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考试

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的入学考试我考了三次。每次都要考五门课，数学、拉丁文和英语三门必考，另外两门我自己选了法语和化学。这一副牌里我只有一对王：英语和化学，但要中头奖至少要三张。我还得要再找到一张。拉丁文是没指望了，我学不进去，我对这门功课的偏见根深蒂固，凡是遇到相关内容头脑就自动闭门谢客。考试中拉丁文占了两千分，我大概能拿个四百分就谢天谢地了！法语很有趣，但情况尴尬，在英格兰想读好法语很困难。剩下的就只有数学了。头一次考试铩羽而归之后，我自己研究了考场上的形势，得出的结论是除非把数学作为援军引入战场，否则这场仗我是没法打赢的。绝望之下，我只得向数学求助，使出了浑身解数。我这一生中，时不时总会被逼得必须在很短的时间里掌握一些自己所不喜的科目，我觉得日后不论是精神方面还是实务方面我类似的胜利，都要归功于我这六个月速成数学琢磨出来的经验。数学总分两千五，三次折磨中，我头一次只拿了不到五百分，第二次就考了将近两千分。我觉得如此成就的取得，不仅仅是因为我有背水一战的决心——当然这样的决心再怎么表扬也不过分，还要感谢哈罗公学一位备受尊敬的老师：C.H.P.梅约先生在我身上花费的心血。他让我明白数学不仅仅是一堆貌似滑稽的鬼画符，那堆看似毫无希望的乱码背后，会闪烁出意义和韵律的光辉。他也让我明白，我对此并非完全无能为力，也是有能力抓住其中的一丝半缕的。

当然，我所谓的数学也只不过是在公务员考试委员会[27]规定的粗浅范围之内。我猜想，自己和真正深谙此道、乐此不疲的数学大拿相比，如果说他们是在大西洋里畅游的话，那我就是在养鸭子的水塘里扑腾。就算是这样，我一头跳进去之后，还是觉得那水深得足以淹死我。现在回顾当时忧心忡忡的几个月，我还是能从记忆深处回想起一些主要内容：当然我已经把分数和十进制系统的内容远远甩在身后了，我们就像爱丽丝在漫游仙境[28]一样，进入了数学的王国。守门的是“二次方程”，扮着鬼脸指着往里走的路，通往“指数理论”。后者又向这群闯入者指引了一条布满荆棘的路去找“二项式定理”。再往里还有一间幽暗的房间，冒着硫黄味，昏暗的灯光隐隐照着一条被拴住的恶龙，名曰“微积分”，所幸这头怪物还在公务员考试委员会划定的界限之外。我们这群朝圣者正在步履蹒跚地向前进，旅途当前还在这个委员会的管控之下。走着走着，我们转向另一边，没有直接往快乐山上的朝圣天路走去，而是步入了一条奇奇怪怪的走廊，里面塞满了各种像是回文字谜，又像是离合诗一样的东西，比如正弦、余弦、正切之类的。显然这些很重要，尤其是它们相互做乘法，或是自己把自己乘起来的时候！但这些弦啊切的有一个好处：很多相互作用的结果都能提前背下来。我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考试的时候就遇到了一道和这些弦啊切的有关的题目，有一个条件是考它们的平方根，很难。但好在我几天前刚见过它们丑陋的嘴脸，一眼就认出来了。这对我日后的生活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这些生物我日后再也没见过。第三次也是顺利通过的那次考试结束之后，他们就像发烧病人头脑里的幻象一样消失了。我很清楚数学对天文、工程等学科很有帮助。造桥建运河需要计算压力和势能；想办法数清楚所有的星星，甚至是整个宇宙，测量它们离我们有多远；预测天象彗星；等等，数学都很重要。我很高兴许多人天生就有数学天赋，也喜欢钻研所有这些东西。就好像伟大的棋类国手能蒙着眼睛连下十六盘棋，随即癫痫病发暴毙而亡那样，真是自找的！我真心希望所有数学家都能获得丰厚的报酬。我保证绝不阻碍他们职业上的进展或是同他们虎口夺食。

