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早期文学的担当者

所谓“文学担当者”，这里指的是从事文学创作、评判、整理、传授的人，他们对一个时代文学面貌的形成起着最直接的作用。在不同的时代中，文学担当者的社会身份往往有很大区别，这种区别是文学史发展变化的根源之一。至于说到中国先秦时代，由于文学大体还处于自发状态，并不存在专门从事文学活动的人。但有些人因其身份关系，与文学的产生、流传、保存有着较常人更为密切的关系。

在我国上古时代，文化活动最初由巫、史两类人执掌；前者主要负责祭祀、占卜等沟通人神的活动，后者主要负责君主言行、国家重大事件的记载及文献的整理与收藏，不过巫、史的职能也常有相兼的情况。

巫沟通人神之域的活动每与文学发生关联。《说文解字》释“祠”字云：“春祭曰祠，品物少、多文辞也。”就是说在这种祭祀仪式上，主祭者要奉献很多“文辞”。古人显然认为以特殊形式来运用的语言具有特异的效能，它能够达成种种神秘的沟通。因而，巫可以说是上古时代最具有特殊语言修养的人。史的活动与书面文献的形成有最直接的关系，他们也被认为是擅长文辞、讲究文采的，孔子就说过：“文胜质则史。”对语言的美化，史应该有不小的贡献。又据史籍记载，至迟自春秋时代始，君主的宫廷里已有为之提供娱乐的俳优一类人物，他们善于说故事、笑话，能作表演。他们不仅与泛义上的文学活动有关，后世的宫廷文人可以说是这一类人的后裔。

文学当然不只是产生于宫廷范围、官方的活动中，它也大量地产生于民间的日常生活。但至少在先秦时代，那些从民间产生的东西，只有经过官方的收集整理，才有可能以文献的形式传诸后世，《诗经》就是这方面典型的例子。《诗经》中包含不少民间的歌谣，也包含许多在官方的典礼和高层的宴集场合专用的乐歌。当时，周王室和诸侯国均有专门的乐官，他们的职能之一就是对各种歌谣加以搜集和整理。所以，《诗经》其实是周王室文化事业的一项成果，它最终呈现的面目当然受到了占主导地位的官方文化的制约。

说到古代歌谣，我们知道古希腊时代有一类行吟诗人，他们到处流浪，为人们吟唱历代相传的长篇故事诗（epic，又译为“史诗”），所谓荷马史诗就是这样的作品，其产生年代也跟《诗经》中的早期之作相当。但中国文学就现存资料而言，可与之比拟的作品至少要等到《孔雀东南飞》出现。其实，《诗经·大雅》中写周民族发祥过程的几篇，本来具有发展为这一类型作品的条件，但我们现在所见的，却缺乏故事诗应有的某些基本特征。是不是在《诗经》时代，中国民间根本就没有过流浪的吟唱者，也根本就没有产生过那种长篇故事诗呢？这其实很难说，但总之那一时代主流的文化结构中没有这一成分。长篇故事诗离不开人的个性与欲求的冲突，而表现这种冲突看来不为那时代的社会上层所赏识。就文学的审美趣味来说，抒情性作品和叙事性作品具有不同的也是不能互相替代的价值，两者都是人类的精神生活所需要的。而中国文学在其初期阶段，抒情诗格外发达，属于虚构性的叙事文学类型的长篇故事诗和戏剧都没有出现，因而呈现出与其他地域——尤其欧洲——初期文学很不相同的面貌。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到一种文化的总体气质对文学史面貌的形成具有强有力的作用。

粗略地说，春秋以前，中国社会的学术文化是官方机构掌握的，而到了春秋时代，则出现了一种所谓“文化下移”的现象，至战国而愈甚。在这一阶段，“士”这一阶层在思想文化领域特别活跃，他们对广义上的文学的发展所起作用也最大。

所谓“士”原是指最低一级的贵族，到了春秋以后，实际是指具有一定的知识与才能并以此为统治者提供服务以谋得自身利益的人，另有些人则以传授文化知识为业。其中一部分人被称为“游说之士”，他们专以富于煽动力的言辞说动君主，使之采纳自己的意见。这一类人大抵都学习过雄辩术，对语言高度敏感，既善于运用逻辑的力量通过理性发生作用，也善于运用文学的技巧在感情上打动对方。又有一部分人被称为“文学之士”，虽然这里所说的“文学”是泛指学问或专指儒学而言，但他们也被公认为善于运用美化的、能够感染人的语言（当然“游说之士”与“文学之士”并非职业的区别，只是从不同角度上使用的称呼）。正是经过他们的努力，汉语在表现思想和情感方面，逐渐变得丰富多变、活跃有力。

春秋战国时代形成的政治性、哲学性的散文，大抵出于士阶层之手，从中可以看到文学因素的成长；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历史著作。较早产生的历史著作如《尚书》、《春秋》，基本上是根据正式的官方文献编纂而成的，其中文学因素很淡薄，而战国时代出于士阶层之手的《左传》、《国语》、《战国策》、《越绝书》等书，来源则比较复杂，看来既使用了官方文献，也使用了非正式的、包括传说性质的材料，其特点是故事性较强。在《左传》中就能看到许多生动有趣的细节，如记述晋与楚作战时，楚国将士边追击边教晋人如何逃跑，情节颇诙谐。而到了年代更晚的《战国策》，很多故事已类似于小说。在官方的正式档案中不可能保存许多细节生动的故事，它一定另有流传的途径。据记载，古时宫廷中有“瞽”“矇”一类盲人专司记诵之事，他们演述的历史故事大概会不断加入生动的细节，就是在民间，也未必没有为人讲诵历史故事的艺人。这些口传的、带有很多虚构成分的历史故事，满足了人们通过他人的故事来体会人生的精神需要，它渗透到士阶层的历史著作中，造成一种文史相融的结果。这在文学史上有着不可轻忽的意义——不仅中国初期虚构性叙事文学不发达的缺陷由此获得弥补，中国古典小说的许多重要因素也源于此。

说到中国早期文学担当者的问题，战国后期楚国的楚辞作家群值得特别加以注意。当我们指称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时，必须想到诗不仅是激情的产物，它同时也是修养和技巧的产物，而修养和技巧是需要在适当的环境中培育的。而据《史记》记载，当时除了屈原之外，宋玉、景差、唐勒诸人也都“好辞而以赋见称”（爱好文辞，以善于作赋著名）；这群人生活的年代相差不远，若按《楚辞章句》的说法，至少屈、宋二人关系是密切的。这意味着在战国后期楚国的上层存在着一群喜好并且擅长文学的人。尽管以屈原在当时社会中的身份而言，他首先是一位政治家而非一般意义上的“诗人”，其余数人也没有根据证明他们是否主要凭借文学才能获取自己的社会地位，但无论如何，以现存记载为限，这样的现象在文学史上是第一次出现。它表明文学正在以某种方式成为上层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