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译本序

冯增义

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1879-1880）是世界文学中的一部名著。它的作者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于19世纪40年代中期登上俄国文坛，他的早期作品大都取材于小人物并以心理分析见长，如成名作《穷人》（1846）和中篇小说《同貌人》（1846）。184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因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和在集会上宣读别林斯基给果戈理的信而受到沙皇政府的迫害，被判四年苦役、四年兵役。50年代末陀思妥耶夫斯基从西伯利亚回到彼得堡。60年代初俄国农奴制改革前后，他积极参与了当时的社会思想斗争并恢复了文学创作活动。这时，他已公开摒弃了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但仍然执着地探索着俄国前途、人类命运等问题。作家的这种探索充满矛盾并在作品中有鲜明的体现。60年代以及后来的主要作品有《死屋手记》（1860-1862）、《地下室手记》（1864），长篇哲理小说《罪与罚》（1866）、《白痴》（1868）、《群魔》（1871-1872）、《少年》（1876）等。《卡拉马佐夫兄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压卷之作，充分体现了作家创作的思想和艺术的特点，在俄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都具有巨大影响。

《卡拉马佐夫兄弟》描写的是俄国外省的一个贵族家庭。陀思妥耶夫斯基原来打算以阿廖沙·卡拉马佐夫为主人公写两部小说。第一部写“他青春时代的一刹那”，是“十三年前发生的事”；第二部才写“我们的时代，即我们目前的活动”，是主要部分。作家于1880年11月写完第一部小说，即《卡拉马佐夫兄弟》后不久便与世长辞了。虽然这只是作家构思中的二部曲中的一部，但仍然不失为一部完整的艺术作品。

卡拉马佐夫一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称之为“偶合家庭”的典型。在俄国农奴制转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贵族家庭原来的优雅的外观逐渐丧失，联结家庭的道德纽带已不复存在。家庭成员之间互相不理解，各自追逐自己的目标，钩心斗角。这是处于瓦解过程中的贵族家庭。在描写这类题材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他的同时代人谢德林不同。谢德林在长篇小说《戈洛夫廖夫老爷们》（1880）中，写出了一个贵族家庭衰亡的全过程，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贵族地主的贪婪、自私、道德堕落、寄生腐朽，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着力刻画的是这个家庭成员各自的生活立场，他们对外部世界的态度和思考，通过他们之间的思想碰撞，探讨各种思想立场对个人命运的影响，进而探讨俄国的命运和人类的前途。这样，思想就成了这部小说主要的艺术描绘对象。

贯穿在这部小说中的一个主要思想便是“上帝存在，灵魂永生”。在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创造的思想形象时，巴赫金指出：“这些思想是他在现实生活当中发现的、听到的，有时是猜到的，也就是说，这是已经存在或进入生活的富于力量的思想。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种天赋的才能，可以听到自己时代的对话，或者说得确切些，是听到作为一种伟大对话的时代……”[1]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来不是无中生有，从来‘不是杜撰’”[2]，甚至可以指出这些思想在现实中的“原型”。上帝是否存在，灵魂能否永生也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有意无意为之苦恼了一辈子的问题”[3]。

在小说中作家没有直接描写这一思想产生的渊源，虽然读者在作品中完全可以感受到产生这种思想的现实氛围。这便是俄国农奴制改革后资本主义在各方面的渗透，金钱作用增长，道德沦丧，社会分化，人民贫困等。小说中的许多场面都反映了这样的氛围，例如：老卡拉马佐夫从事各种经营，积累起十万卢布的资产；德米特里向商人萨姆索诺夫、富农“猎狗”借钱（一个贵族向商人告贷在农奴制时代是不可思议的！）。霍赫拉科娃劝德米特里去找金矿，成为企业家；旅店老板特里丰·鲍里瑟奇残酷剥削农民；斯涅吉廖夫一家生活在贫困之中；儿童遭受着种种苦难，等等。总之，正像作家在手稿中指出的那样：“……不能不意识到俄罗斯糟透了……”“世界走上了邪道……”[4]但所有这一切现象都化为了主人公的行为、经历、感受，与思想共存在同一平面上，而这一思想却朝着横向拓展。一个有无上帝和灵魂能否永生的问题，竟然与人能否爱人，是否相信人的自由个性，会不会无视道德原则为所欲为，与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有什么关系，对俄国的未来，甚至人类的未来构想有何影响等伦理道德、社会政治、哲学等问题联系了起来，几乎囊括了19世纪俄国六七十年代的主要问题。作者在谈到这部小说与现实的联系时，曾明确指出：“您把四个人物（指卡拉马佐夫一家父子四人——笔者注）综合起来，就会看到对俄国现实，对我们俄国当代知识分子的描绘，虽然已经缩小了一千倍。”[5]