曾经有一次我似乎对数学来了电，深邃的知识仿佛一层层在我眼前揭开，从开始到最后，有了感觉。就像大家看金星在夜空划过或是伦敦城的市长狂欢大秀[29]一样，一个个数字在我眼前划过、划过，一直到无穷大，然后所带的符号从正转为负。运算的过程以及种种变化背后的原理和步骤，各种变化之间是如何相互关联的，都一一展现在我眼前，就像政治活动一样。可惜那次我刚吃饱晚饭，就没顾得上管它。

言归正传，要是那位上了年纪、毫无乐趣可言的公务员考试委员会主任委员没有在试卷里出关于余弦和正切的平方，乃至立方根有关的题目，而我又碰巧在考试前一周左右复习到这些内容的话，本书后面各章节也就根本写不出来了。可能我会进入教会，用大无畏的勇气冒着与时代精神相悖的风险传布正统教义。可能我会进入金融城大赚一票。可能我会转投殖民地——或者用现在的新词汇“自治领”——的怀抱，走上吹捧或至少安抚土著居民的道路，成为林赛·戈登[30]或是塞西尔·罗德斯[31]那样的人物，做出一番止小儿夜哭的事业。我甚至有可能被命运吸引着走上律师的道路，用我的口舌之辩，把那些暗中窃喜、偷偷隐藏自己罪恶秘密的人送上断头台。总而言之，我整个人生轨迹都可能会变得面目全非，我想可能也会影响到很多其他人的命运，而他们又会影响到其他人，如此循环。

让我们再回到数学。从1894年起我就再也没有研读过数学。无论这位主任委员出题的时候是每次都这样出，还是仅一时兴起放了这道题目，就我个人而言，我的命运彻底被这次考试改变了。日后我见过这个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也亲自见过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甚至任命过委员会主任。我崇敬他们，给他们荣誉，相信大家都乐意这么做。但没有谁——至少是委员会中的成员——会意识到自己能在他人的命运中发挥如此决定性的一锤定音作用。这也让我得出结论，人的自由意志和命中注定的其实就是同一样东西。也请读者注意这一点。

我一直很喜欢蝴蝶。在乌干达[32]我见过翅膀颜色变化万千的蝴蝶。从不同的角度观察蝴蝶翅膀，看到的颜色会从最深的黄褐色一直变幻到最闪亮的蓝色。大家都知道在巴西还能找到体型更大、更加鲜艳的此类蝴蝶。但如此强烈的颜色对比，在别的任何地方都看不到，但这的确是同一只蝴蝶。蝴蝶就像是事实：扑棱着翅膀，闪烁着微光，直到落下的那一刹那翅膀对着阳光全部展开，就立刻消失在森林树荫之中。无论你相信自由意志还是相信命中注定，其实都取决于你观察它翅膀的那一瞬间所看到的颜色，而事实上那一刻你同时至少看到了两种颜色。不过我放弃数学可不是为了陷入形而上学，还是让我们回到故事的主线上来吧。

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的入学考试我第二次考还是名落孙山。结果揭晓之后我离开了哈罗公学，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想法去了一所专门的应试补习班。这家机构开在克伦威尔路上，是詹姆士上尉和他几位极有能力的朋友一起开的。据说上他们的班只要不是天生白痴都能过得了考试进入陆军。他们专门对考试委员会的想法做过科学研究，了解那些人在某一科目上最有可能出哪些题，准确程度就像教皇一样无缪[33]。这里的专长就是猜题和答题。他们的策略，拿打猎来比喻，就是向着一小群已经框定的鸟儿发射为数众多的枪弹，这样命中率就高且稳定，效率自然就极高。这位詹姆士上尉，要是他知道日后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话，一定会发现自己是“一战”中大炮齐射战术的先行者。他从仔细选定的炮位开火，火炮落点正是敌军必然会用大部队覆盖的地点。他根本不用看到敌军士兵，要做的就是每小时按地域大小发射一定数量的炮弹。这就是他能教给他的战士们的全部绝招。就这样，年复一年他一直是补习班中的执牛耳者。他就像到了蒙特卡洛赌场注定要倾家荡产的人，那些赌棍和上尉的区别就在于后者成功的概率还要大得多。在上尉手里，再没希望的学生也能调教出来。当然上尉不会给出拍胸脯的保证，但成功的概率远在半数之上。

