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带你看大秦
导语
要了解大秦朝，首先要知晓的便是秦朝的行政区划，与此同时，还要了解秦朝国号的由来以及对外政策。当然了，看大秦朝，自然要了解这个朝代存在的历史意义。
1.国号释义：秦的政权名号从何而来
想必很多人听过这样一句话：“名不正则言不顺”，的确如此，任何事情、任何人，都要有个正当的名分，历史也是如此。当我们顺着历史的车辙痕迹慢慢往前追去，朝代的更替与时间的轮回便近在眼前，而当我们去辨识朝代更换的标志时，就会自然而然地想到每个朝代的政权名号，正是这样一个重要的标志，让我们目睹了各种迥异而又别致的时代，品尝到了不一样的丰硕果实，更让我们看到了每个朝代存在的价值。
其实秦国的前身只是周朝的一个小小的诸侯国，而有关秦国的由来，也是历经了几段波折的历史。秦人的始祖秦非子是商纣王手下名将飞廉之子恶来的后世，恶来在殷商时期是君主镇守西戎的得力助手，受到商朝君主的高度重视，他还被封为商朝贵族，为了更好地委其以重任，商朝君主曾给予他诸侯一职。
之后，周孝王继承王位之时，秦先祖秦非子一族人居住在犬丘，在那时，秦先祖是这群族人的大首领，同时这位先祖擅长养马之术，之后被周孝王召至汧、渭之间，主要负责给周王室放牧养马，在秦非子的精心照看下，马匹数量大大增加，且雄俊无比，就这样，先祖因养马有功而被周孝王赐封为附庸，封赐以秦嬴的称号。
再到公元前821年，秦庄公击败了西戎，被周宣王封为西陲大夫，再次赐以秦地，这片土地是原大骆之族所居的犬丘。继续跟随岁月的脚步前行，到了公元前771年，周幽王被西戎所杀，秦襄公因率领军队拯救周朝而拥有非常大的功劳，便得到了周平王的高度赏识。
最后到了公元前770年，秦襄公委派兵队护送周平王东迁，结果十分顺利，再加上此人功绩之伟，很快便被赐封为诸侯，又被赐封岐山以西之地，自此，秦国才正式成为周朝的诸侯国，这样秦也便有了名号。就这样，秦国诞生了，它被书写在了历史的长河中，后在秦穆公执政时，秦国先后灭掉了西方戎族所建立的12个国家，开辟国土千余里，秦国也不断壮大，奠定了其作为春秋四大国的重要基础。
但是历史并没有一味地青睐秦国，战国初期，魏国连年进攻秦国，夺取了其河西之地，无奈之下，秦国只能被迫退守洛水以西，丢掉了部分国土，秦国也尝到征战带来的恶果，不过，秦国君主卧薪尝胆，不断地思考如何发展壮大。到了秦孝公时，他从各地搜罗人才，任用商鞅进行政治变法，从此秦国便与日俱强，逐渐成为战国中后期最强大的国家。
公元前325年，秦惠文王登上王位，再至公元前316年，秦国合并巴国与蜀国，最后到公元前246年，秦王嬴政即位，秦国先后于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1年攻灭关东韩、赵、燕、魏、楚、齐六国，用将近十年的时间完成了华夏大一统。在此之后，秦朝又北击匈奴，有效遏制了匈奴对首都咸阳及关中地区的威胁，其南并百越，结束了春秋以来长达500余年的诸侯割据纷争的战乱局面，终于建立了疆域辽阔的大王朝。
待动荡的局势稳定之后，秦朝君主便开始为自己的朝代选取政权名号了，秦始皇认为，这个名号一定要蕴含足够的时代背景，可以一词见地，拥有深刻的立意。在《史记·秦本纪》之中讲到，伯益生前是舜帝的臣僚，主要管理畜牧业，由于工作很出色，舜帝赐为“嬴”，真是千里马遇到了伯乐，舜帝当年甚至还做出预言，称伯益的后代必将兴旺发达，果不其然，嬴姓后代中便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位使用“皇帝”称号的君主——秦始皇。
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在早期时，秦先祖由于给周王室养马有功，被周孝王封在秦地，秦成了他们的正式族称，后又由于秦庄公击败西戎，又再次被赐以秦地，而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秦只是一个诸侯国的名称，统一中国以后，秦才由诸侯国名变为王朝名称，就这样，秦的政权名号也算是落实了。