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作为艺术描绘对象的思想并不是以个别思想或以无人称真理形式出现，而是与思想载体——人物结合。思想是他世界观的核心，是他观察世界、认识世界的原则，与他最隐秘的感情融合在一起，支配着他的个性。只有在思想中并通过思想看到人物，也只有在人物身上并通过人物看到思想。一个思想意味着一个人的完整的观点和立场，也可以说表现出了整个人。《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主人公便是这种“思想的人”，无论是伊凡，德米特里，还是阿廖沙，佐西马，甚至老卡拉马佐夫，都生活在自己的思想领域，都有“伟大的却没有解决的思想”。但他们都不囿于自身，而是竭力向别人讲述自己的思想，希望被人理解，听到不同声音，从其他立场的回答。一个“思想的人”的存在也就是对话，是不同意识之间的对话交流，思想就是在不同意识对话中上演的事件，只有在对话中才能迫使“思想的人”讲出自己最隐秘的思想。对于作家来说，描绘思想也就是描绘处于对话中的思想的人和他们的事件。因此读者在小说中看到的是主人公们怀着没有解决的思想问题在紧张地进行一场没有终结的对话以及他们的种种事件。在小说中卡拉马佐夫一家的成员围绕着有无上帝和灵魂永生的问题，各自道出了自己心灵深处的奥秘，表现出自己的生活立场，显露出“人身上的人”。

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出身贵族，年轻时是一个寄人篱下的食客，常常扮演小丑的角色，后来依靠妻子的嫁妆起家，成了富有的地主和高利贷者。这三者的结合，再加上不信上帝，形成了他丑恶畸形的灵魂。他身上几乎集中了一切卑劣的欲望：好色，自私，专横，冷酷，厚颜无耻。他生活糜烂，好嘲弄、亵渎神圣高尚的一切，向周围的人发泄年轻时所受到的侮辱。他曾两次结婚，都是出于谋求财产、地位或满足自己的私欲；妻子死后，全然不顾教养孩子的义务，任凭他们由命运摆布；他侵占长子的财产，与他争夺格鲁申卡；甚至奸污一个疯女丽萨维塔。但他也不无矛盾。他自知作孽太多，害怕坠入地狱，因此他也思索有无上帝和灵魂永生的问题，他对阿廖沙说：“我无论怎样愚蠢，对这类问题，总还是思索的，自然是偶然一想，不是永远想。”他真诚地爱阿廖沙，因为阿廖沙是“世上唯一不责备”他的人。他有能力欣赏美，对自己的恶行也可以自我谴责。他生命力旺盛，拼命攒钱，指望女人在他年老时能自愿投入他的怀抱。他基本的生活信条是“尽量在世上多活几天”，“我愿意过这种龌龊生活，一直到死”，至于上帝和来世生活，他是不相信的。他的所作所为引起儿子们的极端蔑视和憎恨。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卡拉马佐夫气质”，正如高尔基指出的那样：“这无疑是俄罗斯的灵魂，无定形的，光怪陆离的，既怯懦又大胆的，但主要是病态而又恶毒的灵魂……”[6]

