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乐府诗

“乐府”概说 “乐府”一词，在古代具有多种涵义。最初是指主管音乐的官府。汉代人把乐府配乐演唱的诗称为“歌诗”，这种“歌诗”在魏晋以后也称为“乐府”。同时，魏晋南北朝文人用乐府旧题写作的诗，有合乐有不合乐的，也一概称为“乐府”。到了唐代，除了依旧题写作的乐府诗，还出现了不用乐府旧题而只是仿照乐府诗的某种特点写作的诗，被称为“新乐府”或“系乐府”。宋元以后，从配乐演唱的意义上，又把“乐府”用作词、曲的别称。学习中国文学史时，需要注意“乐府”概念的各种区别。

至迟自周代始，历朝都有掌管音乐的官方机构。但《汉书·艺文志》却说“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云云，似表明武帝时又专门建立了一个新的音乐机构，其名称为“乐府”；它的一个重要功能是采集歌谣。

汉乐府中朝廷典礼所用的乐章一般称为“雅乐”，其歌辞是由文人写作的；从各地搜集来的音乐及歌辞，通常称为“俗乐”。前者文学价值不高，下文将不再涉及它；后者则代表了汉乐府的文学成就。现存的汉乐府诗基本上都收入了宋代郭茂倩所编的专书《乐府诗集》。其书将自汉至唐的乐府诗分为十二类，其中包含有汉乐府的为郊庙歌辞、鼓吹曲辞、相和歌辞、杂曲歌辞，俗乐则主要保存在后三类中，尤以“相和”类中为多。“相和”是一种“丝竹相和”的管弦乐曲，也是汉代民间的主要乐曲；“鼓吹曲”是武帝时吸收北方民族音乐而形成的军乐；“杂曲”是原来音乐归类已经失传的作品。

汉乐府研究的一个困难是作品的具体产生年代不易判别。《鼓吹铙歌》十八曲产生于西汉大体可以肯定（其中《上陵曲》的歌辞提及该篇的写作年代为宣帝甘露二年），其余反映一般社会生活的作品则缺乏显著的时代痕迹。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只能说得笼统些。

汉乐府的特色与文学成就 汉乐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的开创意义，其突出的表现，一是第一次具体而深入地反映了社会下层民众的日常生活，二是奠定了中国古代叙事诗的基础。而这两个特点又是相互联系的，即只有运用叙事诗的形式，才有可能具体而深入地描述包括下层民众在内的人们的日常生活。

以前的诗歌中，《诗经》的十五国风具有较浓的民间生活气息，但它反映社会下层生活的特征并不显著，只有《豳风·七月》写到奴隶们一年四季的劳作，却又只是概括性的陈述。因而汉乐府中的许多诗篇，读来就有耳目一新之感，如《妇病行》：

妇病连年累岁，传呼丈人前一言。当言未及得言，不知泪下一何翩翩。“属累君两三孤子，莫我儿饥且寒！有过慎莫笪笞：行当折摇，思复念之！”乱曰：抱时无衣，襦复无里。闭门塞牖，舍孤儿到市。道逢亲交，泣坐不能起。从乞求与孤买饵，对交啼泣，泪不可止。“我欲不伤悲，不能已！”探怀中钱持授交。入门见孤儿啼，索其母抱。徘徊空舍中，“行复尔耳，弃置勿复道！”

诗中写一个妇人临终时对丈夫的嘱托，和她死后丈夫难以养活孩子的窘迫。最后父亲看着小孩还一个劲地哭着要母亲抱，不禁悲哀地长叹：很快都会死的，一切都不必再说了！诗从具体的生活细节，写出了底层民众艰难的生存处境，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这首诗虽说在艺术上没有多少讲究，却以它的真实性而催人泪下。另外，如《孤儿行》写一富家子弟在父母死后成为兄嫂的奴隶，他被迫远行经商，饱经风霜，归来后“头多虮虱，面目多尘”，也不能稍事休息，什么都得干，使得这孤儿发出了“居生不乐，不如早去，下从地下黄泉”的悲痛呼喊；《东门行》写了一个城市贫民外出归来，见家中“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在毫无希望的情况下，“拔剑东门去”，想要铤而走险，都是真实而感人的场面。这种对社会生活的深入关注，使得诗歌呈现出新的生命力。