关于“秦”名号的来源，在过去民间的说法非常多，其中有一种说法较为普遍，就是始皇帝嬴政心系“春秋万代”，所以国号取一个“秦”字，而有关秦字的说法更为巧妙，它是“春”字头、“秋”字旁，既含有“春”字的一部分，又有“秋”字的一部分，东汉文字学家许慎曾经在《说文解字》中把“秦”字归到了“禾”部，实际上，这是后世拆字先生的字面附会而得来的。单单从秦这一个字眼来看，它的本意是指一种牧草，即草谷的名字，在我们历史所记录的甲骨文与古陶文这两种字体形式上来说，呈现出的是一种草的形象特征，前面我们已经讲到过，周王曾赏赐给这族人一片土地，分给了嬴姓氏族一块天赐般的风水宝地，嬴姓氏族如草谷一样，在这块风水宝地上繁衍生息。
同时，周王赏赐给嬴姓族人的这片封地位于犬丘一带，此地为“汧渭之会”，河水资源非常丰富，盛产“秦”这种牧草植物，由此可见，可以隐隐约约看到它们相互之间的历史渊源。
翻阅历史名录，除了那些以姓氏和各种形容词来商定国号的朝代，其实我国历史上大部分朝代或割据政权都是以所受封或者所割据之地来命名自己的政权名号的，从上古第一个国号“夏”开始，到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国号“大清”为止，我国古代用过的政权名号多达几十个，这些名号都存在一定的历史渊源，拥有自己特殊的历史意义与历史价值。
2.“黔首”的历史渊源
了解秦朝历史的人都知道，秦朝百姓当时就被称为“黔首”，除此之外，如同我们现代人一样，为了更好地区分自己与别人的不同，表现出自己独一无二的特性，秦朝人也有“居民身份证”，接下来我们就来具体了解一下吧。
说到“黔首”，那我们就不得不从其根源谈起，有关“黔首”一词，在历史上流传着两种说法，并且各自都有其存在的道理。
第一种说法与战国时期所流行的“五行”之说，即我们所谓的“五德终始说”有关。在历史记载中，虞舜为土德，夏为木德，商为金德，周为火德，就这样，虞、夏、商、周各占取了一德，它们均是历史上著名的朝代，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从五德始终说中推论，他认为周朝得火德，而水则命中克火，又由于秦朝取代了周朝而统一了天下，同时秦国居于西方，位于渭水之间，所以理应为水德。就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秦始皇颁布了新的“正朔”，它以十月初一为一年的最开始，并把黄河改名为“德水”。按照五行学说来看，水德非常特别，它具有黑暗阴冷、严酷无情的冷特征，于是秦朝以黑色为贵，衣服旗帜皆为黑色。从另一方面来讲，“黔”这个字单单从字面来理解，可以拆分为“黑”和“今”，“黑”指黑色的头巾，而“今”则指当面的意思，将“黑”与“今”联合起来，就可以表示佩戴黑色头巾出门见人，即以黑色头巾作为出门的行头，秦朝百姓也因此而得名。
第二种说法是波斯帝国于公元前539年征服巴比伦后，便在圆筒刻石上铭功记德，还称百姓为“Black-headed people”。这个英文词从字面意义上来讲指的是“黑脑袋的人”。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也刻石碑歌颂德行，分立几十郡与不同的众多县，并更民名曰“黔首”，这种历史学说疑似远受到波斯分省制度的影响，而“黔首”则承袭西亚之旧称而得名。
其实历史上的“秦文化”是多重文化相叠合而成的，因此出现上面所说的海外学说也不足为奇。随着秦朝势力不断地进行大扩张，使得秦文化也大范围地得到传播，在这个传播的过程中，秦文化也在不断地吸取其他文化的精髓，所以它拥有强有力的包容性，从这个层面上来讲，自然也就进一步可以理解这种说法的存在了。
了解了“黔首”这一词的来历后，那么如何才能成为一名秦朝的“黔首”呢？首先，要有自己的“身份证”。身份证，顾名思义，就是一种身份证明。在秦朝，若没有身份证，就与游民或者外国偷渡来的人别无二致，都是要受到法律惩戒的，这一点也可以体现出秦朝法律制度的严苛。秦朝对百姓的游徙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凡出入关卡都必须要携带“验”和“传”，这里所说的“验”便是身份证了。“验”和“传”一般都是由木板制作而成的，“验”上篆刻着一个人的身份籍贯，而“传”则类似于我们现代人所说的“介绍信”。秦朝时期，百姓平日里必须好好种地，不可以随便离乡，若想要出远门，不仅要有说得过去的理由，还要有里正等官员开的证明。“传”相当于秦国人的介绍信，在秦国，没有身份证和介绍信是不能投宿的，若主人收留这样的人就会被罚款甚至革职。除此之外，如果一个人没有携带“验”和“传”过关，那么连带所经过关卡的县吏都是要受到惩罚的。