他的大儿子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是一个退伍军官，性格暴躁，生活放荡。他的内心充满了信仰和无信仰的矛盾，是一个集崇高与卑鄙于一身的人物。他在向阿廖沙袒露心迹时说：“魔鬼和上帝在进行斗争，而斗争的战场就是人心。”这也是对他自己内心世界中矛盾斗争的真实写照。他曾企图利用金钱占有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他为了财产和格鲁申卡与父亲发生激烈冲突，甚至扬言要杀死父亲；他粗暴地凌辱了斯涅吉廖夫上尉。另一方面，他内心却是高尚的，他自己说：“尽管我下贱卑劣……然而上帝啊，我到底也是你的儿子……”因而他那堕落的灵魂时而迸发出善良的火花。与他原来的意图相反，他慷慨地帮助了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使她保住了自己的清白和家庭的名誉（因此他成为她的未婚夫）；他真诚地爱格鲁申卡，同情她的遭遇；他为自己对斯涅吉廖夫的行为感到羞耻；他在狂怒中克制了自己，没有对父亲行凶。他所考虑的不只是肉欲生活，他内心在追求美和高尚，思索着人间的苦难。他对弟弟阿廖沙说：“今天世界上受苦的人太多了，所遭受的苦难太多了！你不要以为我是披着军官制服的禽兽，终日饮酒作乐，我差不多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想着受屈辱的人。”父亲被害后，他被误认为凶手，因此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审判前他梦见由焚毁的农舍、干瘦黝黑的母亲、嗷嗷待哺的婴儿所构成的凄凉贫困图景。由于他身上具有“圣母玛利亚的理想”，相信上帝，这个象征着人间苦难的梦使他意识到人间的残忍和自己的卑劣，因此他虽然没有弑父，却甘愿承受刑罚，他将在“苦难中洗净自己”，净化自己的灵魂，忏悔自己的“罪行”。从此他开始了精神上的“复活”。但“复活”并没有最后完成。判刑以后，他还没有“背负十字架”的充分准备。他打算在押解途中逃往美国，虽然他知道逃离西伯利亚并不是去寻找快乐，而是去服另一种苦役。

伊凡是卡拉马佐夫家的第二个儿子。他完成了大学学业，是个评论家。在小说中，以老卡拉马佐夫与德米特里之间的调停人的身份出现，是小说的主要人物之一。

伊凡和他哥哥德米特里不同，他崇尚理智，研究自然科学，善于分析、思考，力求理解生活的意义；他不相信灵魂永生，否定上帝，是个无神论者和唯物主义者。作为无神论者他不承认上帝创造的世界，认为这个世界不合理，浸透了“血和泪”；他特别不能容忍儿童所遭受的种种苦难。在“叛逆”一章里，伊凡激动地向阿廖沙描述了异族入侵者虐杀儿童、地主用猎狗将农奴的孩子撕成碎片、父母虐待自己孩子的种种暴行之后问道：“假如大家都应该受苦，以便用痛苦去换取和谐，那么小孩子跟这有什么相干呢？……我完全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用痛苦去换取和谐呢？……”他表示不能接受上帝创造的世界，哪怕以后真的出现和谐。伊凡的声明被阿廖沙称为“叛逆”。

伊凡的“叛逆”否定了上帝及其创造的世界，表达了他对现存社会秩序的抗议，但他并没有信心去改造这个世界；他渴望生活，却缺乏生活的信念。在他看来，人类美好的理想早已被埋葬了，而且它从来也没有实现过，他在历史上看到的只有暴力和奴役。他对人类前途的悲观看法充分体现在他杜撰的故事《宗教大法官》里：16世纪西班牙有个宗教大法官。他认为人是“软弱和低贱的”，他们没有道德，叛逆成性，永远不会合理分配“自由”和“面包”。他们一旦获得自由，便会无所适从，善恶不分，互相争斗，引起纷扰和痛苦，而“巴比伦高塔”则永远也不会建成。最后会把“自由”放到强者脚下，乞求他们施舍面包，心甘情愿受他们统治。强者则用“恺撒的剑”，或换一种说法，以“奇迹、神秘和权威”这三种力量去统治他们，维持安定和保障他们的面包和幸福。宗教大法官还认为，这种统治必须以基督的名义进行，以便蒙蔽人们，为此不得不撒谎，虽然这样做内心不无痛苦，但他深信，一度向往的自由、基督的爱等崇高理想是永远不会实现的。因此，当基督再度降临人间时，宗教大法官请他不要妨碍他的事业，把他撵走了。伊凡杜撰的宗教大法官是暴力和奴役的象征，他完全抹杀人的自由的个性，认为人不可能自由地选择善恶和信仰，承受不了“自由选择”的沉重负担，只能接受强权统治，对偶像顶礼膜拜。实质上他把人分成了两类，芸芸众生只配受奴役，而强者可以为所欲为。伊凡的思想与宗教大法官完全一致。但正如作家指出的那样：“伊凡·费奥多罗维奇是深刻的，这不是当代的无神论者，他们的无信仰只说明世界观的狭隘和才智的平庸呆板。”[7]伊凡不信上帝，但又怀疑自己的结论，向往获得信仰。总之，在信仰问题上，伊凡的内心已经分裂。他从同情人类苦难的人道主义立场出发，走上了无视任何道德准则的极端个人主义的道路，陷于矛盾的泥淖而非常痛苦，这是他的悲剧。因此，一方面，他从“一切都可以做”这一原则出发，对父兄之间的矛盾听之任之，甚至希望“一条毒蛇咬死另一条毒蛇”；他明知斯梅尔佳科夫有行凶打算而不加阻止；他不信上帝，傲慢、虚荣，爱过舒适的生活，在气质上最像老卡拉马佐夫……另一方面，当他了解了斯梅尔佳科夫根据他的思想杀害了他的父亲后，他感到震惊，认为自己是思想上的凶手，这表明他的言行并不完全一致，并非要坚决地实行自己信奉的原则。他在法庭上承认自己是凶手也不等于他认罪悔悟，彻底抛弃了原来的思想。伊凡在法庭上的供认颇多戏谑调侃，充满了对人的蔑视和仇恨。他的供认和精神失常只是表明他个人主义思想的破产，并不意味着他思想的最后转变。正如阿廖沙所说，他面临着两种可能性：“他不是在真理的光照下站起来，就是为自己曾献身于使自己失掉信仰的东西而对人对己进行报复，最终在仇恨中毁灭自己。”