前面我们说过，中国诗歌从一开始，抒情诗就占有压倒的优势。而在汉乐府的俗乐歌辞中约有三分之一为叙事性的作品，它虽不足以改变古典诗歌以抒情诗占主流的局面，却能够宣告叙事诗的正式成立。这些诗有的在艺术上显得比较稚拙，如《妇病行》、《孤儿行》看来没有经过必要的锤炼，诗句显得琐碎而散乱，但也有的已经显得比较成熟。一些短篇常常是选取生活中恰当的片断来表现，既避免过多的交代与铺陈，又能包含丰富的内容。如前面说到的《东门行》，只是写了丈夫拔剑欲行、妻子苦苦相劝的场面，但诗歌背后却有很多可供联想的东西。《十五从军征》在这方面更为突出：

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遥看是君家，松柏冢累累。”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舂谷持作饭，采葵持作羹。羹饭一时熟，不知贻阿谁。出门东向看，泪落沾我衣。

老人六十五年的从军生涯中，在家乡在军旅发生过无数的事件，诗中一切不说，只说他白头归来，面对荒凉的庭园房舍和一座座坟墓，人生的苦难尽在其中了。这首诗虽仅有十六句，但由于内容集中，写得绝无局促之感。

篇幅较长的如《陌上桑》等，则有更多的描述和矛盾冲突的起伏。《陌上桑》一名《艳歌罗敷行》，是一篇喜剧性的叙事诗。它写一个名叫秦罗敷的美女在城南隅采桑，人们见了她都爱慕不已，正逢一个“使君”（太守一级的高官）经过，问罗敷愿否跟他同去，罗敷断然拒绝，并将自己的丈夫夸耀了一通。诗没有再写下去，但可以想象使君是灰溜溜走开了。

《陌上桑》的母题渊源甚远。自《诗经》以来，桑林常被描写为男女幽会的场所，汉代仍有此余风，如传世的汉画像砖，还有一种所谓“桑林野合图”。但关于桑林幽会的故事，逐渐分化为两种不同的方向，一是原有的浪漫性的方向，一是与此相反的道德性的方向。著名的秋胡妻传说就是后一方向的典型例子：鲁国秋胡新婚不久远出游宦，数年后归乡，于途中调戏一美貌采桑女，遭到拒绝；回家后才发现此采桑女原来是他的妻，而其妻愤不能忍，遂投水自杀。而《陌上桑》在表现这一种古老母题时使用了特别的处理：它开始写罗敷前去采桑，许多人忘情地观看，“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这既凸显了罗敷的美貌，也顺应了一般人喜爱美丽女子和浪漫故事的心理，只是诗中又不在这方面过分展开，以顺合社会的正统道德观；同时，诗的后半部分在从伦理意义上的赞美夫妻之爱而否定邂逅的梦想时，又避免了枯燥无趣的道德说教，和像秋胡妻那样的过于严重的举动。总之，它以浪漫性的描写开始，以诙谐性的喜剧结束，所以显得活泼有趣，得到人们普遍的欣赏。

汉乐府诗除“郊庙歌辞”之类，通常都是无名氏作品。留有作者姓名的，今存有辛延年的《羽林郎》、宋子侯的《董娇娆》等；两位作者的生平均不详，一般认为是东汉中期或后期的文人。这种情况或许可以说明乐府诗的创作也开始受到文人重视吧。《羽林郎》写一美貌的卖酒胡姬以爱自己丈夫为由断然拒绝贵门豪奴之“私爱”的故事，整个构想犹如《陌上桑》的变奏，语言更为精致些，但缺乏前者的天然之趣；《董娇娆》假借桃李花与一折花女子的对话，将自然的无穷循环和人生的短暂不再作对比并由此发出感叹，这是后来的诗歌咏唱不绝的主题。

以上主要分析了汉乐府中的叙事性作品。汉乐府中的抒情诗歌也很有特色，尤其是西汉《鼓吹铙歌》中一些诗篇情感的表达激烈而直露，是以前的诗歌所不及的。如《战城南》这样来描述战争的惨烈：

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为我谓乌：“且为客豪！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水深激激，蒲苇冥冥，枭骑战斗死，驽马徘徊鸣……