提到身份证明，我们就不得不说秦朝的户籍制度，这种制度大约始于秦献公时期。根据书籍中记载所知，公元前375年，建立户籍“相伍”，所谓的“相伍”，大约是按五家为“伍”的办法编制户口册，这表明“伍”是当时户口编制的最基层单位。到了秦孝公时期，“伍”之上还有“什”这一固定组织，即每十家为一“什”，当时还称“五家为保，十家相连也”，也有“一家有罪，而九家连举发。若不纠举，则十家连坐”的说法，这些都从侧面表现出了当时户籍制度的模式。秦孝公使用商鞅变法之时，就已确立了五家为“伍”、十家为“什”的关于户口编制的“什伍”组织制度系统，并且借以实行互相监督的“什伍”连坐之制的形式。
此外，法律还有“伍人相告”必须属实的规定，也有“什伍”组织必须对于回乡兵士弄虚作假者进行告发的规定，而“什伍”连坐制，仅仅是适应于秦国一般平民的户籍制度与法律规定。另外秦朝户籍制度的另一特征便是采用强制手段迫使一般平民建立一夫一妇的小家庭制度。对于编制户籍，官府还制定了一整套完整的申报户籍、迁移户籍和除去户籍的法律程序。
自商鞅变法之后，秦朝的户籍制度逐渐地走向完善，不仅按不同情况区分了各种不同的户籍模式，还确定了户口的“什伍”编制方式，规定了生著死削的统一办法，禁止父子兄弟同室而居，凡是百姓拥有二男劳力以上者都必须进行独立分居，分别进行户口编制，不准擅自迁居，这些均有法律进行监督，违反者必定会受到严惩，同时百姓之间要相互监督与检举，若发现知而不告，则会推行十家连坐，如此一来，百姓自然而然会小心翼翼、严格遵守。除了上述情况之外，秦朝法律也制定了户主申报和典老审查核实的登记户口的程序，正如前面所讲，秦人迁徙时必经审核、办理更籍手续，可见身份证明的重要性。
以上便是秦国“黔首”的历史渊源，就跟现在的我们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身份证明，才能确保你是属于这片国土之上的人。在秦朝，做个“黔首”切记要带好你的“验”和“传”。
3.郡县制下的秦朝行政区划
秦朝开始于公元前221年，到公元前207年整个朝代覆灭，虽然只有短短十五年的时间，但是就在这十五年的统治时间里，秦朝在我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它结束了自春秋起五百多年来分裂割据的动荡局面，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的国家，自秦始皇至秦王子婴，秦朝共传三帝，其中最著名的要数秦始皇嬴政，其称帝在位十二年，是秦朝的开国皇帝。
早在秦朝建立之前，秦国便确定了先后攻灭关东六国，完成华夏大一统的计划，后又布置了北击匈奴、南下百越的军事任务，通过浴血奋战，秦国建立了疆域辽阔的大王朝，进一步完善了版图，但由于残暴的统治而灭亡，最终没有实现对北方游牧民族的统一。不过从秦朝当时的疆域来看，其西部已达到今甘肃陇右、四川大部，西南方向则到达云南、广西，向北到达阴山长城沿线，向南到达南海，向东则到达东海，由此足以见得秦朝疆域面积之广阔。
如此辽阔的国土，自然要有严格的管理方式，否则又如何进行治理，如何进行发展，又如何实现繁荣昌盛呢？统一六国后，秦始皇便开始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取消了分封制制度。自周朝以来的建藩建国封建制度可以说与皇权专制的秦始皇时代是水火不相容的，因此秦始皇必须针对其相应的国情做出一些调整。这样一来，秦朝就开始在管理上推行单一的郡县制，废诸侯，立郡县，使天下分为三十六郡，其后南并五岭以南之南越地，置南海、桂林、象郡三郡，北取阴山以南地，置九原郡。之后再根据区域管理，陆陆续续分出东海、恒山、济北、胶东、河内和衡山等郡。