值得注意的是德米特里和伊凡都从人类的苦难出发，考虑世界性的问题，前者获得了精神上的复活，后者在精神上完全堕落，主要原因是德米特里心中有个上帝，而伊凡是个无神论者，必然投入“魔鬼”的怀抱。这两人不同的结局反映了作家的思想及其局限。

佐西马长老与伊凡相对立。他出身贵族，年轻时是一名军官，过着放荡的生活。终于有一天他突然领悟到自己生活在污泥之中，意识到每个人应该为大家承担罪过。从此以后他的生活发生了转折：他主动向被他殴打过的勤务兵忏悔，不顾社会舆论与决斗的对手和解，辞去军职，进修道院当了教士。他出现在小说中时，已经是一座著名修道院的长老。丰富的阅历、坚定的信念、过人的智慧甚至使他蒙上了先知的光环。他虽年老体衰，仍然虔诚地履行长老的职责。他为众人祈祷、祝福，接受信徒的忏悔，与受苦受难的人谈话，以爱去抚慰他们的心灵，时时刻刻在宣扬基督的思想。他赞美上帝和他的一切造物，认为“生命就是天堂”，深信地上的天堂将会实现，人们最终还会选择对上帝的信仰；他要求人们用爱去改造自己的精神，“以完整的世界性的爱来爱整个世界”；要相信人们的思想感情与“上天的崇高世界”有神秘的联系；他劝说人们主动承受苦难，在苦难中戒除多余的需要，遏制骄傲情绪，分清善恶；他声称每个人都应该为别人的罪过承担责任，因为如果你是正义的，别人也许就不犯罪了；每个人也要尽量“做大家的仆人”，在精神上人人平等，这样才能出现“人类的伟大团结”。他特别强调只有“人民能够拯救俄罗斯”，因为人民心中有上帝，保持着信仰和谦恭，没有奴性，他的精神力量能使无神论者产生信仰。因此，如果抛弃人民和上帝去争取“合理的生活”，“必将血流遍地，因为血可以召来血，动剑的人必将被剑砍伤”。

佐西马的思想同样也充满了矛盾。他企图消除人间的苦难，追求合理的社会，一个人间的天堂，但又否定变革社会的道路，只寄希望于基督的爱、与另一世界的神秘联系和对上帝的信念，这与宗教大法官所提出的“奇迹、神秘和权威”并没有实质上的差别，依靠他的思想要达到“人类伟大的团结”，建成“地上的天堂”也无非是一种空想，是与社会发展背道而驰的，因此引起当时进步思想界的严厉抨击；但佐西马的思想中又有许多地方与正统教会和宗教大法官相对立。他与宗教大法官不同，相信人有能力自由选择自己的信仰，在善恶之间作出抉择；人和人之间能达到精神上的平等，人类发展最终会达到和谐的境界，生命就是欢乐，地上的天堂能够实现，而唯一的依靠力量是人民。这些体现了人道精神的思想也引起正统卫道士的猛烈批评。列昂季耶夫（1831-1891）根据正统的教义指出：“在这部长篇小说中真正神秘的感情表现得很弱，而一个教士所表达的人道主义理想却非常强烈和十分详细。”[8]“《圣经·新约》确实为了拯救个人来世的灵魂而提倡博爱和仁慈，但《圣经》中没有一处说过，人们通过这种仁慈能够获得和平和幸福，基督没有向我们承诺过……”[9]“……佐西马的教义是错误的，他谈话的风格是虚伪的。”[10]

