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社会与自然的双向中介——施米特的《马克思的自然概念》解读

在马克思的论著中，自然概念从来都不是一个重要的核心范畴。可是自从青年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将自然在社会历史本体论的意义上规定为一个社会的概念，并以无中介的直接自然性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本质规定后，自然概念成了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文本中出现频率较高的重要规定。施米特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中的左翼代表。[242]他的这本《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承袭了青年卢卡奇的深层思考，但是施米特又试图借助于马克思的经济学成果来纠正青年卢卡奇的理论错误，为此，他提出了哲学基础意义上的社会与自然双向中介的重要关系式。可是，他本人所反对的旧唯物主义哲学逻辑，最终却静静地平躺在文本表层逻辑拼杀的理论无意识的最底层。

第一节 马克思的自然概念

施米特以一个自然概念来作为他面对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界面，这是一种新的理论要求。所以，我们首先必须了解围绕着马克思哲学形成前后有关自然规定的哲学界说，以如此的理论支援背景，再经由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对自然规定的特定提升，我们就有可能澄清施米特所讨论的马克思自然概念的基本语境和基本理论意向。然后我们将看到，施米特所主张的马克思的自然概念是一种由历史实践中介了的自然观。

1.自然：黑格尔、费尔巴哈与马克思

施米特说，马克思不提自然“自体”是他的独到之处。[243]马克思讲自然，但这种自然有其特设性。施米特认为，社会-历史地讨论自然，是马克思区别于一切旧自然观的地方。这是对的。可是，施米特的理论逻辑尺度，既不是旧唯物主义的直观自然物体，也不是卢卡奇式的社会本体化了的自然规定，他要突出“自然与社会的相互渗透”[244]。这是一个总体原则。请注意，施米特这里的讨论步步为营，他时时不忘把自己与卢卡奇界划开来。

在施米特看来，第二国际理论家诠释马克思主义的最大失误就在于“不理解哲学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他们简单地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混同于哲学唯物主义，特别是在哲学基础和理论前提上。他在这里例举了阿德勒、考茨基、李卜克内西和梅林的种种言说[245]。这应该说是一个正确的判断。他认为，在新康德主义的影响下，第二国际理论家眼中所看到的自然现象和历史现象发生了断裂。所以，哲学唯物主义那种在现成性、直接性意义上的自然物，也成了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的前提。我发现，施米特并不使用传统研究中旧唯物主义这个贬义概念，而使用哲学唯物主义（一般唯物主义），原因似乎是他认为一般唯物主义无论如何都是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但他也具体指认出机械唯物主义。[246]并且，将历史唯物主义错误地视为哲学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的推广和运用。[247]实际上我们知道，后来的斯大林式的传统哲学解释框架也沿用了这一错误的理论定位。

众所周知，实证主义是19世纪末开始在整个学术思想界居统治地位的一种经验的科学主义方法，这种方法论的逻辑是将实证科学的原则强制性地推延到全部社会历史存在中去。而以狄尔泰为代表的新康德主义（生命哲学）为了反对方法论上的实证主义，提出过两种异质的研究方法：一是面对自然科学所特有的因果性的解释（可以是实证主义式的方法）；二是存在于社会历史和人文科学（“精神科学”）中的直观的理解，他试图以此突显精神科学的独特性，但这无疑二元断裂了人与科学，我前面也已提及。对此，青年卢卡奇有针对性地重新提出一元的方法，即历史的方法。他明确援引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只有一门科学，即历史科学”的说法。这也是青年卢卡奇所说的“自然是一个社会概念”的特定方法论背景。施米特显然也将卢卡奇的这种观点作为其方法论立论的根据，明确反对狄尔泰和新康德主义的西南学派的二元方法论。[248]用施米特的话来说，“在马克思那里，自然和历史难分难解地相互交织着”[249]。显而易见，他也主张一元方法论。

正是在这一层面上，施米特充分肯定青年卢卡奇等人以黑格尔的中介性为方法论武器对实证主义和新康德主义的批判。但是，他并不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哲学唯物主义是根本对立的。在这一点上，施米特与青年卢卡奇的观点明显不一致。后者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完全异质于一般唯物主义。青年卢卡奇说，“自然是一个社会的概念”，这就意味着过去一般唯物主义自然物质本体论的颠覆。而施米特则认为，马克思从来没有放弃哲学唯物主义，要正确地理解马克思，就不能不认真研究“马克思和古代唯物主义者们的联系”。这是一场针锋相对的辩论。直接说，马克思提出的“决定社会历史前进的根本因素乃是人类直接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的方式这一理论，是以哲学唯物主义为前提的”[250]。我认为，施米特的看法完全正确。当然，哲学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新哲学的重要前提又是经过理论中介的。关于这一重要观点，施米特主要是通过说明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和黑格尔哲学的关系来完成的。这也就是说，科学理解马克思的新哲学基础，首先要正确理解马克思与黑格尔、费尔巴哈在自然概念上的内在关联。

施米特指出，黑格尔哲学明确拒绝接受直接性存在意义上的自然实存，因为在黑格尔眼里，自然物质固然是在时间上优先的东西，但本体上绝对在先的东西却是理念；这种绝对在先的东西是终极之物，是真正的开端，起点同时也就是终点。[251]在黑格尔这种畸形的头足倒置的历史发展观中，自然物质对象是被打入另册的，因为自然存在不过是绝对观念自我实现必经的沉沦于物的异己化客观环节，“在自然中，理念以尚未纯化为概念的直接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直接的自然存在仅仅是被设定为外在物质现象的排列和组合罢了，所以黑格尔声称：“太阳下面没有任何新东西”。在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话语中，“自然不是在自身中自我规定的存在，而是呈抽象的一般形式的理念为复归其作为纯粹精神的自我，所必须经过的外在化的阶段”[252]。故而，当理念发展到一定的阶段，“自然便逐渐消除一切自然规定性，从而转化成作为比自己更真理的精神”。自然是精神的直接性物相，只有经过观念的辩证中介才可能透视其本质规定。这当然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逻辑。可是，如果排除了其中的唯心主义杂质，黑格尔这种面对自然现象的理性中介方法还是有其重要合理性的。过去的哲学唯物主义认为，所有的自然对象（包括费尔巴哈的感性自然、感性活动的人）作为自然物，都具有实存意义上的直接性。而实际上，所有的所谓唯物主义的“自然”都是观念优先的（非历史的）。康德最早发现了这个问题，他的那个“自然以特定的形式向我们呈现”，其实就意在说明人们只能以一定历史条件下的认知的主观观念有限地表现自然。黑格尔不过是将康德的这种理解用客观唯物主义的方式独断论地重写了。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只不过是一种自然科学认知史的漫画版。其实，这也是青年卢卡奇已经注意到的问题。我们将看到，它正是施米特承袭的方法论前提。

进一步，施米特指出，由于对黑格尔的思辨作了唯物主义的颠倒，费尔巴哈得以跳出青年黑格尔派那种“在唯心主义内部批判唯心主义的框框”。虽然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批判还只是抽象地反对唯心主义，但不管怎样，这都给马克思奠定了“新的非唯心主义思想的出发点”[253]。值得注意的是，施米特始终将费尔巴哈区别于机械唯物主义，因为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已经不是以原子的机械运动为基础，“而是以自然的多样性和作为感性的客观存在的人作为课题”。这是正确的。而这一点，传统哲学解释框架并没有清醒地认识到。他认为，“这种不应从绝对精神出发而应从肉体的人出发的思想”，对于马克思的“主体性理论”具有重大意义，并且有助于马克思形成历史理论的“基础”[254]。施米特的另一个论点是，费尔巴哈的这种新的哲学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重要基础，这一直到《资本论》也没有改变。[255]在此书第一章的后继讨论中，施米特进一步明确指认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直接理论基础，这一点不无道理。

当然，施米特并不认为，费尔巴哈哲学中的自然和人的规定直接就是马克思哲学的前提，他要做的恰恰是一种更精细的异质性区分。首先，施米特界定道，费尔巴哈的直接性的感性自然实际上只是一种假想中的人类以前的自然性存在，而“自然作为整体，是非历史的匀质的基质”，这实际上是根本不存在的东西（马克思那时说，除了澳洲的珊瑚岛），所以费尔巴哈的这种自然只能是一种“无反思的”素朴实在论神话。这个分析是对的。其次，费尔巴哈的感性的人，也只是一种“具有纯粹自然性质的类本质的人，它作为空洞的原始主观性，不是能动地、实践地而是被动地、直观地同自然的死一般的客观性相对立”[256]。其三，固然费尔巴哈也讲人与自然的统一，但至多是“人是自然所孕育的”这一观点的抽象哲学神化。应该指出，施米特关于费尔巴哈的这三点批评，都是建立在他对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正确理解之上的。

还应该说明一个方法论上的前提。施米特认为，马克思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关系不是一种简单的否定与肯定、外部拼合（唯物主义加辩证法）的关系。费尔巴哈的哲学唯物主义的确是马克思新哲学的基础，但这正是通过黑格尔的辩证法中介方法重新变革过的唯物主义基础。施米特甚至认为，“马克思作为强调中介的思想家，远比克尔凯郭尔更接近黑格尔”[257]。把黑格尔的辩证法突出地设定为中介方法，这是青年卢卡奇的观点。对此，我们已经做出过基本的讨论和评价。这里的关键是施米特的具体理解。

在施米特看来，马克思新哲学的进步主要在于，“不仅把感性直观，而且还把整个人类实践导入作为认识过程的一个构成环节中去”。请注意，实践正是那个方法论上的中介。这样一来，青年卢卡奇那个抽象的中介就被充实起来，这种中介方法论与马克思的实践观念发生了直接而具体的连接，十分重要。这样，只有费尔巴哈的人与自然都被确认为“实践的辩证要素时，它们才达到了具体性”。看起来，施米特似乎以青年卢卡奇的观点立论，但仔细分析，两者还是有所不同。首先，施米特不赞成青年卢卡奇的看法，因为马克思当然承认外部自然界的优先性，但与费尔巴哈和一切哲学唯物主义不同的是，这里的自然优先性不是现成的直接性意义上的感性直观自然，而是在一个批判性的保留中呈现出来的“中介”了的优先地位。[258]这一点，形同黑格尔的中介自然观。可是，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与黑格尔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不是经过观念的反思中介，而是客观实践的历史性中介。其次，施米特认为马克思同样关注作为费尔巴哈哲学中心的人类主体，但这不是那种抽象的“被人本主义强调”了的作为类本质的原始主观性，不是与抽象自然对立的受动的感性的自然人。人，始终只能作为能动的实践的“一种独立的生产力”而具体实在。面对费尔巴哈抽象的非历史的自然和人，马克思总是将其“消溶在主体和客体的辩证法之中”。这也就是第三点，人与自然新的统一。在这一点上，施米特的观点让人拍案叫绝，他直接提出了马克思人与自然统一于实践的历史性规定：与费尔巴哈的抽象统一不同，马克思主张一种“在工业中以社会、历史为中介的人与自然的统一”，这种统一决不可能是在所有阶段同一的，而只能是不同历史条件下“差异的统一、被他物占有的统一、分离的统一”[259]。

我认为，施米特的这一观点十分深刻和关键。说马克思所主张的人与自然的统一是一种历史的具体的实践统一，并且直接指出了以工业为基础的社会历史统一，这是施米特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中的重要理论贡献，这显然也是他在深入理解马克思经济学研究成果之后对哲学的重要认识。他在后面的讨论中提出：“在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看来，辩证法只有作为历史的方法才是可能的”[260]。所以，马克思有关自然的观点“都和每个社会相应达到的占有自然的特定阶段相关联”[261]。这的确是马克思自然概念非常重要的方法论基础。我也认为，施米特第一次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逻辑中离马克思的历史观念如此之近。在工业之上的历史性生存，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本质和理论高点。[262]