有关郡县制，用现在的话说，其实也不是空降于这个时代的。郡县制早在春秋时代便在诸侯国中出现萌芽，只不过当时只是郡制度，后来，秦国自商鞅变法后，大力推行了该制度，最终形成了郡县制。郡县制的推行也曾经遇到过一些阻力，丞相王绾曾提议恢复分封制制度，要求分封皇帝诸子为王以辅翼中央，这一提议遭到廷尉李斯的坚决反对乃作罢，郡县制也因此才能出现在我国的历史长河之中。
京畿地方属于特殊地带，由内史统之，所以称为内史，这片区域也相当于一郡，后得东越、南越与匈奴河套土地，又增置五郡，共为四十一郡，全部由皇帝的中央政府统一管辖。
有了区域的划分，自然少不了官员的分配，这些郡均设有主持民政的郡守、主持军事的郡尉以及主持监察事务的郡监。郡守下级设有郡丞，作为郡守的副职，民事繁多不一，好作以辅助。县大者安置县令，县小者则委置县长，县令、县长之下皆安设县丞、县尉等佐属官员。县令、县长、县丞掌管行政，县尉掌管军事。而少数郡，例如闽中郡，则由郡长管理，还有少数民族地区设立“道”。
关于县之下的等级地方，当然也会有相关的设置。县以下设有乡，乡设三老掌教化，啬夫掌管诉讼和赋税，游徼则掌管治安。乡下还有里，它是最基层的行政单位。里设里典，后代称里正、里魁。此外还有司治安、禁盗贼的专门机构，叫作亭，亭设亭长，规定两亭之间，相距大约10里。
这些地方官可不是谁想做就可以做的，他们都由朝廷直接任命，这些人若做出什么违背朝廷意图的事情，那么就很可能随时被调换。这样的行政制度不同于秦朝之前的世袭相守私有其土、私有其民的诸侯，这地方上的一切军政、经济之权都直接归隶于中央所管辖。郡县两级的管理制度才实现了国家政权方面的大统一。
通过秦朝行政区域的系统划分，我们也认识到了这个时代的行政系统，就是所谓的“三公九卿制度”，即中央所分配的职责。有关“三公九卿制度”中的“九卿”均有各自的职责，分别为皇宫保卫的卫尉、负责警卫的郎中令、掌管宫廷车马的太仆、执隶于司法的廷尉、处理国内民族事务和外交事务的典客、奉于宗庙礼仪的奉常、安置皇室内部事务的宗正、管理山河湖海税收和制造业的少府，以及管制财政税收的治粟内史。而所谓的“三公”，分别为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前两个想必很多人都已有所了解，丞相有左右二员，掌管政事，太尉则掌管军事，不常置。至于第三个，也就是御史大夫，负责掌图籍章奏，监察、弹劾百官，辅佐丞相处理事务，也是一个平时公务比较繁忙的职位。中央经常会针对相关事务进行商讨，这里参加商讨的人指的就是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与九卿的诸卿，但最终做出裁决的是皇帝。
从以上内容我们便可以了解到，秦朝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对于如此辽阔的国土，必须要颁布一套完善的政治制度才可以进行行之有效的管理，对于国土的规划也要进行合理的划分，合理的国土划分再加上区域管理系统，这样才能称得上“行政区划”。
4.秦国外交政策的改变
一个国家想要长久地生存与发展，自然少不了与其他的国家打交道，而与别的国家交往时，必须要遵循一定的方针与原则，否则一着不慎，就很容易走下坡路，尤其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那么从春秋战国时期到秦朝一统天下，秦国是如何一步步走向成功的呢？其在外交政策方面又有哪些改变呢？
早在秦国完成华夏大统一之前，面对诸侯纷争的混乱局面，秦国便采取了行之有效的外交策略，那就是著名的连横策略，而提到连横策略，我们就不得不提与其相抗衡的合纵策略。南北联合为纵，东西联合则为横，合纵指的是以公孙衍、苏秦为代表游说六国纵向联合起来与秦国抗衡的政策，也就是联合弱国共同抵抗强国，合就是指联合，纵则代表一种方向。而连横指的是以张仪为代表游说六国与秦国横向联合一起对抗其他国家的政策。
据相关史书中记载，张仪对合纵的评价为“知易行难”，而公孙衍对连横的评价是“树敌于众”。战国后期合纵的主体是燕、赵、魏、韩、楚，呈纵向排列，张仪之所以称合纵“知易行难”，是因为想要将几个国家的心全部都靠拢到一起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毕竟每个国家均拥有不同的位置与忧虑，都拥有属于自己的小算盘，所以实施起来十分困难。韩、赵、魏三国，因为历史上它们本同属一国，再加上地理位置相邻，且都接近秦国，秦国的崛起势必会影响到它们，因此想要联合它们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燕、楚就不一样了，首先燕国并不与秦国接壤，因而秦国也并不会对其有直接的威胁，况且燕国与赵国之间攻伐频繁，常常会引发各种争端。再来看看楚国，自春秋战国以来，楚国一直与中原地区互相排斥，同时楚国地大物博，综合实力十分强大，因此对于合纵的态度并不是十分积极。