好事多磨，就在我准备安心接受这里久负盛名的应试填鸭教育之机，一场大难从天而降。

那年冬天，我的姨妈韦恩博恩女士把她在伯恩茅斯[34]的舒适庄园借给我们居住。庄园里有一片小小的荒野世界，栽种了四五十亩松林，一直延绵到英吉利海峡边上的悬崖上，起伏的曲线就像沙漠里的沙丘一样。松林正中横亘着一道山谷裂隙，一直下切到海平面，人们叫它“脊背骨”，一座手工打造的粗糙小桥长约五十码，横跨在裂隙上。当时我刚满十八岁，正在放假，我十二岁和十四岁的两个兄弟和我一起玩追和跑的游戏。我被追了将近二十分钟，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走投无路之下，我决定上桥。就在我跑到桥中间时，我惊恐万分地发现追兵竟然兵分两路，各自从桥的一端朝我包抄过来，被抓住似乎已经不可避免。就在那瞬间我灵光一现，脑海里浮现出一个绝妙的办法。这条山谷裂隙中长满了刚成材不久的冷杉树，笔直的杉树尖顶正在向我招手，一直生长到离我脚底不远的地方。我心想：“是不是可能跳到其中一棵树上，然后沿着电线杆子一样的树干一路压断树的层层枝杈，滑到地面上呢？”我看着，心里盘算着距离，脑里细细思索着，一面就爬上了桥栏杆，翻了过去。那时候年轻的追逐者就站在桥的两端。跳还是不跳，这是个问题！电光火石之间我竟跳了下去，张开双臂试图抱住冷杉树树干的尖顶。想法不错，现实却很残酷。数据大错特错。三天后我才恢复意识，三个月后我才挣扎着爬下床。后来测量得出，从我摔下来的地方到地面整整有二十九英尺，毫无疑问我的命是那些树枝救的。“他从桥上跳下来了，现在连话都说不出！”我母亲听到小孩送来的噩耗，内心焦急，匆忙赶到我身边施救，还给我灌了几口不明所以的白兰地。我父母一直坚持认为若是出了严重意外或是重病，必须要请最好的医生，提供最好的医疗条件，不论靡费多少。我的床边站满了名医。后来我清醒之后才知道父母付出了天文数字的医药费，为此我感到非常震惊，还有些受宠若惊。我父亲当时正在都柏林，参加老菲茨吉本勋爵举办的圣诞派对，接到消息之后他立刻全程搭特快列车赶了过来，还捎上了伦敦最负盛名的外科医生。除了其他伤势之外，此次事故还导致我一侧肾脏破裂。今天诸位能读到这本书，完全要感谢这位医生的精湛医术和我本人强烈的求生欲望，但此后整整一年的时间，我的活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那段时间卡尔顿俱乐部[35]的家伙总是拿这件事开玩笑：“听说伦道夫的儿子出了大意外？”“是吗？是玩有样学样的游戏吗？”“好吧，好吧！伦道夫才不会悲伤到那种地步呢！”

保守党政府在1892年夏天大选中以四十席之差落败，格莱斯顿先生在爱尔兰民族主义分子的支持下上台。新一届议会在开会完成政府更替之后就按当时惯例休会六个月。睿智又幸福的惯例！人们热切又紧张地期待着1893年的议会会期，以及不可避免将随之而来的爱尔兰自治问题大乱斗。我父亲一直说“五年来这届政府和政党一直在抵制我，拆我的台”，我们家自然不会对选举的结果觉得悲伤。事实上整个家族，许多势力庞大的支脉和他所有的朋友都对选举后的新形势充满希望。六年前，我父亲的辞职导致整个政党在议会中的势力土崩瓦解，大家都觉得随着现在转而成为反对党，父亲能很快抓回在议会和党内的威望和地位。

