畏的暴君。那几周他正好心情特别糟糕，出奇暴躁。有位资深中尉在《奥尔德肖特时报》上刊登了一则消息，文曰：“某某某少校，骑兵东营马术教授，十二节课包会狩猎，十八节课包会障碍赛马。”这则小广告让“黑猩猩”大受嘲笑，疑神疑鬼，马术课上只要看到学员脸上露出微笑就能当作是在笑他。

话说回来，只要不过度，我全然支持年轻人经受一些磨炼。除了上文所述，军旅生涯向我敞开的大门里都是欣喜与贵族气派。就算在骑术初训期间，青年军官也经常能获准带着所属骑兵外出拉练，或按指定路线行军，甚至可以在真正的演习中排列成一列纵队。骑兵分遣队排成队列小跑起来的时候，马脖子上的铃铛会演奏出一支令人震撼又充满魅力的乐曲，而且随着马匹速度的提升，更是让人血脉贲张。马儿打的响鼻，马具铿锵悦耳，骑兵昂扬的动作令人激动，竖起的装饰羽毛迎风招展，制服整齐划一，好似一座活的机器，展现出集体的美感以及温和的尊严感。这些合起来，使骑兵的操练本身就像是一件艺术品。

如果有读者不明白，让我解释一下。骑兵调动的时候排成纵列，作战时舒展成横列，操练的目的就是要能快速灵活地在两者之间切换。这样一来，无论是滚动展开或是梯次展开，一支骑兵小分队能在任何时刻从任何方向形成接敌锋线。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规模更大的骑兵组织单位：团、旅，甚至是师，都可以在极短的时间里展开，作好准备发起骑兵作战中最宏伟的动作：冲锋！

但现在战争的发展已经把这些扫到了一边，走上了贪婪、卑劣、机会主义的道路，更多依靠着戴着眼镜的化学家、扳着飞机或机关枪控制杆的操作员，这简直可耻！还好在1895年的奥尔德肖特，这种可怕的想法还没有落到人的头脑中。龙骑兵、枪骑兵以及轻骑兵依然在战场上占据着长久以来的荣誉，至少我们这样认为。战争以前是残酷而高尚壮美的，现在却变得残酷而卑劣。事实上战争的荣耀已经彻底败坏了，这完全是民主和科学的错。这两根爱管闲事的搅屎棍，只要有一个获准把自己的爪子伸到真正的战斗中来，战争的墓穴就已经挖好了，还打上了封印。以前只有一小群受过良好训练的专业战斗人员操着古老的武器，遵循着充满美感的古老精巧操演规范，在国民的喝彩中鼓舞勇气开辟国家的未来道路。而现在所有人，甚至连女人和孩子都要上战场与敌人作战，为双方都带来野兽般的互相毁灭，只剩下一群眼神呆滞的文员统计屠杀的账单。从人们欢迎民主——或者说民主自己逼着自己——进入战场的那一刻起，战争就不再是一种绅士的游戏。见鬼去吧！同国际联盟[59]一同见鬼去吧！

不管怎么说，在19世纪90年代，目睹督察长卢克将军指挥由三十到四十支骑兵小分队组成的骑兵师演练也是妙事一件。整个骑兵师整齐划一，庞大又壮观的骑兵群准备就位之后，将军下令转换锋线，大约要转十五度角。这也就意味着最外围的骑兵旅要快速狂奔大约两英里，掀起的扬尘遮天蔽日，厚实的尘土组成了云团，甚至连你面前五码左右的地方都看不太清。行动中大概有二十人落马，六七起事故，早上操练的时候这已经见怪不怪了。最后锋线形成，骑兵团或者骑兵旅受命开始提速冲锋的时候，我们几乎无法抑制心中汹涌的激情，大声欢呼起来。

后来我们结束演习回到军营，我心中的兴奋之情被浇了一盆冷水。一是得知像刚才我参与其中的那样强大的骑兵师，德国人有整整二十个。二是想到假设有六七个人钻进一个洞里，架上一挺马克沁机枪[60]，那又会如何呢？

接着我们参加了维多利亚女王亲自莅临的阅兵式。整个盛大的阅兵式上，奥尔德肖特卫戍部队倾巢而出，大约有两万五千人的兵力，穿着蓝色嵌金色或者猩红色镶钢铁灰色的制服，在坐着皇家马车的女王面前缓缓通过。从敬礼点经过的骑兵、步兵、炮兵，当然还有工兵和皇家后勤部队，组成了闪烁着亮光的宽阔洪流。我想其他所有欧洲强国：法国、德国、奥地利、俄国能不能做到同一天在自己的国家里分二十多个地方举行同样的阅兵式呢？似乎不太可能。为什么我国政府不安排一次国际大会呢？就像是奥运会一样，每个国家派出平等的团队，各式战争兵种组成完整的一支军队，也就能代表各国最为精英的力量，这样不就能决定世界的主权鹿死谁手了嘛？可惜的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各位大臣实在过于懒政，错失良机。他们就这么轻易地让战争从真正的专家和受过良好训练的人们手里溜走，而堕落成了仅仅关乎人数、金钱、机器的恶心玩意儿。