我注意到，在后面的附录中，施米特深刻地区分了资本主义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自然存在的异质性。这是对自然概念更加重要的历史性说明。

先于资本主义的形式总粘附着非历史的东西、自然的东西，……随着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对自然的支配开始获得新质，于是劳动过程就变了，从马克思所说的最初就其一般规定性来看，它在各个社会阶段都是同一的，到现在就变成了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的生产过程。[263]

我们在此看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自然存在：第一，在“资本主义生产之前的社会形态，虽然的确是经过生产并再生产自己的一段时间而达到持有历史的程度，（就像人类之前的自然所持有的历史仍然是本质之外的历史一样）但它并不是历史，这是因为它的主观与客观的存在条件，并没有从自然总体中摆脱出来而成为人的历史的产物”[264]。也就是说，虽然在传统社会中也存在人类活动的作用，但这种作用并没有在总体上根本改变自然的性质，自然尚没有对象化为历史存在。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自然仍然是‘自然自己’”，而劳动也只是“单纯的自然存在”，固然“人与自然的抗争超出了动物与自然抗争的形式，它是在特定的社会形态的框架内进行的，但所有这些社会形态都不是资产阶级社会，就是说，不是在直接意义上作为‘社会’的社会”[265]。马克思宁可将这些社会关系称之为“自然形成的共同体”，而“避免使用社会这个概念”。在这一时期，人类的生存是“以自然的东西为基础的”，决定性的不动产——土地“并不是劳动的产物”，所以，此时人类主体活动及其共同体“根本无法从这种自然中跳出”。不仅是自然对象，而且人类生存的基本形式也未曾真正脱离自然，自然母亲身上的现成性养分仍然是人类存在的割不断的脐带。当施米特说，传统社会中的自然不是历史，不是社会，这当然是反驳青年卢卡奇，自然成为社会历史是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定时期才出现的事情。可见，这种反驳的确十分精辟。

第二，当“历史本身随同资本主义一起，开始最终地摆脱掉它的‘最初的’自然形成的性质，向‘变易的绝对运动’转变”后，情况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现在，“主体的客观生产条件则是由某个历史舞台上的演员创造出来的，所有关系早已不是自然所规定的，而是作为由社会来规定的东西出现的”[266]。这个分析是极重要的。在资本主义——工业发生之后，非自然的经济王国摆脱了自然存在的“不动性”，而建构起“变易的绝对运动”的社会历史存在，生活不再是老天爷的恩赐，而是人类历史剧主角的人的活动（表演）结果。一切的一切开始从天然的阳光照耀转换成社会之光的普照。施米特发现，在以资本主义工业为开端的现代文明中，“自然作为人类劳动的、自我规定的物质，仍不能还原成（社会的）主体性。但是，自然现已转化成一个用科学控制自然过程的工艺学过程”[267]。这后一句话，是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原话。自然第一次成为人的操控对象，一切的一切都成为由社会来规定的历史存在。在此，自然才历史性地成为社会历史。

我认为，这是一种深刻的历史分析的观点。可遗憾的是，施米特没有注意到，工业（生产）仅仅是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工业基础之上的人与自然的统一本身也是历史的，如果以工业作为全部社会历史中人与自然统一关系的基础，又堕入了另一种非历史的抽象。有朝一日，工业本身也将成为历史性环节，比如今天已经出现的后工业生产方式。马克思以工业作为实践概念的生成性规定，这是对的，但这不意味着这一语境的逻辑泛化天然具有合法性。[268]我注意到，一般理论观点上的历史分析与具体细部分析中的非历史性的共存，是施米特这一文本中经常出现的现象。

当然，这还只是施米特对马克思哲学基础的一般说明，我们可以继续审读一下他的具体分析。

2.非本体论：历史实践中介了的自然

首先，在施米特看来，马克思哲学新视域中的自然是作为人的活动的材料出场的，可是，它又“并非主观所固有的、并非依赖人的占有方式出现的、并存和人直接同一的东西”。这一定位很重要，自然在社会历史中的出场不是自在的，它一开始就是作为人的活动之对象呈现的，这反对了抽象的自然物质本体论。同时，作为人的活动之对象的自然存在，并非意味着否定了自然离开人的主观、人的活动方式的客观性。这是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对自然的关键性界定。它同时反对费尔巴哈和黑格尔。其实，在施米特这里，任何无中介的基始论都被判定为哲学本体论而被否定掉了。施米特反对一切本体论，这一点与他的老师阿多诺一脉相承，可是，他们的理论意向却不同。

具体说来，马克思所理解的自然不是在“无中介的客观主义的意义上，即决不是从本体论意义上来理解的这种人之外的实在”[269]。马克思肯定费尔巴哈的哲学唯物主义立场，但意识到不能以“对‘直接给与的东西’的膜拜去代替黑格尔的中介理论”[270]。也就是说，“马克思并不只想用物质的‘世界实体’这同样属于形而上学的东西，来置换黑格尔的‘世界精神’”[271]。这个问题基本上算是说透了。传统哲学解释框架中那个抽象的物质第一性不是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基础。在后面的讨论中，施米特还指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自然化了的黑格尔主义，不是竭力用另一个本体论的始基即物质，去简单替换所谓精神这个本体论的始基”[272]。这是因为，在马克思那里：

物质的存在作为其外延与内涵上的无限性，是先于历史实践的一切形式的，但当物质存在成为对人是有意义的东西时，这种物质的存在并不是在它优先产生的地位上被唯物主义理论必须假定的那种抽象的物质存在，而是第二性的东西，是通过历史的劳动所占有的。马克思通过物质的全部发展，牢牢抓住常被称作自然的东西的那种社会所中介的性质，他关心的与其说是自然对象的变化，不如说是它变化的社会条件。[273]

马克思与哲学唯物主义的确有着重要的传承关系，但并不是说他直接接受了本体论意义上的直观自然物质本体论（“纯粹自然”的素朴实在论）。就此而言，施米特赞成列斐伏尔的观点：“自然总是已经被人加工过的东西”，即便是目前没有纳入人的生产的自然（原始森林），“也只是用关于已被占有的自然的范畴加以直观和理解的”。或者说，“只有在将来能予以加工时，才是有意义的”[274]。这一指认有一定的道理，但也已经快走到了真理的边界上。

在之后的讨论中，施米特写道，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哲学唯物主义一样，“也承认外部自然的诸规律和诸运动形式不依赖于意识而存在。但是，它自身只有在成为为我之物的时候，即在自然组合进人与社会的目的中去的时候，才成为重要的”。自然物质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客观存在，但是人周围的自然，“只有通过社会劳动的各种形式才显现出来”[275]。这简直就是用马克思话语对康德那一著名表述所作的历史性重写：自然是通过不同的社会劳动才向我们作不同的显现。施米特甚至直接援引了海德格尔的观点，他认为海德格尔在这一点上深深地理解了马克思并为其作了辩护：“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不是在所谓‘一切事物仅仅是物质的’那种赤裸裸的命题之内，‘毋宁说是在一切存在物作为劳动的材料呈现出来这个形而上学的命题之内’”。此处已约略可见一条问题解答的历史性逻辑线索：休谟——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海德格尔。但与此同时，施米特也指认海德格尔的理解存在问题，因为“马克思以前的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是复杂的。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不只是代替了以往的唯物主义，同时也是唯物主义批判的自我反省”[276]。

其次，马克思的新自然观固然还是唯物主义的，但早已经不是过去那种以形而上学作为逻辑预设的直观和现成的自然物质本体的哲学唯物主义。在充分肯定“唯心主义看到了世界是以主体为中介的”合理性基础上，马克思主张一种非本体论意义上的中介自然观，即以经过实践中介（加工）了的自然作为我们面对自然界的基础。所以施米特精当地指出，马克思主张自然概念既表征“存在着的万物的总体”，但又是“人的实践的要素”。马克思对费尔巴哈批判性的超越就在于，将直观的自然“消溶在主体和客体的辩证法之中”。尤为深刻的是，施米特准确地理解到，马克思所关注的人与自然的关联性，“随着历史进入现代，人类外部的自然存在已越来越归于人类社会的准备活动的一个环节”[277]。施米特前面已经提到，人与自然的统一是历史的，进入现代，这种统一性更加密切。工业只是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定产物，在工业中，自然才直接成为人的生产对象，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观点，也是后面施米特讲到的，工业的具体性的实践。我已经说过，施米特的深刻性与他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解深度直接相关。

不难发现，施米特这里的论述始终紧紧扣住一个主题，即黑格尔的“对一切直接事物的中介性思想”。他认为马克思十分关注这个核心问题，我想，这可能值得商榷，因为重视中介，并将其视为马克思辩证法的核心是青年卢卡奇首先提出的观点，这个事实不能回避。施米特说，马克思消除了黑格尔辩证法（中介）的那个唯心主义的“神秘形式”，因为主体与客体归根到底是属于物质“自然”的。可是，马克思把自然和一切关于自然的意识都同社会的生活过程联系起来了，由此克服了这种一元论的抽象的本体论性质。因为，人作为中介的主体，作为从有限时空上规定了的人，他们本身也是那以他们为中介的实在事物的组成部分，所以关于直接事物的中介性观点，在马克思的版本中不会导致唯心主义。[278]

这一点十分重要。承认了自然的中介性质，并不意味着向唯心主义的倒退，这是施米特始终坚持的重要理论原则，也是切中那个理论马虎的青年卢卡奇要害的。

施米特在后文中又指出，社会实践对自然的这种中介不仅表现在当下的自然对象，也必将发生一种延伸，即“人用一些打上社会烙印的范畴，去把握以往的再也不能拢近的自然；人也不得不用同一范畴去把握还没有作为为我之物的自然领域”[279]。有如远古时代人类还未出现时的自然界，以及今天仍然在人之实践触角之外的自然界，人虽然并未直接作用于它们，可是还是会以自己的社会历史规定去表象和座架它们。当然，马克思所说的自然虽然在实践中介下，必然打上社会的烙印，但“对于人及其意识来说，仍然保持着它在产生上的优先性”[280]。马克思在自己的表述中，用物质、自然、大地等概念指认这种“既独立于人，同时又以人、或者至少以人为中介”的“人的外部实在”。所谓人的外部实在，即在社会实践的中介下，“人构成这实在的一部分”。同时，“这个以社会为中介的世界同时也是一个在历史上先于一切人类社会而存在的自然世界”[281]。可见，它又是独立于人的。该重要的哲学唯物主义前提是不能被改变的。这是一种历史辩证法。

在我看来，施米特关于马克思自然概念的前提性分析，到此基本上是说清楚了。

第二节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与哲学唯物主义的根本异质性

在施米特眼里，理解马克思哲学最重要的核心问题是新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问题。他不同意第二国际理论家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在本质上混同于一般哲学唯物主义的做法，也不同意青年卢卡奇用人本主义同化自然而最终丧失哲学唯物主义前提的观点。施米特主张哲学唯物主义仍然是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基础，因为马克思从来没有放弃过唯物主义，但哲学唯物主义在马克思这里已经过了重要的中介，作为哲学唯物主义本体论基石的自然在马克思笔下已经成为一种非本体的社会历史中介了的自然。这一点，只有通过对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历史分析，才能真实地把握。从中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并不是目的论的体系哲学，而是无产阶级批判性的解放理论。