没人比我更热切珍视这种希望。尽管从小大人很少跟我说政治上的事情，母亲和姐妹同我说得更少，可和父亲生活在同一屋檐下，我不可能不明白他遭遇了重大的仕途灾难。在外人、孩子、仆人面前，这些话题上总要留一份尊严，口缄三分。父亲在我面前抱怨时运不济，我只记得那么一回，也仅只言片语，他在我眼前丢掉了面具。那是1892年秋天，我们住在纽马科特[36]的房子里。一只兔子跑过他房间窗外的草地，我拿双筒猎枪对着它开了一枪，把父亲吓了一大跳。他受到了打扰，顿时暴跳如雷，把我臭骂了一顿。他发完火立刻意识到我被吓到了，找了个机会安慰我。我记得我和父亲谈心的次数也不多，就那么三四回，这是其中的一次。我对每次和他促膝长谈都非常骄傲。他向我解释，年纪大了总被俗务缠身，会突然感到烦躁，总有可能勃然大怒，对年轻人关心不够，考虑得也不足。他说我喜欢打猎他很高兴，安排了9月1日（那次谈话是8月底）在我们家庄园里让我打松鸡。紧接着他话锋一转，用充满魅力的语气谈起了学校、我入伍和未来的成年生活。我听得有点灵魂出窍，他简直像是换了个人一样，突然之间不再一贯地高冷，对我所有的事情都了如指掌。最后他对我说：“记住，我做事不总是一帆风顺。我做的每件事都会引来偏见，说的每句话都会招来扭曲，所以你要体谅。”

我当时是他的狂热支持者，埃佛勒斯太太也是。她用自己的方式默默地支持着父亲。为了节省开支，我们全家都搬去和祖母一起住在格罗夫纳广场[37]50号的房子里，埃佛勒斯太太现在改当了祖母家的管家。在尽心尽力服务了二十年之后，埃佛勒斯太太领到了一笔养老金，正式退休。她把自己的积蓄都委托给我父亲，后者特地坐着自己的私人小马车前往罗斯柴尔德勋爵的新院[38]总部与他共进午餐，希望为这笔钱找到最安全无虞、收益颇丰的投资办法。我很清楚地知道保守党内的“老派”之所以能执政那么多年，全是要归功于我父亲个人的奋斗，也是他让托利党的民主派再次起死回生，可当他第一次在政坛受到重挫的时候，这些人却没有展露出点滴感恩或宽容。我们大家当然很希望看到他重新崛起，夺回权力。从孩子的角度来看，当他带着一嘴大胡子走过的时候，路人都会向他脱帽致敬，工人也会向他报以笑容。多年来他所说的每个字和报纸上关于他的每条评论我都会仔细阅读。虽然他只是普普通通孤立无援的一名下院议员，但他说的所有的话——哪怕是在最小规模的集市上说的一句话——也会逐字逐句原原本本地见诸所有报端，每句话都会被拿出来掂掂分量，再三分析。现在似乎他的机会再次来临了。

我被带回了伦敦，尽管卧病在床，我还是带着极大的兴趣跟踪着1893年的政坛风云。我有极佳的条件做到这一点，不仅是我母亲把她听到的全都告诉了我，还有其他优势：格莱斯顿先生的首席党鞭，日后的特威德茅斯勋爵大人，娶了我姑母法妮，因而我们也能以一种若即若离的方式分享了自由党人在长期在野之后重新执政的满足感。至少我们能多多少少听到一些他们在希望些什么，又在害怕些什么。那些日子里，政治在我看来非常重要，而且异常生动。政治由一群智慧超群、富有个人魅力的国务活动家指点江山。上流社会的人们在不同阶段都会参与进去，不管是出于习惯或当作一种义务，至于劳动阶级的人们不管是不是手中握有选票，都像是参加体育运动一样追随政治家。劳动阶级对国家事务投入了极大兴趣，而且对公众人物有极强的洞察力，就像是现在人们关注板球或是足球圈子一样。而报纸呢，则是自愿顺从受过教育人士的大众观点。

作为一个一直躺在床上的病废之人，我倒是有了很多时间沉迷政治，关注格莱斯顿先生最后一场惊心动魄的议会大战。八月份——也是我参加的最后一次——令人畏惧的考试迫在眉睫，但在我心中这场议会大战要来的重要得多。随着时光流逝，我越发觉得我父亲的演讲不及从前精彩，有一些大获成功，但总体而言很难立于不败之地。自然而然地我开始期盼赶紧成长起来，适时能给他帮助。我明白他要是知道的话一定会大感宽慰。我想到的榜样包括与他父亲并肩作战的奥斯丁·张伯伦，还有和他那位元老父亲一同前往各地的赫伯特·格莱斯顿。我也梦想有一天托利党的民主派能一鼓作气把“老派”的家伙们扫地出门，再把那些激进分子和其他不值一提的家伙们打得一败涂地。

