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一种自我批评的尝试[9]

《悲剧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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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这本成问题的书所依据的基础是什么，它都必然是最具吸引力的第一流问题，而且是一个深刻的个人问题——见证这一点的就是它产生于其中的那个时代，令人振奋的1870—1871年普法战争的时代，它生不逢时。当沃尔特[10]战役的隆隆炮声越过欧洲的时候，将成为本书作者的那位冥思苦想且好琢磨谜语的人正端坐在阿尔卑斯山的某个角落里，苦苦思索，琢磨谜语，因而既苦恼，又无忧无虑地记下他关于希腊人的种种想法——这本难懂的奇书的核心。这个迟到的前言（或后记）就是献给此书的。在记下这些想法的几个星期之后，他自己到了梅斯[11]城下，还是始终没有摆脱他给希腊人的所谓“欢乐”和给希腊艺术所打上的问号；直至最后，到了凡尔赛和谈那个最紧张的月份，他最终也跟自己讲和了，并慢慢从一场自战场带回家来的疾病中康复过来，断定“悲剧从音乐精神中的诞生”在自己这里最终可以付诸实施了。——从音乐中？音乐和悲剧？希腊人和悲剧音乐？希腊人和悲观主义的艺术品？至今的人类中最成功、最美、最受嫉妒、最诱惑人去生活的那一类人，希腊人——怎么了？他们真的需要悲剧？还有——艺术？什么是希腊艺术？它们如何诞生？