1.政治经济学研究基础上的新唯物主义

施米特认为，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哲学的出发点已经不再是抽象的形而上学预设，不管是黑格尔式的绝对观念本质与物相，还是费尔巴哈式的人的先验类本质与感性直观自然，“马克思的理论充其量只考虑感性世界和适应现存社会变化的有限的人（本质和现象兼具）”[282]。说马克思的哲学思考是从真实存在的感性世界（马克思原话为“我们周围的感性世界”）出发，从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之下的有限的人类存在出发，并且认定这就是现实存在的本质与现象的认知统一体，应是一语中的的。为什么呢？施米特基于经济学成果给出了答案，并导引出一种超越一般哲学思考的极为重要的理论认知层面。

需要指认的是，施米特对马克思哲学话语的界说在理论基础上是以马克思的经济学分析为前提的。特别是这种经济学研究主要是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这是施米特哲学理论讨论经常出现一些高起点思考的重要原因。就此而言，他又比撰写《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时的青年卢卡奇更深入了一步。应该承认，施米特这本书，是我们看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本中惟一一本以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为理论基点的哲学论著。他明确指认，这本书“更多地参照了中期与成熟时期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特别是参照了《资本论》的‘草稿’”[283]。施米特自认为没有人“为着理解哲学上的马克思而去利用它”，而这本书“如果从发展史上来说，它表现为‘巴黎手稿’和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所完成的唯物主义经济学之间的接合体。这部草稿尽管有的部分具有片断的性质，但包含着马克思在哲学上最重要的论述”[284]。施米特的评述基本是对的，固然他在此书中对《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理解还存在很多问题。

众所周知，《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于1939年发表以后，西方学者强调的其实是其主体性的理论侧面，尤其着重突显其与青年马克思人本主义逻辑一致的方面。而施米特则独树一帜地明确表示反对以早期青年马克思的人本学异化史观来诠释马克思哲学的做法。所以他自称《马克思的自然概念》是一部争论性的论著，批判对象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化的理论倾向。在1960年的“序”中他宣称，这是反对“把马克思本来是哲学的思维，试图还原成这些早期著作所阐述的巴黎手稿的人本主义”；而在1971年写的“后记”中，他更明确地要反对那种“想把马克思的学说还原成（在结果上）以非历史的、早期著作（特别是1844年的‘巴黎手稿’）的异化问题为中心的‘人本主义’”[285]。施米特清醒地看到，“这些人既称赞年轻的马克思的哲学的深度，又以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家的马克思为敌手”，施米特表示他更关注“马克思1850年以后所写成的著作也具有哲学（至少在哲学上也是重要的）内容”。卢卡奇曾肯定道，施米特的这本书基于马克思的后期著作是一种进步。施米特后来说“人们不要假定只有当马克思运用哲学语言之时，才最富有哲学思想。我在我的《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一书，曾试图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中提取哲学上的重要内容”[286]。注意到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施米特的这本书与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主要不是一本以批判现实为指向的哲学论著，其价值恰在于哲学理论元逻辑层面的进展。但与阿多诺《否定辩证法》不同，它还不完全是一种哲学逻辑批判。施米特实际上已深刻地体悟到马克思经济学研究成果在哲学本体逻辑上的重大飞跃，其主体是对青年卢卡奇在理论逻辑上的反驳，同时附带一些对现实的批判。

所以，施米特明确认为，在马克思的哲学新视域中，他总是“试图根据人的劳动状况的客观逻辑来理解生活的其他各个领域的结构”[287]。请注意，这里所说的“人的劳动状况的客观逻辑”不是哲学规定而首先是经济学视角。在此，施米特是直接从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中援引了两个理论要点作为基始理论平台：一是现实存在的人及其劳动，以及作为劳动对象的自然与物质；二是只有工艺学才会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以及全部社会现实和观念生活的本质。首先，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哲学文本中是没有工艺学这个概念的，直到后来的经济学研究中马克思才理解，关于物质生产的结构（狭义的生产方式——技术方式，也即施米特所说的“劳动状况的客观逻辑”）中有可能真正找到理解社会和人的本质的钥匙。其次，施米特正确地注意到，马克思新哲学的理论逻辑焦点是关系（结构或方式）而非物质实体。“人们以他们和自然斗争的形式为模式，从其形形色色的文化领域来解释世界”[288]。这就必然导致以下的观点：“历史的运动是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一种相互关系”。在施米特看来，人所面对的客观物质世界本身就是一种关系性的存在，所以它“既包括客体也包括主体”。这也是海德格尔那个初始的“上手”的“在世”关系。虽然主客体之间始终存在着某种不调和性，但劳动的必然性却将它们以一定的方式历史地贯穿在一起。

施米特说明道，要理解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就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过去哲学唯物主义的一种延续。“唯物主义在它的方法上、在它的特殊兴趣上、最后在它的内容的重要特征等方面，都会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289]。依施米特的看法，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的直接理论基础是政治经济学，它区别于过去一切以形而上学或自然科学为基础的唯物主义哲学，这是十分正确和重要的。由此，施米特上述命题依托着一种新的背景支援：只是在“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其本质内容的唯物主义之一的形态中，物质必然是作为最广义的社会范畴出现的”[290]。这就将青年卢卡奇原先没有说清楚的问题说清楚了。

施米特再一次从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援引那段关于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否定性意见：抽象的非历史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哲学，一旦越出专业范围，就立即表现为抽象的唯心主义。这是由于，如果“脱离人的一切实践去对自然进行解释，这从根本上讲，只能是对自然的漠视”[291]。在后面的讨论中他还说：

（马克思）使辩证法内在于人类世界的历史过程中，……拒绝“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只有从历史的展望出发，才能完全把握到研究中每度提出的问题与成果。自然总只是在历史的地平线上出现的，极而言之，历史只能是属于人的；但历史首先并且直接是实践。1845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所达致的那种实践概念，在理论上确实是最重要的马克思的概念。[292]

这一表述基本是正确的。

我发现，施米特这一重要讨论也是以青年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对自然科学方法论的批评为前提的。诸位不妨来看看施米特进一步的分析。他指出：

作为唯物主义命题的主要源泉之一的自然科学，之所以没给人们提供任何对自然实在的直接意识，是因为人对这实在的关系从首要意义上来讲，不是理论的东西，而是实践的、变革的东西。无论从自然科学的考定范围，还是从它的方法论，甚至从它的往往称之为物质的事物的内容而言，它都是由社会所规定的。[293]

上述观点无疑是正确的，施米特指认了自然科学的历史本质。并且，他将这一点看作是“马克思从‘直观的’唯物主义转变为‘新的’唯物主义”，进而超出费尔巴哈的关键。他引述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说明自然科学本身同样也是被实践中介的东西。当然，马克思虽然承认了中介性的“社会要因”，但仍然“坚持外部自然及其规律对社会的中介要因的先在性”。施米特认为，这在认识论上尤其具有重大的意义。

也是根据这样一种理论逻辑，“人在生产的时候，并不是处理物质‘本身’，而总是仅仅处理物质的具体的、并从量和质上规定了的存在形态”[294]。物质是不能创造的，人们通过历史性实践改变的只是物质的不同存在形式。这一点当然正确，但施米特由此否定物质一般，“所谓本源物质、存在物的本源根据之类，并不存在”，这一表述就有问题了。他还说，将辩证唯物主义称之为“本体哲学”是站不住脚的，“辩证唯物主义并不承认有什么脱离具体的规定而独立存在的自然实体”。我认为，在反对康德式的二元论意义上，如此的表述是正确的，就此反对自然唯物主义的旧本体论也无可厚非，可是如果再由此否认物质一般（总体）的客观存在，可就贻笑大方了。应该说，问题的症结在于施米特没有处理好一般与个别的关系。

2.反目的论：有限的人与特定的社会历史任务

施米特反对形而上学本体论的理论结果之一，是他自然会拒绝一切形而上学体系哲学的目的论。他认为，如果排除了抽象的超历史的精神或物质本体，马克思的新哲学的唯物辩证法一定是非目的论的。在这一点上，他竟然与阿尔都塞取得了共识，后者的反目的论我们将在本书第六章中讨论。

施米特认为，在黑格尔那里，历史是“一以贯之的精神意义的连接”，历史过程不过是绝对观念假手自然和社会实现自己目的的过程；而在费尔巴哈那里，历史是人类本质实现自身的变迁，是人类主体之异化与复归的过程。施米特实际上功亏一篑，他竟未能指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青年马克思的劳动异化逻辑同样是目的论的。而当创立新唯物主义哲学之后，马克思固然也承认社会历史发展存在着客观规律，“相互间有规律地更迭的社会形态使某种似乎包纳一切的结构进入了人类历史，然而，这决不意味着一种目的论在贯穿总体”[295]。新唯物主义必然是拒绝目的论的，它决不承认某种预设的目的贯穿人类社会历史。

当然，马克思不会否定现实社会运动中的有限目的论，因为社会存在中的个人总是有目的有意图地进行活动的。施米特明确指出，现实发生的目的只能是“有限的、受时间和空间所限制的人的有限目的”，“现实中出现的一切目标和目的，都可追寻到适应环境变化而采取行动的人，离开了人就没有任何意义”[296]。目的是现实的人的目的，而不是非人的目的，有限的人只能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提出和实现一定的有限目的。当黑格尔将人的主观目的“扩大到无限世界去时，它的目的才能同时也成为世界自身的目的”。好一个唯心主义的亚神学目的论！“马克思不知道在这世界里除了人所规定的目的之外还有什么别的目的。因此，世界包含的意义无非就是人通过调节自己各种生活条件而达到目的，除此别无他义”。我认为，施米特实际上也直接反对了卢卡奇的总体性和终极目的论。在施米特眼里：

马克思并不从所谓先于人的总体意义的概念出发，所以历史是不断地重新开始的各个个别过程的连续，它只有依靠关于世界片断的哲学才能把握，而这种哲学有意识地放弃了仅从一个原理出发去进行完整无缺的演绎这一要求。[297]

言下之意，青年卢卡奇那种先验的总体逻辑是非法的，马克思的哲学只是从现实的非总体的物质条件出发，这也就是意味着马克思哲学不是一种形而上学，也不会是一种内含着逻辑目的的体系哲学。为此，施米特还批评布洛赫对马克思的解释携有太重的形而上学意味。

亦是在这层意义上，施米特指认马克思反对一切抽象本体论（不变的“一”）和形而上学。“马克思把从本体论角度提出的关于最初的人和自然的创造者问题，作为一种‘抽象的产物’加以拒绝”[298]。因为在马克思眼中，无论是人、意识还是自然物质，都不存在一种“第一哲学”（本体论）的尺度，“这些问题不是‘抽象地’提出来的，它们总是已经以对自然作理论的和实践的把握之一定阶段为前提的。在被称为绝对第一的基质之中，一切都已经同在理论的、实践的活动中产生的东西交织在一起，所以它们决不是绝对第一的东西”。意识不是第一性的，物质也不是第一性的，这个作为万物基质的抽象“第一性”本身就是形而上学。自然物也好、观念也好，当它们与人照面时，都已通过特定历史实践和理论中介了。[299]施米特的表述很接近他的老师阿多诺在《否定的辩证法》序言中的分析。[300]这样，“关于人和自然的‘生成’的问题，与其是形而上学的问题，还不如说是历史的社会的问题”。我以为，施米特的表述无疑是入木三分的。

在这里，施米特旗帜鲜明地反对苏东那种哲学教科书的体系哲学，特别是其中抽象的非历史的物体本体论。马克思新哲学绝不否认哲学唯物主义的基本前提，但是，它的理论出发点不再是抽象的物质，而是历史的具体的实践。他指认道：“不是所谓物质这抽象体，而是社会实践的具体性才是唯物主义理论的真正对象和出发点。”[301]我认为，施米特的观点完全符合马克思哲学新视域的本质。在施米特看来，马克思的新哲学更关心的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绕了一个圈，又回到了青年卢卡奇的革命哲学和阶级意识尺度上：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并不理会关于心灵的精神或物质的本性问题；即使对这种问题做出唯物主义的回答，也往往会给社会带来唯心主义的、也即贻害人的作用。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首先关心从这个世界上消除饥饿和痛苦的可能性问题。[302]