我们当中稍微理解了一点战争堕落论的都得出了必然的结论：英国陆军是再也不会参与到欧洲冲突中去了。这又怎么可能呢？要知道英国只有一个军团和一支骑兵师，还有的就是民兵（上帝保佑！）和志愿者（万岁！）。1895年在奥尔德肖特参谋部，就算再侵略成性的副官、再性格暴躁的参谋，就算他们最为情绪高涨、头脑发热的时候，也不可能相信我们这支小小的陆军会再次受命踏上欧洲大陆。总有一天我们未来的黑格将军[61]（他是那年春天在长谷一同演习的上尉的同袍）总觉得束手束脚，他统共只能召集最多四十个英国师，再加上美国陆军第一军团，也不过六十万人；他能调动的炮兵支援更少：不超过四百个炮兵旅。

我经常扪心自问，有没有另一代人经历过我们所经历的惊人巨变，无论是在统计数字上还是在价值层面上。无论是真实世界中还是精神世界中，我在成长过程中确信了很多事物都是永恒不变、至关重要的，但其中几乎没有最后不变的。我相信或被教育去相信绝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最后都发生了。

布拉巴宗上校是穷困潦倒的爱尔兰地主，在英国陆军中度过了一生。他简直就是活生生的奥维达小说中的英雄。19世纪60年代早期他就进入掷弹兵卫队服役，此后一直是焦点。他是伦敦最耀眼的军事新星，威尔士亲王[62]一生的亲密好友。无论在宫廷、俱乐部、赛马场、狩猎场，他都是最优秀的人物。尽管他一直单身，但这绝不意味着他厌恶女性。年轻的时候他一定是一等一的风流倜傥、英俊潇洒。他的身高就是男士最标准的身高，虽然不是正好六英尺，但看上去就像是那么高。在他青春正盛的那段岁月里，他的外貌简直棒极了。上校的面容线条干净利落，看上去刚好对称，下颌充满了力量，点缀着一把连沙皇都要嫉妒不已的大胡子，更加彰显出了他的男性魅力。不仅如此，他还展现出老一辈花花公子那样的风度和行事风格。更让人感兴趣的是，不知道真是这样还是他故意为之，上校发不出R这个字母的卷舌音。他为人机敏，又很会说话，这就让他再怎么礼貌低调，人格魅力总能在所有场合都突显出来。

布拉巴宗上校度过了一段悠长又经历丰富的军旅生涯。他在掷弹兵卫队服役六年，期间一直经济拮据。上校离开卫队[63]之后，经历了一段非常困难的日子。1874年，他志愿报名参加阿散蒂战役[64]——这可是一项殊荣。在这场战役中他表现异常出色，高层甚至出现了很强大的意见要让他官复原职。后来，这项前所未有的恩宠也确实让上校拿到了。当时威尔士亲王相当紧张，四处活动要让布拉巴宗上校加入亲王亲自指挥的第十轻骑兵团，这个团那时候几乎是整个英国陆军中最难进的单位。但因为一下子没有空缺，上校不得不到前线的某个步兵团过渡。有一次有人问他：“阿布，你现在在哪？”他是这样回答的——带着他没法发出卷舌音的腔调：“我根本记不得，总有新鲜的面孔从滑铁卢厄（车）站运过来。”

多年后，他有一次在奥尔德肖特火车站问车站管理员：“去伦敦的火厄（车）在哪厄（儿）？”“已经开走了，上校！”“开走了？再弄一列来。”

后来上校终于转隶第十轻骑兵团，他在这个团服役了很久，名声也越来越响亮。1878年到1879年他参加了阿富汗战争，1884年参加了艰苦的萨瓦金战役[65]，声名愈发显赫。上峰鉴于他的一流表现，连续为他申请了两次荣誉晋升，他在陆军中的军衔甚至比自己团里的长官还要高。这种情形至少有一次令他陷入了只有当年的英国陆军才能理解的尴尬境地。有一次第十团的长官找到了布拉巴宗的骑兵分遣队犯下的错误，大发雷霆，甚至要求他们立刻返回军营去。此事令布拉巴宗上校大为窘迫。几周后，整个第十轻骑兵团奉命以旅为单位会同其他骑兵部队参加某次演习，团内部的指挥层级取消，布拉巴宗上校由于军衔原因，自动获得了所在旅的指挥权。此时上次给他下命令的那位长官临时成了他的下属。他把这位长官叫到当面，把不久前收到的那些尖酸刻薄的话语一字不差地奉还，还加上一句狠话作为结尾：“把你的团马上带回家去，先生！”全体士兵被惊得目瞪口呆。但不能否认，那时布拉巴宗上校有权力这么做，军法也站在他一边。那时候人们也习惯了直截了当地伸张自己的权利，现在要是这么做一定会被认为不合时宜。大体而言，对他的行为人们也持有两种看法。

