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万移民下珠江
昨日每亩只能承载两三人的土地，今天爆发出能承载二三十人、二三百人乃至上千人的魔力。昨天劳力严重过剩的困境迅速被今天的劳力短缺危机所替代。
过去一年干活半年闲、摆龙门阵、蹲墙根晒太阳、自由散漫惯了的人们，如今连吃饭、走路都得像冲锋。
工业化浪潮在珠江三角洲古老的大地上奔涌，昔日弥漫着田园牧歌情调的桑基鱼塘、植林稻海上，梦幻般地冒出了一座座气势恢弘、神情冷漠的工业厂房，钢筋水泥吞噬着良田沃土。伴随着耕地令人忧心地锐减，一个几何学无法解释的变化奇迹出现在人们眼前：昨日每亩只能承载两三人的土地，今天爆发出能承载二三十人、二三百人乃至上千人的魔力；昨天劳力严重过剩的困境，迅速被今天的劳力短缺危机所替代。百万本地农民“洗脚上田”，刚填平新的工厂的劳力缺口，成千上万栋新厂房又在沃野上崛起，向世人眨巴着饥饿的眼睛。珠江三角洲劳力不敷使用，中国近代史上规模空前的人口大流动出现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少男少女，带着玫瑰色的希冀，告别父老乡亲，被珠江三角洲强大的引力吸入她宽厚的怀抱，这个社会经济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动人心弦、发人深思的现代剧。形形色色的“南下军团”
乌蒙山区。
贵州省毕节县。城镇山寨传播着一个令人兴奋的讯息：根据同广东达成的协议，省劳动部门将首批向广东东莞输出劳动力的任务优先安排给了毕节县，以扶助山区脱贫致富。
毕节县是贵州的“第三世界”、高寒山区。这里层峦叠嶂，海拔近两千米，交通不便、土地贫瘠，山民们以种玉米、烤烟为主。全县人口986万，劳动力四十多万，其中农村劳力就有三十多万。劳动力过剩一直是件十分恼人的社会问题。
向广东输出劳务的讯息一传开，最感兴趣的是那些家境比较宽裕、本人又有一定文化的城镇待业青年。贵州、广东，关山阻隔，但那伴随着广东的劲歌金曲，透过峰回路转的山道，不断传入这闭塞山区的各种间接信息，早已使这里的小青年们有足够的素材和想象力来编织自己的广东梦：车如流水、城市不夜、灯红酒绿……反正，是个繁华兴旺、挣大钱的地方。
山民们没有外流的传统，可这次，却表现出了空前的热情，城镇姑娘抢先报了名，乡村姑娘也蜂拥而上。僧多粥少，自然是“高干子弟”优先。于是，从村到县，各级“高干”的子弟及有门路人家的子女，挤了进来。面对热情如此高涨的社会各界，刚开始还担心任务完不成的县劳动局，这下也提高了要求。
完全像招正式工人一样，先搞“三自愿”——本人申请、家长签字、单位或乡村出证明，再搞政审、体检。最后，还要求入选者每人自备120元车旅费，一部分当盘缠，一部分当到工厂后头一月的生活费。
“贵州军团”组成了。251人，年龄17～25岁，清一色的姑娘。
“军团”分三批开拔。县委、县政府对山区划时代的这次“娘子军”远征给予了高度重视，让劳动局派专人护送，派人在贵阳、怀化、广州三个中转站联系打尖。
开拔的这天，万人空巷，场面热烈，气氛悲壮。姑娘还嘻嘻哈哈，父母却涕泪横流：“乖，广东那地方是个花花世界，不习惯就回来，金窝银窝不如自家草窝，家里再愁也不愁你这几口饭！”……
从毕节到广州，足足走了五天。到了广州，还没来得及饱眼福，姑娘们就被分到东莞农村的几个工厂。