你由此可以猜到，关于生存[12]价值的大问号是在何处。悲观主义必然是毁灭、衰落、失败、疲惫衰微本能的标志吗？——就像它在印度人那里的情况一样？就像它外表看来在我们这些“现代”人、欧洲人这里的情况一样？有没有一种强者的悲观主义？由于安康，由于漫溢的健康，由于生存的充裕而对生存中艰难、恐怖、险恶、成问题的东西有一种理智的偏爱？也许有一种过度充裕本身造成的痛苦？一种最敏锐洞察力的跃跃欲试的勇气？这种目光渴望着可怕的东西，有如渴望敌人，渴望尊贵的敌人，以便在他身上试一试它的力量，并从他身上了解什么是“害怕”。在最美好、最强大、最勇敢时代的希腊人那里，悲剧神话意味着什么呢？而酒神的非凡现象呢？从中诞生的悲剧呢？——另一方面，置悲剧于死地的东西，道德苏格拉底主义，理论之人的辩证法、满足和欢乐——怎么样？难道这苏格拉底主义就不会恰好是一种毁灭、疲惫、病态、无政府主义本能的自我解脱的标志？而后期希腊文化的“希腊之欢乐”难道只是一道晚霞？难道反对悲观主义的伊壁鸠鲁意志只是受苦受难者的一种小心谨慎？而知识本身，我们的知识——是啊，被视为生命标志的全部知识究竟意味着什么？全部知识——目的为何？更麻烦的是，自何而来？怎么？知识追求也许只是对悲观主义的一种恐惧和逃避？一种针对——真理的聪明的正当防卫？而从道德角度讲，有点像胆怯和虚伪？从非道德角度讲，是一种精明？哦，苏格拉底，这也许就是你的秘密？哦，深奥莫测的讽刺家，这也许就是你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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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抓住的东西，是某种可怕而又危险的东西，一个带角的问题，倒不一定是一头公牛那样的，但无论如何是一个新问题：今天我会说，这是知识本身的问题——知识第一次被看作有问题、成问题的。当时那本书直抒我等年轻人的勇气和怀疑——但要从这样一个不适合年轻人的使命中产生出这么一本书来是多么不可能啊！立足于呼之欲出的纯粹早熟的自我体验，置于艺术的基础之上——因为知识的问题不可能在知识的基础上被认识——一本也许献给这样一类艺术家的书，他们对分析能力和追溯能力有附带嗜好（也就是说，献给一些特例，这样的艺术家，人们不得不寻找，却一次也不愿意寻找……），书中充满心理创新和艺术家的奥秘，背景上有一种艺术家的形而上学，一部充满年轻人勇气和年轻人忧郁的年轻人作品，甚至在似乎屈服于权威和自己的敬仰之情[13]的地方也是独立的、倔强而自立的，总之，是一部处女作，带有处女作这个词的贬低意义，尽管是老掉牙的问题，但它有各种年轻人的错误，尤其是“太冗长”，还有它的“狂飙突进”[14]；另一方面，就它取得的成功（尤其是在伟大的艺术家那里，在瓦格纳那里，此书面向他，有如面向一场对话）而言，它是一本得到证实的书，我的意思是说，无论如何，它使“其时代的最优秀者”感到满意。因此，它本该得到一些体谅，本该不受什么议论的；然而，我却不想完全掩饰，现在在我看来，它有多么令人不快，它在十六年以后站在我面前显得多么陌生——在一双比较老成的、上百倍地更爱挑剔然而绝没有变得更冷漠的眼睛前，这双眼睛对那本大胆的书第一次敢于探讨的那种使命本身——即用艺术家的眼光来看知识，然而用生活的眼光来看艺术……——来说，并没有变得更加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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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一遍：在我今天看来，这是一本不可能的书。我称之为写得糟糕、笨拙冗长、令人难堪、稀奇古怪、形象杂乱、很感情化，时不时很甜腻，直至到了很女性化的地步，节拍不匀称，无意于逻辑的澄明，极端自大，因而放弃论证，甚至不相信论证的正当性的书。作为给行内人士阅读的书，作为给以音乐的名义受洗、从万物之始就在共同的、非凡的艺术经验上关联在一起的人听的“音乐”，作为艺术血缘关系的识别标志，它是一本高傲而狂热的书，它从一开始就嗤之以鼻的，是“有教养者”中的profanum vulgus[15]，而不是“大众”。但是正如它的效果已经证明和正在证明的那样，它无疑十分善于寻找它的狂热知音，并把他们吸引到新的秘密路径和舞场上去。无论如何，在这里说话的——好奇者和厌恶者都承认这一点——是一个陌生的声音，一位“无名之神”的门徒，暂时藏在学者的外衣之下，藏在德国人的沉重和辩证法的沉闷之下，甚至藏在瓦格纳信徒的无礼之下；这里有一个陌生甚至无名需求的精神，一个满是问题、经验、秘密的记忆，酒神的名字就像一个问号添加在它们旁边；在这里有某种东西说话了（人们怀疑地对自己说），就像一颗神秘而近乎疯狂的灵魂，这灵魂既费力而又随意地结结巴巴像是在说外语，几乎犹豫不决地，不知道是要说出来还是要隐藏起来。这“新灵魂”应该唱歌，而不是说话！多么可惜啊，我当时不得不说的话，我没有敢于作为诗人说出来：也许我本来是能说的！或者至少作为语文学家——即使在今天，在这个领域里也还是几乎一切都留待语文学家去发现和发掘！