佐西马的思想自然是作家同意的，类似的思想和观点在他的其他作品中，尤其是他的政论中曾反复出现过。在小说中佐西马是作为一个人物与其他人物进行平等的对话，虽然作家有意在众多的意识和声音中把他作为一个最崇高、最有权威、被众人仰慕和向往的形象来描绘，却显得抽象，他的理想缺乏现实基础，难以使人信服。就现实性和逻辑力量而言，佐西马的说教根本无法与“叛逆”和“宗教大法官”相比拟。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在谈到小说的这两章时，称它们为全书的“高潮”，曾不无自豪地说：“在欧洲，无神论表现这样的力量是没有的，也未曾有过。”[11]也许正因这种明显的矛盾，这部小说才引起当时思想界左右两方面的批评，但都无法否认其中的人道主义思想。

卡拉马佐夫家的小儿子阿廖沙是作家构思中的最主要的主人公。作者根据圣徒传的模式来描绘他的经历。他的基本特点是信仰上帝，纯洁，谦恭，羞怯，对个人利益持淡漠态度。由于一般人对他不理解，他常被人家当作一个“怪人”。他仰慕长老佐西马，为了摆脱“世俗仇恨”和追求爱的理想进修道院当了见习修士，但他的思想尚未定型，他的血管里流的毕竟是卡拉马佐夫家族的血。他要侍奉上帝还必须经受一系列的考验。当佐西马长老逝世后没有出现“奇迹”，尸体反而腐烂发臭时，阿廖沙的信仰发生了危机，虽然他没有放弃对上帝的信仰，但他抱怨上帝不公正，让长老的遗体发臭，损害了长老的形象，以致长老受到比他低下得多的人的指责；他听了伊凡的谈话后，“某种模糊、痛苦而邪恶的印象在他心底蠕动”。他怀着模糊不清的意图到了格鲁申卡家里……但作家很快使阿廖沙恢复了内心的平静。格鲁申卡的坦诚与善良使他深受感动，驱散了他内心的怀疑；他在跪拜长老灵柩后走到院子里，扑倒在地，拥抱大地，突然有了领悟。“他倒地时是软弱的少年，站起来时却成了终生威武不屈的战士。”似乎阿廖沙这个人物的发展已经完成。这样的变化实在过于迅速，也违背了作家自己的塑造人物的原则——“确认主人公的独立性，内在的自由，未完成性和未论定性。”

在小说中阿廖沙并不处于矛盾中心，甚至可以说游离于基本情节之外，但条条线索都汇总到他这里，几乎所有的主人公都向他吐露真情，把他当作检验自己立场的一种尺度，他没有积极的行动，似乎只是事件的旁观者，并不左右事态的发展，但他被大家信任和喜爱，对伊凡也有很大吸引力。他曾向阿廖沙表白要用他来“治疗自己”。但有信仰的阿廖沙却提不出有力的论据来反驳伊凡对上帝和世界的看法，根本不可能治愈伊凡的“病症”。

阿廖沙在小说中唯一的行动是与孩子们交朋友，和他们一起帮助伊柳沙一家。伊柳沙一家的苦难自然说明社会的不合理，但作者还有另一层寓意。作家力图通过对伊柳沙和他一家的苦难，阿廖沙和孩子们对他们真挚的同情和帮助表明：人间苦难并非如伊凡所说的那样是一种荒谬，毫无意义。人在苦难中将更为深刻地认清善与恶，意识到自己对别人的苦难负有责任，从而激发起伟大的感情——同情和爱，只有这样的感情才能把人们联系起来。阿廖沙和十二个孩子便由这种感情联结在一起。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阿廖沙和孩子们（包括伊柳沙在内）的关系是建立人类未来幸福大厦的基石。这样，作家便陷入了矛盾的怪圈：一方面要消除人间苦难，另一方面又肯定所谓苦难的积极意义。

在这部小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只写了阿廖沙“青春时代的一刹那”，在第二部中将描写他离开修道院以后的生活经历，经过种种磨难后获得坚定信仰的全过程。因此他虽然是善的象征，但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还是一个“捉摸不透，并不明确的活动家”。