那一年时间里，我常在父亲家里见到许多议会辩论中的领袖人物，也常常在午宴或晚饭桌上看到他同他们友好地就时下大事交换意见，有些是同事，有些则是对手。也是在那时，我头一次见到了贝尔福先生[39]、张伯伦先生[40]、爱德华·卡森先生[41]、罗斯伯里勋爵、阿斯奎斯先生、约翰·莫利[42]等一众部长级的重要人物。这些大人物们似乎生活在异常伟大的世界里，受到众多尊贵规则的束缚，他们在公共生活中做出的任何点滴琐碎行为都可能造成重大后果。这也是个决斗场，尽管正事上可能斗得你死我活，枪弹上膛，但私底下能存乎于礼，相互尊重。当然我只会在父亲宴请最亲密的朋友，或是有重大政治影响的人士的时候，才能见到这种有着社交温情的一面。我也听到别人对他不带偏见的评价，说他极端暴躁，令人不可思议，会用最生硬甚至是野蛮的话语顶撞他人。这样一来不了解他的人会防备他，或是对他小心翼翼也就不足为奇了。

身体恢复一些后，我开始去下院旁听这些伟大的辩论。格莱斯顿先生二读《爱尔兰自治法案》的时候我甚至想办法钻进了久负盛名的旁听席。我至今还记得当时的场面和一些小波折。格莱斯顿先生看上去就像是一只凶猛残暴、庄严堂皇的大白鹰，辞藻滔滔不绝地从他口中流出，所有人都紧盯着他的双唇和手势，渴望择机喝彩或是喝倒彩。他当时正在长篇大论，夸耀自由党能在所支持的政见上屡屡获胜云云。正讲到精彩之处，他冒出了个口误：“从没哪次”，他大声疾呼，“（像自治法案一样）让自由党遭受那么大的损失或沉沦得如此卑贱！”听闻此言，保守党人一下子兴奋得从座席上跳将起来，发出了惊喜的鼓噪。但格莱斯顿先生只是狠狠伸出鹰爪般张开的手掌，挥了几下，平息了骚动，继续演讲，“但我们又重新站起来了！”

格莱斯顿先生就奥斯丁·张伯伦的议会首秀向老张伯伦道贺的事情后来传为佳话，我当时也在现场亲眼看见。他说：“我不会对这次演讲溜须拍马，大肆夸赞。我只会简单说几句真心话总结一下。这是一次身为父亲定会觉得欣慰且耳目一新的演讲！”当时我蹲在旁听席地板上，透过栏杆缝隙看到老张伯伦听到这些话之后立刻变得激动万分，就像是被一颗子弹击中了一样。他那张苍白甚至带着病态黄色的脸庞立刻泛起潮红，内心汹涌的情感显然无法也无意抑制。他随即略微起身，对着大伙欠了欠身子，接着就低着头坐在位子上缩成一团。不管我怎样精心挑选用词，这些场面一旦写下来就变得羸弱无力了。就那一刻，人们做事的方式让多年宿敌结下的积怨被暂时一扫而光。

还有一次我待在旁听席上，正好遇到我父亲与威廉·哈考特爵士你来我往，针锋相对。爵士看上去似乎火冒三丈，回答毫不客气，一点也不公正。可就过了几分钟，他朝着我坐的地方走过来，脸上满是阳光般的笑容，介绍了自己，还问我对刚才的辩论有何看法，令我大为惊讶。