1960年，施米特颇有先见之明地警示了这样一个危险，即社会主义运动中可能出现反人类实践的禁欲主义倾向：“尽管人没有任何适宜的果腹之物，但至少仍应该有‘科学的世界观’。”[303]这几乎就是在说中国“文化大革命”时的“宁要无产阶级的草，不要资产阶级的苗”。那时候，人们口口声声都是“物质第一性”的唯物主义，但却在现实中践行着反人类的禁欲主义。

施米特说，马克思哲学之所以拒绝一切抽象的哲学本体论，原因在于它的理论目标是人类的彻底解放，“为着这个目标而奋斗的理论，不需要什么形而上学的‘终极的原理’”。理论的关键不是抽象的物质第一性，而是特定的社会历史实践，即他前面所说的“实践的具体性”。施米特提出，马克思新哲学之所以是一种革命哲学，也就在于“它的思想结构是有限的人的思想结构，是从特定的社会历史任务中产生的；它为的是把人从自己构筑的、无法预测的经济决定这牢笼中解放出来”。马克思新哲学的本质不是一种逻辑体系上的正确，而是一种现实批判。具体说来，是对特定历史条件下人沦为经济力量的奴隶的批判，它的现实目的是解放而不是对现实的诠释。对于马克思的新哲学，从根本上说，“它对以往历史做出惟一批判性的评价是：至今人们在历史中仍被贬低成一种经济的动力性对象，这种经济在盲目地机械进展着”[304]。

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和无产者同样不是形而上学的解释原理，经济应该从它支配一切的地位回到为人服务的从属地位上去。马克思理论中的“唯物主义的东西”，不是宣告经济具有这种优越地位：它是同人敌对的、由现实造成的抽象的、人不能干预的。[305]

施米特的思维跳跃得令人吃惊。他同意青年卢卡奇对经济第一性的否定性意见，但并不赞成总体性的逻辑原则。我注意到，马克思的似自然性理论在施米特的表述逻辑中突然出现了。[306]而这一点，正是他作为马克思新唯物主义与一切哲学唯物主义最重要的差别。

3.批判性地审视社会历史中的似自然性

施米特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人所创造的经济现象颠倒地指认为历史的决定性力量，指认为某种在社会历史领域存在的“虚假自然”[307]。它实际上是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中对资本主义经济运作无政府状态的一种否定性描述，这种特定的“自然观”是任何哲学唯物主义所无法面对的，可却是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本质体现。我们已经知道，社会存在中的“自然规律”问题也是青年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的一个重要理论贡献。

为此，施米特援引了霍克海默对社会表现出特定的似自然性的批评。在霍克海默看来，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发展并不是在人的自觉意志控制下完成的，他认为甚至人的生活都是在整个社会的混乱而无序的活动中发生的，这种盲目、偶然和片面的活动是“作为一种自然的过程实现的”。用达尔海默的话来说，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对待它自己的经济的态度，如同澳大利亚未开化的土人对待闪电、雷鸣和雨一样”[308]。关于此，施米特一针见血地指出：“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受它自身的生活过程所支配，因而它的理性带有非理性的、神秘的和宿命的性质。”[309]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工具理性是为谋求财富的有效手段，但由于人们受到那只“看不见的手”的支配和奴役，一切经济规律表现出自发、自然的倾向，理性便相应地表现出非理性，合理性颠倒为不合理性。

施米特说：“未被社会正确地组织起来的对自然的控制，无论怎样高度发展，也依然从属于自然”。他认为，是黑格尔第一次区分了两种自然：他“把存在于人之外的物质世界这个第一自然，说成是一种盲目的无概念的东西”。即黑格尔所说，“太阳下面没有任何新东西”。而将“人的世界在国家、法律、社会与经济中形成的时候”指认为“第二自然”，这虽然已经是理性和客观精神的体现，但仍然是通过一种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自然（自发）过程表现出来的。[310]这个“第二自然”，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可是施米特这里说得还是过于马虎了，且不够精确。实际上，黑格尔正是秉执着对古典经济学的深刻理解之上的批判性尺度，论说了资本主义商品（市场）经济中的主体（人）与客体（物、物化了的经济关系）的颠倒，但他又将这种颠倒视为观念（抽象）在社会生活中的某种不成熟状态，并企望通过直接体现精神的国家与法的干预来克服这种颠倒。[311]施米特认为，马克思正是将黑格尔的这种第二自然的观念直接转喻和延伸到对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总体批判上来了。他说，“马克思在把迄今的人类社会历史作为一个‘自然史的过程’来看待的时候”，他是站在批判立场上的。[312]这一判断完全正确。在后面的附录中，施米特又说道：

当马克思论述到社会的“自然规律”时，当他论述到经济学批判把社会形态的发展作为一个“自然史的过程”来把握，在这过程中诸人格成为“经济学范畴的人格化”时，它是具有如下批判的意义的：人被包括在使自己得以实现的现实条件的总体之下，而这总体是人不能驾驭的、与“第二”自然的人相对立的。[313]

也就是说，在马克思那里，只要人类社会发展过程还呈现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或自发的特征时，它就仍然属于人类发展漫长的“史前史”，这包括资本主义先进科学技术的发展进程，固然经济发展取得了“一切技术上的胜利，但最终获胜的依然是自然，而不是人”。在此，施米特专门转引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的一段表述：“人绞尽脑汁想出来的现代工业社会的全部机器，只不过是把人撕成碎片的痛苦的自然。”[314]

施米特认为，马克思承认社会历史过程与自然历史过程之间的根本异质性，但是当马克思把“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当作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去理解时，显然是从与自然界相同的外在于人的“严格的必然性”来看待社会历史。施米特说，马克思认为“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中，个人一直不是作为自由的主体，而是作为‘经济范畴的人格化’出现的”[315]。这一表述并不十分准确。因为，个人颠倒表现为经济范畴的人格化的事实仅仅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中特有的现象，并非所有史前社会的一般现象。但施米特指认的问题是关键性的。因为，若不能科学地界划社会生活中的这种似自然性现象，就将不可避免地像第二国际理论家一样将社会生活简单地变成自然历史过程的延续。施米特在此专门批评了考茨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因为当考茨基将社会历史看成自然史的一个附属物时，恰恰落入了资产阶级自然性的意识形态之网。在资产阶级历来的意识形态理论（经济学的自由主义和法学的自然权利说）中，将特定的资本主义社会和被特殊历史条件制约的东西“歪曲成不可避免的自然事实，这就是维护统治权力的一个强有力的因素”[316]。我以为，施米特这里的批判正中马克思的历史批判理论原则之下怀。

第三节 自然与社会的双向中介：关系本体论之证伪

该书的第一章中，施米特主要澄明了马克思新唯物主义与一般唯物主义在哲学前提上的异同。在第二章中，施米特则是想更深入地在经济学研究成果上重新讨论马克思哲学的本质，这一章的题目是“自然的社会中介和社会的自然中介”。从表面上看，施米特是在坚持一种双向建构的逻辑，但实质上却悄然发生着一场非常重要的争论：施米特在反对青年卢卡奇式的社会关系本体论，一定意义上，他也是在反对社会历史性存在的逻辑僭越。但我以为，施米特这里的论说有较大的失误。他不赞成青年卢卡奇单向度地将自然社会化，将自然融化到历史关系中，这种判断是对的。但人类社会的历史性存在与自然物质基质并不是同一个层级上的问题。施米特的杀手锏是社会存在终归会发生自然“退化”，可他没有想一想，既然退化了，还是社会历史问题吗？比如人死后化为灰，还可言人吗？社会与自然之间存在着相互的中介，但这两种中介并非同等的逻辑层面：前一个中介是物质存在的提升，后一个中介是社会物质过程中的子系统运转，将这两种完全不同的中介在理论逻辑上并行化是有问题的。

1.经济学研究是马克思新哲学的直接基础

我发现，施米特实际上在这一章中已经言说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经济学与马克思哲学的关联。我的老师，南京大学孙伯鍨教授曾经说过：不懂得马克思的经济学，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的哲学。施米特在第一章中谈到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差别时已经指出一点，即在马克思笔下，“唯物辩证法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脱离经济学的内容”[317]。这种说法是深刻的。当然需要注意，施米特这里所讲的经济学是经过特设性选择的；他不是强调马克思强调的关注生产关系的经济学批判（“关系经济学”），而是经济学的生产技术层面（“生产力经济学”）。也就是说，施米特正是通过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商品的使用价值-生产过程”来关注哲学的，这正如同青年卢卡奇，是从生产进程出发，而不着眼于马克思所关注的生产关系。由此，一个重要的改变已悄然发生。

施米特的定位很有意思，他承认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基于物质生产作为“劳动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但却并不是立足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要目标”，即通过李嘉图着眼于撇开商品的自然规定性的“交换价值”（施米特没有精确地区分交换价值与价值），而明确指认出，他自己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就是考察“作为创造使用价值”的生产过程。[318]这一点非常重要。不是定位于生产关系，而是定位于生产力和生产过程，这是另一种模式的接着青年卢卡奇往下说。用他自己的话讲，其主要研究任务不是马克思关注的“交换价值”，而是“特别关心使用价值”[319]。请细心的读者一定注意这一点。

可是，由于施米特在论说马克思的经济学时未曾留意到这一言说的特定的历史性特征，就必然犯下一个严重的失误。因为，在马克思那里，价值（不是交换价值，交换价值只是价值的表现形式！）和使用价值的存在是以商品经济这一特定历史存在为前提的，这一特定的历史规定是不能一般而论的。因为，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分立只是特定社会历史发展的结果，只有在充分分工和交换基础之上的商品经济中，产品才会分裂为用于交换实现自身的一般劳动的价值，以及用于消费的使用价值。在前商品生产中，只存在特殊具体劳动结果的有用性。一般性地谈论自然物质与使用价值的关系，恰恰就掉进了资产阶级将商品经济永恒化的意识形态陷阱之中。此章第一节的标题为“自然和商品分析”，这一标注来得十分突兀，因为前提本身是可疑的。当然，这并不是施米特此处要重点论说的东西，他要界说的是一种新的关系，即社会与自然的中介性辩证统一。

还应指出，施米特这里的论说是有明确论争对象的，一是针对人本主义哲学的人化自然，二是青年卢卡奇式的社会关系本体论。所以，他自然要突出讨论自然物质。

施米特先提出一种界划：自然是与人的活动目的有关但未经改变的物质，而马克思的自然物质本就是被创造的东西。这不准确。物质本身是不能被创造的，人只能改变物质对象的存在形式。施米特的用意在于强调自然与人的活动之间存在着双重中介：人的活动目的必然经过自然的中介，而自然物质则要通过社会历史的中介。对此我十分不以为然，施米特的表述在开端上就不科学。自然通过人的活动中介向人表现出来，由此进入社会历史，这是一种物质存在层级的提升，而社会存在以其他物质存在层面为基础，却是两个完全不对等的“中介”。[320]当施米特说，物质的可能性的实现“归依于物质的、科学的生产力状况”，并且，“物质的概念是从自然科学的历史发展中不断厘定起来的，这个历史过程极为密切地和社会实践的历史结合着”[321]。此处若是指一种人所面对的自然界所通过的社会历史中介，是正确的。可是，对等地说，“人的各种目的通过自然过程的中介才得到实现”，逻辑上就存在问题。因为，自然物质及其运动从来就是社会存在的基础。人有生物性是前提，但是说人通过生物性中介而存在却画蛇添足了。这是由青年卢卡奇承袭黑格尔口中中介一词的思辨性导致的逻辑病症。另外，施米特选择自然物质基始性作为论辩前提是不妥的，这种理论起点导引出的论辩误区不久就将显现出来。我们决不否认施米特在此反对唯心主义的正确性，在一般逻辑关系上，这也是必要的。可是，施米特没有意识到，从自然物质基始性出发恰恰会使问题降低到哲学唯物主义的水平上。