斯梅尔佳科夫是疯女丽萨维塔被老卡拉马佐夫奸污后生的孩子，由卡拉马佐夫家的仆人格里戈里·库图佐夫抚养长大，后来成为卡拉马佐夫家的厨子。这是一个肮脏卑鄙的灵魂，恶的象征。他亵渎圣物，仇恨一切俄国的东西，公然声称为了个人利益可以背叛自己的信仰。他不仅怯懦，而且狠毒、贪婪；无论从社会地位或心理素质来看，他都是一个奴才。在小说的形象体系中他与阿廖沙相对立，却是伊凡的“同貌人”。他实践了“为所欲为”的原则——为了取得钱财，杀害了老卡拉马佐夫并嫁祸于德米特里，在审理这一案子的前夜他向伊凡讲述了他谋杀的经过以后就自杀了。

小说情节的主线是弑父、错判和查明真正的凶手。从侦查和刑事方面来说，这类情节与侦探、惊险小说的情节相似，但《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情节与它们又有本质的差别，它的发展不是以查出凶手为最终目标，而是找出凶杀的真正动因，结果情节的深入发展与一系列伦理道德、社会政治、哲学等问题联系了起来，深化了情节的思想内涵。

小说情节发展迅速。叙述人描述了悲剧发生前三天和后三天里的事情，包括尾声中的一天，前前后后总共不过一周，时间的跨度也不大，从八月底到十一月（包括悲剧发生后有一大段的间歇）。在情节的时空处理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基本原则是将众多的事件或各条线索集中在同一时间内，在同一层面上平行展开，使不同的人物在不同的情势下用不同的声音唱着同一种调子，形成多声部性或复调。在小说中，卡拉马佐夫一家在修道院聚会之后情节的几条主要线索同时平行展开，有些事件在时间上是重叠的，（如斯梅尔佳科夫杀害老卡拉马佐夫的时候，德米特里正去找费妮娅打听格鲁申卡的下落，然后再到佩尔霍金那儿赎回手枪，准备去莫克罗耶见到格鲁申卡之后自杀；伊凡在去莫斯科的路上；阿廖沙从格鲁申卡家里回到修道院，解决了自己的信仰危机。）在内容上互相呼应，即通常所说的“对立”（如德米特里的“热心的忏悔”，伊凡的“叛逆”“宗教大法官”，阿廖沙编写的长老传略和他的谈话）。在情节展开的过程中，主要人物直接或间接地环绕有无上帝和灵魂永生的问题进行对话。这些对话是哲理性的，似乎游离于情节之外，实际上却决定着人物的行动，特别是说明发生凶杀的思想动因。

《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主要人物，无论是伊凡，或是德米特里，都具有较强的自我意识，反对对他们“背后议论”，作出确定的评语，认为自己有能力从内部变化，而且只要还活着，他们还没有完成自己的发展，还没有说出自己的最终见解。他们不是作者的传声筒，在对话中可以直抒己见，将自己的思想发挥到极致。如伊凡在“叛逆”和“宗教大法官”这两章中，似乎他的声音压倒了作者的声音，甚至连保守的自由主义批评家戈洛温也指出：“……‘宗教大法官’这一神话使读者困惑不解，作者到底认为谁更正确——是代表尘世利益，不信仰宗教的人，还是创立了宗教的基督呢？……无论救世主的形象引发的爱是如何温暖，读者总是摆脱不了这样的想法：施舍非尘世仁爱的他终究是不对的，因此赎罪的事业失败了。只要叙述在继续，两只秤盘处于绝对平衡状态，您不会获得基督的仁爱完全胜利的宽慰印象。”[12]这是因为作家对主人公采取了一种全新的立场，把他们作为具有充分自由和独立的个性，与他们平等地对话。当然，主人公的声音强化到与作家的声音相当，具有同等价值，也只能在相对的意义上接受。事实上，主人公的“独立性”始终受到作者的制约，正如巴赫金所说：“我们确认主人公的自由，是艺术构思范围内的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自由如同客体性的主人公的不自由一样，也是被创造出来的。但是创造并不意味杜撰。”[13]显然，主人公的独立性以及他声音的独立价值都是相对的，无非是强调在艺术构思范围内作家必须根据人物本身的逻辑发展进行创造，而不是杜撰，而作家作为创作主体，不管在小说中以何种形式出现，总是通过各种手段，表达自己的声音，起着制约作用，就以“叛逆”和“宗教大法官”为例，作家也是通过种种艺术手段竭力否定伊凡的说法，或暗示他的叙述是魔鬼的诱惑。