有关合纵策略的推行，我们必须要提到一个人，那就是公孙衍，他向各国夸大了秦国的强大实力，大搞秦国威胁论，并通过唇亡齿寒的道理和各种旁敲侧击的手法，最终煽动了三晋的联合，说动燕、楚两国，形成了以韩、赵、魏三国为主导，以燕、楚两国为辅的抗秦联盟。
反过来看秦国的连横策略，就是联合一部分国家去制衡其他国家，秦国选择拉拢合纵体系中的国家去攻打其他弱国，这样一举足以瓦解合纵，从历史史实上来讲，这一阶段秦国的外交政策毫无疑问是胜利的。针对合纵整体系统，很明显，稳定的地基之处在于韩、赵、魏三国，所以攻破其地基，便可以直毁合纵体系，自然连横之处也就在这三国了，于是秦国便开始不断向这三个国家示好，并指出秦国不会威胁它们的存在，故三晋开始懈怠，与此同时，燕、楚两国原本就不会受到来自秦国的直接威胁，自然也就不愿出手相助，合纵体系自然就会土崩瓦解。
这一时期，秦国的外交政策以连横为主导，重点在于处理与三晋这些近邻的和睦关系上，这种外交政策也在秦朝的历史上占据了一定的地位，国家也因此而得以稳定发展，但战火纷飞的年代没有真正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国家利益，所以秦国与三晋的关系自然不会一直这样好下去，遇到国家问题，秦国便会毫不手软地用武力解决，这样反反复复的态度使秦国的名誉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毁，因此连横策略专用于秦惠文王到秦昭襄王前期这一阶段。
其实在连横策略之前，也就是秦孝公商鞅变法时期，秦国的外交政策就一直以和平发展为主，因为此时秦国想让变法内容全面实施，涵盖国家体系制度的方方面面，而保证变法的有力实施，就需要一个长期相对稳定的国外与国内环境来作为有力的支撑。据史书记载，少梁战后，秦魏议和，魏国提出的要求是割地，而秦国也果真通过奉献部分领土换取了一定时期的和平状态。也是在这个时期，魏国意图称霸于诸侯，齐国亦想挑战霸权，而楚国则呈现出蠢蠢欲动的状态，几乎所有国家都想争夺这尊宝座。当然秦国也不例外，但由于处在特殊时期，秦国必须要站在长远的角度考虑事情，学会取与舍，于是便做出了示弱的低姿态，隐忍长达20年之久。这一时期秦国的外交状态完美地诠释了《商君书》中“国无力而行知巧者，必亡”的思想，也正是这种追求和平与选择示弱的政策，才可以让秦国拥有了稳固的根基。
反过来讲，连横策略之后，秦国失去了其他国家的信任，因此在外交政策上也做出了相应的调整，这就是秦昭襄王中后期到秦王嬴政前期的历史。在公元前266年，秦昭襄王驱逐了擅权的魏冉，任用范雎为相，就是这位宰相主导了这一时期秦国的外交政策。宰相范雎认为，只有做到得寸即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才能真正消化所取得的领土，便主张“远交近攻”的外交策略，这一策略得到了秦昭襄王的大力推行。
这“远交近攻”的外交策略，把斗争的重点放在离秦国较近的韩、赵、魏三个国家，而暂时对较远的燕、齐二国进行反转政策，之前外交的重点在近邻的三晋，现在换成了遥远的燕、齐，这种方式最大的优势就是没有领土的接壤，自然也就没有那么多利益问题的牵扯，如此一来处理政务问题时就不会太复杂。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秦国外交的主要目的也发生了质的转变，上一个阶段，因为各国实力比较接近，面对合纵时，若处理问题不够全面，秦国便会有亡国的危险。而本阶段，秦国的实力不断雄厚起来，为统一六国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自然也就生出了称霸天下的野心。