接着，施米特笔锋一转直接从《资本论》的商品分析出发了。如前所述，我们还是发现他一上来就少了必要的特设说明，即马克思这里讨论商品生产只是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中才会出现的特殊历史现象。缺失了这种预设的说明，施米特的分析无疑就成了非历史的一般性论说。施米特强调指出，劳动中劳动力是自然物质，是“劳动中所不能消灭的基质”[322]。劳动中的工具和对象当然也是不能消灭的自然物质。这固然毋庸置疑，可是，当施米特继续说到劳动的二重属性和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关系时，混乱就突现了。他认为在马克思那里，“抽象的、一般的而且相等的劳动”规定“交换价值”，而从种种劳动方式中形成的“具体的、特殊的劳动”规定使用价值。商品的“交换价值”完全不包括任何自然物质在内，而“使用价值是以有目的的特殊的活动为中介的特殊的自然物质”[323]。这一段表述让人实在摸不着头脑。

施米特将商品的价值与使用价值等同于物品的社会形式和自然物质基质，充分暴露出他对马克思哲学和经济学的理解都存在着严重偏差。首先，在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进入社会存在层面的物质对象，都会因人类劳动生产的对象化而获得一种新的社会存在形式，这主要由劳动重构所形成的为人的功效性规定，自然物质是劳动对象永恒的基质，这是毫无疑问的。可是，只有到了充分分工和交换条件下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劳动才由大工业客观地分切为个人的专业化劳动和在社会总体上构成的社会劳动，其中并不存在二元分立的两种实在劳动，而只是同一种劳动的不同属性。其次，也只有在市场的商品交换中，才逐步形成同一物品既具有用于交换实现以自身的、由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也具有用于消费的由具体劳动构成的使用价值的双重属性。此处的物品乃是同一种物品，劳动也是同一种劳动，对象化所形成的重组特性也是同一种商品的共有属性。直到商品交换日益广泛的特定时期中，才出现了作为一般价值代表的货币与具体商品的客观对立，货币的出现是这一特定社会关系的物化，也是商品拜物教进一步的秘密化，直至资本关系确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关系才真正形成。施米特根本没有科学地理解马克思。他在商品拜物教的第一层面上就将自己搞糊涂了，这使他的理论认证在开局第一层面上就蒙上了巨大的阴影。

2.反对卢卡奇：社会与自然的双向中介

其实，我们能辨识出，施米特这一章的重点是反对卢卡奇的社会存在本体论，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唯物主义原则，这是很正确的动机。但他采取了一种简单还原论的逻辑，这又是相当失败的做法，也与他自己在这本书中提出的很多正确的理论原则相悖。

施米特首先直接标注马克思关于商品拜物教一段表述：在资本主义经济过程中，由于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使以它为基础的各种社会关系获得了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它“已经不体现人与自然的生动的交换，而作为死的物质实在出现，人的生活也就作为宛若受盲目命运支配的客观必然性出现”[324]。我注意到，施米特对马克思的物化理论倒真是从商品交换中人的社会关系客观性颠倒启程的，在这一点上，他的思路比青年卢卡奇清楚。随后，施米特一脸正经地教导我们：

所谓历史的关系物化在商品形式中，这是马克思的独到发现，它很可能遭致曲解而形成下述唯心主义的结论：马克思把一切经济学的范畴消溶到人的关系中去，因此在世界上并不存在有形体的物质的东西，仅仅存在种种关系和过程。[325]

这是对青年卢卡奇的批评。他甚至进而批评恩格斯的那段著名论述：“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许多过程的集合体”。施米特认为，恩格斯走向了他所批判的形而上学实体独断论的相反一极，而马克思并非如此：

（他）不进行任何抽象的二者择一，正如人为了避免陷入谬误，不允许把事物形而上学地看成是一成不变的东西一样，反过来，也不允许把事物完全消溶到使受中介的社会过程这要素中去，因为这意味着仅把前提倒过来，同样是形而上学的谬误。重要的是阐明关于在每时每刻形态中的物的存在之直接性和中介性的具体辩证法。[326]

这种批评乍一看又是正确得无可挑剔，而深入一点分析，却是站不住脚的。对此，我们先说点一般的意见。恩格斯的那一段表述实际上是转述黑格尔辩证法，即便是在黑格尔唯心主义逻辑说明中，当强调理念的动态过程性和关系本质时，也不会简单地将过程与“事物”（物质基质和对象）对立起来，他不过是指认事物本身的外显物相的可消解性，即“事物”本身动起来成为过程，并不是事物之外的过程。恩格斯就更是如此，与一切旧唯物主义机械认识论不同，世界不是由独立的事物构成，唯物辩证法视域中的世界图景当然是事物自身的运动变化过程，社会历史发展也必然是主体与客观的运动变化过程。在这一点上，施米特有些力不从心。

施米特的批判矛头主要是指向青年卢卡奇的。青年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关于“自然是一个社会的范畴”的不正确表述，先被定位为“新黑格尔主义”，然后受到如下指责：按照施米特的思路，马克思“突破被强化为物的经济现实的外观，深入到隐蔽在它背后的本质，即人的社会关系中去”。可是，在马克思那里，社会关系“决不是最终的东西”[327]。猛一看，这一观点似乎没错，因为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中，社会关系是由生产力决定的。可是，施米特真正要说的是社会关系背后是自然物质。

人类生产力作为知识的以及实践的东西，由于给自然物质打上了自己的烙印，因而与其说否定了不依赖于意识的自然物质的存在，不如说完全确证了它的存在。被人加工过的自然物质，依然是感性世界的构成要素。[328]

从直观上看，这一表述仿佛无懈可击。但是，施米特不会想到，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中，社会生活现实主要不是物体（人的肉体或自然物质），而被确定为一种客观社会活动。社会存在只在活动中存在，若有一天人们的生产与交往中断，人的社会历史存在也就不复存在。它是在人的客观物质实践中历史地被建构与解构的。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所指认的社会生活中的物极难理解。这种社会存在“物”，并不直接指自然物质，而主要是由人的活动，人在活动中形成的功能性的社会关系与结构构成，这些关系、结构以及社会过程中的规律也同样是每时每刻由人的活动建构与解构的，所以社会生活中的每一种社会现象都不是实体性，而是功能性的行为场。它们可以物化，但这种物的替代物也必须处于活动的特殊功能之中，否则便将失去其特定的社会系统质。[329]可见，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秘密，是对社会历史本质和运动规律的唯物主义的历史的科学抽象，它是一种本质反映，而不是物质对象的直接反映。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透视，不是由一定的经验直观直接面对物质实体。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生产力都只是一种科学抽象，在现实中它们根本不是对象物，而是一种本质的客观的社会关系。上层建筑中的东西也是如此。因此，马克思所确认的社会历史存在为基始的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如此这般的一种事物，它根本不能由哲学唯物主义的感性直观来达及，恰恰要由科学的具体抽象来实现。这个“物”，是在自然物之上的社会关系存在。关于这一点，施米特根本无法深入地理解。这使他对青年卢卡奇的批判不可避免地建立在一种他自己似乎想反对的哲学唯物主义的素朴实在论的立场上。

接着我们不妨再来看施米特的具体分析。施米特承认卢卡奇提出的“一切有关自然的意识以及展现着的自然本身是受历史、社会所制约的”。但是他认为，在卢卡奇笔下仅仅表现为单向规定的东西，在马克思那里却是双向的：“自然不仅仅是一个社会的范畴。从自然的形式、内容、范围以及对象性来看，自然决不可能完全被消溶到对它进行占有的历史过程里去。如果自然是一个社会的范畴，那么社会同时是一个自然的范畴，这个逆命题也是正确的。”[330]这还是那个双向中介的逻辑公式。在施米特看来：

自然及其规律是不依赖于人的一切意识而独立存在的，但只有运用社会的范畴，有关于自然的陈述才能定型、才能适用。如果没有人为支配自然而努力奋斗，就谈不上自然规律的概念。自然的社会烙印与自然的独立性构成统一，在其中主体方面完全不像卢卡奇归诸它的那种“创造的”作用。[331]

显而易见，施米特用来拒绝青年卢卡奇社会存在本体论的东西是社会与自然物质的对立统一，他想通过证明社会存在背后永远存在着基始性的自然物质来达到自己的理论目的，固然这种自然物质已经受到社会生活的作用和改变。在我看来，施米特的这种认证和反驳实在有些牵强，原因在于在马克思哲学新视域，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中的核心问题决不是人与自然的一般关系，而是人类主体与同样是他们创造出来的社会生活中的客观物质力量与发展规律的关系！青年卢卡奇夸大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原则，试图以此抹去其哲学唯物主义的前提，这种思路固然不可取，但通过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命题转换成旧唯物主义的命题同样是可悲的。

3.社会存在向自然物质的退化

显然，由于“双向中介”是一种思辨关系，为了进攻得更彻底一些，施米特引入了一个重要概念：社会存在退化。这个命题的内涵在于，由人类生产劳动附加在自然物质上的社会形式（商品）并不是凝固化的客观物质实在，一旦这种社会形式（关系）消解，社会存在必然会重新退化为自然物质。由此可见，不是社会关系，而是自然物质才是最终（基始）的东西。不得不承认，施米特这种立场真是彻底的唯物主义，然而是真正的旧唯物主义。

我发现，当施米特不从实践的抽象性来看物质，而是从经济学的商品生产来看物质时，呈现了一种非常重要的思路。但是，上文已经指出，他指认商品生产的思路却又是非历史性的。因为在施米特笔下，商品生产非历史地变成了人对自然物质的一般占有和劳动的对象性。其实，施米特大量引述的马克思经济学中有关人类劳动与自然对象的内容，只有在附加一种特设前提之后才是正确的，即马克思所讨论的是工业文明基础上商品生产中使用价值的形成。如施米特在个别地方偶然说对的一句话：“整个自然只有在社会过程的各时的历史框架中才是有意义的。”[332]这个“各时的历史框架”是很关键的，因为在前工业的农业生产中与后来发生的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中，人面对自然的两种关系是根本异质的。施米特未能真正理解这一论点的命意，所确证的许多人与自然对象的基本关系只是工业生产中才得以发生的。这是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的一种特定历史语境。

以我的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实际上也是马克思指认的生产力向度，这种关系是历史的，因而也是多样化的。例如，一是远古时代简单劳动生产中狩猎、畜牧业和采集业中人对外部自然的直接利用；二是农业生产过程中自然经济的优化对象和局部性自然改造；三是工业生产之上大规模商品经济的对象性支配重组；四是当代后工业科技生产发展中对象的主体性重构。上述四种关系模式实际上也是人类物质生产力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在这些不同的历史性生产中，劳动与自然对象的关系存在重要的异质性。当然，在《资本论》及其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讨论的多是第三时段——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业生产的商品经济中人与自然的具体关系。而施米特不加任何特设说明就将马克思这种历史性的分析（商品经济）直接指认为人与自然物质的一般关系而放之四海，这可不是马克思的本意。