语言不通，水土不服，劳动紧张，生活内容贫乏……现实与想象相去十万八千里。“广东这地方不是人待的。水井就在鱼塘边，当地人却拉屎喂鱼……四脚虫墙上爬，蚊子像轰炸机……”一个姑娘向家中发出这样一封诉苦信。紧接着，家境优裕的人首先溜号了。伴随着她们的回归，谣言在家乡传开了：“不得了哇，姑娘们一到东莞，要排好队，脱光衣服，让解放军挑，拿去当婆娘。”“进了厂就脱不得身，逃走抓回来要脱光衣服吊起打。”……
谣言越传越邪乎。家长们一个个都吓坏了。正在手足无措、举棋不定之时，鸭池区一个副区长伙同另一个干部已抢先把女儿接回来。他们的现身说法更具有权威性：“那个地方恼火得很，娃娃们一个个熬得黄皮寡瘦的让人心疼。”
这下家长们真正慌了神，有的寄盘缠，有的捎口信，不少人甚至千里迢迢杀奔广东，接女儿来了。县劳动局见娘子军军心动摇，大有全线崩溃之势，赶紧派员前往东莞安抚，不曾想适得其反，“残存”的姑娘们见劳动局来人了，顿时一个个觉得自己吃了亏。于是义正辞严，向政府官员提出两点要求：我们同意按合同干足两年，但县上必须答应回去以后农村的转为城市户口，城镇的得优先安排工作。观点转了过来，当初争着来广东“淘金”的姑娘如今俨然成了“抗美援朝”式的荣军了！
县劳动局不能满足她们的要求。结果，“贵州军团”全线崩溃，多数姑娘溜号回家，挺过来的少数坚定分子也成了散兵游勇。
“贵州军团”的崩溃史，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也是内地各省有组织地向珠江三角洲输出劳务的一个侧影。它典型地反映了社会各界对劳务输出的心态及珠江三角洲劳动力流动的现状。
珠江三角洲自1980年开始劳务输入，至今已吸纳上百万外来劳力，其中十之七八是年轻姑娘。劳力流动的总体规律是：来得多，走得多；不断走，不断来。伴随着时间的推移，是这一浪潮波及的范围越来越大，最初是广东山区、邻近省份，到现在，已扩展到全国除台湾、西藏以外的所有省份，卷裹和牵动了上亿人口。
就在“贵州军团”全线崩溃的同时，内地许多省市的省长、市长、县长们纷纷带队南下广东，洽谈劳务输出事宜。记者在一个小小的莞城镇，一天之内就见到了来自江西、辽宁以及总结经验以图东山再起的贵州等三个省的劳务输出洽谈团。东莞市1989年计划输入外来劳力5万人，已有19个省市的劳动部门前来联系洽谈。辽宁省希望把5万指标全部包下来。辽宁省的胃口为何这么大?该省劳动局的同志告诉记者，因为辽宁全省现有剩余劳力高达两百多万人。
在珠江三角洲的百万劳务大军中，最坚定、最吃得苦的，是那些没有政府组织、保护、自发流入的散兵游勇；最能战斗的队伍不一定是来自贫困地区。最发人深思的是，四川、贵州两支“部队”，同属大西南，语言、生活习惯同出一源；贵州为少数民族聚居的边远落后省份，“苦甲天下”；四川则号称“天府之国”，富甲神州。但是，“贵州军团”在这里却是弱不禁风，一触即溃；四川“游击队”却是落地生根，愈战愈勇。
除了输出形式不同这一后天因素外，先天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四川号称“天府之国”，但真正的天府只有成都平原那一块弹丸之地，全省绝大部分地区多属丘陵和山区，但这些地区都沾了“天府之国”的光，没有外援，于是乎，自力更生，天经地义。
贵州的自然条件同四川多数地区相同，但却沾了少数民族省份的光。几年来，国家不断地扶持，年年给她输血，于是乎，反倒造成了许多人等、靠、要的惰性，缺乏开拓精神，甘于守贫。
