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门四匠”与“五子登科”

第二节1955年8月7日，王志纲出生在贵州省黔西的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家庭。这是王家的第三个儿子，父亲王荣江为其取名“王洛加”，意即“乐家”之意。有人说这个名字太一般，王荣江笑答：名字无非是一种符号，只要听起来铿锵悦耳就行了（果然，王洛加后来又改了两次名，这是后话）。

贵州是位于祖国大西南的边远省份，面积17.8万平方公里，人口3500万，其中少数民族占1/3。新中国成立前，贵州的经济非常落后，1949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只有8.49亿元，其中工业产值才2.06亿元。解放后贵州有了很大变化，但是由于经济基础差，与发达省份相比较差距仍然很大。

如果说贵州在全国属于“第三世界”，那么黔西在贵州也是“第三地带”。黔西属高寒山区，距离贵阳有120公里，坐长途汽车要颠簸5个小时。一条弯弯的鸭池河穿过乌江峡谷，两山对峙，吊桥荡悠，盘山公路上鸟声清脆，一派“桃花源里”的风光。可奇怪的是，尽管这里与外部世界如此隔绝，此地的文化教育却并不落后，黔西一中是贵州省的重点中学，年年高考升学率均列前茅。由黔西一中的教师们组成的黔西文人圈，集中居住在以“文昌宫”命名的巷子里，文人骚客们经常在水西公园里吟诗作赋，相互唱和。王志纲的父亲王荣江是黔西一中的教导主任，王家在当地可算是一个知书识礼的“书香门第”。

王家有家谱可考的是：一世祖王可贵为明末吴三桂总兵，后战死贵州乌江；二世祖王国柱从遵义尚稽经黑顶坡最后定居甘溪河，到王荣江这一辈，已传十代。

王志纲的祖父颇有眼光，不像其他地主一样把后人捆在土地上，而是努力送子女去读书，其中大学毕业者就有王荣江等5人，现散居全国各地乃至海外，这在农村是很少有的。他热心办慈善事业，修桥铺路，兴修庙宇，在家乡还办了一所普惠学校，当地人称“大善人”。

王志纲的父亲王荣江毕业于贵州大学，是一个全面发展的高才生。他不但博学多才，过目能诵，而且在体育比赛中也是个尖子，赛跑、跳高、跳远均拿过全校第一。王志纲的母亲杨淑洁（学名杨大荣），老家四川巴县，后迁来贵州，高中毕业。两人于1949年冬结婚，婚后生了6个小孩，4男2女，都是在经济困难、工作繁重的情况下生育的。母亲不但要负责全家8口人的生活安排，还要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这对于一个女性来说，确实难能可贵。

王志纲（应为“王洛加”）出生后的第二年，父亲被任命为黔西一中的教导主任，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很快“大跃进”与“三年困难时期”就到来了。王志纲从小是个胖娃娃，外号“窦尔墩”，身体要壮一些，胃口大一些，碰上困难时期减粮食定量，每顿饭都不够吃，妹妹王丹平就悄悄地从自己的碗里分一半给他。

1966年9月1日，在11岁的王志纲心目中，是个永远难忘的日子。这一天，黔西在县城中心的大府坝召开万人批斗大会，台子正中挂着“打倒三反分子王荣江”的大标语，父亲被拉到台上，头顶上戴几尺高的帽子，胸挂一张碑文（为母立碑）的12寸大照片，从晚上7：00一直批斗到深夜12：00。散会后把父亲关在学校，不准回家。造反派又几次到家中抓母亲去陪斗，吓得母亲不敢回家。

在同学异样的目光中，王志纲自然成了“狗崽子”。父亲天天被斗，在粮食局工作的母亲又被流放到农村去搞征粮，还有两个弟弟、妹妹被带到外婆家避难。小小的王志纲少年就识愁滋味。原本性情开朗活泼的丹平妹妹也变得沉默寡言了。

难得王志纲的父亲是个乐天派，在台上被斗，弯腰曲背，就权当练气功、练蹲功。“黑帮”要挂牌，他自己用牛皮纸做了一块，平时折起揣在口袋里，遇上红卫兵才拿出来应付一下。如此也熬过了两个月。

不料到了11月，县里把王荣江等11个“牛鬼蛇神”押到乡下去“劳改”，王家顿时失去了主心骨。正在读小学四年级的王志纲从此失去了读书的机会，开始了他四年的“童工”生涯。

王家原来是以父亲为中心的，而今父亲“劳改”，家中仅靠母亲37元的工资养7个人，日子怎么过啊！小小的王志纲也主动挑起了生存的重担。他养过蚕、割过草、挑过煤，尽一切可能创造一点点“经济效益”，以减轻家庭的负担。