接着，施米特直接从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出发，讨论“自然存在的独立于人和依存于人的关系这个难题”。他指出：“人在给自然以形式的有目的的活动中，超出了物质存在的自然发生的和抽象的直接性”[333]。这是正确的。在施米特看来，“生产过程具有三个抽象的要素：生产活动本身、质料和形式；质料有别于原料和工具，形式构成劳动的物质要素的物质关系本身”[334]。这与马克思讲的三个要素不同，马克思指认劳动过程的三个要素为劳动者、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施米特此处的表述是深刻的。“人的劳动使自在的自然变成为我之物”。也是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形成了自然物质新的使用价值（因为施米特认为还有自然形成的使用价值，如空气和水）。“使用价值是两个要素，即自然物质和创造性劳动的结合”[335]。此处，施米特再次误认了马克思，因为实际上，一般意义上人以一定的形式对自然物质的占有，只能形成一定的主体效用性，并不产生所谓的“使用价值”。马克思所谓的商品二重性，使用价值只是相对于价值存在的，是主体效用性在商品生产中的一种历史性表现。这个二重性的前提又是劳动本身在以分工为基础的商品交换中出现了二元分裂，即个人劳动与社会劳动、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在不存在商品交换的社会生活中，劳动的对象化只能产生特定的主体效用性，这也同时是人类实践赋予对象的社会形式，而根本不可能出现相对于用于交换的价值的使用价值。这些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马克思的经济学分析，在施米特那里是一笔糊涂账。的确如此，并不是我言重。

施米特进而提出一个自以为非常实证化的关系：“以第一自然为基础所产生的第二自然、即人化了的自然，归趋于第一自然；受人类的外界自然的破坏力的影响，人为的自然物质的‘变换’会倒退（如旧汽车销毁场）。”[336]接着，他援引了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中不少类似的话。可是，这还是无法遮蔽施米特此处的理论缺点。其一，这个由黑格尔所标定的“第二自然”原本是非常深刻的，他意指的是人类主体劳动（精神）创造出来的新型物质存在（社会历史），仍然具有非主体性的自发性，“自然”此处是一个贬义规定。青年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对这一规定的引述是准确的，而施米特在第一章中的引述同样是基本正确的，可此处的转述却是失之肤浅和误认。其二，是这个第二自然向第一自然的倒退。施米特的退化说旨在说明哲学唯物主义的不可变更的基始性，一般来看，这种反对青年卢卡奇的唯物主义分析似乎是可以成立的，其实不然。

施米特的社会存在退化论意在证明“主体与客体的非同一性”（他曾经在第一章中批评恩格斯所转述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命题是唯心主义的）。他坚持认为，不管人的社会活动以怎样的形式改变自然物质，但归根到底“人的形式对于自然物质是漠不关心的、外在的，这一点在使用价值进行自然蜕变时可以看得很清楚”。因为，“如果使用价值解体了，传导到该物质上去的劳动量也就消失了”[337]。这让人想起英国李嘉图式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霍吉斯金的观点，他曾经举一个手表的例子，如果去除人类劳动附加其上的东西，再名贵的手表都无异于一堆破烂的矿石；而面包在去掉劳动之后就会还原为禾本的草。霍吉斯金想借此申明劳动的基础重要性。[338]施米特硬要说，“马克思非常强调形式与物质之间的漠不相关性”，特别是区分“自然物质固有的形式和人中介过的有规定性形式”。这段表述真有点牛头不对马嘴。第一，马克思此处关于劳动与物质形式关系的论述，是针对特定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物化劳动（资本）与活劳动的历史现象而言的。第二，退一步说，即使以施米特这里狭隘的哲学唯物主义逻辑为前提，20世纪由人类活动创造出来的人造蛋白、生命克隆和艾滋病毒的形式对自然物质绝不是漠不关心的，还可以加上白色污染中令人头痛的不可还原性。第三，重要的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更关心的并非自然物质或在一定程度上被改变了的物质实体，而是社会生活本身，如今天全球化资本主义所创造出来的世界性的巨大经济（金融）体系，在后殖民主义逻辑中吞食世界的资本主义政治体制，它们本身就不是什么物质实体的存在，也没有向自然物质倒退的问题，可是谁能否认这是我们社会历史生活中最重要的客观存在呢？对什么是真正的社会历史存在本质的理解，始终是施米特哲学思路中的理论盲点。

4.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

施米特最后掏出来的法宝，是所谓的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并且还加了一个副标题“历史的辩证法和‘否定的’本体论”。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这应该是施米特肯定性的理论建构。以施米特的观点，物质变换是一个非思辨的概念，据说这也是马克思在晚期经济学分析中形成的区别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并接近自然科学的概念。因为，“这种物质变换受人们面前的自然规律所支配，自然物质之一切形式化必须遵循物质固有的规律性”[339]。施米特以为，有了这样一个实证的“物质变换”，就可以从根本上保证人与自然关系的唯物主义性。这实在是一种理论上的天真。

令人十分费解的是，施米特在此采用了一个费尔巴哈式的人本主义规定，即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使用过的“自然人化和人的自然化”。他说：“物质变换以自然被人化、人被自然化为内容，其形式是被每个时代的历史所规定的”[340]。在人类中心主义现实支配逻辑中，现实的自然人化是工业文明后的必然，而人的自然化或者是庄子式的幻想，或者是生态伦理新的理想。再具体一点说，即“人使他的本质力量和被加工的自然物同化一样，反过来，自然物在历史的进程里，作为越来越丰富的使用价值而获得新社会的质”。物质变换是一个双重过程，即自然被人化，而人也自然化，费尔巴哈式的公式基于科学之上，并且正确地落实在不同的历史形式中。这是一个逻辑纲要。

施米特认为，人通过劳动把自然物质从沉睡着的潜力中解放出来，从而“拯救”了自然。

把死的自在之物转变为为我之物，从某种意义来说，就是人延长了依据自然史产生的自然对象的系列，使之在质的更高阶段上延续。通过人的劳动，自然进一步推进了自己的创造过程。这种变革的实践不只具有社会的意义，甚至具有“宇宙的”意义。[341]

又是一段非常形而上学的表述。我只能说，最后这个“宇宙的意义”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物质是死的，人才能通过劳动拯救物，这听上去颇有几分像黑格尔的口气；可是这种变革又是自然过程的延续，不过是自然自发推进的过程而已，这又仿佛费尔巴哈的意味，实在有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混乱。

在第一个方面，自然的人化当然是指人通过社会实践对自然的改造和加工。施米特将马克思与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进行了比较，共同点是“从人的效用性观点去考察自然”，不同点是“在启蒙主义看来，自然是直接给与人的东西，是随手捕获的东西。与此相反，马克思确认：‘劳动对象只有在它已经通过劳动而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才是原料’”[342]。这句话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下的。施米特在这一点上也承认，即“人的生物的类生活依靠社会生活过程才开始成为可能”[343]，对此，施米特倒还真写下过一段非常精彩的论述：

在以农业的方式占有自然时，自然完全是不依赖于人的，人和自然是抽象同一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淹没在自然的存在里。与此相反，由于人使自然转化为一个机械的世界，如果全面地从技术上、经济上以及科学上支配自然得以成功的话，自然就凝固为一个抽象的、对于人是外在的自在了。[344]

这是一个正确的历史性分析。

第二个方面，人的自然化显然不是费尔巴哈——青年马克思式的作为人本主义最高目标的自然主义，施米特主要还想说明这一切归根到底都是物质变换。首先，人对自然的改变是以自然本身的法则为前提的，这是一种界限。正如自然过程是物质的、能量的转换一样，“人的生产也不能置诸自然关联之外”，“即使人的最精巧的发明，也是由于其本身可能性包含在自然基础里面”[345]。这种说法是不错的。也就是说，“人们的实践只能顺应自然本身去行动，即只能改变自然物质的形式”[346]。其次，人、劳动和社会历史，最终是要归结为自然物质的，这是一种归宿。施米特认为，“劳动过程嵌入伟大的自然过程之中。自然，它作为和社会每度占有的那部分自然的高度统一，最后又战胜人的一切干扰而自我保持，被人渗透了的自然物质又再度沉入自然的最初的直接性中去”[347]。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归根到底是自然唯物主义的，社会存在最终可以退化为自然物质。这是他的结论，然而是错误的结论。

自然人化，或者说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强调自然被社会所中介，是完全正确的。然而施米特硬要倒过来说，人自然化，或者说社会被自然中介——社会存在可还原为自然过程，这就存在大问题了。他甚至将自然的社会中介视为主体向度，而社会被自然中介视为客体向度，并且说在马克思那里，“这两个要素是不能相互取消的。对这种不可取消性的认识，毕竟构成他的唯物主义的核心的东西”[348]。其实，问题的实质根本不在于这一论说层面上的“辩证认识”，关键是自然物质与社会存在的基本关系在施米特这里被错误地说明了。我认为，施米特将社会存在还原于自然物质根本上是错误的。他反复说马克思没有忘记“一般的哲学的东西，即世界是以一定形式自己运动着的物质”[349]。因此，在人类社会历史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劳动的主体和客体最终由自然决定”[350]。社会存在最终还是自然过程。这句话抽象讲倒是不错的，社会存在说到底也的确是一种物质运动形式，说“社会必须和自然保持在生产上的不断接触”以维系自身的存在，这也正确，可关键是社会物质生活形式与一般物质存在系统的根本异质性并没有被施米特正确地理解。如前所述，历史唯物主义的物并不简单地指认某种物质实体，除去物质生产过程之外，还应包括客观的社会活动与关系结构。显然，构成社会生活本质的人类交往关系绝不是简单的实体性物质的变换，但却是社会生活中同样不依个人意志而存在的最重要的“物”。以坚持自然物质的基础性来否定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最重要的本质，这个代价是不是太大了？

施米特说，马克思绝不是“积极的本体论者”，或者按照他先前的说法，马克思新唯物主义是反对本体论的。但是，施米特随后又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即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当然是永恒的自然必然性，固然这是“被控制的自然必然性”，或者说叫永恒被历史改变了的自然必然性。在这一语境中，施米特居然又将它表述为马克思的否定的本体论。“马克思那里存在着一般本体论的东西，虽然应理解为否定的本体论”[351]。自然必然性是永恒基始的，但它又是始终被不断改变（否定）的前提。反对本体论的施米特，最后还是回到了哲学唯物主义的自然物质本体论上，至多只是发生了些量的改变。施米特绕的这个理论大圈子，用其师的话来评述，叫“拿扫帚从大门里赶出外的东西，趁人不备又悄悄从后窗溜进来了”。一出多么荒诞的无意识发生的理论悲剧。

第四节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认识论

施米特认为，在严格的意义上讨论现代思想家的自然概念还必须解决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他们的“认识论立场”。所以，他在第三章中专门讨论了马克思新哲学语境中的认识论问题。我发现，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第一次比较全面地在马克思经济学研究成果之上对认识论进行深入探讨。无疑，这是施米特的理论贡献。从施米特所依据的文献来看，这场探讨完全是从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出发的。应该说，该认识论讨论的确呈现了一个全新的理论境界，特别是施米特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本质的研究，从经济学意义上的物化工具中介论，到对认识本质给予性与创造性的历史认定，最后提出在工业文明之中所谓的世界的构成命题，其中虽然不全是真理，但也确不乏闪光的东西。仔细读来，还是具有较大的启发意义的。

1.物化工具中介：认识论的经济学前提

甫一开篇，施米特先表明自己同时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一是他反对各种各样的唯心主义，“认识过程不单纯是理论的内在过程，它也为生命服务”。唯心主义将认识视为一个“自足的与生命相分离的存在的观点”，是“人的自我异化”的表现。[352]这一表述很接近青年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有关物化意识的一段讨论，施米特的表述较卢卡奇而言就逊于含糊了。二是他明确马克思的新哲学肯定不同于费尔巴哈式的哲学唯物主义，因为面对自然物质必须是通过社会中介的。这两点为施米特的讨论语境作了前提性的铺垫。