《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主要人物都具有两重性。作家总是将对立的两极集于人物一身，使之互相映衬，在复杂、微妙的境遇中，在紧张的对话中发生碰撞、显露，出现交替和更新。不仅伊凡、德米特里，女主人公卡捷琳娜、格鲁申卡也都是这样。卡捷琳娜大胆果敢，富于自我牺牲精神。为了挽救父亲的声誉，她不惜冒险去见德米特里。她对德米特里的“帮助”既感激，又意识到自己受到了侮辱和伤害。因此她甘愿做他的未婚妻，用加倍的补偿，在精神上进行报复。对所爱的人伊凡百般折磨（也是自我折磨），强迫自己扮演一个忠实的未婚妻的角色。她对德米特里和伊凡的爱与恨是混合在一起的。在法庭上以及审判以后明显地表现出她对德米特里和伊凡在感情上的变化和爱与恨的交替。格鲁申卡原来是个善良、热情的少女，被一名波兰军官欺骗和遗弃，后又为家庭所不容，几乎流落街头，最后被富商萨姆索诺夫收留，成了他的情妇。不幸的遭遇和难以弥合的创伤在她心底滋生了一种要向社会报复的情绪，因此她那善良的本性又渗透着仇恨的心理，这种矛盾的性格常常左右着她的言行——她时而羞怯、温顺、善良，时而大胆、凶狠、恶毒。她出于报复心理，挑逗、耍弄卡拉马佐夫父子；但当悲剧发生后，她立刻承认自己是祸根，为自己过去的行为而真诚地忏悔，德米特里真诚的爱终于使她发生很大的变化，主要是她的内心矛盾趋于平复，她的善良本性得到了充分的显露。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复杂的两重性格都有与其相对应的“同貌人”。《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伊凡便有几个“同貌人”。他们是拉基京、斯梅尔佳科夫、魔鬼，甚至老卡拉马佐夫；这些同貌人是伊凡思想可能发展的几个阶段，但作家不是把它们放在时间的流程中，而是放在横向的平面上加以描绘，使伊凡和他的“同貌人”互相映衬，更为深刻地揭示出伊凡的两重性格。

与作家的前几部小说相类似，《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心理分析仍然是以刻画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个性在特殊事件或在事件的旋涡中，在与其他思想意识的交往和对话中的种种复杂而又痛苦的内心感受，特别是两重人格的心理为主。但在表现手段上，在最后一部小说中作家主要运用人物的对话或场面的描绘来表现人物的心理，而作家的直接叙述或分析，甚至对白化了的内心独白都使用得比较少。如因父亲受到凌辱而感到痛苦、不平、愤怒又无法雪恨的伊柳沙的心理是通过他父亲斯涅吉廖夫在与阿廖沙谈话时转述父子俩的对话以及伊柳沙如何抱住他痛哭的场面来表现的；斯涅吉廖夫遭到的深重的伤害，又因自己的贫困而难以维护的自尊心在他将阿廖沙送给他的二百卢布扔在地上，用脚去踩踏并大声叫喊“你们的钱……”的这一场面中获得了极为强烈的反映；德米特里与老卡拉马佐夫和卡捷琳娜的矛盾，由此而引起的他内心的折磨和难以忍受的痛苦，他的两种理想的激烈斗争是他向阿廖沙袒露心迹时直接叙述出来的；卡捷琳娜对德米特里和伊凡的感情，她过去所受到的精神创伤，对德米特里的长期积怨在法庭上以证词的形式作了尽情的宣泄。对上述的场合作家并不对人物心理作详细说明，完全是人物通过对话或自己的叙述来展现自己“心灵深处的奥秘”的。小说中对人物下意识的描绘尤为精彩，独具匠心。描绘下意识的心理活动虽然离不开作者的说明，但仍以对话为主，在小说第二部第二卷第六、七章《暂时还很不清楚的一章》和《“跟聪明人谈谈也是有趣的”》中，斯梅尔佳科夫在谈话中已经暗示他将利用老卡拉马佐夫和德米特里的矛盾假象杀害老卡拉马佐夫，劝伊凡早日离开，而伊凡对这种暗示不置可否，只是告诉斯梅尔佳科夫他明天将去莫斯科。这次谈话已经使伊凡感觉到父亲可能被害，但尚未明确意识到或不敢明确。第二天在去莫斯科的火车上，他心中“突然笼罩上一片阴影，一种有生以来从未感到过的哀伤在心中滋生”。他承认自己是“下贱的人”。当时，伊凡并不完全理解产生这种情绪的原因，因为支配着他的是潜伏在下意识中的思想——一切都可以做，弑父也行，只要我不直接卷入。只是在案发以后伊凡回忆和分析当时的情景，通过与斯梅尔佳科夫的三次谈话（见第四部第二卷第六、七、八章）才明确他当时的言行所含有的真实思想，即默许了斯梅尔佳科夫的图谋。这里对话在揭示伊凡下意识活动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尤为典型的是伊凡的内心矛盾和思想冲突化为了两种声音，以两个人的对话形式表现出来，这便是伊凡和魔鬼的对话（见第四部第二卷第九章）。在对话中魔鬼将伊凡某一方面的思想和感情——用伊凡的话来说，“最卑劣、最愚蠢的一个方面”，即他的无信仰，否定一切，犬儒主义，人就是“人神”，可以为所欲为，以及他的犹豫不决、良心上的磨难，等等，表现得淋漓尽致。

