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国门，建造金康

1964年，中国人民刚刚走出三年自然灾害的困境，黄河三门峡工程局（水电十一局前身）接到水电部水电总局一项援外任务。根据1961年9月18日签订的《中几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书》附件第八项规定：几内亚政府委托中国政府帮助建造金康水电站。该工程由北京勘测设计院勘察设计，黄河三门峡工程局施工。

截至当时，中国人修建水电站历史并不长，虽然在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的极端困难条件下，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大型的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可要派出中国水电队伍走出国门给外国人建造水电站，还是有史以来第一次，需要做大量准备工作。比如，这支队伍在人员选拔，带队人选审定报批，后勤物资供应保障体系的建立，各类专业技术人员配备筛选等方面，都要求技术过硬，一专多能。

经过严格挑选，确定由黄河三门峡工程局技术处处长崔克良担任中国专家组组长，副处长杨春桂为专家组副组长，王政田、徐德为秘书。由工程师、科队长技术员、工人技术骨干、物供人员、财会、医务、司机、管理人员、炊事员等240余人完成组建。国家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为每名出国人员配备了全套行装：专门在北京订做两套西装、领带、皮鞋、手提箱，穿着非常讲究。出国前，还对他们进行了外交礼仪有关注意事项的培训。他们乘坐飞机由北京经莫斯科、捷克、阿尔及利亚、马里，行程一万公里，到达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又坐汽车行驶380公里，终于抵达金康水电站工地。

崔克良，1924年出生，河南省温县人，1945年6月参加革命工作，1957年调入黄河三门峡工程局工作，先后担任三门峡工程局技安处副处长、技术处处长等职，1977年8月至1985年1月任水电十一工程局党委书记，1986年离休。

“那时，我正在福建省福州市一行政单位工作。记得有一天从《人民日报》上看到一篇《大家来支援三门峡啊！》的社论，心情非常激动，下班回到家就与爱人李月梅商量报名回河南老家参加三门峡大坝建设的事。”崔克良回忆起当年建设黄河三门峡大坝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

两个月后，他和全家人来到三门峡。作为建设三门峡大坝的一分子，他感到非常光荣，无论工作还是生活上，都劲头十足，充满激情。

虽然说起来是三门峡人，其实他们大都是在“全国支持三门峡时期”从全国各地来三门峡的。有上面派来的、调来的，有军队转业来的，还有学校毕业分来的……只要对三门峡做过贡献，就通称为“三门峡人”。不管他们以后走到哪里，都是“三门峡人”。

出国前，时任水电部部长钱正英向崔克良安排任务，时任国家外经委主任方毅亲自交待工作，大意是说：“几内亚很穷，去那里困难会很多，我们尽国际主义义务，不但要造好水电站，还要同几内亚国家和人民搞好关系，树立中国人在国际上的形象，都很重要，希望你们把工作做好。”

崔克良带队到了金康工地之后，见到了先期到达的杨春桂和北京勘测设计院的一位副院长，相互通报设计施工方面的问题后便开始工作。

金康水电站周围是一片荒漠，仅有一条小河和一个瀑布。专家组到位后，马上安营扎寨，开始“三通一平”，即通路、通水、通电和平整场地。在当地人民协助下，按中国“千打垒”的方式动手建营地、宿舍、食堂和办公活动场所，很快就把20多栋土坯平房建起来了，有了安身立脚之地。虽然是土坯墙、石棉瓦、木门窗，但室内非常清洁、舒适、美观。没有专门的办公室，宿舍兼做办公室，就这样开始了异国他乡的创业生涯。

崔克良对大家讲：“我是专家组长，而非专家，完成任务要靠大家。援外人员代表国家来到异国他乡创业，要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干好各项工作，圆满完成组织上交给的任务。”

当时困难重重。首先是语言不通，和几内亚人交流时翻译少，只能下决心“现学现卖”。其次是饮食不适应，只能靠国内运来的咸菜、酱菜之类维持生活，而且有时还供应不上。根据土质、气候条件，中国专家组提出自己动手种菜的设想。在赵明惠等人带动下，利用从国内邮寄过来的蔬菜种子，开始了开荒种菜，且试种成功，白菜、萝卜、大葱、青菜、西红柿都长势喜人。

因援外人员绝大多数来自农村，耕田种菜并不陌生，他们把大部分业余时间都用在了种菜上，差不多国内有的品种，他们都种，基本满足了项目职工吃新鲜蔬菜的需求。当地人看到中国人吃新鲜菜，也来参观、品尝、学习。特别是当西瓜试种成功后，当地官员纷纷前来参观，说中国人在他们那里创造了“奇迹”。津津有味地吃完甘甜的西瓜，他们临走时还要带上几个赠送亲友，宣传非洲也能种西瓜。

几内亚人信仰伊斯兰教，不喂猪，不吃猪肉，所以连猪肉也吃不上。当地农业仍处在原始的刀耕火种时代，非常落后，百姓多靠吃芒果、桔子、香蕉等水果充饥。平时，专家组的滕津蒲大夫不但给职工防病、治病，而且担起了养猪、阉猪、杀猪的任务，成了“猪倌”。炊事班陈长胜也为养猪帮了大忙，使大家得以吃上新鲜猪肉。后来饲养规模扩大，存栏达20多头，每过几天就可以杀一头改善生活。当地人不禁啧啧称赞：“中国专家什么都会干！”