我出了意外之后身体一直很差，还沉迷政治，詹姆士上尉几乎没能好好带着我准备考试，第三次尝试入学考却比之前考得都要好些，成功拿到了进入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就读骑兵候补军官班的资格。骑兵比起步兵来要好考些，当骑兵的开销要多得多，据说一般都是入学榜单上的最后几名会被建议进骑兵班。我很高兴通过了考试，更高兴未来能骑在高头大马上风光无限。我已经拿定主意，对骑马和走路哪个更好些作出了决断。骑着马多有意思呀，何况骑兵的制服比起那些靠两条腿的家伙的制服要更加好看！基于以上考虑，我写信给父亲的时候简直自信心膨胀，最终却惊讶地发现他的意见恰恰与我相左。他觉得我没能取得步兵资格简直丢脸透顶，也让他失信于人。他原以为我会进入第六十步枪团。这个赫赫有名的团下辖四个营，传统上穿黑色军服，但袖口和领口上装点着一抹红色。他对我说过：“要是能进第六十团，你就能去地中海的某个堡垒服役两到三年，锻炼成熟之后就可以去印度。”好像他也给担任第六十团名誉团长的剑桥公爵写了封信，言及我进该团的事情，还得到了积极回应。这回好了，所有的计划都白费了。转而带来的是最不方便、最昂贵的麻烦。公爵再也不可能欢迎我入列，而地中海的堡垒也不需要骑兵。父亲曾说起过：“当步兵只要管好自己就够了，骑兵还要额外供养一匹马。”他这话一点也不假，只是没说全，不仅是一匹马，还要有两匹替换的，一两匹打猎用的，还有几匹专门打马球的矮脚马。这样，父亲给我一封如此措辞严厉的长信的原因，就不难理解了，他对我的学习生涯下了最冷酷的断语，对我考试的成果毫无赞赏之意，反说我是瞎猫撞上了死耗子，还警告我显然正在成为“只会社交的废物”！我感到瞠目结舌，心中充满了悲痛，赶紧给父亲回信保证未来一定拿出更好的成绩。无论如何，能够进入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一想到不超过十八个月之后我就会成为一名真正的骑兵军官了，我还是欣喜万分。与此同时，一名体面的绅士骑兵候补军官所需要的东西和行头也让我忙得团团转。

那年夏天，父母把我和我兄弟送去瑞士参加一次所谓的“徒步旅行”，有一名导师和我们同行。毋庸赘言，在经费许可的情况下我们都是坐火车前往的。导师和我一同爬上了韦特峰和玫瑰峰。初升的日光洒在伯尔尼高原群峰之上，光线与色彩共同上演了一出无与伦比的奇迹，为我此生所仅见。我很想攀登马特洪峰[43]，可导师觉得那不仅过于昂贵，还过于危险，所以未能成行。尽管他很小心谨慎，但在洛桑[44]湖里发生的一件事却差点让他的努力都付诸东流。我在此记下这事是想着或许能示警他人。那时我和比我小一些的另一个男孩一同去划船。划到离湖边大约一英里的地方，我们决定游上一会儿。于是我俩脱了衣服，跳入水中开始撒欢儿。当两人都游累了，才发现船已经离开我们大概有一百码远了。这时，湖面上刮起了一阵微风，吹皱了湖水。我们的船在尾部座位上面布置有红色的顶棚，起到了船帆的作用，我们越是向着船的方向游去，它就飘得越远。如此这般几次往复之后，我们好不容易把和船之间的距离缩短到原来的一半左右。但就在此刻，微风开始加强，而我们俩，尤其是我的同伴，开始觉得累了。直到此时我还是没觉得这有什么危险的，阳光投射在碧蓝的湖水之上，放眼望去群山与山谷的全景映入眼帘，旅馆和别墅似乎相视而笑。但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死神就在我们周围游弋，我可以确信我见到了它的嘴脸，它就在我们周遭的湖水中游泳取乐，掀起一阵阵的风来，借此在我们耳旁低声暗语。船被风吹得不断离我们远去，速度和我们游泳的速度差不多快。附近没人能来救我们，而没人搭把手，单靠我们自己游泳是根本不可能支撑到岸边的。我不仅很会游泳，而且游得很快，在哈罗公学的时候还作为年级代表接受过挑战，全都凯旋。这次我要为自己的小命游泳了。整整两次我都游到了离船不到一码的地方，一阵劲风又把它吹远了。终于我鼓起全身力气，就在另一阵更强的风即将又一次吹满红色顶棚做的“帆”之前抓住了船帮。我挣扎着爬上船，奋力把船划回去接上了我的同伴。他虽然筋疲力尽，但显然没觉得我俩刚才是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这次惊险的经历我一个字也没和导师提起，但我从来就没忘记。也许有些读者也会记住。