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在60年代初就向往19世纪能出现一部“艺术巨著”，它不仅体现“基督的思想”，即“恢复……堕落的人的本来面目”，“为社会上被侮辱和唾弃的毫无权利的人辩护”，而且“将充分而永久地表达自己时代的追求和特征”[14]。19世纪60年代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发表后，更引发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现代史诗性小说的想法。他所理解的现代史诗性小说面向俄国的现在和将来，主人公不是传统的贵族，而是历尽生活磨难，最后获得信仰的现代俄国人。为了实现这一想法他在70年代初构思了《无神论者》、《大罪人传》，但都没有实现。这些构思的部分内容分别写入了《群魔》、《少年》和《卡拉马佐夫兄弟》。前两部作品基本上还没有突破传统长篇小说的框架，只是在最后一部作品中作家才实现了创作现代史诗性长篇小说的愿望。在这里作家将一个家庭的历史和当代重大的政治、社会、宗教、伦理、哲学问题相结合，将种种难以相容的场面汇合在一起：家庭的争吵，爱情和财产的纠葛，卑劣的情欲和崇高的追求，哲理的对话和神话，教士的生平和说教，心灵的煎熬与忏悔，朱门的狂欢豪饮与穷人的悲惨生活，谋杀与侦破，法庭上的起诉与申辩，等等，引入了史诗、悲剧、宗教神秘剧、哲理、惊险小说等因素。因此就小说体裁特点而言，有的评论家称《卡拉马佐夫兄弟》是“综合性的长篇小说”[15]。

《卡拉马佐夫兄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重要的一部作品，充分体现了作家创作的思想、艺术特点。在这部小说中作家力图证明，在俄国从农奴制转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传统道德观念已经瓦解，人民遭受着深重的苦难，处于畸形人际关系中的人们难免一个悲剧性的命运。“卡拉马佐夫气质”便是这种不合理的社会的产物，在这样的环境下必然会产生否定上帝、否定现存社会制度、要求变革的种种思潮，可是无神论、“社会主义”（实际上作家指的是空想社会主义或无政府主义）又会带来新的祸害，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的解决这一矛盾的答案中又暴露出企图从苦难中求得新生，以宽恕、爱、信仰上帝来建立互相团结、和谐幸福的人间天堂，反对革命暴力的空想。但是作家在小说中提出的人生意义、无神论和社会主义、宗教信仰和伦理道德、社会主义和个性、人性中的善与恶、个人命运和俄国前途等问题以及对资产阶级道德的批判却表明了这部作品内容的深度。

《卡拉马佐夫兄弟》在俄国和世界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尤其是他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影响了许多作家，不难从他们的作品发现与他的渊源关系，如扎米亚京（1884-1937）的反乌托邦小说《我们》（1920-1921）中的救世主就会使人想起《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宗教大法官；托马斯·曼自己承认，他在创作长篇小说《浮士德博士》（1947）的过程中曾一再阅读伊凡·卡拉马佐夫与魔鬼谈话的篇章；像罗曼·罗兰那样的著名作家，谈到俄国文学的影响时都会提到《卡拉马佐夫兄弟》。弗洛伊德称：“《卡拉马佐夫兄弟》是迄今为止最壮丽的长篇小说。小说里关于宗教大法官的描写是世界文学中的高峰之一，其价值之高是难以估量的。”[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