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

南龙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父母坚忍且务实，兄弟四人都继承了这份传统。在他们心目中，看一个人首先要看品格，拥有诚实正直比拥有财富名望更重要。这种信念并不需要外人的认可和张扬，但在这个家庭中始终都是一种催人向善的力量，生生不息。后来南龙兄弟几人都从事商业贸易，这或许和跨国家庭的氛围密不可分。

南龙的父亲南永喆出生在朝鲜半岛忠清北道清州市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自幼丧母。8岁时因为姐姐的出嫁，照顾年幼弟弟的责任就过早地落在了他身上。在那个受压迫的被日本侵略的时代，穷人的孩子若想摆脱饥饿，当学徒工无疑是最佳选择。为了帮家中分担生计重担，南永喆在10多岁时就到一家生产饼干的日资食品公司做学徒工，虽然微薄的补贴勉强够自己和弟弟糊口，但还是很开心。

在日资食品厂做学徒工不仅工作繁重，还受日本籍上司的欺压，南永喆觉得这样干下去没有出路。那时候，开车是个时尚风光的职业，然而学车不仅要交纳不菲的学费，还要有日语基础，这对一个只上过两年私塾的穷苦孩子来说谈何容易。为了考驾照，好强的南永喆硬是自学了日语，甚至把整本日语词典里的单词都背了下来。但由于日语基础薄弱，他还是没有拿到驾照。

1938年春，经人介绍，南永喆与一位农户的女儿结婚，第二年春诞下了聪明可爱的千金。孩子出世后，南永喆决定到当时经济比较发达的中国东北地区打工养家。

1939年4月，凭着半生不熟的驾驶技术，南永喆带着弟弟一起到中国东北佳木斯、哈尔滨一带谋生，起初是做副驾（给开车的驾驶员当副手），三年后他拿到了驾照。后来在一家日资出租公司谋到了一份开出租车的工作，生活逐渐稳定下来。想念妻女时就掏出随身携带的照片看看，平时通信联系主要靠书信往来。积攒了一定收入，除了留下极少的生活费，余下的全部寄回家。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南永喆和当地老百姓一道庆祝翻身解放。当时有一批被关东军丢弃的坦克车，为了尽快把这些坦克车开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指战员在当地招坦克手，南永喆自告奋勇，成为一名光荣的坦克手，执行起转移坦克的神圣任务。那时候东北土匪猖獗，几方势力盘踞交错。有一次，他开着坦克带领一个排的解放军战士转移阵地时，在当地遇到一股势力强大的土匪夹击，战士们凭借坚固的坦克车与土匪们进行周旋。当时敌众我寡，我方弹药有限，胶着下去对我方极为不利，幸好增援的骑兵及时赶到，把这股土匪一锅端了。

1946年，南永喆被东北民主联军选派到中朝边境的图们市，在新成立的汽车工会担任会长。当时的汽车工会是半兵半民性质，承担培养驾驶员、修理车辆、输送物资等艰巨任务，为东北乃至全中国的解放事业，以及后来的朝鲜战争输送了一批批优秀的汽车运输兵和后勤保障人才。

新中国成立后，南永喆向组织提出回南朝鲜探亲。考虑到他已经十多年没回家了，上级领导便批准了他的申请。然而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彻底阻断了回家探亲的愿望，南永喆就这样被挡在了朝鲜。冒着炮火的危险，他混在逃难的人流中，又返回到图们市。当年秋季，眼看与南朝鲜亲人团聚无望，迫于无奈，在妻离子散的沉痛心情下，南永喆只好在图们重新组建了家庭。

1951年和1954年，南龙的两个哥哥相继出生；1957年，南龙出生。

战争结束后，南永喆多次写信回家，均是泥牛入海，毫无音信。

1979年随着中美建交，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中国和南朝鲜的关系也出现了松动，尤其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与南朝鲜民间的书信往来逐渐被认可，南永喆便与南朝鲜的亲人取得了联系。当时两国政府还未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没有直飞的航班。1988年，南永喆先坐火车到北京，从北京转道香港，再从香港飞回南朝鲜汉城市。

这时距离他第一次离开故乡已经整整半个世纪，当年离家时才两个月大的女儿已经50岁了，外孙申向植正在上大学。见到了日夜思念的亲人，南永喆百感交集。他带了很多中国的特产，把自己的积蓄尽可能多地拿出来给亲人作为补偿。

1992年，中韩两国正式建交。韩国的亲人也能到中国看望南永喆，两边的亲人来往变得方便，也更频繁了，南龙四兄弟也因此接触了很多先进的观念和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