最后就到了秦王嬴政中后期，这个阶段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秦王扫除六国的时期了，除了武力灭国之外，这一时期的外交政策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方面，秦国继续坚持自己上一阶段的远交近攻的策略，结盟燕、齐两国，攻打韩、赵、魏、楚四国，但稍有不同的是，此时的“近攻”不同于上一阶段的攻城略地，而是达到灭国之举。另一方面，对于即将激烈攻打的国家，秦国也是做出了两手出击的准备，武力击打与金钱收买相互结合，这种外交策略由尉缭提出，姚贾、顿弱来实施，重金收买六国的朝廷重臣，最终加速了灭六国的进程。
秦国从弱小发展到强大，进而灭掉六国统一天下，不同的阶段所采用的外交策略也是不尽相同、灵活多变的。归根结底围绕强秦之态，使得秦国最终实现自己的称霸野心，也正是这些明确的目标与行之有效的策略，共同帮助秦国获得了最终胜利。
5.秦朝的历史意义
秦朝，一个由战国时期的诸侯国——秦国逐渐发展起来的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虽然只有短短十五年的光景，但它的出现却在历史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秦朝结束了自春秋战国以来五百多年的诸侯分裂割据、持续动荡的局面，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同时，为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各民族间的交往提供有利条件，完成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
除此之外，秦朝结束了我国长期的奴隶制历史，开辟了封建制王朝，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拥有着深远的影响。
第一，从政治角度来说，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便着手建立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以此来巩固其对全国的统治，也就是这个时期，秦始皇认为自己德高三皇，功超五帝，王的称号已不能显示他那至高无上的权势地位，于是便更改名号，把古代传说中的三皇、五帝的称号合而为一，这就是“皇帝”这个称号的由来，从此以后，皇帝便成为封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称号。同时，秦始皇接受李斯的建议，采取三公九卿的中央官制制度，这便是以皇帝为尊，下有三公，分别为太尉管理军事一职，丞相负责协助皇帝处理全国政事，而御史大夫执掌群臣奏章、下达皇帝诏令，并处理国家监察事务，再到九卿按其职能，行使权力。这个三公之下所设的九卿，作为中央行政机关，分掌具体行政事务，如祭祀、礼仪、军事、行政、司法、文化教育等。这一制度从秦朝一直沿用到了南北朝，直至隋文帝时期才创出了三省六部制，虽说为新创，但也处处蕴含着三公九卿制度的韵味。
三公九卿制的每个等级均有自己的明确职责，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是一个相对比较完备的官僚制度，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制度的建立勾勒了雏形，对以后的封建王朝的建立也有重要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除此之外，还有我们在前面章节提到的郡县制制度，为了避免周朝地方诸侯的势力大于中央的事件重演，秦朝废除了分封制，又采纳了丞相李斯提出的建议，在全国地方范围内推行了郡县制。郡县制有助于加强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统一，其最终的意图还是维护统治者阶级的利益。它的推行是古代中国从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第一次高度强调了中央政府的地位。