在皇家军事学院度过的岁月是我生命中的过渡阶段，给我将近十二年的学校生涯画上了句号。整整三十六个学期，每个都横跨好几周，期间点缀着显然过于短暂的假期，我都没能享受到什么成功。而且那么长的时间里，我所学的似乎都没有哪怕一点点的用处或是趣味，我也没玩过什么有趣的游戏。现在回顾过往，这段时光非但是最令人不悦的，而且还是一片不毛之地。孩提时代，我在自己房间里和玩具一起过得很快活；成家立业之后，我每年都过得更加幸福。只有这段在学校度过的年月，在我的人生中留下了一笔灰暗阴沉的记录，似乎只有看不到尽头的忧虑，付出的艰苦努力也得不到回报。这是一段充满束缚与不适，毫无目的可言的单调时光。

思绪延展至此，绝不能纵容我放肆夸大学校时光的不悦之处。毋庸置疑，事实上青春期的开怀大笑与昂扬精神让这一切都好过不少。哈罗公学是一流的学校，老师都秉持着个人奉献的最高标准。大多数男孩都过得非常快乐，很多在课堂中和操场上取得了人生中已知的最高荣誉。我只能说，由于我自身的缺点，我是一个例外。或许要是让我去做砖瓦匠的学徒，或是做个报童信使听差跑腿，或是帮助父亲装饰杂货铺的橱窗，我都会觉得更加接地气，更加自然，我也能学到更多，做得更好。我也肯定能从中了解我的父亲，对我而言，那肯定会是一桩乐事。

显然对社会进步而言，延长受教育的期限不可避免，但这恰恰与人类的天性格格不入。男孩或许愿意跟着父亲追逐猎物或找寻食物；或许愿意在自己最大的能力范围内作贡献；或许愿意为了养家糊口争取微不足道的工资；或许愿意有些自己的闲暇时光，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不论是好好利用还是荒废度过；或许愿意在挣一口吃食和打工养家之外再多问一些为什么。接着，可能会是在某一个夜晚，对学习的真正热爱会突然降临到那些真正希望学习的人身上，知识和思想将会为他们打开头脑中的“魔法门户”，可是，为什么非要把学习强加到那些并不希望学习的人身上呢？

总体而言，学校生活让我很是气馁无助。除了在击剑比赛中得过奖之外，我在学校里没得过其他荣誉。在我们学校这么个小天地里，所有我的同龄人，甚至是比我年纪小的孩子们似乎在任何方面都比我更加适应。不管是在课堂里还是在操场上，他们都比我强得多。每种比赛开始的时候都觉得被别人完全超越，远远地落在后面，这种滋味不好受。我离开学校向威尔顿博士告别的时候，他斩钉截铁地说我日后一定能一切顺利，我当时根本不知道他说这话有何根据。但他这么说，我还是一直很感激。

对于哈罗公学的教育方式，我全然赞成；但我本人再也不想再去一次了。

在哈罗公学，我最好的朋友是杰克·米尔班克，他几乎比我大两岁。他父亲年纪很大，家封从男爵，住在奇切斯特已经很多代了。不论是课业还是体育活动，他也都不怎么出色，只是比同龄人的平均水准略好一些。但是他风度翩翩，处事稳重，非同一般。他长相老成，谈吐和其他哈罗男孩都不一样。他总是标准的绅士做派，自我克制、冷静沉着、注意穿着，总是一套合身簇新的衣服，绝不逾距。在校期间，我父亲来看我的时候经常带上我们俩去国王赫德大酒店用午餐。他们的对话常让我兴奋不已，他就好像和我父亲是同辈一样，平等地讨论着“他们”那个世界里的事情。我可羡慕他了，天知道我多想和父亲像杰克和他那样交谈！但天不遂人愿，我只是一个学校里的后进生，插入他俩的对话不是显得突兀就是显得愚蠢。