在所有问题中最重要的是，这里存在某个问题——以及，只要我们没有回答“酒神倾向是什么”的问题，希腊人就始终完全是未被认识的、难以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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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酒神倾向是什么？——本书中就有该问题的一个答案——有一个“知情者”在那里说话，一个对自己的神知情的人，这位神的信徒。也许，我现在会更谨慎、更不善言辩地谈论像希腊人的悲剧起源这样一个如此困难的心理问题。一个基本问题是希腊人和痛苦的关系，他的敏感性程度——这种关系始终如一呢？还是有所转向呢？——即这样一个问题：希腊人越来越强烈的对美的渴望，对庆典、娱乐、新狂热崇拜的渴望，是否出自匮乏、不足、忧郁、痛苦？因为假定恰恰这是真的——伯里克利[16]（或修昔底德[17]）著名的葬礼演说让我们留意到这一点——那么，按照时间来看出现得更早的相反渴望，即对丑的渴望，早期希腊人对悲观主义，对悲剧神话，对生存基础上的一切可怕、邪恶、神秘、毁灭性、灾难性事物形象的好心而严酷的意愿，该缘何而生？——那么，悲剧该缘何而生？也许缘于快感，缘于力量，缘于漫溢的健康，缘于过分的充裕？那么，从生理学的角度发问，产生出悲剧艺术和戏剧艺术的那种疯狂，那种酒神式的疯狂，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怎么？也许疯狂并不必然是蜕化的征兆、衰败的征兆、落伍文化的征兆？也许有——一个要精神病医生回答的问题——健康型的神经病？民族青年期的神经病？民族青春型的神经病？萨提儿[18]身上神与公羊的那种综合表明了什么？希腊人把酒神狂热者和远古之人想象为萨提儿，必然是出自什么样的自我体验，立足于什么样的需求？涉及悲剧歌队的起源：在希腊的肉体焕发活力、希腊的灵魂洋溢着生命的那几个世纪里，也许有整个集体、整个文化群体分享的固有狂喜？固有幻象和固有幻觉？如果希腊人正是在他们兴旺发达的青春期向往悲剧倾向，并且是悲观主义者，如果这正是柏拉图所说的那种给希腊带来最大好处的疯狂，如果另一方面，从相反角度看，希腊人恰恰在他们瓦解和孱弱的时代变得越来越乐观、越来越肤浅、越来越戏子气，甚至越来越热衷于逻辑和世界的逻辑化，因而同时也越来越“欢乐”和越来越“有知识”，那又怎么样呢？也许有可能，乐观主义的胜利、理性至上日趋占统治地位、实践功利主义和理论功利主义有如同时代的民主本身一样，和民主风气的全部“现代观念”和偏见相违背，是一种沉沦之力、将至之暮年、生理之困乏的征兆？而恰恰并非悲观主义是这样的征兆？那又怎么样呢？伊壁鸠鲁[19]恰恰是作为受苦者，才是乐观主义者吗？——你看到，这本书满载着一大堆困难的问题——让我们再加上一个最困难的问题！即从生命的角度看，道德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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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献给理查德·瓦格纳的前言里，艺术——而不是道德——已经作为人的真正形而上的活动提出来了；在书中，甚至多次出现了那个暗示性的命题：只有作为审美现象，世界的生存才是有充分理由的。事实上，全书在所有事情背后只认识到一种艺术家意识及其言外之意——如果你愿意，可以称之为一个“神”，可无疑是一个无所顾忌的、非道德的艺术家之神，他要在建与毁之中，在善事与恶事之中感受自己同样的快乐和自负。他在创造世界的同时，从充裕和过分充裕的困境中，从自身内部充满矛盾压力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世界在任何时刻都是神“所实现的”拯救，是只懂得在外观中拯救自我的最痛苦者、最对立者、最富于矛盾者永远在变化的、常新的幻象：你也许会把这整个艺术家形而上学说成很随意、多余、富于幻想——但是，本质问题在于，这种艺术家形而上学已经流露出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有一天将冒任何危险来抵制关于生存的道德解释和道德意味。在这里，一种“超善恶”的悲观主义也许第一次宣告自己的来临；在这里，那种“信念反常”溢于言表，叔本华早就不遗余力地事先朝它投掷过去他最愤怒的诅咒和咒骂——一种敢于将道德本身放到、贬到现象世界中，不仅将它归在“现象”（在唯心主义专门术语的意义上）名下，而且作为外观、妄想、谬误、解释、打扮、艺术，归在“错觉”名下的哲学。也许我们可以从全书用以对待基督教——把基督教看作至今可以给人类倾听的道德主旋律最无节制的彻底华彩化[20]——的小心谨慎而又怀有敌意的沉默中最佳地估量出这种反道德倾向的深度。事实上，没有比基督教学说更敌对于这本书中所说的对世界的纯粹审美解释和审美辩解的了，基督教学说只是道德学说，只愿意是道德学说，而且以它的绝对尺度，比如以它的上帝真实性尺度，把艺术，把任何艺术，放逐到谎言的王国里——也就是说，加以否定、诅咒、谴责。在那样一种纯粹情况下必然敌视艺术的思想方法和评价方法背后，我向来都感觉到那种敌视生命的东西，那种对生命本身忿忿然地渴望复仇的厌恶感：因为一切生命都停留在外观、艺术、错觉、视觉效果以及对透视法、对谬误的必然需要上。