割马草，早上5：00就得起身，干一天才得5角钱，一干就是半年。

挑煤炭，则是在晚上9：00动身，把月亮背在背上，一口气急行军40里路赶到煤场。那时劳动力真是廉价：挑80斤煤才给1元钱。小孩挑不动，只能挑60斤左右。11岁的王志纲挑着沉重的煤筐，又困又乏，常常一边挑一边睡，有时就滚到路边去了。这样，往往被人“收容”，60斤减为50斤，挑十里路，也不过挣几角钱。回家之后全身酸疼，难以入睡。如是，又干了几个月。

有一次，母亲被“流放”农村征粮，留下12元钱让二哥“当家”。那时二哥才12岁半，12元要过3个月，每天只好熬稀粥喝，喝得王志纲眼冒金星、全身无力。小时候家人叫他“洛大胖”，此时只剩干柴一把。有一次，外公托人带信来要弟弟妹妹的粮票（小弟、小妹正在那里避难），而粮票又不在家里，要找妈妈，可妈妈又不知“征粮”到了何处。

结果送“鸡毛信”的使命，就落到了11岁半的王志纲身上。二哥为了送行，让他饱食一顿，吃掉了全家“两天的定量”，然后送他出征。当时他穿着一件母亲的旧棉衣，有的棉花都露在外面。

那天下着毛毛细雨，小志纲问明了母亲在××区公所的地址，按大人指的路，找准电线杆，沿着电话线路走。从上午8：00一直走到下午5：00，走了40里路，饿得口水直冒。找到公所时，活脱脱一个“小叫花子”，母亲抱着他就哭。他喊着要吃饭，一口气吞下肚3碗半，母亲问他可饱，他的回答令人忍俊不禁：“肚子饱了，嘴巴还饿。”

留守大本营的二哥，当时只剩下5角钱，要管6天，3个孩子，怎么办呢？“红管家”没借一分钱，用2分钱一斤的价钱买了十几斤红薯根子，精打细算地居然也对付过来了。直到小志纲从妈妈那里补充了“粮草”坐汽车回来，他们4个才一块下馆子花5角钱买了4碗饭、1碗红烧肉，平生第一回打了一次“牙祭”。

1968年，王志纲13岁的时候，为了谋生学手艺，被送到40里外的一个工地上学当泥瓦匠。当时云、贵、川正在大搞三线建设，盖房子的泥瓦匠走红。小志纲个子还没有砖堆高，手艺更是摸不着边，一开始只能当下手，搅拌灰浆，搬运砖头，有时运砖的距离长了，就把一堆砖头抱在怀里，踉踉跄跄地来回。有一次，他挑着一担灰砂在脚手架上行走，天寒地冻，一不小心从5层楼上跌了下来，砸在一楼的石柱子上，屁股鲜血淋淋……

晚上，泥瓦匠们睡在附近的粮仓里，全封闭的房子里粉尘飞舞，又有许多老鼠满地乱窜，吓得小志纲蒙着脑袋发抖。

过了半年，14岁的志纲方才取得“学艺”资格，跟着师傅练刀功，抹“清水墙”——在那土墙上抹一层泥，再均匀地涂上灰浆。白灰有腐蚀性，搅拌时间一长，少年的10个嫩手指头都烂了，令人不忍目睹。就这样，包工头还克扣童工的工钱，累死累活干一天，才得8角钱，因为工头要扣下4角，说是抵饭费。可吃的只是豆子盐巴水，两个干辣椒，每天都饿得脸青青的。那年过年，小志纲用积攒下来的12元血汗钱，买了3只鸡，用背篓背着步行40公里，走了一天一夜赶回家。母亲抱着又瘦了一圈的儿子，实在不忍心杀鸡过年。那两只母鸡一只公鸡，可全是孩子的血与汗啊！

第二年，母亲说什么也不让志纲再去打工了，省吃俭用要逼着他去读书上学。那时，辍学几年的孩子要从头读起，和小他几岁的儿童一起上学，总觉得低人一等。小志纲为此不愿背书包，不肯走学校大门，上课前常从后门溜进去。就这样勉强学了一个学期，他还是离家出走——又当泥瓦匠去了。

不愿上学不等于不爱读书。王志纲从小就爱看“小人书”，街上有出租连环画的书摊，一两分钱就可以租一本，摆个小板凳坐着就看。志纲身上没有钱，就站在别人背后弯腰偷看，两年下来，什么《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演义》、《红楼梦》、《七侠五义》乃至现代的《铁道游击队》、《红岩》，一套套名著都“偷看”完了。

志纲有个舅舅在贵阳，他家里有几书柜好书，什么托尔斯泰、契诃夫、巴尔扎克应有尽有。小志纲有时跑到贵阳，就泡在舅舅家里，一本一本地啃书，一泡就是三五天，有时，他是干脆连书一块“失踪”。那时，俄国文学中，志纲最喜欢读的是高尔基的“人生三部曲”——《童年》、《在人间》和《我的大学》，读着读着，泪水不知不觉地涌出眼眶：怎么我的泥瓦匠生活和童年高尔基的遭遇这样相似呢？