第二，从法律角度来说，秦始皇采用了战国时期法家韩非的建议，以法治国，于是便制定了十分精细、森严的法律体系。有关秦朝法律的具体内容，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会详细为大家讲述，总之，秦朝法律对于秦王朝雷厉风行地推行各种巩固中央集权的措施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三，从经济角度来说，秦始皇废除了战国时各国形制、轻重、大小各异的货币种类，变成了以黄金为上币，以秦国旧行的圆形方孔铜钱为下币的货币种类，与此同时，秦始皇还使用了商鞅变法时所制定的度量衡标准器来统一全国的度量衡。秦朝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为秦朝经济贸易的往来与交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四，从文化角度来说，早在战国时期，各国文字的基本结构虽然相同，但字体繁简与偏旁位置却拥有较大的差异，此时丞相李斯则受命负责统一文字，以秦国的文字为基础，参照六国文字，制定小篆，并写成范本，在全国进行推行。当时还流行一种书法，叫作隶书，比小篆更简便，不过以小篆为全国通用文字，有利于文化的普及与全国百姓思想的统一。试想一下，如果六国还是跟随自己国家的传统文化，那么全国就没有统一的语言文字，各自发展，如同一盘散沙一样，何谈发展？何谈稳定？文字是人类最重要的交流工具，秦朝统一文字之举，在我国历史长河之中熠熠生辉，闪烁着最美的光芒。
最后，秦朝时期还修筑了著名的万里长城和灵渠等古代重要的工程。就拿灵渠来讲，它贯通了湘水与漓水，把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连接起来，这也为秦朝增添了几笔耀眼的色彩。
秦朝虽然只有短短十五年，但是在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等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对后世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秦朝结束了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封建王朝，开创了影响后世的政治、经济制度。统一度量衡、货币和文字，巩固了国家的统一，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6.不拘一格用人才，谈一谈秦朝的用人制度
秦国由小变大，由弱变强，进而统一六国的原因，一直是人们探讨的话题。虽然说一个国家的强盛，不是因为哪一项政策多么深入人心，而是整个国家的各项政治制度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是另一方面，一个强盛的国家，它也一定会有一种或几种相比其他国家更为出色的政治制度基础。秦国能够从一个边陲小国逐渐变强，最终一统华夏，其用人制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历史上秦国主要有两大用人制度：客卿制度和军功爵制度。可以说，秦国能够发展壮大最终统一全国，首先应归功于坚持百余年的客卿制度。
刚被封地的秦国，地处偏远区域，经济落后，并且立国较晚，直到公元前770年才因秦襄公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而被封为诸侯。而立国之初，秦国面积狭小，且东面受到晋、楚等强国的威胁，西面遭到戎狄的攻击，强敌环绕之下却没有强大的军队，封国内物产也不如东方诸国丰富，经济、文化、军事全面落后，被其他诸国视为“戎狄之邦”。并且人才寥寥，没有大量的富裕奴隶主和士子在秦地世代居住。在这种内外因素的促使下，秦国开始走上了任用客卿这一“引进人才”的道路。在整个春秋时期，虽然各国都没有客卿这一名称，但都存在大胆重用异国人才的实例，秦国也不例外，但当时仕秦的客卿名声不显，没有像其他各诸侯国中那样出现“楚材晋用”的事迹。