基督教从一开始就彻头彻尾是生命对生命的厌恶和厌倦，这种厌恶和厌倦只是乔装打扮成、只是藏身于、只是装饰成对“另一种”或“更好”生活的信念。对“人间”的憎恨，对情绪的诅咒，对美和感官性的恐惧，一个发明出来更充分地诽谤此岸世界而实际上是对虚无、终结、安息，直至对“安息中之安息”的向往的彼岸世界——这一切在我看来，如同基督教只承认道德价值的绝对意志一样，始终就像一切可能形式的“毁灭意志”中最危险、最可怕的形式，至少也是生命中最深的病态、倦态、不快、枯竭、匮乏——因为在道德（尤其是基督教道德，也就是说，绝对道德）面前，生命必然不断地、不可避免地受到冤枉，因为生命基本上是非道德的东西——生命在蔑视和永远遭受否定的压力之下最终必然被感觉为不值得向往、本身毫无价值的东西。那么道德本身——怎么样？难道道德不应该是一种“对生命之否定的意志”，一种隐蔽的毁灭性本能，一种衰朽原则、贬斥原则、诽谤原则，一种终结的开始吗？因而是危险中的危险吗？……所以，我的本能，作为一种对生命加以肯定的本能，当时和这本成问题的书一起，转而反对道德，并且发明了一种根本对立的生命学说，一种根本对立的对生命的评价，一种纯粹关于艺术的学说，一种反基督教的学说。把这种学说称为什么好呢？作为语文学家和辞令之人，我不无某种随意性地——因为谁会知道基督之敌的真名实姓呢？——用一位希腊之神的名字来命名它：我称之为酒神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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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明白，我竟然用这本书启动了什么样的使命吗？……我现在多么为此感到遗憾：我当时没有勇气（或者非分之想？）无论如何允许自己用一种独特的语言来表达如此独特的观点和胆识——以至于我竭力试图使用叔本华和康德的表达方式来表达从根本上既违背康德、叔本华精神，又违背他们趣味的异类的、新的价值尊重！可是，叔本华是如何思考悲剧的呢？他说：“给予所有悲剧因素以特有的推动，将其推向崇高的，是对以下认识的领悟，即世界、人生不能提供真正的满足，因此不值得我们对它忠诚。悲剧精神就在于此——因而它把人引向断念。”（《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二卷，第495页[21]）哦，酒神对我说的是多么不一样啊！哦，正是这整个断念主义当时离我很遥远！——可是这本书现在还有更令我感到遗憾，比使用叔本华的表达方式糟蹋、损害酒神预感更糟糕得多的事情，也就是我一般地通过最现代事物的混合而损害了我所领悟的了不起的希腊问题！我在没有什么东西可期待的地方，在一切都再清楚不过地指向终结的地方，建立希望！我在最新的德意志音乐的基础上，开始编造“德意志天性”，就好像它将要发现自我、重新找到自我——它在一个德意志精神不久前还有着欧洲统治者的意志、有着欧洲领导者的力量的时代，执行遗嘱般地、终成定局地退位，在建立帝国的堂而皇之的借口之下，实现它向中庸、民主和“现代观念”的过渡！事实上，在这期间，我学会了毫无希望地、毫不留情地考虑这种“德意志天性”，也同样地考虑现在的德意志音乐，因为这种音乐是彻头彻尾的浪漫主义，是一切可能的形式中最无希腊味的；可是此外，又是一个第一流的神经杀手，在一个爱好酗酒、把模糊不清尊为美德的民族那里加倍危险，也就是说，它具有既麻醉人又使人如在云里雾里的麻醉剂的双重特性。当然，且不说对最现代的东西寄托的种种仓促希望和适用上的缺陷当时损害了我的第一本书，就是书中矗立着的那个酒神大问号，甚至在音乐方面，也继续矗立着：一种不再像德意志音乐那样具有浪漫主义起源——而是具有酒神起源的音乐，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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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的先生，如果你的书不是浪漫主义，全世界还有什么是浪漫主义呢？还有什么对“现在”、“现实”、“现代观念”的深仇大恨会比你的艺术家形而上学走得更远呢？——这种艺术家形而上学宁愿相信虚无、相信魔鬼，也不愿意相信“现在”？在你全部对位法的声音艺术和音响诱惑之下，不是低沉地响着一种愤怒和毁灭欲的基础低音吗？一种坚决反对一切“现在”的盛怒决断，一种离实际的虚无主义并不太遥远、似乎在说着以下言论的意志：“宁愿没有任何东西是真的，也不要你们说得对，不要你们的真理是对的！”我的悲观主义者加艺术崇拜者先生，你自己洗耳恭听从你书中选出来的仅有的一段话吧，那不无雄辩的屠龙者段落，也许对于年轻人的耳朵和心灵来说，它听起来令人感到尴尬而又有蛊惑性。怎么？难道这书不是在1850年的悲观主义面具之下，真正的1830年浪漫派表白？在它背后，奏响了通常的浪漫派终曲的前奏曲——决裂、衰竭、回归，扑倒在一个古老的信仰面前，扑倒在那位古老的神灵面前……怎么？你的悲观主义者之书本身不就是反希腊文化之作、浪漫主义之作，本身就是某种既麻醉人又使人如在云里雾里的东西，总之是一种麻醉剂，甚至是一曲音乐，德意志音乐？可是请听：