可是，施米特最重要的意图还是在于批评青年卢卡奇一类的他称之为“生产唯心论”的观点。在他看来，青年卢卡奇等人将马克思表现社会（生产）中介作用的观点绝对化了，“在形式上或内容上，都把自然完全消融到占有了它的社会形态中去”了。他认为这是一个大的失误。为此，施米特还专门引述了延伸卢卡奇观点的卡尔凡一段表述：“没有人，自然就既无意义也无运动，自然是混沌的、无差别的、无关紧要的物质。从而归根到底是虚无。”[353]这被指认为是一种夸大了社会中介作用，特别是生产的创化能力所导致的唯心主义。我以为，施米特的批评是有一定道理的。这与他在前面两章中的同主题观点相一致。

施米特强调指出，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并不因为承认面对自然的社会历史中介，就简单地否定哲学唯物主义承认自然物质优先存在的最基本的原则。马克思“并非简单地离开了这些成果，而是把它们提高到用社会理论的框架来处理的自然理论的阶段上去”[354]。这是重要的科学认识。当马克思把社会的生产视为全部感性世界的基础时，“与其说他用社会对自然的中介抛弃了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不如说更牢固地确证了它”[355]。这个表述颇值得玩味。在施米特看来，马克思并“不否定物质自身的规律性，他理解到只有通过作为中介的实践，人才能认识并有目的地利用物质的运动形式，这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中辩证法的本质”[356]。这是一种辩证关系：“所有对自然的支配总是以有关于自然的各种联系和过程的知识为前提的，反过来，这些知识又是从变革世界的实践中才得以产生的。”[357]

有了这个正确的前提，施米特开始引进一种新的讨论，即在承认自然物质优先地位的前提下，社会的中介作用究竟是通过什么实现的？或者更具体一些说，什么是实践中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施米特的答案是：工具。

施米特分析道，人与自然的中介关系的变迁存在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起先，在物质生产极其低下的时期里，人以自身的本能活动与生存方式同一于外部自然，人对自然的中介关系至多表现为对自己的肉体器官的利用，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农业文明结束。这个分析是对的。在此之后，人与自然的中介关系表现出新的状况：

由于人摆脱掉神化的自然的隶属，人的劳动就甩掉了“最初的本能形式”，有意识、有目的的生产出场了，它代替了专门以肉体器官为中介的对自然的素朴的利用。随着启蒙的进展，撕破了人与自然的原始统一，而再度建立起被中介了的统一。马克思把依靠工具所中介了的人与自然的高度统一叫做工业。[358]

施米特的历史性分析并无不妥，特别是他用以工具为中介的有意识有目的的物质生产来规定人全面征服自然的工业文明，有其深刻之处。很显然，施米特试图将实体性工具视为马克思社会历史中介论的核心范畴。为什么要这样？我以为，施米特意在通过人所创造出来的实体性物质工具来坚持唯物主义，以免在实践活动、社会关系之类非实体性的规定中再滑向他批评的“生产唯心论”。对此，施米特可谓是用心良苦。

施米特说，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中发现，工具是劳动者与劳动对象之间的“实存的、物化的中介者”[359]。强调这个实存的和物化的规定很重要，因为它使工具牢牢地铸在唯物主义的地基上。以他的观点，与工具在劳动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相对照，工具可以分为三类，“即在劳动中保持自身同一的工具形态；能作为物质进入劳动产品的工具形态；最后虽可毫无所剩地全部消耗掉而并不能成为劳动产品的构成要素的工具形态”[360]。一是一般工具，二是像螺丝一类的工具，三是气、水、火之类的工具。施米特的问题在于，他简单排除了非实体性的工具。这使他的论证遭遇了许多无法解决的难题，如在今天已经成为人类创造世界的最重要工具之一的计算机操作系统，施米特无法回答Windows NT和Photo Express如何还原为物质实体？施米特坚持认为，工具已经是被同化了的自然的一部分，借助它，客体越来越成为主体活动的结果和容器。特别是当工具从机体的小工具发展成为“由人创造的机构的工具”之后，自然物质已经成为人的支配对象。这是一种物与物的实在的“物质转换”。施米特提醒我们注意，虽然人以一种活动力量与自然相对立，但“工具则使人用自己的活动把自然物质和自己联在一起”。物质的关联是他提出工具问题的关键。

物化的工具是社会历史中介的关键，这是一个基本问题的解决。因此，施米特就可以提出一个重要的命题：即工具对认识的作用。请一定注意，施米特这里偏偏不讲青年卢卡奇、葛兰西强调的主体实践活动，而指认已经属于客体的物化工具作为马克思哲学认识论的基础，其用意是十分明确的。

施米特说，工具在认识中所发挥的作用，最早是由黑格尔提出的。黑格尔那里，“工具是实践过程中实存着的理性的中项”，它将人的目的和劳动对象结合起来。正是“与劳动过程、特别是与工具的生产相关联，产生了人类最基本的抽象概念”[361]。黑格尔也将工具视为“理性的狡计”的重要体现。在黑格尔的笔下，工具有时直接代表着一种实际的抽象，这是因为黑格尔直接将工具视为知识的物化结果，可是，施米特并没能根据黑格尔的工具认识论推导出马克思类似的观点来。并且，这一工具认识论的观点居然在此突然中断，施米特并没有将其直接作为下面认识论讨论的前提。

2.给予还是创造：认识本质的历史性言说

在讲了一通认识论的物化工具前提之后，施米特回到认识论讨论的正题上来。他的论述在一开始是切中问题本质的：“从认识论上来说，自然与其是作为逐步在纯粹‘给与的东西’，不如说越来越作为‘被创造的东西’出现的。这是中世纪社会向资产阶级社会进行经济转换所伴随的现象。”[362]我觉得，施米特在这里倒真是无心插柳地说清楚了胡塞尔、海德格尔那里挺混沌的一面背景，现成给予与意向性构成、在手与上手，真实的历史性基础是工业。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观点。我以为，这也是施米特领会了马克思经济学基础之上的实践唯物主义历史性规定的结果。也就是说，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认识论的本质规定并不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永恒不变的抽象规定，如反映或者建构的，而只能是历史性变动着的。与施米特前面对社会历史存在的错误认识一致，他始终严重地忽略社会历史认识的特殊性，所以，这里仍然只有人对自然的认识。在人对社会存在的历史性认识中，简单的反映论始终是错误的，因为人建构社会历史，同时又得面对人创造出来的客观存在系统。可见，社会认识论的本质始终是建构与反映的统一。不过，在史前社会认识更多地表现为不自觉的东西，直到走向现代性社会存在中，自觉的建构规定才被主动地建立起来。以马克思的立场看，一切哲学唯物主义与一切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本质都是非历史的，因为，不能离开现实的历史发展去谈论变化着的人的认识论规定。

一般而论，哲学唯物主义的直观（模写）反映论是正确的，但历史地去看，这是人类社会之自然经济阶段所产生的认识论模式。我已经讨论过，在经济学研究的视域中，游牧业和农业生产中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是建立在人对自然对象的一般加工和选择之上的，所以，自然物质对象在这种实践情境中只能被以直接给予性呈现于主体之前。而以观念（神）创造的幻想来反注认识论本质的各种唯心主义自然是颠倒的逻辑。可是，一旦人类物质生产实践进入到工业文明阶段后，自然对象第一次直接成为人类全面支配的对象，更重要的是，人类直接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已经较多地建立在人工物质的重组与创造之上，不仅包括庞大的人工物质系统，也包括中介性经济金融系统，后工业时代的全球化媒介与网络所构成的全新存在第一次使人真正成为世界的创造者。这个时候，创造性的建构成为认识本质的主要规定也是一个历史性的必然。施米特未曾想到的是，人对社会历史存在的认识亦同此理。[363]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施米特说：“随着人对自然的有组织的干预越发无所不包，对客观结构的被动的模写就越来越乏力，显然，所谓‘模写’这个认识论概念是站不住脚的”[364]。我认为，这对中国当代认识论的研究也颇有启发，从直观的反映论为主导到对认识本质的建构规定的认可，这是社会现实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逻辑，而不完全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抽象本质问题。在中国学界，这个重要的认识论研究转换发生在1986年前后。必须承认，施米特此处的看法是极有深度的。

施米特指出，在德国古典哲学的唯心主义思辨中，“一切直接的东西被主观概念所中介的思想成为主导的论题”。康德说：自然是依规律而存在的事物，但这种中介性的规律却是先验的理念构架，而黑格尔的认识论干脆就成了观念自己的自我认识。显而易见，马克思将中介性认识论这一合理思考点唯物主义地发展了。当然，在马克思这里，过去那种哲学唯物主义反映论的被直接给予的东西不是被“无限的精神”中介的，而是被“有限的人的历史生活过程”中介的。[365]这个判断十分正确。我们已经知道，施米特的中介是社会历史生产中客观形成的物化工具，他早已留心防备青年卢卡奇式的生产唯心主义越界。

施米特进一步认证道，在黑格尔和马克思那里，“认识论的最高形式是世界历史的哲学，不能把认识过程描述成主观与客观的死板板的关系”[366]！这个补充极为重要。认识的本质和历史过程绝不能抽象地描述主体与客体的认识关系，或者抽象地强调客观反映，或者历史地突出主观创造，认识的本质只能历史地确认。完全正确！仔细回想传统哲学教科书中的那场认识论讨论，非历史性正是其基本的规定性，因为，那里只有抽象的主体与客体、非历史的认识与实践关系。施米特指出，认识论只是“人对自然斗争”（又丢掉了社会历史认识！）的“各个历史形态”的构成要素和表现。正如生产劳动过程的各种要素，“在每个历史时期重新形成差异的统一一样，感性与理性、直观与概念也处于相互换位的关系中”[367]。因为，“随着人进入那对人们彼此来说或对物质的自然来说都是新的生产关系时，认识的要素也发生变化”，认识的基本关系也会随之发生历史的变化。的确，在马克思的认识论中，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认识的本质关系都是一种历史性的关系。施米特又说对了。我认为，这可能是《马克思的自然概念》这本书中写得最为精彩的部分。

施米特的分析更加深入了：“进行认识活动的意识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形式，它是不能离开心理学与人类历史加以规定的。感性的以及理性的理论作用，是人的本质的一个方面，是通过历史性的劳动而得到发展的。”[368]历史性的劳动是一个关键定位。为此，他引述了青年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工业是人的本质那一段表述，但施米特分不清青年马克思此时以工业直指实践的不准确性。他还援引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人的思维的基础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改变”那一个著名论述。当然，若仅仅聚焦于施米特这里的分析是没有问题的，但全程地考察他的论述就会发现矛盾，因为，这里的主体性的劳动活动与施米特自己在前文中所定位的物化工具决定论是不一致的。

必须着重指出，施米特这本书中关于马克思认识论讨论中最重要的内容，是他接下去援引的马克思的“评瓦格纳教科书”一文中的经济学认识论思想。言其重要，是因为晚年马克思的这一重要哲学讨论长期得不到应有的关注。施米特注意到，马克思在这一论述中提出，人对自然的关系首先不是一种理论关系，而是“实践的即以活动为基础的关系”[369]。人不是处在一种与外部的逻辑关系中，而是处于一种“对作为满足他的需要的资料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人也就像动物一样：