自始至终，中国专家组成员表现都非常出色，没有一个违犯受援国法律和专家组纪律的。虽然每人每月只有40元零用补贴，但没有人因家庭困难而要求提前回国的。对此，几方十分赞赏，称中国工地为模范工地，专家组也被中国驻几内亚大使馆评为先进专家组，受到表扬。

援建过程中，后勤保障是非常重要的一环。针对运输战线长、供应面宽、物资种类繁多，其中95％以上物资都要靠从国内航运到几内亚等特点，项目建立了相应的保障体系。水电部水电总局有援外处，工程局也设有援外处，处内设机电设备科和材料科。由于上海、天津、广州和香港到几内亚科纳克里港行程数万里，每次航程要两个多月才能到达，工程局就专门在科纳克里港设立了物资转运站，由马建功同志负责。

国内先后运送100多部解放牌汽车，100多部施工机械以及钢材、木材、水泥等材料约10万吨，总材料费达三四千万元。特别是急需品，如工器具、机械零部件等，几内亚这边一来电报，就赶快用飞机航运过去，数量虽不多，但次数却不少，有力地保障了项目建设需要。这方面，设备科科长徐树泽，材料科长毕庆龙、张永胜等人做了突出的贡献。生活必需品，小则小米大豆、油盐酱醋，大则成套设备，都能保证及时供应，给施工带来很大帮助。

当时，工程局援外处还有专门负责做出国职工家属工作的人员。其中，李月梅、郝秀艳负责每月把工资和外交部信使队转来的家书送到援外职工家属手中，然后把亲人回信及要捎的衣物等转送给国外职工。她们几乎每天都会走家串户为职工家属排忧解难，还为他们购粮买煤，哪家老人、小孩生病，就马上用架子车送到医院就诊，病重时还要连夜守候。金康水电站建设期间，援外职工家属共出生21个婴儿。由于工作繁忙，李月梅很少能照顾自己的家，撇下70多岁老母，却处处关心别人，成了家属的贴心人。这在精神上，给了国外职工很大支持和鼓舞，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

在中国驻几内亚大使馆党委领导下，中国专家组按照施工要求，制订详尽施工方案，明确杨春桂负责全面技术工作，刘祥吾负责现场监理，下设土建队、机电队和安装队。各队负责人是：士建队赵福江、刘景山，机电队王执信，安装队王风亭，汽车组钟义发，施工技术组曲世江，材料组张守诚。同时，项目从当地招聘了100多名工人参加建设。各种任务相互衔接，一环套一环地严把质量关，项目施工稳步向前推进。

这期间，几内亚总统两次到工地参观。时任中国驻几内亚大使柴泽民陪同皮塔区长数次视察工地。时任水电部水电总局局长朱国华、时任水电十一局副局长郝占风都亲临工地进行慰问，国内文艺团体赴工地进行演出，援几职工备受鼓舞，对祖国亲人的关怀纷纷表示感谢。

1966年6月9日，金康水电站提前完工。专家对工程质量做全面检查鉴定后，移交签字仪式顺利举行。该工程有效库容274万立方米，设计水头89米，装机4×800千瓦机组，发电量543万千瓦小时。可供几内亚皮塔、拉具、达拉巴和马木四个城市之用。主要建筑有混凝土重力坝一座，高21米，坝顶长235米，引水管道1740米，钢管直径1米。调压塔高28米。厂房宽14米，长56米。

时任几内亚总统艾哈迈德·塞古·杜尔和时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晓出席交接验收大会。杜尔总统非常激动，称赞中国专家的贡献，并连声高喊“毛主席万岁！”和“中国人好”。随后，数千人共同高喊：“中几友谊万古常青！中几人民友谊万岁！”

1966年9月，中国专家陆续撤回祖国。崔克良、徐德和柴泽民大使途径法国巴黎时，时任中国驻法国大使黄镇说：“在几内亚建电站影响很大，你们为祖国争了光。”

徐德说：“几内亚对我们也非常友好。每逢重大节日，他们国家一些领导人都会到工地上问候、宴请，还组织庆祝活动。每当几内亚领导人竖起大拇指称赞我们时，心底就会涌起民族自豪感。”

实践证明，工程局水电工人是一支艰苦奋斗、战斗力很强的一支队伍。他们的创业精神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毛主席说过，是非洲朋友把中国抬进联合国的，这和中国专家组在非洲的行动有着紧密的联系。他们默默无闻，辛勤劳动，无私奉献，创造业绩，是立了功的，值得浓墨重笔去书写。崔克良有感而发，提笔写了一首打油诗：

万里黄河第一坝，党叫干啥干好啥。两次飞往几内亚，专家组长非专家。团结群众一起干，搞好工作靠大家。立足黄河三门峡，建设改建全参加。国内国外搞水电，毕生精力献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