让我们想象一下这些屠龙者的果敢步伐，他们以高傲的鲁莽，对于所有乐观主义的懦弱教条不屑一顾，以便完全彻底“坚定地生活”。这样一种文化的悲剧人物，在他培养认真和畏惧的自我教育中，难道没有必要把一种新的艺术，即形而上慰藉的艺术——悲剧，作为属于他的海伦来渴望，并同浮士德一起喊出：

难道我这无比渴望之力

不能让这无比倩影再世？[22]

“难道不必要吗？”……不，三倍的不！你们这些年轻的浪漫主义者：不应该是必要的！不过很可能最终的结果，你们的结果是“得到了慰藉”，像书中所写的那样，尽管有各种培养认真和恐惧的自我教育，但还是得到了“形而上的慰藉”，总之，像浪漫主义者那样以接受基督教而告终……不，你们应该暂且学会此岸慰藉的艺术——我的年轻朋友们，即使你们想要彻底保持悲观主义者的身份，你们也应该学会笑；也许你们作为笑者，因此而在某一天让所有形而上的慰藉——尤其是形而上学，统统见鬼去！要不然，用那位叫做查拉图斯特拉的酒神恶魔的话来说，就是：

抬高你们的心气，我的兄弟们，高点！再高点！也不要忘记双腿！也抬高你们的双腿吧，你们这些善舞者，倒立起来更好！

这笑者之冠，这玫瑰花环之冠：我给自己戴上这花冠，我自己给我的笑声封圣。如今我还没有发现任何其他人有足够的实力做到这一点。

舞者查拉图斯特拉，用翅膀致意的轻盈者查拉图斯特拉，一个准备好起飞的人，向所有飞鸟致意；一切准备就绪，一个极乐世界的轻浮者：——

先知查拉图斯特拉，真笑者查拉图斯特拉，不是不耐烦者，不是绝对者，一个喜爱跳跃和越界跳跃的人；我自己给自己戴上这冠冕！

这笑者之冠，这玫瑰花环之冠：你们，我的兄弟们，我把这冠冕给你们扔过去！我给笑封圣；你们这些更高之人，给我学着——笑吧！

（选自《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四卷中“关于更高之人”一章的第17、18、20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