首先是要吃、喝等等，也就是说，并不“处在”某一种关系中，而是积极地活动，通过活动来取得一定的外界物，从而满足自己的需要。（因而，他们是从生产开始的。）由于这一过程的重复，这些物能使人们“满足需要”这一属性，就铭记在他们的头脑中了，人和野兽也就学会“从理论上”把能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同一切其他的外界物区别开来。在进一步发展的一定水平上，在人们的需要和人们借以获得满足的活动形式增加了，同时又进一步发展了以后，人们就对这些根据经验已经同其他外界物区分开来的外界物，按照类别给以各个名称。这必然会发生，因为他们在生产过程中，即在占有这些物的过程中，经常相互之间和同这些物之间保持着劳动的联系，并且也很快必须为了这些物而同其他的人进行斗争。但是这种语言上的名称，只是作为概念反映出那种通过不断重复的活动变成经验的东西，也就是反映出，一定的外界物是为了满足已经生活在一定的社会联系中的人{这是从存在语言这一点必然得出的假设}的需要服务的。人们只是给予这些物以专门的（种类的）名称，因为他们已经知道，这些物能用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因为他们努力通过多多少少时常重复的活动来握有它们，从而也保持对它们的占有；他们可以把这些物叫做“财物”，或者叫做别的什么，用来表明，他们在实际地利用这些产品，这些产品对他们有用；他们赋予物以有用的性质，好像这种有用性是物本身所固有的，虽然羊未必想得到，它的“有用”性之一，是可作人的食物。[370]

施米特几乎整段引述了马克思这一论述。他心悦诚服地认为，马克思建立在经济学研究成果之上的认识论观点是无比深刻的。他评论道：“不能把人对自然的关系本身抽象地固定起来，首要的不是理论的观察方法，而是实践的变革的方法。”[371]

施米特指出，马克思这一重要论述意味着，人类的物质生产导源于人的感性的需要。人的机能超出一切现存事物的直接性，这种机能也随着生产的发展而发展。自然开始是作为外在物质的未分化的混沌体出现的，在人与自然反复的交往中，以人的效用取向产生了对自然物的“害”与“益”辨识，正是“从这种交往中就产生他们对各个对象的初步的粗糙的区别”。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才可能出现人对自然的“唯名论的分类”，其中内含着“对这些对象的现实的支配，把特殊的东西包含在抽象的普遍的东西里”。施米特认为，与尼采一样，马克思也主张“在人的精神活动后面存在着同各个事物及事物的类相对应的‘权力意志’”[372]。这个类比显然是不准确的。施米特认为精神本来是空虚的，由精神所创造的各个概念是积累起来的实践经验的结果，其价值尽在于它是工具性的事物。这总体上是正确的，并且也响应了前面他的工具决定论。

施米特正确地指出，马克思的认识论前提是唯物主义的观点，但是他并没有像哲学唯物主义那样“把概念看成对象本身的素朴实在论的模写，而看成是这些对象被历史所中介了的关系的反映”。他认为，马克思把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中心概念——劳动，“更详细地规定为具体的、社会的劳动，比黑格尔更为直接地把认识的主观与客观的关系和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在劳动状况中结合起来”[373]。这个说明是非常精当的。

施米特还认为，列宁在卢卡奇之前就注意到马克思的辩证法具有认识论的性质，而这一点又正是列宁从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成果——《资本论》中发现的，即著名的逻辑学、辩证法与认识论的三者一致，只是一直不为人知罢了。在列宁那里，理论逻辑的格正是由实践的重复来确认的，“范畴是从生动的实践中产生的，是理论上占有自然的思想阶段的交错点，它总是表现着物质现实的种种结构，同时也表现着对它进行精神的、实践的变革之各个阶段”[374]。而“人通过他的实践的历史形态的中介，去把握客观存在的自然规律”[375]。

3.世界的构成与历史的实践

由此，施米特大胆地提出了如下的命题：“人的历史的实践是怎样在总体上构成逻辑的统一的，这种逻辑的统一不只是主观的、人的认识能力的逻辑的统一，而且是相应的被称为经验世界的逻辑的统一。”[376]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的哲学认识论构架中，世界也是被构成的。实际上，施米特必须为这一命题加上一种特设说明，即当人类社会历史步入工业文明之后，人类周遭的世界才是人类物质生产的结果。少了这个前提，则必是一个唯心主义的命题。

在施米特看来，马克思的认识论基础建立在对德国唯心主义认识论特别是康德的认识论的批判之上。他认为，康德的意义在于发现了“直观地给与的经验世界不是终极的东西，而总已是主观作用使之形成与统一的结果”，而马克思去除其中的唯心主义，就必然回到历史的实践。这是正确的判断。施米特深刻地指出：“组织起来的社会劳动、‘实在主体’、在生活过程中形式化的‘一般知识’、遮盖着个别活动的‘总体工人’的行动，这些在唯物主义看来，显然正是唯心主义关于主观性概念的真谛。”[377]这种独特而重要的哲学判断只能形成于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成果之上。施米特认为，马克思注意到了：“随着对主体活动的要素过于抽象的把握，以及它在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发展过程中，愈益扩展成世界的构成是思辨的这种观点”，而马克思则“以实践概念为中介，既恢复了唯心主义的生产因素，也恢复了外在存在不依赖于意识的因素，这时候世界的构成问题，在马克思的理论中采取了唯物主义的形式而得到复活”[378]。施米特的这一评价基本是正确的。

他认为，马克思在对费尔巴哈哲学唯物主义的批判中业已宣告了笛卡儿以来传统认识论中二元认知模式的死亡，这一立场是几乎所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论及认识论时都要强调的观点，如葛兰西、柯尔施、布洛赫，甚至阿尔都塞。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在实践的基础上第一次被历史地统一起来了。“社会实践使认识的诸要素统一起来，并作为它们相互转化的中介”。同时施米特精确地界定道，人类主体在实践基础上能动地反映世界是历史地发生的。“人的理论态度是在人的劳动状况的结构所每度展现的形式中形成的”[379]。比如，心理学只有在工业文明才可能成为“内容丰富的科学”。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批评所谓的模写论，“在现实的历史中，物质与外界总已是社会生产关系的一个要素，即使想保留所谓的模写的概念，正和人的意识模写现实一样，也必须说现实也模写人的实践”[380]。此即为施米特所说的现代认识论的本质，在实践的基础上，将主观与客观结合起来的认识论，而这种认识论的基础正是马克思面对工业文明的现代“劳动辩证法”。施米特说，“这正是在马克思的形态中才固有的唯物主义思想。这些认识论的根本立场反映着生产的实践阶段以及这些阶段的历史的转换”[381]。又是一个准确的判断！

第一，由于实践的工业生产的历史规定，人的知识已经直接参与感性事实的构成。施米特指出，正如人在其实践中不是停留在眼前给予的自然的直接性上，而是转向依靠更起中介作用的工业去占有自然一样，人也决不停留在知觉所能给与的感性的具体知识之上，而是进入概念知识，这就打开了现实的更深层面，从而比感性知识“更为具体”。[382]

施米特发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之“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实际上是现代社会实践的结果。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自以为是直接的具体的“事实”实际上恰是纯粹的抽象物。这毫无新意，明显是青年卢卡奇已经说清楚了的问题，包括像“实证主义意义上的构成最初的直接性、出发点的‘具体的东西’，是和更高层次的具体的东西相一致的，因为它是经过理论的分析之后才弄清了的”，也是马克思所赞成的观点“被理解了的世界才是现实的世界”[383]一语的真谛。因此，施米特说，马克思的认识论中“认识过程不只是物质关系的再现，而且还高度地规定其性质”。这种观点又非常接近后来波普、皮亚杰等人所说的“理论先于观察”的命题。

当然，人的认识之参与世界的构成是工业文明的产物，即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施米特说：“文艺复兴时期，开始了对自然的规律性认识，它同资产阶级世界的建立拧到一起，这不是偶然的”。因为只有在工业文明中，生产才成为自然科学的应用。这也意味着，历史发展已经步入一种知识与物质生产相协调的阶段，“历史使得人的生活过程愈益不可避免地置于‘一般知识’有效的‘控制’之下”[384]。科学知识已经成为存在的先导性构成要素。

第二，也由于现代工业实践本身参与了世界的构成，它才能成为真理的标准。施米特说，马克思与启蒙思想家一致，都认为“思维不面向实践课题所取得的成就，它就是捉摸不定的”。但在马克思那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并不只是一个抽象的命题，它同样也是一个历史性的命题。我们应当把握实践作为真理标准的历史性特征，否则就将陷入某种错误的理解，如对实践作实用主义的理解，或者将实践视为确认理论与对象是否一致的外在标准。施米特认为，“实践——作为一个历史的总体——一般地构造人们的经验对象，即实践在根本上参与经验对象的内部组成，因而实践才成为真理的标准”[385]。这是实践作为真理标准的真正内涵。

第三，我们周围的整个感性世界都是工业实践的产物，我们构成了客体世界。施米特说，从我们日常生活中最简单的对象到生产过程里最复杂的机器系统，都是人类主体在工业进程中，“从主体与客体的劳动关系中，形成一个独立于各个个人的坚实的和客观的世界”。这些特殊的“客体本来在严格的意义上，只是经过人对它们进行生产加工，剥去了它们‘自然发生的’独立性之后，才开始成为感性对象的”。当然，“人的干涉领域是历史地扩展的。在对象性归属于人所干涉的领域时，是一个已被构成的东西”[386]。通俗些说，一旦外部对象进入到人的工业实践中时，它就是被构成的。当然，这个科学的命题不能被简单地泛化，否则就会走向哲学唯心主义，比如海德格尔的上手世界论。

这也算是施米特的一种点题：“在马克思与康德之间，存在着人们历来尚未充分考虑到的关系”，即“康德的辩证法的构成问题”对马克思的辩证法有“根本性的意义”[387]。言下之意，马克思的世界构成的基础是康德。施米特认为，康德的意义是发现了感性世界中先验形式与经验质料的相互作用关系，而马克思则是将康德的先验形式转换成由生产创造出来的“自然之社会形态性”[388]。准确地说，是转换成由现代工业文明创造出来的社会存在形式。施米特的这一观点，是有重要合理性的。

最后，施米特总结道：

总之，可以说客体的东西主体化和主体的东西客体化；在历史的经济过程中，客体的自然的因素在工业以前的环境下占据优先地位，相反，主体干涉的因素在工业社会的条件下，则越来越对自然给与的物质发挥自己强大的作用。[389]

这一论点是马克思在晚期经济学研究中一个重要观点的体现。施米特说，马克思认为“在农业经济方式的条件下，自然作为生活资料的富源展现在人们面前，人们对它采取被动的受容态度而行动”，马克思正是在经济学认识论的意义上批评费尔巴哈将自然看成是“始终如一地给定的，把认识看成是反映自然的镜子”。因为，在经济学的尺度上，费尔巴哈哲学一类的“唯物主义并不考虑从农业生产向工业生产的历史转变”[390]，而仍然是立足于土地是不依赖人的自然存在这样的自然经济立场。施米特正确地指认道：“费尔巴哈当时就呆板地看不到自然界‘不过是人的对象’，自然界早已‘不再被承认是自为的力量’。随着现代的开始，愈益降低了自然在社会活动要素上的地位，其客观性的规定逐渐进入主观之中。”[391]

同时，认识论研究中那个最重要的世界是否可以被认识的问题，也会有新的答案，即当我们自觉地在工业文明中参与周围客体世界的构成时，必然会出现一幅自我体认的世界图景（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的哲学构架又有了新的意味）。对此，施米特说：“关于世界的可知性问题，它在马克思那里，只有在世界是人的‘产品’的时候才有意义”[392]。施米特的这一观点，无疑是深刻的。

应该说，当施米特将哲学认识论的讨论建立在经济学研究的成果之上时，这种研究的理论视域被大大地加宽和深化了。固然他的许多判断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这毕竟还是无法掩盖其观点中的某些光亮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