不从后天上找原因，你就无法解释这样一个矛盾的社会历史现象：“贵州先民大部分是从四川移民来的，为何一成贵州人后，就丧失了四川人那股披荆斩棘、吃大苦、耐大劳的传统精神？”古人云：“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此语耐人品味。
在珠江三角洲的“三来一补”企业和乡镇企业采访时，除了广东、广西、湖南人外，记者遇到最多的就是四川人。他们多是通过亲朋牵线，自发流入这个陌生地区的。人生地不熟，工作也艰苦，但他们却大都情绪稳定，表现出极大的知足感。在顺德县桂洲镇的一家乡镇企业里，厂长向我们介绍了他手下的一名四川籍工人。这是一个来自广安县的农村青年，他不仅自己来到这里，还把老婆也带来了，他对自己的处境很满意。他告诉记者，在这里，一个月能挣200～300元，在老家，累死累活，一个月顶多能挣100元。因此，他决定把自己的弟妹们也带来。
在东莞市虎门镇，记者在一家“三来一补”企业里遇到了四五个四川籍男女打工者。他们分别来自四川的云阳、开江县。春节在即，别人纷纷打点行装，准备回家探亲，他们却决定留下来“再干一年，多挣一点钱回去!”说这话的青年来自开江县农村，26岁，家有妻子和两个孩子，他目前月收入才130元，离家已经半年多。
珠江三角洲日益兴旺的劳务市场是一面社会多棱镜，它能折射出千种人生，万般心态，令人深思！
甘苦相伴的“打工”生涯
广深公路近三百余公里沿线是珠江三角洲“三来一补”企业最密集的黄金地带。星罗棋布的小镇的墙上，除“专治男女不育”、“包治男女性病”这类广东城乡随处可见的江湖广告外，最醒目的就是那花花绿绿的“招工启事”了。一块电影银幕般大的墙面新贴出七八张招工告示，记者随手记下三则。
告示一：我厂现急需制袜女工10名。我厂长期货源足、工资合理、稳定准时、有食宿安排。
告示二：我竹塘电子厂因扩大生产，现急需招收年轻电子女工多名。我厂货源充足、工资高、粮期准、有津贴、住宿方便。
告示三：本厂现需要招收熟手、半熟手女车工20名。我厂有良好的厂房、货源充足、粮期准、食宿免费、加班有津贴。
告示下，常有成群结伙的姑娘驻足观看。她们的年龄多在18～24岁之间，装束打扮出奇地相似：下绷紧身牛仔裤，上穿毛衣，头发像阿拉伯妇女的头巾，浓密地披垂下来，只余窄小的面孔在外边。
在珠江三角洲如蛛网般的公路上，每天有数以万计的打工青年在各乡镇间流动。他们多是来这里已有一年半载的“老资格”，在“货比三家”中选择自己最中意的厂家，如果干一段时间觉得不合适后再“跳槽”。他们是外来劳力中最活跃的部分，正是他们的流动，沟通着散居在千万个工厂中的打工青年的信息，使他们明确自己所处的境地，从而做出是“跳槽”还是再干下去的决定。正是他们的流动，迫使老板们随时调整自己的经济政策，以稳定工人情绪。
在凤岗镇美达玩具厂舒适的写字楼里，我们就邂逅了这样一位不断“跳槽”、最终成功的姑娘。她是广西钦州人,现在是工厂的会计和报关员，固定月收入200元，居住在同工人严格分开的文员区域，食宿免费。显然，她已从“蓝领”进入“白领”阶层，是打工女中为数不多的幸运儿。她叫班扬明，现年19岁。小班落落大方地向我们介绍了她的经历：初中毕业后，跟叔叔第一次下珠江时，只有17岁;先在常平镇手袋厂打工;干了8个月，叔叔去广州了，她自己回了广西；回到家乡无所事事；不久，又串联了几个姐妹，一块下珠江，在凤岗镇盐田宾石厂打工；一天工休，三人结伙去邻近的塘厦镇玩，在广告栏上见到美达玩具厂的招工广告，觉得条件不错，她当即和一个姑娘毛遂自荐；到这里后，先在车间当工人，因工作出色、处事老练，很快被香港领班提拔进了写字楼。但是，像她这样的幸运儿实在太少了。一般的打工仔和打工女是怎样工作和生活的呢?