米尔班克和我一同冒过一次险。我们发现学校沿袭下来的老传统里有一条，考试周不能强制学生踢足球。这条规则近些年没有执行，我们于是据此拒绝参加球赛，同时也说我们必须专心学习，结果招致班长好一顿抽打。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件事上我们能拿出成文的规矩。学校最高层为此事展开了激烈辩论，有那么三四天我们不知道未来会有何种命运。还有好事之徒在背后说我们并不是因为学习筋疲力尽而不愿踢球，而是纯粹是为了特立独行。最终校方准许我们按自己的想法度过这一周，我也相信，这个我们勇敢创立的先例会在学校里一直延续至今。

米尔班克是肯定要入伍服役的，他自己心仪的是第十轻骑兵团。他父亲允许他通过走民兵的路子加入军队，尽管这样耗时更久，但可以躲过大多数的考试。因此他比我提前一年离开哈罗，很快就在民兵队伍里干得有声有色，成了一名中尉。我们定期互通书信，假期还经常见面。下文中各位还会遇到他。他简直是注定要荣获最高等级的军事荣誉的。在南非战争中他已经身负重伤，还是坚持冒着枪林弹雨救出了手下的一名骑兵，获颁维多利亚十字勋章[45]。在令人心惊胆战的苏弗拉湾战役中，他率敢死队冲锋，最终在加里波利半岛英勇捐躯[46]。

我很喜欢哈罗公学的校歌。哈罗有一本书专门把校歌辑录成册，简直无与伦比的棒。课间，学生常常聚到礼堂里或者就在各自的教室里合唱。我觉得这些庄重堂皇、负有盛名的歌曲是哈罗公学最宝贵的财富。伊顿公学显然望尘莫及，他们只有一首关于划船的歌。划船是不错的锻炼，但做体育运动还不够格，这首歌也是。在哈罗公学的时候，我们一直能听到科学或历史方面的名家讲座。我对此印象深刻。对我来说，听权威讲述有趣的故事是最好的学习方式，要是演讲人有幻灯片辅助就好了——那就像魔法一样。我听讲座的时候只要全神贯注，事后就能差不离自己讲出来。时至今日我还记得五场讲座。第一场是由哈罗老师中最受欢迎的博文先生主讲，他还是许多最佳校歌的作者。那天他用浅显易懂的方式讲述了振奋人心的滑铁卢战役[47]。另外一次他讲的色当战役我也非常喜欢。几年后我才发现，他的演讲内容原来是从胡珀所著的《色当》一书中原封照搬来的，但这并未损及讲座的精彩程度。这本书是我一位上尉最喜欢的著作。还有一次，一位温佩尔先生讲述了他攀登阿尔卑斯山的经历。他带来了许多绝妙的照片，看到照片里向导和游客命悬一线，紧贴着悬崖峭壁的样子，我们就算只是看看照片也觉得心惊胆战。还有一场关于蝴蝶变化颜色保护自己的讲座。尝起来恶心的蝴蝶颜色鲜艳，是为了警告鸟类不要吃它；而多汁鲜美的蝴蝶则把自己伪装成常见的树枝或是树叶来逃过一劫。蝴蝶花了上百万年才学会这样做，在此过程中最落后的那些就沦为其他物种的腹中之食而绝迹了，所以现在生存下来的那些都有着不同的颜色和印记。我记得的最后一场讲座是帕金先生主讲的，他讲述了“帝国联邦”[48]的情况。他告诉我们特拉法加战役[49]中纳尔逊[50]的名言“英格兰希望每个人今天都恪尽职守”如何激励了整场战斗，我们如果能和各殖民地也联合一致，那么这句名言将不仅仅作用于一支舰队，而是一系列国家。我们的生命中有幸亲眼见证了这么一天。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之后，我在一次庆祝英国获胜的盛大宴会上与帕金先生再次相见，我特地和他提起这次讲座，告诉他这份期望已经成为现实。那时候他已经垂垂老矣，当年就驾鹤西去了。

我好奇为什么校方不多组织一些此类讲座。比如两周一次，完全是可以做到的。讲座结束之后也可以要求每名学生先写下自己学到了什么，然后再写下自己的感想。这样老师很快就能分辨出谁能学到哪些东西，从而在之后的学习过程中辅导他们学到更新的知识，也能意识到谁是笨蛋。学生分班也很快就能相应处理好了。

要是真能这么做，哈罗也不会长期把我当作最差的学生，学校的声誉也不会因此蒙羞，我自己这段日子也就能过得开心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