1893年，陆军部有意调布拉巴宗上校去指挥第四轻骑兵团，毕竟他在骑兵团里的资历决定了他永远也不可能够格指挥第十团。这份任命本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反映了陆军部高官对第四团的成见。没有哪个团会欢迎一位长官空降而来，还带着“整肃”之意。当这位久闻大名的上官首次接过比第十轻骑兵团历史还长的第四团的指挥权，带着所有金光闪闪的奖牌、勋带，以及各种社会和军队中的威望前来赴任的时候，第四团一定充满了紧张的气氛。布拉巴宗并没有做出多少和解的努力，恰恰相反，他显得信心满满，刚到就把自己当作此地的主人了。他不仅赢得了所有人毋庸置疑的服从，还把骑兵团里的中尉和上尉都变成了他的拥趸。有些高级勤务人员则在他的治下重新认识了自己职位的重要性，比如有一天晚上他向一位脾气暴躁的食堂大厨问道：“你从哪间药店搞到的这些香槟？”

在我看来，只要事涉军务，布拉巴宗上校就会严格执行军纪，几乎不近人情。除此之外，他魅力十足。在军营食堂餐桌上，他往往会讨论战争、体育、宗教、亵渎宗教和其他一两个话题。在这些谈吐背后，我很快发现上校一定读了很多的书。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在讨论中引用了一句名言，大意是“上帝为剪了羊毛的羔羊调节了风的强度”，布拉巴宗上校立刻问道：“你斯（是）从哪里看到则（这）句话的？”我颇为自鸣得意地回了一句：“一般都认为是《圣经》里的句子，其实是劳伦斯·斯特恩[66]《感伤之旅》里的典故。”上校闻言，看似漫不经意地说道：“你真的读过吗？”还好我不仅本性诚实，当时脑子里也绷紧了一根弦。我赶紧承认我并没有读过这本书。后来才知道，这本书是上校特别倾心的著作之一。

但布拉巴宗上校也有自己烦心的事情。就在我加入第四轻骑兵团之前不久，他与一名大人物——当时指挥奥尔德肖特卫戍部队的埃夫林·伍德爵士——之间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冲突：上校对自己部队的作训制服做了些修改，比如把金色花纹改成了铬黄色条纹。这些修改已经相当敏感了，但和另一茬相比还算是小事。上校在下唇下方蓄了一小把“帝国式”胡须，已经有超过三十年了。显然这违背了皇家军规第七部分的规定：“唇下及下巴必须剃净（除斥候外，斥候必须蓄须）。”不过整整三十年来，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岁月，从没有上级质疑过上校留的帝国须。上校自己也认为这是一种公认的特权，无疑他对此觉得无比自豪。他带着部队归建奥尔德肖特卫戍部队之后，埃夫林·伍德爵士就迫不及待地要显示一下，自己并不是平易近人的指挥官。马裤上不许有铬黄色条纹！骑兵团操练时已经习惯穿着的哔叽套头衫也不许穿！制服上的金色花纹又回来了。紧身织布马术夹克也回来了。上校在严令之下不得不服从，私底下向陆军部表达了不满。当然这些事情上他有他的道理。事实上就在一年之内，这些既合理又经济的做法就在全军强制推行了。不过伍德爵士以严格遵守军规的字面意义而闻名，伦敦陆军部的人没有一个敢得罪他。爵士一听说上校竟敢批评他的决定，立马决定要雷厉风行地回敬。他向上校发布了一项书面命令，要求他下一次演习时“根据规定要求剃须”。这当然是彻头彻尾的侮辱，但上校别无选择，只能服从。他在接到命令的当晚就作出了牺牲，第二天早上出现在骑兵面前的已经是一副受到损毁的形象了。众人都感到万分震惊，也对打听到的幕后故事感到不可思议。上校对此深以为耻，在任何场合都没有说起过，而且除非是军事任务需要，他再也没提起过埃夫林·伍德爵士的名字。