这一时期，最有意思的是，王志纲为自己改了名字，父亲起的名字，本来并无深义，但父亲被批斗时，此名也是一个罪状，说他崇拜印尼总统苏加诺，所以将儿子命名为“洛加”。于是，志纲决心改一个好名字。那时，革命样板戏风靡一时，《红灯记》中的唱词“心红胆壮志如刚”响彻在大街小巷，王洛加看中了“志刚”二字的革命色彩，于是自己跑到派出所要求改名为“王志刚”。

若干年后，他当了记者，这才发现“志刚”这个符号在中国起码有几十万个，什么杀人犯、抢劫犯，也都“志刚”、“志刚”地凑热闹。他一气之下，又改了一次名，把“刚”更为“纲”，这一下划清了界限，“志纲”者，志在“纲举目张”也，或曰“志在探寻中国之坐标（社会之纲）”也，于是，从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

1976年王志纲在贵州黔西老家的老照片，当时他曾在照片旁题小诗一首：生性好思善想，秉性多悉多焦，热衷勤攻苦读，年少饱经风霜。

不久，王志纲的父亲从“五七”干校获准回家，以“半解放干部”的身份，参加师生活动。当时黔西一中原来敲钟、摇铃的工人因“当过伪警长”被揪出批斗，王荣江就接替了他的角色，每天敲钟、摇铃通知上下课时间。那时，一些学生开玩笑说王家是“一门四将”、“将军门第”，3个儿子，一个是石匠（长子王加洛到水城木冲沟煤矿当过打石工）；一个是木匠（二子王建生在跟木匠师傅学徒）；一个是泥瓦匠（三子王洛加在当泥水匠），加上父亲王荣江这个“中将”（每天敲钟的“钟匠”），可真是“一门四将”了！王荣江听了哭笑不得，看着这三个辍学做童工的儿子，王荣江经常仰天长叹：干了半辈子教育，培养上大学的人才不计其数，轮到自己家，竟全是“匠”字号人物。

不久，为了孩子们的前途，王荣江下决心把几个孩子接回来上学读书，不让他们再流离失所。王志纲从乌江归来，进了初中，读书不见有很大起色，打篮球却上了瘾。那时，学校校队不收他，他就自己组织了一个“学友队”，自封队长，每天天不亮就训练，而且还以“非主流派”的身份向校队挑战，结果把校队给“涮”了。再接再厉，又向县里的青年队挑战，不料竟战而胜之，王志纲因此大显威风，在县城里一时称霸。

1975年高中毕业后，王志纲就到了县青少年业余体校，担任女子篮球队的教练。当时他身边只有两本书，一本是《美国篮球训练法》，一本是《苏联篮球训练法》，从中融会贯通，竟也创造出一套“梅花阵”的快速反应打法，所率球队半年之内在联赛中夺得了冠军。王志纲1994年回贵州黔西，来到当年担任篮球教练时曾打篮球的地方感慨地留影。

然而，在脂粉堆中“孙子练兵”，毕竟不是王志纲的本意，他也不愿在浅水塘里挣扎一世。但是，凭他的出身，上工农兵大学无望，又不知平庸的岁月何时是个尽头。

那时，在一张训练照边，王志纲写下了一首题为《园丁》的小诗：雪地上荡漾着欢声笑语，

这是我们女运动员的英姿，

当她们苞绽花红之时，

辛勤的园丁却不知让命运抛到哪里！这里的“园丁”当然是王志纲的自喻了。

1976年7月，王志纲带运动队到地区参加比赛。当时正鼓吹“体育革命”，口号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于是，出现了如此荒唐的景象：月上中天，寒星闪烁，篮球队、足球队的选手们起五更，是为了争夺训练场地吗？不，大家争先恐后抢夺的是打扫厕所还是打扫厨房，因为“友谊第一，政治第一”。

王志纲看在眼里，笑在心里。不久“四人帮”被粉碎，百废待兴。王志纲信笔撰下一文——《如此体育革命》，投去北京《中国体育报》社。出乎意料的是，1977年元旦，《中国体育报》在头版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署名，刊发了这篇文章。王志纲从此当上了该报的特约记者，还得到了20元钱的稿费。在短短几个月中，他为体育报写了十几篇报道。这也许是日后他投身记者职业的一个契机。

1977年底，中国恢复了高考制度，一条康庄大道在王家子女的面前伸展开来。不久，王荣江的4个孩子同时考取了大学——二子建生考取郑州粮食学院，三子志纲考取兰州大学，大女儿丹平考取四川大学，二女儿丹丽考取毕节师专，轰动全县、全专区以至贵州全省，一时传为佳话。凑巧的是，那年王家一块地里有颗包谷，同时结了4个穗，在乡里也成为奇观。

几乎同时，父亲王荣江被任命为黔西二中校长，主持工作，接着又被批准为党支部书记。人们把这个家庭的几大喜事比喻为“五子登科”。

从“一门四匠”到“五子登科”，王志纲走出了坎坷的历史隧道，前面是一片光明。1994年春，王志纲回贵州黔西时在曾经的家门口留影，后面的大树为16年前离开时（上大学前）亲手所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