激战过后的战场上，尸体横陈，乌鸦在上空盘旋，准备啄人肉，而死者则要求乌鸦在吃他的肉体之前，先为他嚎叫几声。如此描绘战争之惨烈，在《诗经》中完全看不到踪影；楚辞中的《国殇》，也有所不及。

《上邪》一般理解为热恋中的情人对于爱情的誓言：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诗中主人公连用了五种绝不可能出现的自然现象，表示要“与君相知”直到世界的末日，虽写得很简单，却有令人惊心动魄的力量。这种情感的释放，同样也丰富了中国古代诗歌的精神面貌。

《古诗为焦仲卿妻作》 《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最早载于南朝徐陵所编的《玉台新咏》，诗前小序说：“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郭茂倩《乐府诗集》列此诗于“杂曲歌辞”，题为《焦仲卿妻》。后亦有用诗的首句改题为《孔雀东南飞》的。

由于此诗在《玉台新咏》中是作为“古诗”来载录的，所以，它究竟本来就是一首乐府诗，还是后来才配乐演唱，因而被郭茂倩收入《乐府诗集》，这个问题不容易说清。但不管怎样，汉代所谓“古诗”与乐府的界限并不很严格；此诗作为长篇叙事诗，它和汉乐府中叙事诗的兴起有密切关系也是无疑的。所以我们无妨在有所保留的情况下将它置于汉乐府的章节下论说。

《古诗为焦仲卿妻作》长达三百五十七句、一千七百八十五字，不仅是汉乐府中，也是中国诗歌中罕见的长篇。内容写一个中国封建社会中常见的家庭悲剧：男主人公焦仲卿是庐江府小吏，与其妻刘兰芝感情甚笃，但焦母却不喜欢儿媳。刘兰芝因忍受不了婆婆的苛刻，向丈夫提出不如让婆婆把自己遣回娘家。焦仲卿去劝说母亲，反被母亲骂了一通，并逼他休妻再娶。焦仲卿无奈，只好让刘兰芝暂回娘家。之后县令和太守相继遣媒至刘家为子求婚，刘兰芝的哥哥逼迫她答应。刘兰芝、焦仲卿二人走投无路，最终约定时间分别自杀。死后两家将二人合葬在一起。这个悲剧，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妇女的命运为他人所操纵的不幸处境，同时也描述了刘兰芝对强加给自己的命运的无畏的反抗。在中国文学史上，作者第一次从这种悲剧中发现了深刻的人生教训，并用汉末时已臻于成熟的叙事诗体作了堪称完美的表现。

《孔雀东南飞》成功地塑造了一些人物形象，这在前此的诗歌中是看不到的。这里面刘兰芝的性格十分鲜明。明代张萱在《疑耀》一书中说：“（刘）非贤妇也，姑虽呵责，始未相逐，乃氏自请去耳。”他清楚地看到刘兰芝并非遵循妇德的模范。而刘的“自请去”，实际是为了维护自我尊严而主动采取的抗议行为，尽管她必然会想到被遣回娘家后也有许多麻烦，却仍然坚毅地选择了离开；当面对兄长的逼迫时，她仍然表现得镇静而从容。在女性没有独立生存权利的时代，刘兰芝所拥有的选择余地非常之小，但人性高贵的一面却在她身上得到了清晰的展现。此外，像焦仲卿的懦弱与刚烈的交杂，焦母的蛮横，刘兄的自私，都写得真实可信。

诗中作者成功地运用了各种叙事文学的手段。首先，此诗善写人物的对话，正如沈德潜所说：“淋淋漓漓，反反复复，杂述十数人口中语，而各肖其声音面目，岂非化工之笔！”（《古诗源》）其次，此诗善于通过人物的动作来反映人物的心理，如用“捶床便大怒”写焦母的暴戾，用“大拊掌”写刘母的惊讶，“举手拍马鞍”写刘兰芝和焦仲卿最后一次相会时的沉重心情，等等，均写得生动逼真，使人如见其形。此外，此诗结构的完整紧凑，剪裁的繁简得当，都是明显的优点。它的总的风格是写实的，但是其中的铺排描写及结尾处理却颇有浪漫色彩，如其结尾云：“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傍。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行人驻足听，寡妇起彷徨。”以枝叶的相交与鸳鸯的和鸣，象征男女主人公的爱情绵绵不绝，其构想极为优美迷人。这种余音袅袅的浪漫结局，对于后来的类似故事有很大影响。