而到了公元前660年，经过百余年的艰苦奋战，秦国已经从一个边陲小国发展到几乎尽取关中之地的大国，此时继位的秦穆公也开始有了跟其他诸侯国逐鹿中原的雄心。因此，他以比前几位君王采取更加开放的态度，直接改革了官吏选任制度来延揽各国人才。为了招纳贤才，秦穆公规定了其他诸侯国的人来秦国做官，其位为卿，而以客礼待之的制度。而这一政策的结果，就是求得百里奚、蹇叔等人，从而开启了秦国的强盛之路。
百里奚本是虞国的亡国之臣，被晋国俘虏成为奴隶，当作陪嫁送到秦国。结果百里奚半路逃掉，被楚国人捉到了。秦穆公听闻百里奚十分有才华，想重金赎买又担心楚国人不肯给，就派人对楚国人说：“我陪嫁的奴隶百里奚逃到贵国，请允许我用五张羊皮把他换回来。”于是楚国人把百里奚交给了秦国。秦穆公任命他主管国政，百里奚也因此被称为“五羖（羊皮）大夫”。而后百里奚推荐自己的朋友蹇叔，秦穆公也马上重金去请。在百里奚和蹇叔的辅助下，秦国国势昌盛，蒸蒸日上。而秦穆公在国势强盛后，开始主动出击，公元前627年，他不顾劝阻，趁郑、晋国君新丧之际，派百里奚的儿子孟明视、蹇叔的儿子西乞术、白乙丙等带兵越过晋国国境讨伐郑国。但途中与郑国商人弦高相遇，弦高断定秦军必是袭郑，就一面冒充郑国使者犒劳秦军，一面派人回国报信。孟明视以为郑国有备，不敢再进，还师。晋国联合当地姜戎在秦军返程的必经之路崤山设伏，全歼秦军，俘虏了孟明视、西乞术和白乙丙。秦国通过晋国太后文嬴救回了三位将领，回国后秦穆公让他们官复原职，没有任何责备。公元前625年，孟明视伐晋复仇，同样无功而返，秦穆公仍然没有怪罪。公元前624年，孟明视再次伐晋，大军渡河焚船，视死如归，终于大破晋军。秦国经此战成为春秋霸主，秦穆公也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秦穆公在位期间，西戎王派大臣由余来访秦国。秦穆公对由余的才能大加赞赏，于是开始想方设法策反由余。最终，在由余的帮助下，秦军大破西戎，辟地千里，彻底削弱了西部的强敌，此后四百余年，西戎和后来的义渠再也无力和秦国抗衡。
然而，秦穆公去世后的秦国，宫廷斗争频繁，使得秦国长时间无所作为。直到秦孝公继位，发誓要奋发图强，再次广招贤能，于是商鞅在宦官景监的推荐下，直接由秦孝公授以左庶长之爵，开始变法。
其变法的主要内容有改革户籍制度，实行“什伍”连坐法；明令军法，奖励军功；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建立二十等爵制；严惩私斗；奖励耕织，重农抑商；改法为律，制定秦律；推行小家庭制等。后来又推行开阡陌封疆，废井田，制辕田，允许土地私有及买卖；推行县制、初为赋；统一度量衡、燔诗书而明法令；塞私门之请，禁游宦之民；执行分户令，禁止百姓父子兄弟同居一室等改革方略。虽说后来商鞅被“车裂”，但是他的变法令却被保留了下来。也正是由于商鞅的变法，秦国才真正成为一个傲视群雄的国家。
之后的秦惠文王任用客卿张仪，秦昭襄王任用范雎，秦庄襄王任用吕不韦，都在成就这些客卿个人的同时，也把秦国带到了更加强大的位置上。
而到了秦王嬴政时代，任用客卿更是成为朝廷上下的共识，秦国广泛搜罗六国优秀人才，尉缭、李斯、蒙恬等都来自秦国之外。为了求得人才，甚至不惜动用武力，比如为了得到韩非，嬴政出兵攻打韩国。而此时六国国势逐渐衰落，各国的人才也纷纷主动来到秦国，这一切使得秦国如虎添翼。虽说其中有韩国因惧秦，派间谍水工郑国入秦，献策修渠，想借此消耗秦人力资财，削弱秦国军队。后来事情败露，秦王怒下“逐客令”，驱逐六国客卿，但在李斯那一篇《谏逐客书》下，收回成命。同时眼光长远的秦王也没有因此而杀郑国，反而命他继续修渠，最终郑国渠修成后，“渠成，注填淤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使得秦国更加强大。
纵观秦国的用人制度，我们可以看出，历代有作为的秦国君主，都能施行契合时代要求的用人制度，而且善于发现和利用人才，做到唯才是举，用人不疑。这对于我们当下的选拔、任用制度，仍然有着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