靠近宝安的客家山区樟木头镇，是珠江三角洲“三来一补”业务繁荣的缩影。这个17万人口的小镇，涌来了一万多外来人，成为这里一百七十多家“三来一补”和乡镇企业的工人。
外来人口的蜂拥而入，为这个山区小镇带来了滚滚财富。1978年以前，这里的工业几乎是空白，但是到了1987年，全镇仅工业缴费收入就达三千多万港元。外来劳力庞大的消费需求，又刺激了这里第三产业的空前繁荣，弹丸小镇五脏俱全：商店、发廊、酒楼、旅社有84家，个体摊档240家。精明的商人们看中了这一开发前景广阔的领域，纯粹由价值调节的“文化市场”也在这里形成了。
这是小镇中心一家设备简陋的酒店，白天卖酒食，夜晚当歌厅。夜幕降临时分，随着成群拥入的打工青年，我们挤到了灯火辉煌的樟木头酒店前。歌厅内爵士音乐震天动地，歌厅外一张别具一格的海报前站满了人。海报题头是：樟木头酒店特邀广州大西洋轻音乐队，门票每张35元。
演出尚未正式开始，窄小的歌厅已是水泄不通，大门口却还人头攒动，挤满了精神饥渴的青年们。据卖票者称，头夜门票250张，爆棚!今夜亦然。
我们挤进歌厅，恍若进入美国西部片中展示的牛仔们聚会的酒吧。“老板娘”高坐柜台卖酒水，大厅内里三层外三层，叠床架屋式挤满了少男少女，墙根处腾出一块乒乓球桌般大小的地方，那就是“大西洋”的舞台。激光闪烁、电声震天。一个男歌手在台上捶胸顿足、放声嚎叫；伴舞姑娘酥胸半裸，伴舞的小伙子长发披肩；乐队中站着一个满脸胡髭、戴着墨镜、手舞足蹈的大汉，据说是“鬼马歌星胡须佬”!
出人意料的是，舞台上虽然充斥着挑逗的气氛，音乐也使人兴奋，但精神饥渴的少男少女，却一个个静若处子，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理智和冷静。
“这不是有修养的表现，而是麻木的反映。精神、肉体双重麻木。”一个研究劳动保护的学者向我们解释说：“三来一补”企业中打工的青年，每天劳动时间都在12小时以上，一年365天，难得有星期日，人同机器一样长期疲劳运转，哪能有正常人那般闲情雅致！
缺乏起码的劳动保护，工人精力、体力超负荷运转是“三来一补”企业存在的普遍现象。就在樟木头酒店演出火爆之时，80%以上的打工者还在灯火通明的车间里加着班。惠阳一家名叫新艺手袋厂的企业，工人1月加班29个晚上，每晚3小时以上，有4个晚上是通宵加班，1天干了近24小时。有的工厂，中午吃饭只给20分钟时间，吃完饭马上接着干。
这类做法连一些港方雇员也看不过去。一位姓刘的先生说：“有些香港老板赚钱也太不择手段了。”据他介绍：同样的劳动生产率，这里工人月工钱若200元人民币的话，在香港得开2 500～3 000元港币，折合人民币1 200～1 500元。另外，在香港，工人星期天休息，若加班，3小时发1天的工资，6小时当2天计，而且需征得工人同意。
对工人工作环境的保护更是空白。“三来一补”企业中有不少是塑料厂、玩具厂、人造花厂，这类企业的拌料工、喷漆工、印花工几乎天天要同有毒气体打交道，却毫无保护措施。
在东莞某塑料厂，一个普宁山区来的温姓青年向我们诉苦说：他在厂里干喷漆工，这种活不仅在香港没人干，本地人也不干。他也知道天天接触这种有毒气体，无疑是慢性自杀，但他还是要干。因为他不干，还会有别人干，这个工种比其他工种收入高一些，一月有250来元。他已干了两年多，计划再干一年，凑足4 500元存款后，回家学开汽车去。
他们无可奈何的选择和复杂的心理反映了这样一个严峻的现实：在家乡农村，自己为自己干活，比这还苦，但收入却比这儿还低；来这里为老板打工，比为自己干活还轻松一些，收入却高了，尽管这个收入与香港工人相比有天壤之别!