我很荣幸在这样一位上官手下服役，也很高兴能和他成为朋友。从此往后整整二十年，直到他生命结束的那一刻，我们都维系着温暖、牢固的友谊。布拉巴宗上校是死硬的保守党人，而且是最为严格、顽固的那种。他有三条基本信条：贸易保护主义、义务兵役制度、传染病防治法案。他评价政客或者政府也是依据这三条，看其是不是往这方面努力，或是看上去在努力。但无论热点政治事件是什么，比如自由贸易争议、劳合·乔治预算案，或是阿尔斯特问题，我们之间的关系从未被不同的政见影响过。

1895年，罗斯伯里勋爵领导的激进的地方自治派政府在下院一败涂地，索尔兹伯里勋爵正在组阁。大家都喜欢罗斯伯里勋爵，觉得他是爱国者。但那时候他的团队实在是糟透了！正是这些家伙把他拖下了台。可惜据说罗斯伯里勋爵性格软弱，到后来甚至不顾原则地向这些人让步。此外他能上台全是靠的爱尔兰民族主义分子的支持，可谁都知道，这帮子人除非能把大英帝国弄得四分五裂，是绝对不会满足的。我觉得约翰·莫利可能会好些，但他们说莫利简直是败类中的败类，老是和芬尼亚党人及其他乱七八糟的各种叛党分子混在一起。尤其让人觉得有意思的是政府下台可能是因为无法确保火药供应。设想一下一旦战争爆发，没火药怎么打仗呢？也有人说火药库存充足，但没有什么破用处，对付这些狗屁家伙一根手杖足矣。那时候在奥尔德肖特，自由党人遭人厌恶。大选的结果证明了其他英国人和我们的看法一样，索尔兹伯里勋爵这次重回相位手握着一百五十个席位的多数。保守党在此次大选后连续执政十年，期间英国打了多场战争，本书的许多内容就与这些战争有关。当然没人能未卜先知。直到后来保守党人支持了贸易保护主义，自由党人才卷土重来，后者掌权期间组织了最伟大的一场战争。好在现在所有的战争都画上了休止符。

我受邀前往内阁部长晚宴之后在德文郡酒店大楼举办的派对，所有的新任大臣都在场。我看到他们穿着蓝金色的制服，看上去睿智精明。大臣的制服没有我们的华贵，但却有种特别的韵味，对我特别有吸引力。我特别同乔治·寇松多聊了一会儿，他是新任的外交事务次官。乔治看上去光彩照人，非常谦逊地接受了我的祝贺。他向我解释了自己的职位，还讲解了主要的业务情况，虽然他负责的事务不多，但在下院代表了外交部。因此乔治也希望不仅仅是在下院捍卫、解释外交政策，更希望能参与到制定过程中去。在场有些可怜的年轻人没有捞到职位，但他们反而要比任何人都笑得灿烂，四处恭喜拿走了自己朝思暮想职位的那些人。不过我倒是不用被迫控制自己的嫉妒心，能跟从本心，因为根本就没谁考虑过要给我安排什么职位。

就在这段时间，埃佛勒斯太太过世了。我一接到她病重的消息就赶紧北上伦敦去看她。她与姐姐一家一起住在伦敦北部。她很明白自己病得很重了，但还是一如既往地牵挂我。当时大雨如注，我的外套整个湿透了。当埃佛勒斯太太摸索着感受到潮湿的时候，她非常担心我可能着凉感冒。直到我脱下外套，彻底烤干，她才恢复平静。埃佛勒斯太太唯一的愿望是想见见我兄弟杰克，但不幸的是没能实现。我去伦敦请了一位高明的专科医生还有两名外科专家共同会商她的病情，她得的是某种腹膜炎。第二天清晨军营里还有检阅式，我不得不搭乘半夜的列车返回奥尔德肖特。检阅式一结束，我就赶回了她的病床前。我到的时候她还能认出我，但渐渐就陷入了昏迷。埃佛勒斯太太最终走得很平静。她的一生清白朴素，充满慈爱，一直在照顾他人。她一直秉持着简单的信条，人要一往无前，不要瞻前顾后。我这二十年的生命中，她始终是我最为亲近、最为亲密的朋友。我也给她将近二十五年前服务过的教士发去了电报。这位教士现在住在坎伯兰郡，已经升任了副主教。他对埃佛勒斯太太的忠诚服务记忆犹新。我们在墓地见了面，但他没有把“小艾拉”一同带来。

当我虑及穷苦老妇人的时候，一大问题就是其中许多人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旅程中生活无着，老无所依。因此，我很高兴在制订养老金和养老保险方案的进程中作出了自己微薄的贡献。这方面没有哪个国家能比英国做得更好，这些对穷苦老妇人们尤其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