正是这悬殊的三级比较效益，诱使海外“三来一补”业务和内地贫困地区的百万剩余劳力蜂拥进入珠江三角洲，组成了新的社会生产力。
不合情而合理，不合理又乐意。这矛盾的现实、纷乱的是非，让这些年轻人愤怒而又趋之若鹜，苦恼却又不愿撤离，难怪乎有人说，这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症候特征!不能回避的历史选择
百万“移民”下珠江，经济上受惠最大者，当首推香港和珠江三角洲，这是毋庸置疑的。
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正值国际经济结构出现新的一轮大调整，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经济落后的国家和地区转移。其实，香港是个理想选择地，但香港消化不了，只能再行扩散，紧邻香港、投资环境较好的珠江三角洲成了理想选择地。这里不仅地价便宜，劳动力价格更便宜，一个电子装配工，在港月薪3 800港币，在此付给500港币就算高了，滚滚的剩余价值就流入香港。无怪乎有人说，开放以来，祖国大陆不知为香港造就了多少个百万乃至亿万新富翁。连香港人也不否认，珠江三角洲已成为香港经济的后援地，进入“三来一补”企业打工的百万“移民”便是造成这繁荣的重要力量。
“三来一补”企业和乡镇企业的大发展，诞生了数以万计的厂长、经理的新职位，以至于出现了咄咄怪事：一些乡村、派出所的干部(包括原生产队会计、粮库保管、记分员)以及知识分子(小学毕业生也算数)出任官职也不敷使用，输入劳力势在必行。
百万移民下珠江，对整个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到底起了多大作用?仅东莞市的统计即可一斑见豹：1987年一年，外来劳力为该市创造的工业产值达548亿元人民币，创汇3 744万美元。以一个外来工人平均每月消费70元为标准，年总计将近有2亿元的花销用在东莞。东莞市第三产业的空前繁荣，与此不无关系。
也许有人会问：与其肥水流入外人田，外地人不如回家乡做贡献，何必来此“受剥削”?
我们又一次遇到一个怪圈，一个理论和现实相矛盾的怪圈：不来这里为老板打工，留在家里能洁身自好，但只能守贫；纡“尊”降“贵”，出来打工，不仅能迅速脱贫，收入比在家乡当主人还高得多。“生活之树常绿，而理论总是灰色的”，要走出怪圈，恐怕还得再提歌德这句名言。
在珠江三角洲打工的外地人，通常月薪在120～400元之间，还能拿到超产奖、“红包”、加班补贴等，许多工厂还实行伙食免费或补贴。因此，打工者的大部分收入都能寄回家。邮局里汇款的外地人排长龙，在珠江三角洲各城镇屡见不鲜。
据东莞市邮局的统计，1987年一年，外乡人在邮局汇款有68万余次，汇出款项上亿元；仅12月份，外地人平均每天有2 600人次汇款，汇出款项120万元。而这几年大抓劳务输出的广东山区县龙川，连年劳务收入在三四千万元，占全县国民收入的近四分之一。劳务收入已成为这类劳力输出大户县解决温饱和增加生产投入的重要经济来源。
意义更为重大、深远而难以估量的收获，是百万移民经受了商品经济的熏陶和工业化文明的洗礼。
中国是一个商品经济不发达、工业化进程步履蹒跚的农业国，彻底改造国民素质，是实现现代化必不可少的步骤。珠江三角洲号称“中国商品经济最发达之地”，可在它的进化史上，却因人的关系，也上演过许多令人哭笑不得的闹剧。一百多年前，华侨实业家陈启源最早引进法国设备，在家乡南海县办起了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主义的机器工业企业——继昌隆机器缫丝厂，意欲把西方先进的生产力引进中国。可事与愿违，大幅度提高的劳动生产率在引得一些人仿效并达到局部推广现代工业文明这个目的的同时，也威胁了传统生产方式的生存。饭碗被打烂了的手工缫丝工人们，把愤怒悉数发泄到现代机器这个“魔鬼”身上，他们揭竿而起，聚众拆毁了机器缫丝厂。陈启源不得不撤离这板结的土地，把工厂迁往澳门。这段载入中国近代经济史的轶事说明，在漫长的农业社会中形成的小生产传统，是多么的顽固，现代工业文明的推广是何等的艰辛！
一百年后的今天，在陈启源的故乡，机声轰鸣，工厂遍地，农民们积极接受现代工业文明。短短几年不仅本地百万农民“洗脚上田”，务工经商，还把内地百万“移民”推进工业文明的大潮。历史的河流经过曲折、平缓的流动，终于找到了出口，一泻千里。经济巨流要在短期内打通淤积近百年的河道，荒弃了近百年的课业要在短期内补齐，突变和阵痛相伴而生。
没有温情脉脉的“大锅饭”，也没有高枕无忧的铁饭碗，只有商品经济严酷的规律和工业文明铁的纪律。过去一年干活半年闲、摆龙门阵、蹲墙根晒太阳、自由散漫惯了的人们，如今连吃饭、走路都得像冲锋，在严格的厂纪、厂规的约束下，他们的精神面貌不知不觉地发生了变化。走进车间工场，只见人人埋头操作，一派紧张忙碌、纪律严明的景象，就连当初受不了苦跑回去的毕节姑娘，也向家乡父老兄弟这样讲述她们的印象：“人家那边，一上班就紧紧张张的，街头上见不到闲人，哪像这里松松垮垮的，成天有人轧马路！”
更深层的变化在生存能力上。一些先期来珠江三角洲打工的广东山区青年，经过两三年的实践，不仅掌握了生产技术、积累了本钱，还摸到了办厂的门路，他们回到家乡办起了工厂，当起了“老板”。在他们身上，保守、狭隘、容易满足的小农意识已日渐消失，代之而起的是自强不息与进取开拓的奋发精神。
虽然，在下珠江的百万移民中，能当上厂长、文员的还只是凤毛麟角；但是，在珠江三角洲这个课堂里，百万移民已经或多或少地接受了现代工业文明，程度不一地形成了商品经济意识，开阔了眼界，增长了才干。若干年后，他们回家乡时，将带回一笔可观的财富，成为一支强劲的生力军。事实上，最早输出劳力到珠江三角洲的粤东、粤北、粤西山区，已经尝到了这一实践的“宏观”果实，他们正是通过向宝安、东莞、佛山等地输出劳动力、积累资金、培训人才而逐步发展起了“三来一补”企业的。珠江三角洲蓬勃发展的“三来一补”企业和乡镇企业，不仅促进了本地的经济繁荣，为外地人创造了众多的就业机会，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中扮演了中国历史上一座规模空前的培训工业化人才的“商品经济学院”的角色。
百万移民下珠江向人们呈示的，与其说是一幅田园牧歌式的画面，毋宁说是一部悲怆激越的进行曲，它在展示了其深远的历史战略意义这一基调的同时，也向人们奏响了由一节节不和谐音符构成的乐章：诸如老板的残酷剥削与工人的抗争；本地人与外来劳工之间的摩擦；外来劳工正当权益屡受侵犯；政府管理措施亟待完善。问题不断，矛盾迭出，欢欣与苦恼并存，光明与黑暗相伴，这充满矛盾的现实昭示人们：发展商品经济的原始积累过程——资金和知识、理论和实践的积累，并非一条铺满鲜花的坦途，而是一条坎坷不平的山路。尽管这是一条艰难曲折的路，却是不容我们回避的历史选择。
（原载于一九八八年十月《新华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